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

簡體傳統

　　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長沙023-026B8倫理學田仲元/李秀芳19951995　　文章認為，“氣節”是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并以此出發，追溯了“氣節”在中華民族道德傳統中的產生和演變，透析了“氣節”的基本內涵、層次及其與其他傳統道德范疇如“仁”“義”“禮”“忠”的關系，并把“氣節”放在人所處理的義利、善惡甚至生死的關系中加以論述，指出“氣節”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應是社會大眾的必需。　　我們的民族歷經滄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美德。在內容十分豐富的傳統美德中，“氣節”占有相當突出的地位。認真研究一下“氣節”，對于弘揚我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美德，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　　“氣節”中的“節”字，本源于竹節。據《說文·竹部》：“節，竹約也。”段玉裁注釋說：“約，纏束也，竹如纏束之狀。”又據《史記·龜策列傳》曰：“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節”字在初創時，其內涵簡單。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客觀事物的變化，“節”字的內涵不斷豐富，由單純表示“竹節”發展為表示“時期”（如“天節不遠，五年復返。”）、“禮節”（如“長幼之節，不可廢也。”）、“準則”（如“禮不逾節”）等。　　“節”字延伸為“氣節”，始于春秋戰國之際。　　春秋戰國，是我國社會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社會大變動時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殘余勢力的斗爭，構成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斗爭實踐使這兩大對抗階級都逐漸認識到了“節”對于維護本階級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均把“節”作為重要的道德操守加以推崇和弘揚。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思想家，從道德準則出發，對“節”的內涵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如孔子提出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①的“志士仁人”之節；孟子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②的“大丈夫”之“節”；荀子則提出了“楚王后車千乘，非智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③的“君子”之“節”。與此同時，“氣”也被儒學大師納入了道德范疇。孟子提出：“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④孟子在這里所講的“浩然之氣”，顯然是指一種高度自覺、志向堅定的崇高道德境界，即氣節和節操。　　把“氣”與“節”連用，首推漢代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中褒揚政績卓著、心地正直、疾惡如仇、不留情面的淮陽太守汲黯時，稱他“好學……任氣節”。司馬遷進一步深化了“節”的內涵，提出了“勇者不必死節”⑤的觀點，認為真正的勇者，不應囿于小節，僅為個人的名節去死，而應為實現崇高的社會目標獻身。司馬遷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就極刑而無慍色”，⑥“隱忍茍活”而發奮著書，終于完成了被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不朽巨著——《史記》，為世人樹立了臨難立節的光輝典范。　　到了宋代，統治者中出現了“空談道義”的風氣，并把“三綱”推為最高信條，提出了“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⑦的“愚忠”氣節觀，并利用強權加以推行。這就背離了孔、孟儒學大師們關于“氣節”的原旨，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單向的統治與服從的關系，從而泯滅了儒家氣節觀的精神實質。　　到了明清之際，隨著民族矛盾的不斷加深和封建專制制度的日益腐敗，先進的思想家們對“空談性理”提出了尖銳批評和強烈的反對，從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繼承、發展了先秦時期儒家提倡的氣節觀。如黃宗羲提出了“豪杰之士”的人格思想；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號召；王夫之則進一步提出了“守”，即行仁義、一以貫之、威武貧賤、死生富貴均不能為之所動的操守和氣節。　　自１８４０年以后，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的志士仁人進行了前仆后繼的英勇斗爭，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實踐豐富和發展古人所提倡的“氣節”。特別是當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后，“氣節”不僅沒有被全面否定，而且在無產階級先進思想的指導下被科學地繼承了下來，發展成了既具有傳統的儒家思想優秀內涵、又與傳統思想有質的區別的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　　　　二　　通過對“氣節”的由來和歷史演進的回顧，不難看出“氣節”的時代性和社會階級性。歷史證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階級，對“氣節”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但是，這些理解和解釋并非格格不入、絕對排斥，而是在不少方面的認識是相同的。所以如此，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絕不僅僅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關系，還有其他各種關系。例如，同屬于這個民族或那個民族，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等等。當自己的民族或國家受到外敵侵略時，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便高于階級利益。因此，為捍懷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而同侵略者進行殊死斗爭的英雄，理所當然地會受到全民族和整個國家的敬仰。另外，即使是在同一階級內部，也會存在革新與保守、清正廉潔與貪臟枉法、正義與邪惡的矛盾和斗爭。只要這些矛盾和斗爭客觀存在，那么對于革新、進步、清正廉潔的謳歌以及對于正義和獻身精神的頌揚就是永恒的，不會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這說明，“氣節”本身并無階級性，如同武器本身沒有階級性一樣，各階級、各民族、各個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都需要它。從這種意義上講，“氣節”并非哪個階級的“專利產品”，而是中華民族永恒的共同財富。　　“氣節”的內容是豐富的、多層次的，其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　　“氣節”是一種獨立人格，具有主體自為的性質。主張“民貴君輕”的儒家大師孟子，在談到君臣關系時的名言是：“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⑧宋代思想家周敦頤以蓮花為喻，形象地表達具有獨立人格的高潔人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⑨“士可殺而不可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１０）的名言與“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內涵是一致的，都說明了“氣節”的實質是一種獨立人格。既然“氣節”是一種獨立人格，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主體自為的性質，而不是先天的德性。孔子的“為仁由己”和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講的這個道德。當然，要想成為“仁”者，成為“堯舜”，必須嚴格要求自己，經過長期修養和磨煉，甚至要“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１１）只有這樣，才能達到高度自覺、志向堅定的崇高道德境界。　　“氣節”具有直面人生和現實，洋溢著樂觀進取的奮斗精神，而不具消極、頹廢之心態。如孔子對隱士的潔身自好就持批評態度，認為“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１２）孔了提出的“君子憂道不憂貧”（１３）的觀點，蘊含著奮發進取、心憂天下的思想。孔子為實現自己的理想“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表現出鍥而不舍的追求精神。　　“氣節”是志節之士的志向、抱負的凝聚，品質行為的結晶。荀子所說的“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１４）以及“圣人也者，仁之所積也”（１５）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正因為“氣節”是志向、抱負的凝聚和品質行為的結晶，因此，它外則常示人以堅毅、剛烈、激奮、火熱，內則飽含對社會、事業、人生的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它所產生的力量是無與匹敵的和震顫人心的。　　“氣節”可分為不同的層次。由于認識水平有高低、追求的境界有不同，因此儒學思想家們把它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孔子指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不歟？君子人也。”他在《左傳·成公十五年》中又提出了“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意思是說做事情完全合乎節操是圣人之節，其次是保持節操，最下是失去節操。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還把節區分為“匹夫ｋēｎｇ＠①ｋēｎｇ＠①之節”和“道義人格之大節”。這些層次的區分，有助于人們追求或達到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　　“氣節”具有社會性和獻身性。由于“氣節”是在主體臨事時做出選擇和決斷，并且以實際行動在社會實踐中表現出來，因此其社會性和獻身性十分鮮明。孔子關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１６）的論述，指出了“立己”－、“達己”，只有在作為“立人”、“達人”的手段時，才具有意義。他還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１７）孟子則認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１８）孟子這段精辟論述，指出天下政治清明，君子全力使“道”得到施行；天下政治黑暗，君子要為守“道”而獻身，不能用犧牲“道”去迎合黑暗統治的需要，從而強調了仁人志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性和獻身性。　　“氣節”與我國其他傳統道德如“仁”、“義”、“禮”、“忠”等相輔相成，密切相聯。孔子認為，“仁”為萬善之源，道德之本體，所有具體德行均由“仁”派生。同樣，“節”也是由“仁”派生的。只有具備“仁”，才會有真正的操守和氣節。孔子主張人不應一味貪生，而應以一種堅毅不撥的精神追求“仁”，做到“殺身成仁”。這種“殺身成仁”的精神就是“氣節”。可見，“節”不僅僅是“仁”的派生之物，而且是達到“仁”的手段。“節”還以“義”為準繩，是“義”的行為，由“義”節制，沒有“義”的節制，“節”就失去了道德價值。此外，“節”又是“忠”的表現和“禮”的履行。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１９）認為盡力助人為“忠”。以此而推，志士仁人“盡瘁國事”、“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不忠乎？”（２０）一個人在生死關頭，不計名利，不問成敗，為國獻身，竭節致死，即為“忠”。“節”是“禮”的履行。“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２１）荀子認為，堅持履行“禮”，在任何情況下不改變，即為“節”。　　“氣節”總是在處理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和生與死等幾個關系時經受考驗。“氣節”既然是一種高度自覺的道德境界和極為堅定的操守，那么越是在危機、困難或利益的引誘面前越能充分地顯示出來。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生與死的關系，如經似緯，從不同角度構建起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體系。對“氣節”的考驗，也總是圍繞這幾個關系而展開。當然，最能考驗“氣節”的，還是生死關頭。“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２２）“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２３）這些名言，是千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為國捐軀、慷慨赴難的精神支柱。生命對于每個人只能有一次，其價值是崇高的。但人的價值所以崇高，是因為人可以根據道德原則進行理性選擇，包括生與死的選擇。如果在任何情況下都以選擇生命為最高原則，那么這樣人生只能是自私的人生，是只追求滿足個人利益和欲望的人生。“千錘百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就是志節之士在生死考驗面前作出的響亮回答。　　　　三　　“氣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經歷了不同時代的變遷，跨越了幾千年的文明史。經過歷代思想家的提煉升華以及眾多仁人志士的躬行實踐，“氣節”已積淀為中華民族剛鍵有為、自強不息、不畏強暴、富于犧牲的民族精神，成為愛國主義的精髓。從古至今，人們把“氣節”視為立國立身的政治原則和道德規范。無數志士仁人為民族的振興和社會的進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他們所表現的偉大“氣節”驚天地、泣鬼神：或為救國救民嘔心嚦血，或為抵卸外辱血染疆場，或仗義直言為民請命，或清正廉潔、剛正不阿，或貧賤不移、富貴不淫，等等。他們所體現的精神，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之精華。　　“往事越千年”。翻閱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史冊，我們不難看出，“氣節”作為思想道德范疇的內容所具有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但是，任何時代、任何階級、任何社會都需要自己的“氣節”。古代是這樣，當代仍然是這樣；剝削階級是這樣，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仍然是這樣。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傳統美德的優秀繼承者。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老一輩革命家就為我們樹立了崇尚革命氣節的光輝典范。毛澤東曾充滿激情地寫到：“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２４）“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２５）毛澤東還曾引用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話，提倡發揚革命氣節，爭取革命勝利。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共產黨員在必要的時刻要“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在階級社會中沒有什么比這更偉大、更崇高的道德。”　　共產黨人不僅是革命氣節的大力倡導者，也是最勇敢的實踐者。陳毅面對敵人的重重包圍，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絕命詩——《梅嶺三章》，用“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對死的來臨作了回答。夏明翰就義時昂首高歌：“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后來人。”這充分代表了無數共產黨人堅貞不屈的崇高氣節。正是由于共產黨人具備了革命氣節，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經過堅韌不撥的努力奮斗，終于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國已經敞開國門，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空前大交流、大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僅將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會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得到重新調整。在新的形勢和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崇尚“氣節”的傳統美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氣節”的基本精神與祖國四化建設所需要的國民精神是相吻合的。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因此，在經濟建設中，滿懷振興中華的信心，樹立“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自強不息，義不容辭地挑起歷史賦予的重托，正是中華傳統美德“氣節”的自立精神所在。　　　　　　　　　　　　　　　　　　　　　在國際交往中，既要尊重別國的主權，虛心學習別國的長處、又要保護祖國的利益，注重維護國格的神圣和人格的尊嚴，這正是“氣節”的真諦。　　在保衛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中，為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防止外敵的入侵、顛覆以及國內敵人的破壞，更需要弘揚“氣節”的獻身精神。　　在處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的關系時，更需要“氣節”、講禮義，發揚見義勇為、懲惡揚善的優秀傳統，從而使社會風氣得以凈化，使精神文明程度得以提高。　　“氣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已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億萬民眾的心中。在古代，這一民族之魂將炎黃子孫緊緊團結在一起，激發了全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華民族聲勢赫赫，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在近代，這民族之魂使中華民族歷劫不滅，愈困愈堅。使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夢幻始終不能成真。在奔向２１世紀的今天，它也必將鼓舞海內外的華夏赤子，為中華的振興和騰飛，壯心不己，奮斗不止。　　注釋：　　①《論語·衛靈公》。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荀子·天論》。　　④《孟子·盡心上》。　　⑤《史記·范睢蔡列傳》。　　⑥司馬遷《報任安書》。　　⑦《資治通鑒·后周記》。　　⑧《孟子·離婁下》。　　⑨周敦頤《愛蓮說》。　　（１０）《論語·子罕》。　　（１１）《孟子·公孫丑上》。　　（１２）《微子》。　　（１３）《論語·衛靈公》。　　（１４）《荀子·修身》。　　（１５）《荀子·儒效》。　　（１６）《論語·雍也》。　　（１７）《論語·泰伯》。　　（１８）《盡心上》。　　（１９）《論語·子路》。　　（２０）《左傳·襄公十五年》。　　（２１）《左傳·隱公十一年》。　　（２２）《論語·衛靈公》。　　（２３）《孟子·告子上》。　　（２４）《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１３８４－１３８５頁。　　（２５）《毛澤東選集》第１卷第１５６頁。　　（責任編輯　　廖小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石加輕去車　　　　　　作者：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長沙023-026B8倫理學田仲元/李秀芳19951995　　文章認為，“氣節”是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并以此出發，追溯了“氣節”在中華民族道德傳統中的產生和演變，透析了“氣節”的基本內涵、層次及其與其他傳統道德范疇如“仁”“義”“禮”“忠”的關系，并把“氣節”放在人所處理的義利、善惡甚至生死的關系中加以論述，指出“氣節”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應是社會大眾的必需。　　我們的民族歷經滄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美德。在內容十分豐富的傳統美德中，“氣節”占有相當突出的地位。認真研究一下“氣節”，對于弘揚我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美德，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　　“氣節”中的“節”字，本源于竹節。據《說文·竹部》：“節，竹約也。”段玉裁注釋說：“約，纏束也，竹如纏束之狀。”又據《史記·龜策列傳》曰：“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節”字在初創時，其內涵簡單。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客觀事物的變化，“節”字的內涵不斷豐富，由單純表示“竹節”發展為表示“時期”（如“天節不遠，五年復返。”）、“禮節”（如“長幼之節，不可廢也。”）、“準則”（如“禮不逾節”）等。　　“節”字延伸為“氣節”，始于春秋戰國之際。　　春秋戰國，是我國社會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社會大變動時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殘余勢力的斗爭，構成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斗爭實踐使這兩大對抗階級都逐漸認識到了“節”對于維護本階級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均把“節”作為重要的道德操守加以推崇和弘揚。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思想家，從道德準則出發，對“節”的內涵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如孔子提出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①的“志士仁人”之節；孟子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②的“大丈夫”之“節”；荀子則提出了“楚王后車千乘，非智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③的“君子”之“節”。與此同時，“氣”也被儒學大師納入了道德范疇。孟子提出：“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④孟子在這里所講的“浩然之氣”，顯然是指一種高度自覺、志向堅定的崇高道德境界，即氣節和節操。　　把“氣”與“節”連用，首推漢代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中褒揚政績卓著、心地正直、疾惡如仇、不留情面的淮陽太守汲黯時，稱他“好學……任氣節”。司馬遷進一步深化了“節”的內涵，提出了“勇者不必死節”⑤的觀點，認為真正的勇者，不應囿于小節，僅為個人的名節去死，而應為實現崇高的社會目標獻身。司馬遷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就極刑而無慍色”，⑥“隱忍茍活”而發奮著書，終于完成了被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不朽巨著——《史記》，為世人樹立了臨難立節的光輝典范。　　到了宋代，統治者中出現了“空談道義”的風氣，并把“三綱”推為最高信條，提出了“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⑦的“愚忠”氣節觀，并利用強權加以推行。這就背離了孔、孟儒學大師們關于“氣節”的原旨，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單向的統治與服從的關系，從而泯滅了儒家氣節觀的精神實質。　　到了明清之際，隨著民族矛盾的不斷加深和封建專制制度的日益腐敗，先進的思想家們對“空談性理”提出了尖銳批評和強烈的反對，從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繼承、發展了先秦時期儒家提倡的氣節觀。如黃宗羲提出了“豪杰之士”的人格思想；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號召；王夫之則進一步提出了“守”，即行仁義、一以貫之、威武貧賤、死生富貴均不能為之所動的操守和氣節。　　自１８４０年以后，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的志士仁人進行了前仆后繼的英勇斗爭，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實踐豐富和發展古人所提倡的“氣節”。特別是當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后，“氣節”不僅沒有被全面否定，而且在無產階級先進思想的指導下被科學地繼承了下來，發展成了既具有傳統的儒家思想優秀內涵、又與傳統思想有質的區別的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　　　　二　　通過對“氣節”的由來和歷史演進的回顧，不難看出“氣節”的時代性和社會階級性。歷史證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階級，對“氣節”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但是，這些理解和解釋并非格格不入、絕對排斥，而是在不少方面的認識是相同的。所以如此，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絕不僅僅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關系，還有其他各種關系。例如，同屬于這個民族或那個民族，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等等。當自己的民族或國家受到外敵侵略時，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便高于階級利益。因此，為捍懷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而同侵略者進行殊死斗爭的英雄，理所當然地會受到全民族和整個國家的敬仰。另外，即使是在同一階級內部，也會存在革新與保守、清正廉潔與貪臟枉法、正義與邪惡的矛盾和斗爭。只要這些矛盾和斗爭客觀存在，那么對于革新、進步、清正廉潔的謳歌以及對于正義和獻身精神的頌揚就是永恒的，不會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這說明，“氣節”本身并無階級性，如同武器本身沒有階級性一樣，各階級、各民族、各個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都需要它。從這種意義上講，“氣節”并非哪個階級的“專利產品”，而是中華民族永恒的共同財富。　　“氣節”的內容是豐富的、多層次的，其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　　“氣節”是一種獨立人格，具有主體自為的性質。主張“民貴君輕”的儒家大師孟子，在談到君臣關系時的名言是：“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⑧宋代思想家周敦頤以蓮花為喻，形象地表達具有獨立人格的高潔人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⑨“士可殺而不可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１０）的名言與“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內涵是一致的，都說明了“氣節”的實質是一種獨立人格。既然“氣節”是一種獨立人格，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主體自為的性質，而不是先天的德性。孔子的“為仁由己”和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講的這個道德。當然，要想成為“仁”者，成為“堯舜”，必須嚴格要求自己，經過長期修養和磨煉，甚至要“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１１）只有這樣，才能達到高度自覺、志向堅定的崇高道德境界。　　“氣節”具有直面人生和現實，洋溢著樂觀進取的奮斗精神，而不具消極、頹廢之心態。如孔子對隱士的潔身自好就持批評態度，認為“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１２）孔了提出的“君子憂道不憂貧”（１３）的觀點，蘊含著奮發進取、心憂天下的思想。孔子為實現自己的理想“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表現出鍥而不舍的追求精神。　　“氣節”是志節之士的志向、抱負的凝聚，品質行為的結晶。荀子所說的“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１４）以及“圣人也者，仁之所積也”（１５）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正因為“氣節”是志向、抱負的凝聚和品質行為的結晶，因此，它外則常示人以堅毅、剛烈、激奮、火熱，內則飽含對社會、事業、人生的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它所產生的力量是無與匹敵的和震顫人心的。　　“氣節”可分為不同的層次。由于認識水平有高低、追求的境界有不同，因此儒學思想家們把它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孔子指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不歟？君子人也。”他在《左傳·成公十五年》中又提出了“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意思是說做事情完全合乎節操是圣人之節，其次是保持節操，最下是失去節操。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還把節區分為“匹夫ｋēｎｇ＠①ｋēｎｇ＠①之節”和“道義人格之大節”。這些層次的區分，有助于人們追求或達到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　　“氣節”具有社會性和獻身性。由于“氣節”是在主體臨事時做出選擇和決斷，并且以實際行動在社會實踐中表現出來，因此其社會性和獻身性十分鮮明。孔子關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１６）的論述，指出了“立己”－、“達己”，只有在作為“立人”、“達人”的手段時，才具有意義。他還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１７）孟子則認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１８）孟子這段精辟論述，指出天下政治清明，君子全力使“道”得到施行；天下政治黑暗，君子要為守“道”而獻身，不能用犧牲“道”去迎合黑暗統治的需要，從而強調了仁人志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性和獻身性。　　“氣節”與我國其他傳統道德如“仁”、“義”、“禮”、“忠”等相輔相成，密切相聯。孔子認為，“仁”為萬善之源，道德之本體，所有具體德行均由“仁”派生。同樣，“節”也是由“仁”派生的。只有具備“仁”，才會有真正的操守和氣節。孔子主張人不應一味貪生，而應以一種堅毅不撥的精神追求“仁”，做到“殺身成仁”。這種“殺身成仁”的精神就是“氣節”。可見，“節”不僅僅是“仁”的派生之物，而且是達到“仁”的手段。“節”還以“義”為準繩，是“義”的行為，由“義”節制，沒有“義”的節制，“節”就失去了道德價值。此外，“節”又是“忠”的表現和“禮”的履行。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１９）認為盡力助人為“忠”。以此而推，志士仁人“盡瘁國事”、“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不忠乎？”（２０）一個人在生死關頭，不計名利，不問成敗，為國獻身，竭節致死，即為“忠”。“節”是“禮”的履行。“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２１）荀子認為，堅持履行“禮”，在任何情況下不改變，即為“節”。　　“氣節”總是在處理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和生與死等幾個關系時經受考驗。“氣節”既然是一種高度自覺的道德境界和極為堅定的操守，那么越是在危機、困難或利益的引誘面前越能充分地顯示出來。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生與死的關系，如經似緯，從不同角度構建起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體系。對“氣節”的考驗，也總是圍繞這幾個關系而展開。當然，最能考驗“氣節”的，還是生死關頭。“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２２）“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２３）這些名言，是千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為國捐軀、慷慨赴難的精神支柱。生命對于每個人只能有一次，其價值是崇高的。但人的價值所以崇高，是因為人可以根據道德原則進行理性選擇，包括生與死的選擇。如果在任何情況下都以選擇生命為最高原則，那么這樣人生只能是自私的人生，是只追求滿足個人利益和欲望的人生。“千錘百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就是志節之士在生死考驗面前作出的響亮回答。　　　　三　　“氣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經歷了不同時代的變遷，跨越了幾千年的文明史。經過歷代思想家的提煉升華以及眾多仁人志士的躬行實踐，“氣節”已積淀為中華民族剛鍵有為、自強不息、不畏強暴、富于犧牲的民族精神，成為愛國主義的精髓。從古至今，人們把“氣節”視為立國立身的政治原則和道德規范。無數志士仁人為民族的振興和社會的進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他們所表現的偉大“氣節”驚天地、泣鬼神：或為救國救民嘔心嚦血，或為抵卸外辱血染疆場，或仗義直言為民請命，或清正廉潔、剛正不阿，或貧賤不移、富貴不淫，等等。他們所體現的精神，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之精華。　　“往事越千年”。翻閱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史冊，我們不難看出，“氣節”作為思想道德范疇的內容所具有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但是，任何時代、任何階級、任何社會都需要自己的“氣節”。古代是這樣，當代仍然是這樣；剝削階級是這樣，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仍然是這樣。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傳統美德的優秀繼承者。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老一輩革命家就為我們樹立了崇尚革命氣節的光輝典范。毛澤東曾充滿激情地寫到：“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２４）“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２５）毛澤東還曾引用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話，提倡發揚革命氣節，爭取革命勝利。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共產黨員在必要的時刻要“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在階級社會中沒有什么比這更偉大、更崇高的道德。”　　共產黨人不僅是革命氣節的大力倡導者，也是最勇敢的實踐者。陳毅面對敵人的重重包圍，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絕命詩——《梅嶺三章》，用“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對死的來臨作了回答。夏明翰就義時昂首高歌：“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后來人。”這充分代表了無數共產黨人堅貞不屈的崇高氣節。正是由于共產黨人具備了革命氣節，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經過堅韌不撥的努力奮斗，終于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國已經敞開國門，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空前大交流、大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僅將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會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得到重新調整。在新的形勢和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崇尚“氣節”的傳統美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氣節”的基本精神與祖國四化建設所需要的國民精神是相吻合的。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因此，在經濟建設中，滿懷振興中華的信心，樹立“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自強不息，義不容辭地挑起歷史賦予的重托，正是中華傳統美德“氣節”的自立精神所在。　　　　　　　　　　　　　　　　　　　　　在國際交往中，既要尊重別國的主權，虛心學習別國的長處、又要保護祖國的利益，注重維護國格的神圣和人格的尊嚴，這正是“氣節”的真諦。　　在保衛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中，為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防止外敵的入侵、顛覆以及國內敵人的破壞，更需要弘揚“氣節”的獻身精神。　　在處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的關系時，更需要“氣節”、講禮義，發揚見義勇為、懲惡揚善的優秀傳統，從而使社會風氣得以凈化，使精神文明程度得以提高。　　“氣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已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億萬民眾的心中。在古代，這一民族之魂將炎黃子孫緊緊團結在一起，激發了全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華民族聲勢赫赫，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在近代，這民族之魂使中華民族歷劫不滅，愈困愈堅。使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夢幻始終不能成真。在奔向２１世紀的今天，它也必將鼓舞海內外的華夏赤子，為中華的振興和騰飛，壯心不己，奮斗不止。　　注釋：　　①《論語·衛靈公》。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荀子·天論》。　　④《孟子·盡心上》。　　⑤《史記·范睢蔡列傳》。　　⑥司馬遷《報任安書》。　　⑦《資治通鑒·后周記》。　　⑧《孟子·離婁下》。　　⑨周敦頤《愛蓮說》。　　（１０）《論語·子罕》。　　（１１）《孟子·公孫丑上》。　　（１２）《微子》。　　（１３）《論語·衛靈公》。　　（１４）《荀子·修身》。　　（１５）《荀子·儒效》。　　（１６）《論語·雍也》。　　（１７）《論語·泰伯》。　　（１８）《盡心上》。　　（１９）《論語·子路》。　　（２０）《左傳·襄公十五年》。　　（２１）《左傳·隱公十一年》。　　（２２）《論語·衛靈公》。　　（２３）《孟子·告子上》。　　（２４）《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１３８４－１３８５頁。　　（２５）《毛澤東選集》第１卷第１５６頁。　　（責任編輯　　廖小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石加輕去車　　　　　　

網載 2013-09-10 21: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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