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農：茅于軾先生之人與文

簡體傳統

（一）

  和茅于軾先生相識、共事已有十年，從一個學術后生的視角，對他的人與文略作評介，雖為管中窺豹，卻希望有助于公眾對他的了解。
  茅于軾先生早年學工，也做過火車司機和工程師，后對中國社會經濟問題興趣漸濃，遂自學經濟學，又求學西方，終有大成。迄今，著作等身，文滿報章，從師者無數，而成為中國經濟自由主義的一代宗師。
茅先生棄工從文，絕非個人利益導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是無法對中國當下經濟學作為顯學之地位而有所希冀的。那時，對于社會經濟問題的探究和議論，還有一些政治風險。他的轉行，既有求真解惑的因素，更是其社會責任感的萌動使然。他曾和眾多知識分子一樣，滿懷豪情，意氣風發，將自己的青春獻給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那個火紅的年代。他也對隨后發生的“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感到困惑和苦悶。所不同的是，他并沒有停留于此。不斷的思考、學習和探究，伴隨著清貧、壓抑與孤獨，度過了他的中年。
茅先生的經濟學思想和方法論也是逐步“定型”的。起初，他的學術重心放在給定的制度安排下效率改進的各種條件上，即一個社會通過什么條件分配資源才能夠達到效率的最優化。應當說，那時他的學術思想還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工科的路徑依賴。然而，從資源的擇優分配切入，獨辟蹊徑，其結論又與歐拉定理契合，仍不失為對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后來的思想演化則是順其自然的。通過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所謂計劃經濟，能否滿足或實現效率最優化的諸多條件？經濟學原理的進一步探求，尤其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后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原因的思索，使他確信：制度是最重要的。即只有充分保證經濟自由的前提下，在最大程度上依靠市場機制——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才有可能達到全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而當這一“演進”完成之時，他竟已“老之將至”。
對于茅先生來說，所有的經濟學問題，終究要歸于“財富”兩字。有個問題——“為什么中國人窮，西方人富？為什么中國人在計劃經濟下很窮，在改革開放后逐漸變富？”——始終縈繞在他的腦海中。可以說，要讓更多的中國人變的更富，已然成為茅先生學術和社會活動的終極追求。于是，他一方面參與創辦了日后成為中國制度經濟學重鎮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并在著述中不遺余力地宣講經濟自由主義的觀點，尤其是高揚他的自由交換創造社會財富的宏論；而另一方面又不辭辛苦地從事辦學、小額信貸等有關扶貧的多項社會事業。思而后行，貫以始終，不僅需要意志和毅力，恐怕更要一種大愛。茅先生是以對他人、對國人的愛，來成就他的自愛的。正因為如此，有人可以不贊同他的具體觀點，也可以挑剔他文中的瑕疵，甚至可以抨擊他的立場，但鮮有人懷疑他的初衷，詆毀他的人格，至少認真讀過他的文章的人是這樣的。

（二）

報界將茅先生譽為“經濟學界之魯迅”，想必是針對他敢于評議時弊、提出己見的做法而言的。茅先生的確對諸如保障性住房、耕地紅線等社會焦點問題提出了自己鮮明的觀點。筆者以為，在“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而為民請命方面，他和魯迅確有相似之處；而在文風上，兩者卻迥然不同。如果將魯迅的雜文和茅先生的隨筆類比，前者筆走偏鋒，行文辛辣、犀利；而后者則如山澗小溪，自然流暢，可謂人老書老。在中國經濟學界，道理能寫得深入淺出，而被公眾輕松一覽者，茅先生必位列上座。所以，茅先生的讀者群是很廣泛的。他的演講，也常火暴。
恪守經濟自由主義原理與真誠地表達己見的合壁，構成了茅先生文章的一個醒目“標識”。常言道：老于世故。茅先生卻淡于世故。心里怎樣想，文章就怎樣寫。因此，抓他的“小辮子”是無須高手的。在他的一篇關于廉租房問題的文章中，他就寫明房中不配廁所；若換作他人，或許只提到“以較低的標準或規格”而已。由于國人“槍打出頭鳥”的“風俗”和媒體“凸顯緊張感”的特性，這句話就被刻意放大，甚至遮掩了文章的通篇邏輯，并招來惡評。對此，茅先生卻淡然處之，依然我行我素。在論及建國后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量時，他又不加“甄別”地列入了朝鮮戰爭和中越戰爭中我方的陣亡人數。對他來說，只要是非正常死亡的范疇，戰爭陣亡者就應當被包括之內，更何況這些戰爭發生在國門之外。
公眾普遍認為，糧食安全問題在中國是至關重要的。而這個問題又通常與耕地數量“捆綁”在一起，這才達成“耕地紅線”不可逾越的共識。對此，茅先生卻提出了與之對立的觀點。他認為，糧食對于有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確實很重要，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農業生產的科技進步，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已變的越來越不重要；耕地雖然構成糧食產出的投入之一，而良好的體制、日益進步的農業科技和糧食的國際貿易完全能夠抵消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因耕地減少所致的產出效應。老實講，筆者作為課題組的執行負責人，起初對于他的觀點也是持有疑慮的。然而，經過課題組一年的認真研究，筆者深信他的觀點是牢靠的。
事后，筆者不禁自問：他究竟是如何形成這樣的看法的？在多次與他交談的過程中，終于找到了一些頭緒。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所發生的那次大饑荒時，茅先生被下放農村接受改造。他目睹了這個過程，自己也被餓得全身浮腫。那時他就想道：中國有那么多耕地和勞力，為什么還會發生饑荒？為什么連操場都種上了糧食，還要挨餓？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實行了農村土地承包制，中國徹底解決了溫飽問題，他逐漸找到了答案：在生產和交換不自由的經濟體制下，再多的耕地和勞力也不能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相反，如果生產與交換的自由能夠得到保證，即使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減少了一些耕地，其對糧食產出的影響也極為有限，以至對國家的糧食安全不會構成實質性的影響。當然，經常出國也有助于他視野開闊，看到西方發達國家大量農田在休耕種草，使他形成了世界糧食產能充足的判斷。
茅先生的觀點和課題組的成果一經公布，便引起很大爭議。其中，批評之聲不絕于耳，也有人身攻擊。茅先生總是理性、寬容地對待他人的批評的。正是經過爭論，他進一步認識到：“糧食安全與耕地紅線”問題，其實質是選擇怎樣的土地配置機制問題——究竟是通過計劃手段解決土地在工業和農業上的不同用途，還是通過產權保護和價格信號等市場機制來實現土地資源的最優配置？從長遠的方向上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誠然，無論他的觀點是否存在偏頗，能夠對業已形成的社會主流意識構成挑戰，從而推動認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不啻是社會和學界所需的。

（三）

時下，中國傳統儒學逐步受到青睞，不言幾句“子曰”，恐有學問淺薄之嫌。其實，儒家是講究知行合一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天地君親師”是要去踐行的。雖未聽茅先生誦過儒家經典，但他的品行是很符合中國傳統的。舉止莊重優雅，談吐親切自然，待人真誠平和，這是初識者對他的印象。若久而處之，則能感受到他對社會的責任，對大眾的關愛和對民族未來的担當。
只有至誠至愛，方能修得“溫良如玉”。與茅先生共事十載，未見他有發怒之時。如此涵養，應是筆者好好學習的。正因為他的善良和誠懇，有時也容易遭人“暗算”。機構或個人，利用他的名望，做些“廣告”和貼金之事，也會時有發生。對此，茅先生是較為木訥的。所以，推而論及他的文章，對于多重利益之間博弈的淡漠，要讓他在所提出的具體政策的適用性和即時性上取得高分，也就顯得緣木求魚了。但他對社會問題的洞悉和遠見，則遠超于眾人之上。
人與文，自古至今，真正不朽者鮮矣。惟高者之品德，將積淀為民族的精粹和文化得以傳承。可以說，無論對天則所，乃至國家，想必有茅先生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則可實實在在地贏得一份由衷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