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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形態又稱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觀念上層建筑，是對一定社會經濟形態以及由經濟形態所決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覺反映。它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諸種形式，而政治思想則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國家關系中意識形態問題，主要就是圍繞政治思想方面問題所發生的矛盾和沖突。國家利益是對國家需求的一種滿足。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點，它應當是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的統一。國家利益是包括意識形態利益在內的多元結構，意識形態利益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蘇聯是十月革命后誕生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意識形態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1927年4月建立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政權，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反映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這兩種性質不同以至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對兩國關系具有重要影響。然而，從意識形態角度來深入研究抗戰時期中蘇國家關系，卻又是目前注意不夠的一個問題。（注：目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狀況是缺少專題性的深入研究，面上的提及、涉獵在一些專著和論文中均可見到。如前蘇聯杜賓斯基的《中日戰爭時期的蘇中關系(1937-1945）》、米洛維茨卡婭的《中國的國家觀念與蘇聯對華政策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美國學者加沃的《中蘇關系1937-1945中國民族主義的外交》等著作在某些章節都就意識形態問題作了一些分析。國內李嘉谷的《合作與沖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系》、王真的《動蕩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系》、羅志剛的《中蘇外交關系研究1931-1945》等著作及相關論文也都有此方面的一些論述。）如果這個問題研究不透，就不可能對戰時中蘇關系的跌宕起伏、曲折發展真正獲得一種科學的認識，而這一直又是多年來引起對戰時中蘇國家關系評價發生眾多分歧的原因之一。本文嘗試對此問題做一探討，以就教于識者。
　　　　一　意識形態因素與戰時中蘇國家關系的演變
　　中國抗戰8年，中蘇國家關系的演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37年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至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這是中蘇關系的“蜜月”時期；第二階段從蘇德戰爭爆發至1945年6月底國民政府代表團赴蘇談判，這是中蘇關系的冷漠時期；第三階段從中蘇談判到抗戰結束，這是中蘇關系轉為和解時期。在中蘇關系演變的三個階段中，意識形態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起到某些作用，或是被弱化，或是被強化。意識形態的作用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兩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根本不同，國家關系的接近究竟到什么程度；二是如何處理意識形態特點非常明顯的國共關系問題。
　　在戰時中蘇關系的第一階段，意識形態因素被雙方弱化，這是《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得以簽訂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早在1932年中蘇復交談判中，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就指出：“一旦中華民國同蘇聯之間的外交關系恢復，我國政府就準備著手討論同中華民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注：《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СССР）第15卷，莫斯科1969年俄文版，第401頁。）蘇聯與蔣介石政府的外交關系因1929年中東路事件而破裂。中東路事件起因雖復雜，但蔣介石反共排蘇的因素摻雜其中確屬無疑。而此時日本正逐漸發展成為法西斯主義在遠東的戰爭策源地，構成對亞洲和平的嚴重威脅。蘇聯由此考慮，愿與中國復交以攜手制日，這是淡化意識形態分歧的表現。但蔣介石對蘇聯卻抱有疑懼心理，害怕改善中蘇關系會加強中共的地位，因為他知道蘇聯和中共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并且中共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蔣把中共看作是“俄共侵華工具”（注：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01頁。），其心態誠如蘇聯學者列多夫斯基所說，是把中蘇關系的改善“看作是加強中共地位和中國‘蘇化’的一種威脅”。（注：A.M.列多夫斯基：《蘇聯與中國(1937-1945)——一位蘇聯外交官的回憶》，載《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1期，第22頁。）而蘇聯此時反復要求蔣介石停止剿共，與中共結成統一戰線以共同抗日，并以此作為改善中蘇關系、向中國提供援助的一個前提條件，這就愈被蔣視為蘇聯是在支持中共，因而愈加強了蔣的意識形態敏感性。然而，日本緊逼，寇深禍急，而西安事變又直接迫使蔣不得不放棄內戰政策，在國共關系問題上做出讓步，接受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張。蔣對中共政策的這一重大調整，盡管不是出于一種內在的自覺，但畢竟把意識形態問題放到了次要地位，這才有可能促成條約的簽訂，推動中蘇關系的發展。
　　在戰時中蘇關系的第二階段，意識形態作用又被蔣介石強化，這是造成此間中蘇關系惡化的一個主因。（注：詳見拙文：《抗戰期間中蘇關系惡化原因初探》，《歷史研究》1990年第4期。）1941年以后，由于歐洲形勢日益緊張，蘇聯便逐步調整其遠東政策以應付歐洲局勢，于是有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至6月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已完全無暇東顧，對華援助也由此停止。（注：按照米洛維茨卡婭的觀點，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對華援助并沒停止，其理由是蘇聯駐華顧問直至1943年中期才離華。參見：《中國的國家觀念與蘇聯對華政策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第70頁。是否停止援華究竟以何為標準，需進一步討論。）這種形勢變化一方面降低了蘇聯這個盟友對蔣介石的“價值”，另一方面則使原本已弱化的意識形態因素有了被再度強化的可能。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此即蔣對新疆事件的利用。新疆事件是盛世才一手策劃的反共排蘇事件，蔣對此贊賞有加，派宋美齡親去撫慰，贈送厚禮；封盛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等八大要職；向盛提供武器，以加強其實力。蔣對盛如此厚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二者此時在意識形態利益上具有一致性：盛反共排蘇以投靠蔣，蔣支持盛去反共排蘇。1942年8月下旬，蔣介石在視察西北途中定下了解決新疆問題的5條方針，其中有一條就是肅清共產黨。（注：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灣綜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829頁。）蔣并把5條方針的手示交由宋美齡轉達盛世才。盛獲悉后即復函蔣，表示要遵照手示去做。（注：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第829頁。）后蔣與盛又數度函電往來，蔣對盛坦然相告：“吾弟之事業即為中之事業，故中必為吾弟負責以解除一切之困難也。”（注：《蔣介石至新疆督辦盛世才函》（1944年7月2日），李嘉谷編：《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33-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頁。）這樣，盛對其所做所為就更加有恃無恐了。新疆事件直接導致了中蘇關系的惡化，而新疆事件的實質則是國共關系問題。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的蔣廷黻在新疆事件發生后曾對關注于此的美國外交官說，中俄間的主要問題是蘇俄支援中國共產黨，如果蘇俄誓言不利用中共來干涉中國內政，中俄兩國就可獲得基本諒解。（注：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第830頁。）且不論蔣廷黻此論傾向性如何，但有一點可看出，就是具有鮮明意識形態特點的國共關系確實嚴重影響到此間的中蘇關系。
　　在戰時中蘇關系的第三階段，意識形態問題被雙方用來作為談判的一個交換條件，進而促成中蘇條約的締結。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召開雅爾塔會議，締結了雅爾塔秘密協定。蘇聯以恢復沙俄時代在中國失去的權益為條件同意美國要其出兵遠東的請求，卻造成對中國主權的嚴重損害。雅爾塔協定簽訂后，美國即積極推動蔣介石政府以雅爾塔協定為基礎與蘇聯進行談判。蔣介石雖不情愿，但在美國的壓力下卻逼迫無奈。6月底。宋子文率團赴蘇談判。蘇方在談判中提出承認外蒙獨立、保證蘇聯在大連港和中東鐵路的“優越權益”等問題，都涉及到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宋子文頻頻給蔣介石去電，請示如何應對。豈知蔣早已權謀在胸，即以蘇聯允諾不支持中共為交換條件。7月7日，蔣在給宋的電報中說：“蘇聯今后不再支持中共與新疆之匪亂，此乃為我方要求之交換條件也。”（注：《蔣介石致行政院長宋子文電》（1945年7月7日），《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33-1945》，第581頁。）還特別告誡宋：“對蘇不支持中共與新疆匪亂，必須剴切明白，毫無隱飾與之談判，而得有具體之結果，否則應作斷然中止談判之準備也。”（注：《蔣介石致行政院長宋子文電》（1945年7月7日），《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33-1945》，第581頁。）斯大林為達到獲取權益之目的，竟對蔣之條件予以應允。7月9日，他在與宋子文會談時表示：“至于中國共產黨人，我們不支持他們，不幫助他們，并且我們也不想這樣做。中國只能有一個政府，如果在其領土上還有第二個政府，這就是中國的內政。眾所周知，我們從前是幫助蔣介石的，將來也是如此。”（注：《斯大林與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會談記錄》，載P.A.米洛維茨卡婭：《中國的國家觀念與蘇聯對華政策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第264頁。）宋子文在當天電告蔣說：“查本晚與史（斯大林）會晤，史對談話中共問題，表示甚為切實友好。”（注：《行政院長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5年7月9日），《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33-1945》，第591頁。）但蔣對此仍放心不下。7月11日，他又電示宋：“關于中共問題，蘇方所為之承諾，應商請其列入談話紀錄，或其他書面中，并宜明白聲明，不僅不能供給武器，即在宣傳、經濟與交通各方面蘇方亦不得與中共以支援。”（注：《蔣介石致行政院長宋子文電》（1945年7月11日），《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33-1945》，第599頁。）宋將此意速轉達斯大林，斯大林即允諾。（注：《行政院長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5年7月11日），《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33-1945》，第599頁。）這樣，雙方便就中共這一棘手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達成了妥協，于是也才有中蘇條約及相關協定的締結。
　　意識形態因素對戰時中蘇關系的三個階段具有程度不同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到，兩國關系的順利與曲折同意識形態因素影響的強弱關系密切。第一階段意識形態因素被淡化，兩國幾乎可以達到一種“蜜月”般的關系；第二階段意識形態因素被強化，兩國關系便冷漠以至惡化；第三階段兩國就意識形態問題達成妥協，關系又取得暫時性的和解。當然，促成中蘇關系發生這種階段性變化有著復雜的動力機制，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種因素，但意識形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卻是明顯的事實。而戰時中蘇關系之所以能夠在坎坷跌宕中維系下來，則是因為意識形態因素雖對兩國關系有重要影響，但總的來說畢竟還是一種相對次要的影響，而對兩國關系發生主要的以至決定性影響的則是國家安全利益。為了對付主要之敵日本法西斯，為了各自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兩國雖然在意識形態領域矛盾重重，最終還是把它置于國家安全利益之下，于是才有了在曲折中發展的戰時中蘇關系。在中蘇關系的意識形態糾紛中，應當說，更為強調意識形態因素的不是蘇聯方面，而是蔣介石政府尤其是蔣介石本人。他的專制、獨裁的政治品質使其易對意識形態問題看得較重。我們考察一下蔣介石的對蘇意識形態觀，就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二　蔣介石的對蘇意識形態觀
　　蔣介石的對蘇意識形態觀，就是蔣介石在總體上特別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對蘇聯的看法。如果說在外交上蔣還可與蘇聯達成某些共識的話，那末在意識形態領域他與蘇聯則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蔣介石自稱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但他卻并不象孫中山那樣能夠聯俄聯共，而是對蘇俄及俄共持懷疑和排斥的態度。1923年7月，蔣奉孫中山旨意率軍事代表團訪蘇。這時他表面上贊成聯俄。11月26日，蔣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說：“共產國際代表著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它也有領導革命運動的責任，特別是領導那些遭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責任。”還說中國革命分為兩步，第一步爭取中國獨立，“作為第二步，我們將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做一些事情。”（注：《有國民黨代表團參加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速記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5-1927)，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1頁。）實際上他根本不信任蘇聯，不信什么共產主義。回國后蔣介石即向孫中山提交了書面報告，這迄今沒有看到，但從其后不久即1924年3月14日他給廖仲愷信中卻看出蔣的真實心態。信中寫道：“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中之黨員也”。（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19頁。）此信足可見蔣之兩面派嘴臉。蔣為何對蘇俄不信任？根本原因就在于信仰與主義。蔣是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截然對立起來的。他在1927年12月關于對俄絕交的談話中說：“余最后所欲言者，即確信殲滅俄國式共產主義后，始能實現三民主義。”（注：《蔣介石論對俄絕交》，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編：《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冊，第78頁。）1928年2月2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更露骨地說，對共產黨，“我們不僅反對他的主義，而且要反對他的理論和方法”，“共產黨的理論與方法務要鏟除干凈，不許留在本黨，遺害中國”。（注：《蔣介石在第二屆第四次中央全會上的開會詞》，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編：《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冊，第81頁。）這種思想意識，一直貫穿到蔣介石的晚年。20世紀50年代，他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竟然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歷史的反動，說什么：“馬克斯（思）主義乃是法國革命中的一種反革命運動，亦就是當時歐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圖是破壞民主政治而建立專制制度。”（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3頁。）在這里，民主與反民主、革命與反革命被蔣完全顛倒過來。這段話實際上也是蔣對他已走過的大半個政治生涯中的意識形態觀的一個總括。在這種意識形態觀的支配下，蔣對蘇俄不可能具有信任感。由此，我們分析戰時中蘇國家關系時，也就不能不考慮到蔣的這一意識形態背景。
　　蔣介石對蘇意識形態觀的另一重要之點，就是把蘇聯與中共牢牢綁在一起。蔣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7頁。）這無疑是對中共歷史的嚴重歪曲。但蔣既然這樣來認定，就是把中共看作是接受蘇俄共產主義思想的產物，在意識形態上起于同源。在上述蔣給廖仲愷的信中寫道：“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19頁。）1924年11月，孫中山北上，號召廢除不平條約，呼吁召開國民會議。行前接到訪蘇邀請，孫便征求蔣的意見。蔣“力加反對”。（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29頁。）其主要理由，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為求中國的獨立自由，而與俄合作；國父此時訪俄，將使共產黨乘機散播謠諑，來混淆一般國民的耳目，更使我們本黨國民革命的前途發生重大的障礙。”（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29-30頁。）出于這種認識，蔣介石在1927年背叛革命、向中國共產黨人開刀時，馬上就考慮與蘇斷交。是年12月3日，國民黨在上海舉行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10日亦即會議最后一天，蔣即提出對俄絕交議案。13日，蔣在記者招待會上稱：“我以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對俄絕交。”（注：《蔣介石招待上海新聞記者演詞》，《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冊，第73頁。）蔣解釋斷交之理由說：“我早已看到，在各地有蘇俄領事署做共產黨的政治機關，又有蘇俄遠東銀行做共產黨的金融機關。這種機關不封閉，共產黨的擾亂是不會停止的。”（注：《蔣介石招待上海新聞記者演詞》，《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冊，第73頁。）此間，他還說道：“試觀中國各地之俄領事館，事實上等于第三國際之支店，同時亦為中國共產黨陰謀之巢窟。”（注：《蔣介石論對俄絕交》，《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冊，第78頁。）故只好采取“揮淚而出于斷然之手段”與俄斷交。（注：《蔣介石論對俄絕交》，《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冊，第78頁。）顯然，蔣把蘇聯看作中共的后臺，而把中共看作蘇聯的工具。（注：參見《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201頁。）這種思維定勢一直影響到他對抗戰時期中蘇關系的處理。如前所述，蔣對新疆事件的利用就是典型一例。蔣把對蘇關系與中共問題捆綁在一起，無疑加重了中蘇關系的意識形態色彩。當然，蔣也不是沒有想把中蘇關系同中共因素分離開來的考慮。他在決定與蘇聯斷交時曾表示，如果蘇聯“不援助共產黨擾亂政局，干涉中國內政，則中俄兩國間之友誼交情，固可依然一貫也”。（注：《蔣介石論對俄絕交》，《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冊，第78頁。）可見，蔣在對蘇關系上最担心的就是蘇聯支持中共。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迫于形勢而同意與蘇聯復交，但同時就提出蘇聯駐華代表不要參與中共活動的要求。（注：程天放：《中俄關系史》(Tian-fang Cheng: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華盛頓1957年英文版，第183頁。）1937年在談判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時，蔣又提出“俄提互不侵犯條約，我與之交涉時，外蒙問題與不宣傳共產主義問題，應特別注重”。（注：［日］古屋奎二：《蔣介石秘錄》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譯本，第44頁。）其意也是強調蘇聯不要支持中共。1945年中蘇談判時，蔣仍提出這一問題作為談判條件。美國學者加沃在評論這一時期中蘇關系時指出，蔣介石此時非常害怕蘇聯人利用他們與國民黨的伙伴關系來加強中共，就象他們在1923至1927年中蘇合作時期所做的那樣。為防止這一點，蘇聯在華顧問的活動被限制在軍事事務方面。此外，蘇聯人員的來去被蔣的特工嚴密監視，蘇聯戰爭物質的流動也被嚴密監視，以保證其不流向中共。（注：［美］約翰W.加弗：《中蘇關系1937-1945中國民族主義的外交》(John W.Co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e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紐約1988年英文版，第51頁。）蔣介石在這里作了一個錯誤的估計，即他把蘇聯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同源與蘇聯支持中共兩個問題等量齊觀了。從意識形態角度說，蘇聯與中共確實相同，但蘇聯在處理對華關系上并沒有把意識形態作為一個主要因素，而是從抗戰和反西斯戰爭需要出發來決定其對華政策。從實際情況看，抗戰時期蘇聯對華政策的重心恰恰是放在蔣介石政府方面，而非在中共方面，這尤為明顯地表現在物質技術援助上。這一點，已是不爭的事實。當然，蘇聯對蔣介石在抗戰期間制造國共磨擦提出過幾次質疑和批評，并陳明蔣若繼續如此則停止軍火接濟。這本來是蘇聯著眼抗戰大局之舉，卻被蔣也視為支持中共而要拆他的臺。蔣在1940年3月1日日記中寫道：“共產黨如不安分守紀律，我政府決不能聽其叛國。至于俄國是否接濟，乃不在我心中。吾人決不對外有所希求，更不可遷就外援而貽內患也。”（注：《蔣介石秘錄》第4卷，第204頁。）皖南事變后，蔣對蘇聯方面的批評更為惱火，這也反映在1941年元月17日日記中：“此事對俄關系最大，然為國家民族之獨立自由計，若嚴肅軍紀而遭外人之干涉，則以后國權旁落，比抗倭失敗尤惡。故決心下令嚴處，即使俄已運到我邊境之武器與飛機停止不來，亦所不惜。”（注：《蔣介石秘錄》第4卷，第219頁。）在蔣看來，內戰剿共竟比外援抗日更重要，這分明是把與中共的意識形態分歧置于抗戰大局之上，置于國家最緊要的主權與安全利益之上。最近正式公開的張學良口述史也證實了這一點。張學良說：“在蔣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敵人是共產黨，而我的第一敵人是日本。”“他的“第一個問題不是抗日不抗日的問題，明白（嗎）？所以他的最大敵人是共產黨，只有共產黨能把他弄倒”。（注：林博文：《張學良口述歷史痛貶蔣介石》，臺灣《中國時報》，2002年6月7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02年6月9日第8版。）蔣的意識形態偏見發展到這個地步，是與他一直把蘇聯與中共視為一體、懷疑蘇聯支持中共顛覆其政權分不開的，反映出他敵視蘇聯與中共的意識形態觀。
　　蔣介石對蘇意識形態觀還表現在他對蘇聯國家性質的嚴重歪曲。在蔣介石的眼中，蘇聯名為社會主義，實際上則帝國主義。早在國民黨推行聯俄聯共政策時，蔣介石就持有這種認識。前述蔣給廖仲愷的信中就說：“彼（蘇聯）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愷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于其間而已。”（注：《蘇俄在中國》，第20頁。）蔣后來談到此時他訪蘇三個月所得印象時說：“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于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并非不可能，則其對于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后患，將不堪設想。”（注：《蘇俄在中國》，第18-19頁。）在這里，蔣又把十月革命后建立蘇俄政權同十月革命前的沙俄相類比。蔣介石認為帝國主義有赤白之分，日本是白色帝國主義，蘇聯則是“赤色帝國主義”。1929年中東路事件時，蔣對蘇聯即使用了這一稱謂。他在是年7月19日日記中就事件發表下述評論說：“于此益足以顯示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與白色帝國主義者（日本）彼此已諒解其利害之一致，而欲協以謀我。此次蘇俄敢出此恐怖手段，當不外赤、白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之結果。”（注：［日］古屋奎二：《蔣介石秘錄》第3卷，第35頁。）這顯然又是把蘇聯與日本帝國主義相提并論。無論是類比愷撒、沙皇還是日本，蔣的基本用意都是說蘇聯推行的是侵略政策，“與世界歷史上野心侵略主義一樣”。（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5頁。）他把蘇聯支持世界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革命運動看作是在推行“世界革命”計劃，而這一計劃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主義，對于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20頁。）蔣后來對此解釋說，這是因為蘇聯推行的是“新殖民地政策”。“任何一個民族，如果一朝淪人其共產帝國鐵幕之內”，就要“完全變成斯拉夫的奴隸不可了”。（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212、218頁。）蔣介石對蘇聯國家性質的這種歪曲，從根本上說是由階級因素決定的。階級立場不同，意識形態觀不同，必然就會對國家性質這種階級色彩濃厚的社會現象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釋。此外，還有政策性因素，這就是蘇聯對外政策中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錯誤被蔣介石抓住了把柄。前述蔣把蘇聯稱為“赤色帝國主義者”，應當說與蘇聯對中東路的處理中的民族利己主義做法有關。1940年11月，蘇聯與盛世才秘密簽訂錫礦協定，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也被蔣抓住大做文章，稱蘇聯“此種舉動，昔日倭寇對東北張作霖所未能為之者而俄竟為之，其狠毒可謂帝國主義之尤者矣；我國何不幸而至此東受倭患，西遭俄毒，而英國在我西南百年來殺人不見血之陰謀（控制西藏），早已根深蒂固”。（注：《蔣介石秘錄》，第4卷，第320頁。）蔣在這里“順理成章”地把蘇聯與日本、英國用一條線串了起來，給蘇聯帶上一頂“帝國主義”的帽子。1944年8月，蘇聯將本屬中國領土的唐努烏梁海并入其版圖，這也給蔣以口實，被視為“蘇俄仍襲取帝俄的傳統手段，卷土重來”。（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81頁。）諸如此類，都為蔣得出蘇聯是帝國主義的結論提供了“根據”，甚至都影響到后人對中蘇關系中的是與非的評論。那末，能否因為蘇聯對華政策犯有上述錯誤，就認為蔣介石對蘇聯國家性質的判斷是正確的呢？顯然不能。國家性質是國家的根本屬性。判斷這一屬性主要是看國家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列寧和斯大林領導時期的蘇聯從這兩方面都體現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性質，這已是歷史的基本事實。斯大林時期蘇聯在對外政策包括對華政策中雖然存在嚴重錯誤，但從總體上看，還是屬于社會主義的對外政策。這主要表現在它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努力實現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援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以爭取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遵循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交往等。應當說，這些內容構成了蘇聯對外政策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能夠形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正說明蘇聯國家性質和它的對外政策的主導方面的社會主義性質，否則蘇聯不會成為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心并產生巨大的凝聚力。蔣介石把蘇聯視為“帝國主義”，雖然是以蘇聯對外政策中錯誤作為它向外“侵略”的事實根據的，然而在蘇聯尚未向外“侵略”的1923年即蔣訪蘇時，蔣就已經把蘇聯看作是“愷撒之帝國主義”又做何解釋呢？這就只能從蔣對蘇聯的意識形態觀中去找根源了。由于意識形態觀的根本對立，蔣對蘇聯的看法是先入為主的，而蘇聯對華政策中的錯誤則被他用來論證這種先入為主的結論。
　　蔣介石在意識形態觀上是親西方的，這對他的外交路線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后來在談到抗戰前期南京政府外交路線的選擇時說：“當時我們政府乃撇開這兩條危害國家生存，并破壞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后的決心，認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并在這一方針之下，促進中蘇的關系。”（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56頁。）這里說的“兩條危害國家生存”的道路，是指“降日”和“投俄”。蔣認為如果做了這兩種選擇，“都會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56頁。）所以，蔣要選擇與“民主國家的合作”的道路，也就是親西方、親美的道路，而中蘇關系只能在這一前提下來發展。從實際的歷史進程看，蔣確實在這種前提下發展了中蘇關系，這包括與蘇聯復交，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結為戰時同盟，締結友好同盟條約等。戰時中蘇關系能有這種發展，從蔣介石方面看，并不是他放棄了固有對蘇意識形態觀，而是出于抗日的需要，出于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同時也迫于美國的壓力（如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得已而為之，暫把意識形態利益放到其次的地位。但蔣后來對此是追悔莫及的，認為“二十一年（1932年），我們對俄復交，可以說是引致蘇俄進入太平洋的導火線。”“我政府為了抗日而對俄復交，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194、192頁。）顯然，蔣把其在大陸統治的崩潰歸咎于對蘇復交、發展了中蘇關系，因而使中共得以逐步“坐大”，卻沒有從自身政權的腐朽性上去做什么深刻的反思。從蔣的這種追悔中，我們可以進一步透視他對意識形態問題的看重。因為按照蔣的邏輯，是由于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讓了步，才有對蘇關系的發展，進而才有中共的發展，最終導致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如果不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讓步，不去發展中蘇關系，恐怕就不會有今天的結果。蔣介石始終沒有能夠跳出他的狹隘的意識形態的小圈子，這是他的一個歷史的悲劇。
　　　　三　蘇聯對華意識形態戰略
　　抗戰期間，蘇聯對華意識形態戰略是指蘇聯在對華關系上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宏觀謀劃。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世界、與中國國民黨政府存在根本分歧，但蘇聯并沒有簡單地采取針對性的戰略，而是把這一具有鮮明階級色彩的戰略放到相對次要的地位，使其服從蘇聯集體安全政策的需要，服從蘇聯對華政策目標的需要，服從建立世界反西斯統一戰線的需要。當然，這種意識形態的服從性戰略不是取消意識形態的獨立性，而是在服從中又表現出意識形態戰略的某些自衛性、傾向性。
　　30年代初期，歐亞兩個戰爭策源地迅速崛起，構成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由此考慮，蘇聯開始推行集體安全政策。1933年12月，聯共（布）中央通過決議，決定在歐洲建立有效的集體安全體系以維護和平和防止侵略，其基本出發點就是和平不可分，必須依靠集體的力量保衛和平。（注：參見A.A.葛羅米柯等主編：《蘇聯對外政策史1917-194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中譯本，第352頁。）為此，蘇聯采取了一系列積極主動的措施，如同意在一定條件下加入國際聯盟，不反對在國際聯盟范圍內簽訂區域性的防止德國侵略的相互保衛協定，同意法國、比利時、捷克、波蘭、芬蘭等國參加該協定等。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蘇聯則向美國提議簽訂有日本、美國、蘇聯、中國參加的太平洋公約。集體安全政策是30年代蘇聯對外關系的總政策，是一種和平外交和防止侵略的政策，其核心則是要維護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聯共（布）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我們擁護和平，擁護加強同所有國家的事務聯系，我們現在和將來都始終堅持這個立場，只要這些國家也對蘇聯保持這樣的關系，只要它們不試圖破壞我們國家的利益。”（注：斯大林：《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斯大林文選》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9頁。）蘇聯意識形態戰略必然要服從和服務于這一總的對外政策的需要，服從和服務于蘇聯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從對華關系來看，蘇聯的調整要比它對歐洲關系的調整更早一些。九一八事變后不久，蘇聯就向中國提出恢復兩國關系的必要性。（注：С.Ю.維戈茨基等編：《外交史》第3卷，三聯書店1979年版中譯本，第751頁。）隨后又多次提出這一問題。中國政府也考慮到日本的威脅，遂接受蘇聯提議，于是兩國在1932年12月12日復交。復交后，兩國都有進一步發展關系的愿望。但中國方面當時還有一些疑慮，即會不會因為兩國在政治和經濟制度方面存在重大分歧而影響這種關系發展。1934年10月16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在同來訪的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廷黻會談時向他澄清了這個問題，指明：“蘇聯政府在自己的對外政策中從不是根據什么社會經濟方面的分歧的意見或厭惡。從國家利益和蘇聯政府忠于和平利益出發，我們力求同所有國家維持最好的關系，即使這些國家同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同。”（注：《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莫斯科1971年俄文版，第641頁。）這就明確告訴蔣廷黻，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不會影響到兩國關系。蘇方這一態度對改善中蘇關系起到積極作用，用蔣廷黻的話來說，中蘇關系的下一步就是如何“開創將來的局面”了。（注：《蔣廷黻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頁。）此后，中蘇關系確實有了較大進展，終于在1937年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從蘇聯方面來說，這是它推行正確的意識形態戰略的一個成果。中國方面當時對蘇聯這種淡化意識形態的做法也是給予了積極的肯定的。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就條約發表談話指出：“世界各國在最近十年間，締結不侵犯條約者，不知凡幾，即雙方所抱主義迥然不同之國亦多締結此約者，中蘇二國之不侵犯條約，與各國締結者，并無異致，雖在太平洋各國間尚屬創例，而與世界保和平之主旨正相符合。”（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發表談話》，《中央日報》1937年8月30日。）這一條約后來被蔣介石看作是抗戰8年間“兩國和平共存的準則”。（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第57頁。）盡管他又把這種“和平共存”看作是蘇聯的“陰謀”，但畢竟“和平共存”是一個歷史的事實。達成這一局面，無疑有蘇聯意識形態戰略因素的作用。
　　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蘇聯的對華政策更加明確，這就是支持和鞏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推動中國抗日斗爭。據解密的蘇聯檔案披露，此間蘇聯對華政策包括三個基本點：1.必須向中國提供軍事技術援助以加強中國軍隊的抗日戰爭；2.關注中國在政治上的統一，這是持續抗戰的條件；3.在戰時中國保留“兩個政黨、兩支軍隊、一個國家”的條件下關心中國共產黨人。（注：《中國的國家觀念與蘇聯對華政策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第42頁。）1939年6月27日，在蘇聯遠東司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上，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洛索夫斯基就蘇聯對華政策更明確地指出：“中國戰勝日本侵略者對我們國家有利，全權代表處的工作應當服從于我們這一基本觀點。”還說：“中國的勝利將取決于統一戰線的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擊日本侵略的斗爭中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幫助民族戰線對我們有利，因為只有中國人民聯合起來才能戰勝日本。”（注：A.M.列托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中譯本，第267、269頁。）他要求蘇聯駐華代表處要與中國政府領導人、軍隊領導人、中國社會著名的代表人物保持定期聯系，以利于貫徹蘇聯既定對華方針政策。洛索夫斯基的這一談話代表了蘇聯的官方政策。這一政策著眼于中國抗日統一戰線，著眼于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著眼于中國抗日對蘇聯有利，意識形態問題顯然被淡化了。意識形態戰略地位的降低，意味著蘇聯對華政策的重心必然放在國民黨政府方面。這正如此間供職于蘇聯駐華使館的列托夫斯基所說：“在抗日問題上，蘇聯把國民黨當作中國可依靠的主要力量。”（注：A.M.列托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中譯本，第260頁。）“蘇聯把蔣介石政府視為主要伙伴”，“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援助都給了國民黨政府”。（注：A.M.列托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中譯本，第215頁。）這是蘇聯將意識形態戰略服從國家安全利益的明顯表現。
　　蘇聯對意識形態戰略處理得有失偏頗，是在歐洲戰爭爆發后的一段時間。1939年9月歐洲戰爭爆發后，斯大林曾一度不加分析地提出反對所謂的“帝國主義戰爭”。1939年9月7日，斯大林在有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參加的會議上說：“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在殖民地、原料等方面貧窮的或富有的）進行的戰爭，是為了劃分勢力范圍，為了統治世界。我們不反對，讓它們好好地爭斗和互相削弱……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應該堅決反對其政府，反對戰爭……把資本主義國家劃分為法西斯國家和民主國家已失去了以往的意義……昨天的人民統一戰線是為了弱化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奴隸制度。在帝國主義戰爭條件下提出了消滅奴隸制度的問題。”（注：《1939-1941年的共產國際檔案和蘇聯對外政策》，《近現代史》（Фирсов　Ф．И．Архив Коминтер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2年第6期，第18-19頁。）9月9日，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將斯大林的這一指示精神傳達給各國共產黨，號召開展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斗爭。這樣，就把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斗爭置于反法西斯斗爭之上，其實質就是強調共產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斗爭，強化意識形態戰略，而沒有看到世界人民同法西斯的矛盾是當時的主要矛盾，其理論根源則在于教條式照搬了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對本國政府戰爭政策的做法。但隨著法西斯德國不斷擴大侵略，北歐和東南歐國家都相繼淪于希特勒的鐵蹄之下，連蘇聯也面臨法西斯侵略的威脅，斯大林這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改變上述看法。據季米特洛夫1941年4月20日日記記載，斯大林此間對他說：“現在對每一國家來說，民族的任務提到第一位。然而，共產黨作為國際組織的一個支部服從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狀況，是一種妨礙。”（注：《1939-1941年的共產國際檔案和蘇聯對外政策》，《近現代史》，1992年第6期，第34頁。）1941年6月22日，共產國際召開執委會書記處會議。會上季米特洛夫根據斯大林指示做出兩個重要結論：“一是形勢根本改變了，現在主要打擊的是法西斯主義；二是我們在現階段將不再號召推翻單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再號召世界革命。現在要說的是在單個國家反對民族壓迫的斗爭，反對占領者的奴役制度，為民族自由而斗爭。”（注：《1939-1941年的共產國際檔案和蘇聯對外政策》，《近現代史》，1992年第6期，第34頁。）這是共產國際戰略的重大轉變，表明它已將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斗爭置于相對次要的地位，而以建立和鞏固世界反西斯統一戰線為首要任務。不久，共產國際宣告解散，意識形態戰略地位的下降是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還有尊重各國共產黨獨立性方面的考慮。
　　蘇聯在意識形態戰略上的這種失誤，反映到對華關系上就是影響到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中共當時也大力宣傳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觀點，而沒有注意區分法西斯與反法西斯之別。由此，中共對英美集團采取了排斥的態度，并阻止國民黨加入英美集團。中共認為：“在此種情況下阻止與援救國民黨這一放棄獨立戰爭加入英美同盟的錯誤方針，是我黨當前的嚴重任務，我們既反對德意日同盟的所謂新秩序，也不贊成英美舊秩序，而主張獨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秩序。我們既反對中國成為日本的工具，也反對中國成為英美的工具，兩者都是沒有出路的，只有獨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注：《中宣部政治情報第六號　英美拖中國加入其戰爭集團》，《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9-194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頁。）這種態度顯然是不利結成世界反西斯統一戰線的。隨著共產國際戰略的轉變特別是蘇德戰爭的爆發，中共隨之改變了上述態度。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指出在目前時期，一切力量須集中于反對法西斯奴役，為此在外交上“要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注：《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頁。）中共的內外政策開始調整到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軌道上來。
　　蘇聯在對華關系上雖然對意識形態問題作了淡化處理，但在這一領域應具有相當的自衛性。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談判過程中，蘇聯方面曾強調不允許蔣介石政府與他國締結反共條約的問題。1937年8月8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電示鮑格莫洛夫說：“要口頭指出，這項義務解決了中國人提出的不同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并且從這一補充中還可看出，中國方面要保證不同任何人締結所謂同‘共產主義危險’進行斗爭的協定。這種協定正如日德協定的經驗所表明，實質帶有反蘇性質。”（注：《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746頁，注177。）這里所說的日德協定即1936年11月25日簽訂的《日德反共產國際協定》，其矛頭主要是指向蘇聯的。意大利在翌年加入該協定，從而形成“柏林—羅馬—東京”軸心。蘇聯担心蔣介石再加入其中，故作為中蘇簽約的前提條件提出來。8月12日，鮑格莫洛夫向國內通報了與中國外長王寵惠會談情況，說中國政府準備接受蘇聯方面的措詞，因此口頭保證無必要。8月13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再電鮑格莫洛夫，要他堅持“在簽約時中國要絕對正式保證其在互不侵犯條約全部有效時間內，不同任何一個國家簽訂所謂反共條約”。（注：《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746頁，注177。）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還強調說：“也許，中國人會反對我們基于第2款而實際上只是在中日交戰期間不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義務，我們卻希望在互不侵犯條約的全部有效期內保證不締結反共條約。如果因此他們要求我們保證在同中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全部有效（時間）內不同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那就堅決摒棄這一要求，指明反共條約是公然敵視的，即對蘇聯具有侵略性的，而同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絕不含有對華的任何侵略性和敵視性。”還說：“應由您和王寵惠在簽訂條約時彼此正式給予這些相互間的承諾，并因此構成作為條約補充的君子協定。”（注：《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746頁。）鮑格莫洛夫遵循這一指示，在8月22日簽約時作了口頭聲明。當然，蔣介石政府在中蘇條約有效期間也沒有與日本締結反共條約。從締約談判可以看出，抗戰期間蘇聯一方面不想對中國搞意識形態的擴張，另一方面也不允許他國對其進行意識形態的攻擊。此即這一時期蘇聯意識形態戰略的自衛性。這種自衛性是蘇聯在國家性質問題上的本能反映，也說明意識形態利益是國家利益的組成部分。
　　蘇聯對華意識形態戰略中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對國共關系的處理。抗戰期間，蘇聯對華政策是以支持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本目的的，但它又具有二重性。如同列托夫斯基所說：“一方面，必須使中國抗日，加強中國戰線。為此，我們應當同蔣介石政府、同整個國民黨保持正常關系。另一方面，莫斯科的目標是維護中國共產黨，鞏固它的陣地。”（注：《斯大林與中國》，第216頁。）這種說法基本符合事實。蘇聯對華政策的重心雖然放在國民黨政府方面，但它需要給中共一定的支持來遏制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以此維系抗日統一戰線，而對中共的支持主要就是意識形態的支持。蘇聯方面很清楚，不批評國民黨，其反共勢焰會更囂張，這不利于國共合作抗日；批評了國民黨，又要影響到同它的關系，不利于中蘇合作；而對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支持也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這就是不以國共合作破裂為前提。首先應看到，蘇聯對國民黨的反共政策是敢于提出批評的，其中最典型就是皖南事變后，蘇聯對國民黨方面的指責。據季米特洛夫1941年1月17日日記記載，當他把此事告知莫洛托夫后，“莫洛托夫答應把問題向斯大林反映，并對蔣介石施加壓力”。（注：華譜編譯：《〈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有關中國革命大量事件的記述》，《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78頁。）1941年1月28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洛索夫斯基約見中國駐蘇大使邵力子說：“蘇聯政府對殲滅新四軍和打死大量指揮員及許多戰士的消息感到非常不安。這一行動是國內戰爭的開始，它會削弱爭取中國獨立的斗爭。”洛索夫斯基還指出，這件事是為敵人所高興的，“這就意味著你做得不對……蘇聯政府想知道，中國政府采取何種措施不僅用來保持而且還要鞏固統一戰線，舍此中國無論如何是不能勝利的”。（注：A.列托夫斯基：《一個外交官的筆記》，《遠東問題》（А．Ледовский　Записи　дипломата　Пробр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年第1期，第110頁。）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蘇聯駐華武官崔可夫都向國民黨政府方面提出質詢和批評。象崔可夫與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會晤時反復強調內戰只是有害于反侵略斗爭，暗示這可能導致蘇聯方面停止援助。（注：瓦.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中譯本，第59頁。）在國民黨政府發動反共高潮時，蘇聯報刊對此也進行了抨擊，使用了“國民黨集團中的反動分子”、“親日分子”、“投降派”等詞眼，甚至影射蔣介石是“法西斯頭子”。（注：參見《斯大林與中國》，第263頁。）這些抨擊顯然具有較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同時還要看到，蘇聯在意識形態上雖然支持中共，卻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反對因意識形態因素而破裂國共關系。皖南事變后，蘇聯對中共處理國共關系的政策就提出過一些緩解矛盾的建議。當時，中共對國民黨的方針是政治上采取攻勢，軍事上采取守勢，但有于4-6個月后軍事上由守勢轉入攻勢的打算。（注：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頁。）蘇聯方面是主張完全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的。1941年1月15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在同周恩來會晤時說：“我認為，目前中共主要之敵仍是日本。如果中共將展開積極的武裝行動反擊國民黨，這只能促成中國內戰的擴大，是不利于中國抗戰的。無論如何需要保持合作。但這并不是說你們應當受欺負。正如您所說，你們已開始對國民黨進行政治上的反擊。因而，你們必須繼續進行這種反擊，一方面是為自己恢復名譽，并向廣大人民群眾指明皖南事變真正的禍首；另一方面，在你們的政策上不要說明蔣介石是事變的組織者。”（注：《中國的國家觀念與蘇聯對華政策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第65-66頁。）蘇方的這一建議對中共把握好抗戰大局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中共在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斗爭的同時，在政策上也進行了一些調整，并在國際正義輿論的支持下，很快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這次反共高潮。從對皖南事變的處理可以看出，蘇聯是把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放在第一位的，即使對意識形態同源的中共，也是把握著一種適可而止的度，這完全是由蘇聯對華政策使然。
　　但總的看，蘇聯的意識形態傾向性還是很明確的，這尤其表現在蘇聯駐華使館方面。列托夫斯基回憶說，蘇聯駐華外交人員“本著同中國共產黨人聯合的精神并希望避免被懷疑同情（蘇聯官方人士所說的）國民黨的‘資產階級地主的制度’，適當地參加了官方宣傳浪潮”，原因就在于他們“受的是階級原則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忠于這些原則，根據自己的階級自覺，自覺地行動”。（注：《中國的國家觀念與蘇聯對華政策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第263頁。）蘇聯大使館在發回國內的報告中，對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性也給予了大量抨擊。（注：《中國的國家觀念與蘇聯對華政策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第271頁。）可以說，在對意識形態戰略的把握上，蘇聯駐華使館要比蘇聯國內更激進一些。
　　蘇聯外交部對蘇聯駐華外交人員的上述做法提出過批評。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指出蘇聯駐華人員同中國左派在野黨聯系過多，即與中共聯系過多，而“這與我們同蔣介石的友好關系是不相容的”。（注：《斯大林與中國》，第274頁。）遠東司也指出，蘇聯大使館和大使本人在支持中共、捍衛中共利益方面，已遠遠超出外交的范圍，而扮演著中共代表的角色。（注：《斯大林與中國》，第274頁。）蘇聯使館不得不根據這些意見來改進自己的工作，即在與國民黨政府領導人和蔣介石本人的關系方面竭力做得很得體，從表面看在外交上也很有分寸；同中共代表的聯系方面表面上做得也很有分寸，沒有過于明顯地表示同情。（注：《斯大林與中國》，第274頁。）這是根據蘇聯對華政策目標需要對意識形態戰略的一種調整。不論是對國民黨政府激烈批評也好，還是收斂鋒芒以做得“得體”也好，蘇聯此時把意識形態都當成一種工具：用批評來遏制國民黨的反共，用“得體”來緩和同國民黨的關系，總之是要維護國共合作，為對華政策目標服務。
　　　　四　應重視戰時中蘇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問題
　　意識形態因素對戰時中蘇關系具有重要影響，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戰時中蘇關系發展的三個階段中意識形態因素所起的作用，中蘇雙方各自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或戰略，都說明了這種意識形態因素及其影響的存在。因此，研究戰時中蘇關系必須重視對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
　　重視意識形態問題研究，首先要看到兩國意識形態的根本分歧。抗戰期間，中蘇是同盟關系，兩國意識形態分歧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其服從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斗爭的大局，這是兩國在處理相互關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兩國意識形態的分歧又是客觀存在，是元法消弭的，這一點也必須看到。作為蘇聯資深外交官的列托夫斯基，在談到這一時期蘇聯外交的意識形態因素時說：“同別國一樣，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具有階級性的，并且反映了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思想體系，蘇聯外交官嚴格遵循著這些原則。他們個人的愿望和忠于社會主義思想、忠于國際主義原則的世界觀，促使他們這樣做。”（注：《斯大林與中國》，第275頁。）因此，他們“在評論中國和蘇中美關系中所發生的事件時，還是從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觀點和完全忠于中國共產黨出發的”。（注：《斯大林與中國》，第277頁。）如前述對國民黨反共政策的批評和譴責就是這樣。本著和平外交政策，蘇聯可以同國民黨政府建立外交關系，但是不可能改變它的意識形態傾向性，這是由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性質決定的。蔣介石政府同樣如此。蔣介石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就反對與蘇俄接近；南京政權建立后在反共清共的同時加以排俄；與蘇復交后又心存疑慮，懼怕改善中蘇關系會加強中共的地位；1945年中蘇談判時又以蘇聯不支持中共為條件等，都明顯地表現出對蘇關系的意識形態因素。蔣介石出于抗日的需要，可以與蘇聯復交并建立同盟關系，但是他基本的外交方針是與西方民主國家合作。如前所述，這是蔣本人也坦言承認的。這就是蔣介石政府外交政策受意識形態因素影響的一種表現，要它改變這種意識形態的傾向性，同樣是不可能的，這是由蔣介石政府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性質決定的。
　　應當說，兩國意識形態存在分歧是一種普遍而正常的現象，關鍵在于如何去處理它。其中，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尋求共同點。抗戰期間，孫科曾就中蘇關系問題指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三民主義國家，在革命過程與建國制度上說，當然有不同之處。但若就兩國的基本精神而論，都應該是一致的。”（注：孫科：《中蘇關系》，中華書局1942年版，第47頁。）當然，孫科對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一致性的解釋不見得科學，對蔣介石政府領導下的國家意識形態做“三民主義”的定性也不見得準確，但他所遵循的發展國家關系的原則即尋求共同點無疑是正確的。所以，孫科主張中蘇兩國和睦友好。他對蔣介石在1927年的反共排蘇行為極不贊成。抗戰期間，他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高級班第二期外交組的講演中就直言不諱地說：“我們回溯此段不幸歷史，覺得假使當時中蘇關系不惡化，十六年沒有反共絕蘇的事件，兩國能維持友好的革命外交關系，以蘇聯為與國，也許敵人不敢對我發動侵略。”（注：《中蘇關系》，第12頁。）正是經歷了九一八的慘痛歷史，蔣介石政府才感到與蘇聯復交的必要性，才接受了蘇聯的復交提議，兩國關系從而出現轉機。這實際上就是尋求共同點的結果，這個共同點即是兩國都面臨日本侵略的威脅。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存在分歧不要緊，只要處理得當就不會影響國家間關系的正常發展。就戰時中蘇關系來說，總的來看兩國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處理是比較得當的，否則就不會有同盟關系的形成和發展。
　　重視戰時意識形態問題研究，還要正確認識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關系。以往中蘇關系的研究中，比較注重對國家利益的分析，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無論蘇聯還是中國，都是以國家利益作為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的。但強調國家利益，不應忽視意識形態因素。其實，意識形態因素也屬于國家利益范疇，意識形態利益也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學者唐納德·諾切特萊把美國國家利益歸結為4大類：一是國土防御，二是經濟繁榮，三是世界秩序，四是價值觀念。（注：參見高金佃：《國際戰略學概念》，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1頁。）這里說的價值觀念就是意識形態利益。意識形態利益之所以構成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在于它體現著國家的性質，關系到國家政權的鞏固。對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以往戰時中蘇關系的研究中卻常常忽略，而只注重于國家的主權利益、安全利益。這里當然有歷史的原因，即在中蘇關系研究的歷史上，曾對蔣介石政府對蘇關系中捍衛國家主權利益的一面沒有客觀地反映出來，而蘇聯在對華政策中確又存在著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錯誤。特別是雅爾塔密約等損害中國主權的歷史文件的公諸于世，更加引起中國及國外學者的關注，這為闡明對外政策中的國家利益問題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但因此而忽略意識形態因素的研究則是不對的，因為意識形態利益也是客觀存著的。我們反對把意識形態問題抬高到不適當的程度，但也要反對忽視甚至排斥意識形態的錯誤。前引列托夫斯基的話說得就很直白，也很客觀：“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具有階級性的，并且反映了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思想體系。”所謂階級性，主要是指思想意識上的階級特性。國家對外政策反映占統治地位階級的思想體系，必然要打上鮮明的階級烙印，進而又滲透到國家關系之中。抗戰時期的蘇聯與中華民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兩國關系怎么可能不受到這種階級的、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呢？這方面一個最明顯的事實，就是中共問題對中蘇關系的影響。從中蘇復交到中蘇結盟，從中蘇結盟到中蘇談判（1945年），中共問題都在程度不同地影響甚至制約著兩國關系，以至造成兩關系的曲折，而中共問題實質上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因素問題，因為政黨主要是以居指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的不同來分野的。在抗日戰爭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意識形態利益相對于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是退居于次要地位的，然而，它作為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影響著戰時中蘇關系。我們應當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和歷史分析的觀點來審視這一問題，否則就難以對戰時曲折發展的中蘇關系作出完全科學的解釋。
抗日戰爭研究京161～189K4中國現代史王真20032003抗戰時期中蘇國家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問題，主要是指此間兩國圍繞政治思想方面的問題所展開的矛盾的沖突。意識形態利益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家關系必然產生一定的以至重要的影響。總的來看，兩國能夠從反法西戰爭大局考慮，著眼于最主要國家安全利益，把意識形態問題置于次要地位，這是兩國在處理相互關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兩國意識形態的分歧又是客觀存在、無法消弭的，并影響到抗戰時期兩國關系的發展。這方面一個最明顯的事實，就是具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中共問題的影響。從中蘇復交到中蘇結盟，從中蘇結盟到中蘇談判（1945年），中共問題都在程度不同地影響甚至制約著兩國關系，以至造成兩國關系的曲折。我們反對把意識形態問題抬高到不適當的程度，但也要反對忽視甚至排斥意識形態的錯誤，這樣才能更加客觀地反映這一期間中蘇關系的實際。抗日戰爭/中蘇關系/意識形態王真，1949年生，海軍大軍艦艇學院政治系教授 作者：抗日戰爭研究京161～189K4中國現代史王真20032003抗戰時期中蘇國家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問題，主要是指此間兩國圍繞政治思想方面的問題所展開的矛盾的沖突。意識形態利益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家關系必然產生一定的以至重要的影響。總的來看，兩國能夠從反法西戰爭大局考慮，著眼于最主要國家安全利益，把意識形態問題置于次要地位，這是兩國在處理相互關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兩國意識形態的分歧又是客觀存在、無法消弭的，并影響到抗戰時期兩國關系的發展。這方面一個最明顯的事實，就是具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中共問題的影響。從中蘇復交到中蘇結盟，從中蘇結盟到中蘇談判（1945年），中共問題都在程度不同地影響甚至制約著兩國關系，以至造成兩國關系的曲折。我們反對把意識形態問題抬高到不適當的程度，但也要反對忽視甚至排斥意識形態的錯誤，這樣才能更加客觀地反映這一期間中蘇關系的實際。抗日戰爭/中蘇關系/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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