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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 67　　文獻標識碼：A
　　新時期以來，正面揭示“十七年”文學現代性價值的研究成果頗為鮮見，① 因為“現代性”在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界主要被理解為是一個基于市場而展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過程，這就基本堵塞了將“十七年”文學與現代性價值相聯系的研究思路的形成——顯而易見，這一特定時段的文學對于建立在計劃經濟之上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持有完全認同的立場。
　　然而，作為獨特的現代性實踐過程，社會主義運動的現代性意義已經獲致社會理論界的普遍認可。② 既然如此，以這一特定社會內容為正面表現對象的“十七年”文學就不必然與現代性價值絕緣。當然，現代性概念可以展開多個維度，而“十七年”文學的現代性意義也非止于一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討論表現于“十七年”文學中的現代時間意識及其意義后果。
　　一、線性時間的引入
　　“現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種時間意識，或者說是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復的歷史時間意識，一種與循環的、輪回的或者神話式的時間認識框架完全相反的歷史觀。”③ 這就意味著，現代性對于個體精神向度的塑造，首先在于形成特定的時間感知方式——這一點首先依賴于歷史紀元方式的確立。西歷(亦即“公歷”)以耶穌誕辰作為紀元起點，本身便包含著時間向未來無限延伸的觀念。隨著啟蒙運動以來社會的理性化進程推動的歐洲宗教世界觀的解體，這一紀元方式逐漸脫離了對于基督教教義的依托與論證，成為塑造個體現代時間感知方式的純粹觀念。
　　對于中國人而言，擺脫天干地支甲子輪回的循環論時間觀，形成縱貫歷史的線性時間意識的開端，當在晚清之際。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宣布采用西歷(亦即公歷)紀元，從而將自身的延續完全納入現代性直線時間流程的想象之中。
　　“十七年”2文學很自然地將這一時間意識引入敘事，有許多作品甚至直接以西歷紀年作為敘事展開的起點，例如：“一九三七年春夏兩季，冀中平原大旱”⑤；“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這塊盛產棉、麥的大平原，這塊擁有八百萬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突然遭到了一陣地動山搖的大風暴。”⑥“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對冀中區抗日根據地突然發動了瘋狂的五一‘大掃蕩’”⑦“一九四七年三月開初，呂梁山還是冰天雪地。”⑧ 等等。
　　如果說上述作品因為將線性時間作為給定的意識前提不假思索的接受，從而使人往往容易忽略這一時間感知方式的建立過程及其深刻意義的話，那么，梁斌的《紅旗譜》則以獨特的時間標示方式開啟了對這一問題展開思索的可能。這部旨在展示中國農民由自發反抗走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組織的階級斗爭過程的“壯麗史詩”，在紀元方式上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小說以中國共產黨在敘事中的正式出場為界，對于時間的標示經歷了一個由混沌到明確的過程。
　　小說開頭“朱老鞏大鬧柳樹林”的具體時間未曾以明確的西歷紀年標示：“平地一聲雷，震動鎖井鎮一帶四十八村：‘狠心的惡霸馮蘭池，他要砸掉這古鐘了！’那時，小虎子才十五歲”⑨；此后，對于朱老忠回鄉時間的交代是：“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⑩；“脯紅鳥事件”發生在“過了麥熟”(11)；大貴被抓為壯丁則是在“那年新年正月”(12)；運濤第一次進城的時間是“事情過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13)。總而言之，在農民自發反抗的全過程中，作者始終未曾標注明確的西歷紀年，所以，直到小說的第14章，敘事時間仍然處于混沌狀態。
　　隨著中國共產黨在敘事中的出場，新的時間話語也同時出場。運濤進城遇到共產黨員賈湘農，在賈湘農的第一次革命啟蒙教育中，便包含著新的時間概念的引入。賈湘農對運濤說道：“唔，咱們定下個關系吧，你在禮拜日下午，到我家來，你知道什么叫禮拜嗎？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個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過六天，明兒格你就來。”(14) 不過此時仍然有所保留：“禮拜”雖然也是西歷紀元單位，但是，明確的西歷年份尚且未曾交代，其中頗有深意存焉。直到運濤加入共產黨成為北伐軍的見習連長，真正投身于革命運動之時，明確的時間紀元才正式進入敘事體系。在運濤以無產階級革命話語組織起來的(“到處看得見群眾革命的熱情，勞動人們直起腰抬起頭來了。”)那封熱情洋溢的家信的末尾，小說敘述的事件第一次在現代性時間長軸上得到了明確的標注：“兒運濤謹上1926年7月”(15)。
　　在線性時間進入歷史之前，農民們不甘于受壓迫命運的自發反抗永遠無法擺脫走向失敗的結局，從朱老鞏護銅鐘到朱老明打官司，逃亡、賣地、妻離子散，在混沌的時間之中，年復一年循環上演著窮苦人命中注定的悲劇。然而，隨著以西歷紀元為標志的線性時間的引入，歷史頓時發生翻天覆地地變化，朱老忠、嚴志和這些過去在黑暗的時間輪回中重復著悲慘命運的農民們，從此踏上線性時間中的進步行程，從“反割頭稅”到“保二師學潮”，一次次斗爭推動著歷史的前進，這就透露了建立新的時間觀念的深刻歷史意義：進步。
　　二、基于進步渴望的時間焦慮
　　事實上，組織在直線向前的時間之中的生活必然不是同質性的無限延續，反言之，此一時間觀念暗含著對于進步的信任，并由此建構了一種目的論史觀，從而使得現代成為“一個為未來而生存的時代，一個向未來的‘新’敞開的時代。”(16) 在歐洲社會走向世俗化的過程中，伴隨著現代性成果的歷史性展示——包括“新世界”的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等等——直線時間觀便逐漸被植入關于進步的信念：因為在時間的每一步進展中，都會生成新的、超越以往的歷史成果。這種信念并且成為種種關于現代性的宏大理論論述的共同基石。
　　對于所謂的“后發現代化國家”而言，一旦擺脫循環論的時間觀和歷史觀而建立線性的時間意識，并由此形成對于進步觀念的認同，便將自身納入現代性普世性的進步流程之中，并由于自身現代化程度的落后而產生深刻的焦慮意識。中國自然也不例外，更何況，由于現代性在中國的展開始終伴隨著列強國家的入侵，所以，基于進步渴望的焦慮感尤為強烈。如果說晚清、五·四時期現代觀念的引入和實際影響的發生還僅僅局限于知識階層的話，那么，中國共產黨以革命話語所實現的全民組織與動員，則將整個中國社會導入對于進步的渴望。進步重組了主體對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想象，“我們這個時代，就是讓人進步的時代！”(17) 于是，進步因為線性時間觀念的建立而成為時代的絕對認知、“霸權話語”。
　　由于進步發生于直線向前的時間之中，并因此受到時間流速的限制，所謂的落后，最終可以還原為時間上的落后。所以，關于進步的焦慮往往又會表現為關于時間的焦慮，并因而形成與時間賽跑、超越時間的平均流速、趕在時間前頭的強烈渴望。具體到社會實踐領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大躍進”、“超英趕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歷次社會運動與社會動員口號無不顯示出對于時間強烈的社會性和時代性焦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這種焦慮很自然地進入創作主體關于時代的敘事。在柳青的《創業史》中，對于時間的焦慮始終支配著敘事的進程。這部小說始終并用西歷和中歷兩套紀元：對于國家話語引導下的新事件、新生活一概標明西歷年份，如土地改革、查田定產、活躍借貸、合作化運動等等；而對于民俗傳統生活的時間紀元卻都采用中歷，如“黃堡鎮三六九逢集”(18)、“黃堡二月八過騾馬大會”(19) 等等，蛤蟆灘富裕中農郭世富新房上梁時懸掛的對聯赫然是：“上梁恰逢紫薇星，立柱正值黃道日”(20)。
　　兩套紀元的并用意味著新時間以及新時間所承載的進步與革命價值尚未實現對于舊世界的完全改造，舊的時間意識所聯系的舊觀念，舊價值仍然存在于社會文化空間之中。毫無疑問，舊價值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私有觀念，它嚴重地阻滯著社會的進步。這一歷史情境激發了人們對于時間的無限焦慮：“誰知道蛤蟆灘要幾十年才能到社會主義呢？”(21) 到處有人在關切地問：“咱中國什么時候實行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地方有人明確回答過。”(22) 作為歷史主體的集中代表者，梁生寶的焦慮更為本質化：“私有財產——一切罪惡的源泉！使繼父和他鬧別扭，使這兩兄弟不相親，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沒有積極性，使蛤蟆灘的土地不能盡量發揮作用。快！快！快！盡快革掉這私有財產的命吧！”(23)
　　峻急的時間意識進而主導了小說對于合作化運動的敘述。盡管《創業史》引述了社會主義總路線關于合作化運動的設想：“……即按照農民自愿的原則，經過發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業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方針……”(24) 但是在實際的敘事展開中，這一時間表注定要成為主體實現時間超越的目標。所以，梁生寶在渭源縣互助合作代表會上宣布的計劃是：“到一九五五年冬天，他要爭取上、下河沿的四十七家農戶全都能入社。生寶的意思就是說：三年實現合作化！”(25) 這一超越時間的設想不但沒有受到任何質疑，反而導致“所有的人對于眼下還是新奇的、甚至是神秘的農業社，兩三年內就要變成普通的現實這一點，充滿了熱情和歡樂。”(26)
　　超越時間成為時代的敘事法則，提前完成工作成為主導時代與敘事的“絕對命令”。無論是《風雷》、《艷陽天》等作品對于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描寫，還是《百煉成鋼》、《乘風破浪》、《沸騰的群山》、《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對于工業建設的描寫，時間焦慮始終貫注其間：“人人都感覺到：鐘表‘宗宗宗’的響聲，就是時間的腳步聲。在這時間的腳步聲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變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東西——哪怕為了這些新的東西而付出了重大的代價！”(27)
　　三、革命：超越時間的途徑
　　超越時間是時代性進步渴望的具體表現，而時間在敘事中也被證明是可以超越的。那么，現在的問題是，這種不可思議的超越都是依靠何種力量而得以實現的呢？
　　由于線性時間孕育的進步本來就是一個在時間的流程中新質戰勝舊質的過程，所以，這一時間意識必然推導出變革、革命具有歷史合理性的結論。“整個現代性的歷史也可以說就是變革、革命的歷史，現代性總是包含和制造歷史的斷裂，這就是現代性歷史的存在方式。”(28) 歐洲現代性的展開，正是基于英、法兩國的革命運動。進而，由于新中國輝煌的革命歷史記憶，使得時代主體很自然地傾向于以革命的手段超越客觀時間的限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通過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就是對于資本主義時間的超越嗎？在這一時代意識的主導下，“十七年”的文學作品讓我們領略到了革命強大的動力功能。
　　在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中，主人公歐陽海所在連隊有一次承担修建鐵路的任務，當工程進行到最關鍵階段之時，突發洪水沖垮了已經修筑好的路基，而戰士們也因為水土不適大批病倒，“眼看按期完工已經非常困難。”(29) 當然，從時代性的社會意識邏輯出發，真正不能按期完工的事情決不允許在敘事中發生；同樣從時代性的社會意識邏輯出發，對于困難的克服既不能靠增加施工人員，也不能靠更新技術設備，唯一可取的路徑就是革命行動的展開。所以歐陽海發出成立突擊組舉行勞動競賽的倡議得到了連首長的充分支持，并且在實際執行中取得了預想中的效果：“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鼓起了整個工地的干勁，搶回了可貴的時間，眼看提前完工不成問題了。”(30)
　　曾有論者如此評價《歐陽海之歌》：“《歐陽海之歌》與以往的文學作品有著本質的區別，它是突出政治、突出階級斗爭、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書。”(31) 這一論斷的洞見之處在于它揭示了小說凡事訴諸革命的強烈沖動，但是，若說它因此“與以往的文學作品有著本質的區別”，則是明顯的“過譽”之詞。事實上，通過革命的途徑克服困難是時代性的認知原則，革命確保主體超越時間的想象得以實現。如果說建國以來文學敘事在這一認知原則上有所變化的話，那也就是愈益強調革命的動力功能，所采用的革命方式愈益激進而已。在《艷陽天》、《風雷》乃至于“文革”時期的《金光大道》、《虹南作戰史》中，革命的具體方式已由五十年代敘事作品中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激勵或自我反省逐漸發展為實際的階級斗爭的開展。“抓革命，促生產”的社會動員令正是對于這一時代認知原則的簡練表達。
　　然而，革命不是無條件的。如果將革命理解為進步道路上的質變，那么，它必須以量變的積累為基礎，更進一步說，它在一切領域中都不能超越量變積累的限度，這一點恰恰又關乎時間，因此，時間不能無條件的被革命所超越。但是，這一點并未得到清醒的認知。《歐陽海之歌》曾經如此描述一個落后分子高翼中在歐陽海超人革命意志感化之下的幡然悔悟：“班長啊，班長！你真是怎么說就怎么做啊。在你身上，我真正懂得了：人的毅力，可以超越某些‘生理限度’，去完成正常情況下完不成的任務。人民需要我們怎么工作，我們就能夠怎么去完成任務——這就是共產黨員的毅力限度。我過去老是為自己的怕苦怕累，尋找什么‘科學根據’……”(32)
　　由于中國社會極度強烈的進步渴望，由于暗含于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中對于自身的革命所具有的超越時間能力的堅定信心，使得社會意識邏輯對于革命的執著被推至極端。即便科學在革命之前也必須退讓，革命無可阻擋，它可以在一切條件下超越客觀時間對于進步的限制，它可以使一個有著偉大文化傳統和光輝天朝記憶的民族迅速趕超列強，從而擺脫一百年來的屈辱歷史，總而言之，在革命之上，寄寓了民族全部的夢想。
　　線性時間激發了進步渴望，并將之強化為對于時間的極端焦慮，這種渴望和焦慮進一步鼓勵了以革命手段超越時間的沖動。可以看到，“十七年”文學的這一意識邏輯，既依托于同時期的社會現代話語，同時又是對于這一話語的提純與強化，并因此深刻參與了單向度革命社會的建構過程。
　　在西方思想界一個多世紀以來對于現代性的多向度批判之中，發端于十九世紀中后期的現代主義文學藝術運動構成了這一批判的美學之維，其歷史意義得到了理論上的充分肯定，“用韋伯的術語來說，審美在現代社會提供了某種世俗的‘救贖’”(33)，由此，它對于社會的現代進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補救與糾偏”(34) 作用，從而有助于建立個體精神和社會整體運作的平衡。
　　以此眼光返觀“十七年”文學，可以看到，文學話語與社會話語的高度同質性，使得中國社會的現代性實踐缺乏來自于內部的張力，由此，文學之于個體、社會以及文學自身的意義都無法達到應有的程度。認識到這一點，不僅有助于我們從宏觀的文化意義上判斷“十七年”文學，更為重要的是，它對于當代沉溺于消費狂歡的寫作者也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
　　注釋：
　　①參閱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M]. 上海. 三聯書店，2002. 唐小兵：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南帆：隱蔽的成規[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等著有關“十七年”文學部分，以及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丁帆、王世誠：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M]. 洛陽. 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等著對于“十七年”文學價值的基本判斷。
　　②參閱莫里斯·梅斯納.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汪暉. 當代中國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A]. 孟繁華. 九十年代文存[C].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序論[M]. 上海. 三聯書店，1998.
　　③(16)汪暉. 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A]. 王曉明：批評空間的開創[C]. 上海. 東方出版中心，1998.
　　④李歐梵：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A]. 李歐梵：未完成的現代性[C].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⑤孫犁. 風云初記[M].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63.
　　⑥馮志. 敵后武工隊[M]. 北京.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58.
　　⑦李英儒. 戰斗在滹沱河上[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⑧杜鵬程. 保衛延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⑨⑩(11)(12)(13)(14)(15)梁斌. 紅旗譜[M].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17)(29)(30)(32)金敬邁. 歐陽海之歌[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
　　(18)(19)(20)(21)(22)(23)(24)(25)(26)柳青. 創業史[M].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
　　(27)杜鵬程. 在和平的日子里[M]. 沈陽. 東風文藝出版社，1958.
　　(28)陳曉明：現代性與文學研究的新視野[A]. 陳曉明：現代性與中國文學[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31)劉白羽. 《歐陽海之歌》是共產主義戰歌[J]. 文藝報，1966，4.
　　(33)(34)周憲. 審美現代性批判[M].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5.

江淮論壇合肥161～164，1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邵明20062006
“十七年”文學/現代性/線性時間
“十七年”文學的現代性價值在時間方面的規定性按照以下過程展開：將線性時間意識引入敘事；由此，這一時間意識內含的進步信念得以確立，并在敘事中表現為強烈的時間焦慮；進而，通過革命的途徑實現超越時間的目的。“十七年”文學的上述意識邏輯使之深刻參與了單向度革命社會的建構過程。
作者：江淮論壇合肥161～164，1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邵明20062006
“十七年”文學/現代性/線性時間

網載 2013-09-10 21: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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