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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匏安（1896～1931），是五四時期對開拓心理學、美學領域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卓越貢獻的新文化先驅。由于辛亥革命后，廣東頻年戰亂，歷史文物湮沒流失嚴重，以致楊匏安和他早期的業績，失落了半個世紀，直到他的遺作被重新發現，先后在80、90年代結集出版，我國史學界才漸次知道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楊匏安其人，并曾留下不朽的豐碑。
　　　　　　一、青年心理學的拓荒者
　　1918春，楊匏安到廣州，任教時敏中學，兼職《廣東中華新報》（以下簡稱《中華新報》）。他憑著“以詩文詞見稱朋舊”的國學優勢，于一年多的時間內，在該報發表了數十篇文言體的詩文和小說翻譯。然而，1918年新文化運動狂飆猛進，楊匏安的國學優勢日益顯得與時代脫節。特別是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怒潮洶涌，波卷全國。廣州也于5月11日舉行了十萬人的國民大會，群情激憤， 接二連三的集會游行和檢查、抵制日貨，鬧得滿城風雨。楊匏安身處新聞崗位，不能不重新思考祖國和人民當前的需要，以及今后自己道路的選擇。他首先想到：社會輿論的指導者，必先了解群眾心理，然后方可作出正確的輿論導向。正是這一憂國憂民的心態，驅使他撰寫了新文化的拓荒之作：《青年心理學》。
　　《青年心理學》全文約15,000字，從1919年5月21日起至6月27日止，在《中華新報》連載32天次。由第二天起，文題改為《青年心理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文章開頭即引儒家經典《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然后援引美、德、法國學者山福氏、費嘉斯氏和哇里阿氏等著作，“折衷眾說”，確定男子青年期為十四五歲至25歲、女子青年期為14歲至二十二三歲。于此可見楊匏安的治學方法，采用中西結合的取向，與五四同時人完全否定儒家文化傳統的民族虛無主義態度有所不同。
　　《講話》于界定青年期和介紹美、德學者的研究方法后，復從普通心理學、犯罪心理學以及社會心理學諸方面，對青年心理的表現，作了多視角的分析。大致謂：青年感覺敏銳，想象豐富，但因缺乏經驗，往往脫離實際，流于空想；遇事輒隨眾附和，喜歡結黨；感情方面，快意之心既盛，而傲慢之情亦高，每好侮辱他人，而流于惡德。青年欲望日增，學生在校，常起風潮，其始往往慷慨激昂，不得最后勝利，誓不罷休；然事過一二日，雖無挫折，亦銷聲匿跡，歸于無何有之鄉，蓋忍耐力薄，意志脆弱，遇事不能永保同一心態故也。
　　《講話》著重介紹了法國魯滂博士的《群眾心理學》，并援引廣州學潮事例加以論證。略謂：
　　社會雖為個人結集而成，然社會精神和個人精神迥異。社會精神者，消滅意識的人格，而顯其無意識人格之謂也。換言之，吾人當眾聚之際，往往遺棄其現在意識，而發揮其潛伏意識。試就學校生徒察之，平居獨處之日，遜讓而服從。使其立于有一定目的團體之下，則獷悍恣肆，前后若易兩人；蓋平素之性氣一旦失卻，而潛伏之不良性氣遂以此為發泄之機。凡訓練學生、軍隊及工人者，此點最宜注意。
　　《講話》深有感慨地寫道：
　　觀于社會一切風潮，其發難之始，或以微故，繼則一倡百和，遂成不解之紛。……至為政客鼓煽，淆亂是非，群氓之應如響，以致國家擾攘，禍無窮巳。故魯滂氏謂：群眾為野蠻的、為無理的，非過論也。由此，楊匏安認為：“群眾結合，道德心必有多少減退。”
　　楊匏安所深憂的群眾盲目舉動，主要為廣州學生、市民受別有用心者的蒙蔽利用，把攻擊矛頭指向愛國華僑創辦的大新、先施、真光三大百貨公司，以及良莠不分，追毆過街的日本僑民乃至戴臺灣草帽的自己同胞的行為。
　　有感于當時的混亂情況，楊匏安于《講話》末段寫道：
　　于群眾集處之時，茍遇暗示觀念，不特引動其感情，彼輩更無暇審察，立顯之于動作，此時往往釀成巨變（如五月三十日城廂內外之排斥劣貨風潮是其一例）。群眾集合時，感情及動作之傳染極易，欲禁遏此種傳染，雖大力者不能。……故指導青年團體之人，騰口說、播聲氣，宜審慎出之。至于“對青年之罪過，宜勸誡，不宜懲罚。以其本性浮躁，不善于思考，驟遇此責，雖不為暴烈反抗，亦必煩悶僵仆，引起其有害身心之舉。教育家所當留意者也。”最后，他諄諄勸告青年：“程子有言：人于夢寐間，亦可卜自家所學深淺。然則吾人就寢之際，亦應講求修養工夫，使其能斥去喧煩，則心君安泰，神明湛然矣。”饒有意味的是：楊匏安在闡述西方群眾心理學之際，仍不忘援引宋代理學家的言論與之印證，具見其肄業廣雅時，頗受宋代理學和明清以來嶺南傳統文化的影響。
　　從心理學發展史看，1879年德國學者馮特首創心理學實驗室，標志著心理學從哲學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日本較早受到德國影響，元良勇次郎等于1888年在東京帝國大學設心理學講座，1903年創辦心理學實驗室，出版心理學研究專刊多年。我國清朝末年，推行新政，設師范學堂，開心理學課程。王國維任教南通師范，首譯日人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學》及丹麥人霍夫丁的《心理學概論》作教材。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后，支持陳大齊在校建心理學實驗室，陳著《心理學大綱》，是我國最早的大學心理學講義。如果說，20世紀初至1920年，為中國心理學的胚芽期，那么，楊匏安無疑是中國青年心理學最早的拓荒者。幾年后才有高覺敷《青年心理與教育》的出版，而楊文的現實意義尤屬可貴。
　　　　　　二、為中國美學接木移花
　　在新文化運動大潮激蕩下，《中華新報》于1919年6月28日起， 新辟“通俗大學校”欄，“專載百科學術，思潮常識”。楊匏安的《美學拾零》和《世界學說》即發表于該欄。
　　《美學拾零》全文約30,000字。由1919年6月28日至10月18日止，連載79天次，分別介紹了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亞理士多德、普羅提諾和德國文克爾曼、門德爾松、拉辛、鮑姆加登、康德、席勒、費希特、黑格爾、基爾希曼和哈特曼等十余人的美學思想。
　　我國最早引介西方美學思想進來的是王國維。20世紀初，王國維在學習德國哲學期間，對康德、叔本華等的美學思想發生興趣，從而把西方（主要是叔本華的）美學思想與中國道家傳統思想融成一體，形成他的悲觀主義美學。他于1904年發表的《紅樓夢評論》，就是按照叔本華的悲劇理論、西方美學觀點和科學分析方法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最初嘗試。比王國維年長近十歲的蔡元培，留學德國時曾學過美學和心理學，其美學思想主要來源于康德和儒家傳統思想，特別重視美學的教化作用，主張美育與德、智、軍體及世界觀五育并舉。王、蔡兩人的美學，各有專長，而共同的不足，則是傳播西方美學均局限于德國康德、叔本華、尼采、席勒等幾人。楊匏安的《美學拾零》，正好彌補了他倆的不足。
　　《美學拾零》開篇即稱：
　　前此蔡元培先生在南京長教育時，宣言其教育方針，有美學教育之說，聞者詫為創見。其后數年有徐君大純者。嘗為文述其大要，意欲喚起研究之人。然歷時數載，闃寂如故，是則吾國斯學之幼稚可知。今特采集歐美各大家精義以餉讀者。是亦灌輸觀念之意云爾。這表明楊匏安撰編該文的動機，乃在響應蔡元培的倡議，為中華美學領域接木移花，藉以美化國人的心靈。它是我國最早系統介紹西方美學思想的文章。文中1／3的篇幅著重介紹了近代美學大家哈特曼（哈脫門）的美學思想，反映了當時國際美學界掀起了一股哈特曼熱的美學動向。正如中山大學90余高齡的美學專家馬采教授說的：它填補了我國迄今為止的西方美學史研究中的空白。
　　至于楊匏安本人的美學觀，首重詩的教化作用，與蔡元培同受儒家薪傳，《詩選自序》云：“詩也者，所以敦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關于作詩的原則和審美標準，他提出：“義取敦本務實，辭唯絕俗清高”；并解釋說：“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使足乎己者，可無待于外而自致矣。”也就是說，文辭是藝術形式，道德才是根本的實體。詩的美和善與真是分不開的。只要表達真正的自己，便不煩繩削而自然天成；過事雕琢辭藻，是終歸無用的。他進而發揮說：
　　總之，詩文一道，首貴無俗氣，外質中膏，聲希趣永者，上也。然欲詩文之無俗氣者，必其人先無俗氣；欲其人之無俗氣者，則舉凡流俗所趨之事，非斥去不可。能如是……心靜則識明，而氣自生，古人之境不難到也。
　　何謂“不俗”？宋代詩人黃庭堅說：“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清代詩人何紹基在《使黔草自序》中加以闡釋，謂作詩與做人“顧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盡之矣。所謂俗者，非必庸惡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無是非，或逐時好，或傍古人，是謂之俗。直起直落，獨來獨往，有感則通，見義則赴，是謂不俗。”于此可見楊匏安的詩學觀深受宋代理學修心養性之說的影響。與明代理學家陳白沙謂詩“忌俗與弱”，以及“士從事于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乎富貴貧賤、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之間哉”，也是一脈相通的。
　　　　　　三、傳播馬克思主義——兼論北李南楊之異同
　　1919年7月12日至12月15日，楊匏安以《世界學說》為總題， 在《中華新報》“通俗大學校”欄發表41篇專文，共約40,000余字，系統介紹了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和社會主義學說。社長容伯挺為之作序云：
　　吾國人輸入歐美學術之心至怠。是以海通至今，行一世紀，而歐美學術思想為吾國人所曉者，尚百不逮一。甚至各科之普遍學說術語名詞之粗淺概念，即在號稱學者士夫，亦莫能舉其似焉。嗟乎，國恥莫大于是矣！鄙人竊常慟之。爰于報業之末，思盡其力，以稍彌其憾，用就精神科學、自然科學中，遴選諸家學說二百數十余條，請社友楊君抄譯而演述之。以餉吾國志學之士。
　　這段序言表明，《世界學說》選題是容伯挺與楊匏安共同策劃而由楊匏安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翻譯演述的。選題涉及的內容廣泛，在哲學唯物論方面，介紹了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和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拉美特利等人的唯物論，同時特別強調自然科學的發展對唯物論的影響。在唯心論方面，分別介紹了英國巴克萊和德國費希特的主觀唯心論、謝林的客觀唯心論、黑格爾的絕對唯心論、康德的先驗唯心論、叔本華的厭世哲學等等。社會學說方面，楊匏安在10月間發表的《社會主義》專題簡介了歐文、圣西門、傅立葉、蒲魯東和馬克思等人的學說，稱贊馬克思的《資本論》為“社會主義經典”。結末稱：“近代生產事業雖以資本制度而益形發達，然今日貧富之懸隔，及社會上各種罪惡莫不由是而生。然則現在之社會狀態，實勞動者奮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時期也。”這段話可以理解為：楊匏安此時已開始把社會主義理論與勞動階級的革命實踐聯系起來思考了。
　　《世界學說》41篇專題中，最長、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是《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的社會主義》，全文約七八千字，由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連載19天次（中缺4日），與李大釗的名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半篇（載《新青年》第六卷六期）差不多同時面世。它是我國南方最早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文章，與李大釗的名文不失同為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不朽豐碑。
　　文章盛贊了馬克思對人類歷史作出的偉大貢獻，高度評價了他的著作《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指導作用和經典地位，同時表達了他自己對這一偉大學說的景仰心情。
　　尤為難得的是，文章在介紹唯物史觀內容時作的關于理想作用的闡述。這是馬克思著作中較少談及的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問題。他寫道：
　　唯物的歷史觀，不否認理想的作用。無論過去未來，人之社會理想，皆可以為改變法律及社會秩序之近因；然人于善惡的想象，決非離此物質世界而為獨立存在者也。……一切理想，不為社會變遷之最終的原因，實一種社會經濟的影子；以其既有此種社會經濟，然后一切理想方能發生也。
　　楊匏安還以近1／3的篇幅介紹了馬克思的“余工余值”（即剩余價值）學說，他寫道：“資本家給勞動者以六小時之工值，而收十二小時之勞動效果，此中有六小時之價值差別……資本家攫為己有，蓋坐享其成者也。”“故資本家恒欲延長勞動者之作工時間，而勞動者一面，自然要求減短，是即兩方沖突之處也。”他指出資本家的剝削愈重，工人的反抗必愈烈。“一旦群起而取得國家之權力，改一切生產工具為國有，脫去資本家羈絆，恢復各人之經濟自由，此為解決經濟矛盾之唯一方法，亦即近代社會經濟制度所必有之結果，是固循社會演進的程序而自然發生者。”
　　1919年秋冬之交，北李南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相繼出現，人們難免要問：兩者之間有無什么聯系？楊文是否李文翻版？筆者認為：楊文的編寫直接間接受過李大釗的影響是可能的，因參與策劃《世界學說》選題的容伯挺是李大釗的老友，他們之間有聯系（見李文《樂亭通信》）。李為文歌頌俄國十月革命，容亦曾因列寧遇刺重傷，為文深表同情。而且李、楊兩文關于馬克思唯物史觀之二要點，有二三百字基本相同，也可推斷，楊文寫作參考過李文9月出版的上半篇。 但二者畢竟存在很大的差異：從文章體裁看，李文是學院式的，介紹馬氏經濟學說和唯物史觀，皆從亞當·斯密、孔道西等源頭談起，然后是馬克思學說以及各方批評和本人意見。全文長達二萬七八千字。楊文文體則是新聞評論式的，開門見山，簡明扼要。全文七八千字，不及李文的1／3。再從內容看，兩人據以編寫的日文原著各別。李文基本以河上肇的《馬克思之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和《近世經濟思想史論》中的馬氏學說為藍本，從中摘譯，再加上自己的評論。楊匏安則“關于唯物的歷史觀要領記的譯語，從＠①利彥。”
　　總之，李楊兩文均不失為馬克思主義東方傳播史上的豐碑，在不同范圍、不同程度上，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們分別在史學和心理學、美學領域的開拓業績，皆功不可沒。1927年和1931年，李大釗、楊匏安烈士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相繼在敵人的屠刀下從容就義。他們崇高的政治氣節和獨立思考、敢于開創新局的文章風骨，將垂范千秋，永為后人景仰、學習。楊匏安烈士的遺文流失尚多，史海尋珠，吾于后來者有厚望焉。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土右加界
　　
　　
　　
東方文化廣州67～70K4中國現代史李堅19991999 作者：東方文化廣州67～70K4中國現代史李堅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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