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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意識世界有著非常廣泛的內容，世界觀、人生觀、社會觀、政治觀、歷史觀、文化觀、文藝觀、審美觀……以至對萬事萬物的看法和感應，等等，無不包容其中。這些，可以通過他日常生活的言行和論著、日記等加以表露。
　　路遙是一個對文學藝術、社會人生有他獨特看法的作家，絕不是那些人云亦云、平庸淺薄之輩。他卓有見地、或放縱不羈的認識，不一定都見之于作品，因為他受傳統文學觀念的影響較深，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和價值，常以理性制約著情感和意識，故而他小說中的意識世界，不是泛濫的洪水，而是沿堤岸流淌的江河，有波濤翻滾之勢，卻無沖毀良田之險，行進的軌跡不是渾濁不清，而是明晰可鑒。較突出的是時代意識、政治意識、平民意識、土地意識、道德意識、婦女意識。我們這里僅就路遙小說中的時代意識與政治意識加以探討。
　　　　　　（一）時代意識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思想潮流和不同的意識氛圍，在不同的社會時期，人們總是有不同的關注中心，而不同的人群對此中心也持著不同的態度。作家大都具有敏感的神經，往往站在時代的前沿，對社會關注的中心進行不同形式、不同角度的反應。他們所采取的態度是千差萬別的。路遙的態度不是一味簡單的服從，也不是反抗、保持距離，或者其他，而主要是適應同時兼有批判。
　　以他的文學觀念來說，在進入歷史新時期前后，隨著時代的除舊布新，他也在轉軌定向，適應時代的新要求。他是在極左路線盛行的年月開始習練寫作的，那時年歲雖然不大，但不可避免的也受到了“高大全”一類創作符咒的影響。從1979年發表小說《夏》開始，盡管仍留有舊影響的痕跡，然而積極轉軌以適應時代的新變化、新要求的趨勢卻是明顯的。隨著改革開放的迅猛發展，西方文藝思潮鋪天蓋地、風馳電掣般奔涌而來，文藝理論新名詞大爆炸，文藝創作方法五花八門的態勢下，他卻頭腦清醒，堅持他所習慣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進行有抉擇的吸收，同時也倔強地對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拒而遠之。這不是說他的這種態度是唯一值得贊揚的，而是說他保持了他的個性，獨有所鐘，顯示了他的一種可貴的文化精神。
　　從他的小說創作來看，總體上是貼近時代，直接進入社會關注的中心，極力把握時代的脈動和特點，在作品中貫注進鮮明、強烈、濃厚的時代意識和時代精神。
　　我們透過他的小說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社會發展的脈絡、印跡。他曾將自己的小說編為一部專集名曰《當代紀事》；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更是系統詳實地記敘了1975——1985這十年間我國北方農村變遷的歷史，全國性的大的歷史事件亦間接地羅致其中。中國三十年間的社會歷史風貌，透過路遙的小說人們可以看到那清晰的輪廓和某些重點環節的細部。
　　關于時代特點和時代精神的把握路遙的意識是十分清醒自覺的。他關于《人生》給閻綱的信中說：“我意識到，為了使當代社會發展中某些重要的動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藝術表述，應該竭力從整體的各個方面去掌握生活，通過塑造人物（典型）把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織成一個藝術的統一體……應該向深度和廣度追求。”〔1 〕由于中年早逝路遙雖則未能完全實現他為自己制訂的預期目標，可他的小說確確乎通過藝術形象，體現出了時代的精神和風貌。他“堅持了文學的現實性和當代性相統一的原則”。“一貫重視文學的‘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重視創作題材‘廣闊而深刻的社會生活內涵’。”“創造服務于現實人生的活文學”。他“小說的現實魅力就在于服務于現實人生和取材于現實人生的統一”。〔2〕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整個社會關注的中心是批判長期以來危害我國政治經濟生活和人民思想的極左路線，掙脫左的禁錮，沖破舊的傳統和習慣勢力的束縛，克服自身的局限和痼疾，尋找、呼喚失去的自我，重鑄自己的靈魂和情性。為了適應這一時代特征和需要，路遙沒有走“傷痕文學”的時髦之路，而是另辟蹊徑。除了《賣豬》、《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是直接批判極左路線的危害和流毒以外，像《夏》、《青松與小紅花》、《驚心動魄的一幕》等，則側重挖掘人民群眾和干部精神世界中純正、美好和高尚的東西，而以這些有價值的東西遭到慘切的摧殘或毀滅，深層次地回溯歷史，揭示肅清極左路線的必要。一直到以后所發表的成功之作《人生》、《平凡的世界》，塑造了高明樓、田福堂、孫玉亭等受極左路線流毒頗深的人物典型，他們已失去了正直的人和純潔的黨員的本質屬性，喪失了應有的自我，他們的靈魂、情性需要重鑄。實際上經過新時代斗爭生活的淘洗蕩滌，正在得到重鑄。田福堂、孫玉亭后來的變化就是很好的說明。
　　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經濟建設掛帆啟航之后，人們都在積極努力改變眼前的現實，驅逐昔日的貧困，謀求生存和幸福，尋找自己合適的社會地位的時候，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成為一些農村知識青年關注的中心。路遙很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他發揮他熟悉城鄉交叉地帶生活的優長，即在這一交叉地帶辛勤耕耘，《月夜靜悄悄》、《姐姐》、《風雪臘梅》、《痛苦》、《人生》、《黃葉在秋風中飄落》、《你怎么也想不到》等都是因城鄉差別引起的糾葛，而故事的中心線索都圍繞著愛情，不是進城者甩掉留在農村的戀人，就是因為對城鄉差別不同的態度發生了沖突。一些農村青年，“期望著富裕的物質生活與豐富的精神生活，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市文明在他們的心目中多多少少被美化了，因而，他們才將其作為一種理想來追求。這種行為的歷史合理性自然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他們想要得到的，在某種意義上，又是時下某些城市文學主人公所力圖超越的。這正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復雜性、反映了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的巨大反差。只是這復雜性和反差未能從路遙本人的小說中充分表現出來，讀者的價值判斷得不到足夠的坐標，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歷史感和時代感。〔3〕
　　改革開放的根本點是發展經濟。當然，作為文藝作品不可能直接以此作為題材。而路遙亦對此給以急切的關注。他構思《平凡的世界》，概括1975——1985十年間中國北方農村的巨變，實際上是集中表現由過去以階級斗爭、政治斗爭為綱到新時期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漫長轉軌過程中各階層人物的心態、性情和命運。其間，路遙極力要突出的是在這轉軌的途程上人民群眾和一些干部積極奮進、不屈不撓、竭誠奉獻的品格、精神。成為社會主流的時代精神。孫少安、孫少平、田曉霞、田福軍、喬伯年等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者。
　　有人認為，“知青”作家受“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一類政治激勵和精神動員，往往有為人民、為祖國的意識形態的承諾和意愿。路遙雖不屬于“知青”，但他與“知青”是同齡人。所受的激勵和動員是相同的。他是以為祖國、為人民有所作為、有所貢獻的心態來順應時代。順應并不是不分是非、不辨黑白贊同而一味歌頌，而是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批判意識，發現了當時社會潛在的某些矛盾、弊病、隱患，真實在小說中表現出來，是他批判精神的顯露。像當政者的以權謀私、弄權欺人等不正之風；城鄉差別造成的嚴重分配不公，對人不能量才使用；極左造成的經濟貧困使人的生命、惰性、愛情受到的戕害和摧殘；改革年月不法分子的橫行，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游手好閑之輩的無人管束，偷盜等犯罪行為的猖獗，等等，這些雖然不是他小說創作的主題或著力要表現的側重點，然而，這類富于時代特征的描寫，使他的小說具有了鮮明的時代色彩，同時也增加了它的思想力度。
　　“文學，作為時代的鏡子”，“歷史的引人入勝的教科書”，“永遠有著不容輕慢的地位”。〔4 〕路遙沒有丟棄這些被一些人視之為過時觀念的合理內核。他在進行藝術創作的整個過程中特別注意時代意識與歷史意識的溝通、融合，力圖將二者較好的統一起來。他認為：“作家勞動不僅是為了取悅于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待”。〔5〕他對當代生活和歷史事體， 主張“用歷史和藝術的眼光觀察”其“社會大背景（或者說條件）下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狀態”。〔6 〕他頗有見地地說：“我們必須重視歷史，對歷史和對現實生活一樣，應持嚴肅態度。有的作品為什么比較淺，就因為它沒能把所表現的生活內容放在一個長長的歷史過程中去考慮，去體察。我們應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聲，這回聲應響徹過去、現在和未來，而這回聲只有建立在對我國歷史和現實生活廣泛了解的基礎上才能產生。”〔7〕
　　時代一般是對歷史發展的某一時期或階段的認識，歷史一般是指社會發展的漫長過程。時代和歷史是不可分離的。我們所說的現代意識實際是指的當代意識，路遙經常說：“所謂當代性，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既是歷史，又是未來。”〔8〕路遙在他的小說創作中， 善于以當代意識看歷史，或則以歷史眼光看現實，總是將二者溝通起來，結合在一起。“他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生活正處于‘城鄉交叉地帶’，‘立體交叉橋’的認識，正表現了他‘歷史活動家’的氣度和特點。有了這種俯瞰歷史和現實的胸襟，才有對于高加林和孫少平這樣的青年的理解和寬容，使他們當之無愧地屬于歷史，屬于現實，同時也屬于未來。”〔9 〕他寫《在困難的日子里》，是因為有感于當代物欲觀念的強化、拜金主義的盛行，去縱情歌頌60年代初人們在物質極端匱乏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刻苦精神和高尚情操。他呼喚新時代不應忘記歷史，不應丟棄優良傳統。
　　他往往選擇時代和歷史結合點來刻劃人物，升華人物的精神境界。《平凡的世界》卷六第五十章路遙敘說孫少安捐資建校，這樣寫道：“他甚至把他將要做的事放到了本村近代史中去考慮。人的這樣一些活動，通常也不可避免地要受一種歷史意識的支配”。“在雙水村最近幾代人中，曾有過幾個人用不同方式給這古老貧困的村莊打上了深深的印記。”〔10〕接著路遙讓孫少安歷數了曾為這一輩人傳播文化知識的金家灣的金先生；在雙水村統治了三分之一世紀的黨支部書記田福堂；以及眼下頗有影響的“神漢”劉玉升。于是使孫少安下定了決心：“好，你劉玉升建廟，我孫少安建校！咱們就唱它個對臺戲！”這樣，孫少安的捐資建校，就不僅僅是為雙水村的群眾辦件好事，而是放在雙水村近代歷史發展到現階段必須采取的一種有著深刻思想意義的文化對抗，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斗爭。這不僅使孫少安這個人物有了不同凡響的光彩，而且使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廣度的層面掘進。
　　路遙總是在時代和歷史的大背景中展開故事情節，塑造人物形象。他認為：“只有徹底弄清了社會歷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藝術中準確描繪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形態。”〔11〕路遙是站在當代意識的時代高度，縱觀歷史，預見未來，在廣闊的時代、歷史背景中搭起人物活動的大舞臺，使作品具有了磅礴的氣勢，人物有了深厚的社會根基，從而把握時代、把握歷史的契機，展現社會生活的真實畫卷。
　　路遙以歷史的眼光觀照、審視現實，不只體現在作品的某一章節、事件和人物，而是滲透在許多作品的整個創作過程中、整體作品結構中，是一種清醒的創作意識。《平凡的世界》就是以“某種程度的編年史方式”來構架整部作品，’全景式反映中國近十年間城鄉社會生活的巨大歷史性變遷”。“史”是這部著作的筋骨。有了貫串始終的筋骨，才使藝術的血肉有所附著而構成鮮活的藝術肌體。然而，也有人認為路遙的作品，“可以使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明白歷史，明白我們何以會從昨天走到今天。但是它缺少一種同未來精神聯結。換句話說，它固然具有史的凝重，卻缺少詩的靈動和超越，缺少更多能激發下一代人心靈的東西”。〔12〕這是一種值得重視的看法。
　　　　　　（二）政治意識
　　“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從屬于政治”、“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等口號，在戰爭年代確實起過積極的作用。國難當頭，只能有一個中心，那時的政治，必須突出。建國以后隨著社會矛盾重點的轉移，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本應及時加以調整，指導文藝的方針和口號也應隨之變更。然而，由于思想政治路線的漸趨左傾，國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文藝和政治的關系也難于擺順。雖然有十數年的文藝繁榮，但同時也有許多作家、藝術家因所謂的“政治傾向”蒙冤受屈、甚至慘遭厄運，最后造成“文革”十年的百花凋零。新時期開始之后，“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提法得到糾正，作家獲得了極大的創作自由，于是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回避政治，或遠離政治，或淡化政治，或恥于談及政治，等等。其實，這些都很難做得到。因為政治生活是社會生活的重要構成部分，文學要以社會生活作為自己的審美對象予之表現，怎么能做到回避、遠離呢？“路遙的創作從來與可卑的文化侏儒主義無關，他總是能夠勇敢地面對現實，包括一些作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他認為，既然政治生活是人們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一些時候，它是那樣重要的影響著歷史的去向，作家怎么能回避它呢，古今中外所有的藝術大師都不回避它。不過，他們不是被動地去順應政治，而是站在一個更高的歷史角度去積極主動地評價政治。”〔13〕路遙的小說創作，積極、執著地實踐著他的這些主張，他的作品大都有鮮明的政治意識，包容著較為深邃的政治內涵。
　　其一，不回避政治事件和政治斗爭。這在他的長篇《平凡的世界》中表現極為突出。從1975年冬的農業學大寨到1976年的周總理去世、批鄧反右、毛主席去世、天安門事件，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推行生產責任制、改革開放，等等，都寫進了他的作品。他說：“這部企圖用某種程度的編年史方式結構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們。”當然路遙不是用政治家的眼光審視這些政治歷史事件，而是“用歷史和藝術的眼光觀察這種社會大背景（或者說條件）下人們的生存和生活狀態”，〔14〕加以藝術的表現。所謂藝術的表現，他沒有過多敘述這些歷史事件的過程，而是著重寫這些歷史事件在人們心靈中掀起的波瀾、留下的投影和由此而引起的人物遭際、命運的變化，故而尚沒有陷入概念化、理性化的泥潭。不過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這部作品是按政治歷史事件的時序結構編排故事，很難避免給人有“直”的感覺，缺乏大的回環和曲折。真實的政治的歷史事件增強了作品的思想力度和時代特色，而另一面也給作家的虛構和創造以約束力。
　　《平凡的世界》許多章節都正面展示了由下到上的政治斗爭和路線斗爭，可以說這條斗爭的線或明或暗，貫串始終。作品開篇不久就正面寫了石圪節公社和原西縣黨委內部的政治斗爭和路線斗爭。極左路線執行者的代表人物公社一級是徐治功，縣一級是馮世寬，反對、抗拒極左路線的代表人物公社一級是白明川，縣一級是田福軍，而原西縣的斗爭最集中、最典型。雙水村的政治路線斗爭直接反應到公社和縣委。這條斗爭的線由于田福軍這個處于旋流中心的人又延伸到黃原地委和省委。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重要人物的孫少安和孫少平卻很少被交織到這條政治斗爭、路線斗爭的軌道上來。孫少安在實行生產責任制前后曾處在斗爭的激流之中，可自從開始辦磚廠之后就跳出了斗爭的羈絆。作為路遙主要表現的人物孫少平則始終處于斗爭之外。連村里幾起重大的事件如偷水、劈山造田、桃色風波，路遙都有意讓孫氏兄弟加以回避。為什么這樣處理？看來路遙不愿意將孫少安、孫少平寫成過去那樣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斗爭鋒芒畢露的“高大全”人物，而是要寫成平平常常、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的人物。所以，他不僅將政治歷史事件作為大背景，而且將政治斗爭、路線斗爭也是作為大背景。這一手法似乎是從他的文學教父柳青的《創業史》中學來的。我們還記得柳青讓高增福處在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前沿，而讓梁生寶居于第二線，這自然會影響到路遙。
　　其二，塑造了一系列從政人物，揭示社會政治問題。
　　《夏》中的“知青”江風，是“四人幫”極左路線的積極追隨者，是靠吃政治飯過日子的。這個形象的塑造盡管停留于類型化、概念化的水平，但通過它還是反映了那個時代一些人投機鉆營的特征和痼疾。《驚心動魄的一幕》中大多數人物都是從政的，除了縣委書記馬延雄寫得較為豐滿外，至于兩派頭頭，作家沒有著力刻劃，仍然缺乏個性化的特色。《月夜靜悄悄》中的黨支部書記高明樓僅是個背景人物。到了《人生》，高明樓的性格即頗為鮮明，他以權謀私的所作所為亦頗富于典型性。長篇《平凡的世界》出現了不少從政人物，村一級有田福堂、孫玉亭、金俊山、金俊武，公社一級有白明川、徐治功、劉根民等，地縣級有田福軍、張有智、馮世寬、李登云、馬國雄、苗凱、高鳳閣等，省和中央有喬柏年、高老等。這些人物，政治路線斗爭壁壘分明，正確者如田福軍、白明川、喬伯年、高老等，他們為推動歷史前進貢獻著自身的力量，是作家極力歌頌的對象。其他除金俊山、金俊武、劉根民之外，大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或則是極左路線的代表，或則是以權謀私封建專制，或則是不負責任玩忽職守，或則是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墮落，或則是兼而有之，……透過這些人物都能使讀者看到我們社會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和某些潛在的嚴重弊端。路遙有時持批判的態度，有時持調侃的態度，有時持善意規諷的態度。
　　路遙這里通過田福堂們所表現的畸形“政治”，已成為一些從政人物的普遍的文化心態，形成一種人們心理上習慣了的傳統。這些已經成為新時期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層阻力。作家的深意在于通過一系列藝術形象的思想、政治內涵，來“校正人們的心理和激活人們的心性”，“使作品既平添了批判的力量，又增強了史識的韻味”。
　　其三，小說中眾多人物的命運總和政治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
　　《風雪臘梅》中漂亮的女主角馮玉琴，被有權有勢的地委書記的老婆、地區招待所所長吳某由偏僻的山區招進城里，為了讓其和她有殘疾的兒子成親，又以招工為誘餌，讓馮玉琴青梅竹馬的男朋友主動棄卻前盟。吳某其所以能這樣是因為她有掌權的人作靠山。《人生》中的高加林的升遷沉浮、榮辱禍福，每每都有掌政權者起作用，都和政治有關系；而高加林的命運變化又牽動了劉巧珍一家、高玉德一家、德順爺等。《平凡的世界》中的老鼠藥事件、豬飼料地事件，王滿銀、孫少安的被批判，又使多少人提心吊膽、憂傷悲泣、憤恨埋怨。至于因村社地縣的政治斗爭、路線斗爭造成的人生悲喜劇那更是觸目皆是。這一方面說明路遙不回避政治，他將他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的真切感受和體驗，經過審美判斷，不加掩飾地予以表現。另一方面也說明，人是社會的人，政治是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人本身就經常和政治發生關系，作為以人為表現中心的文學，不能見政治而遠離之，這實際是辦不到的。
　　路遙不是一個弱者，而是一個強者。在諸多作家趨于時潮而主張遠離政治的年月，執著地實踐著他的文學主張，保持著鮮明的政治意識。《平凡的世界》——這部他企圖鑄寫成百科全書的長卷，展示了政治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以及其與之不可分割的關系。
　　即以政治和經濟而論，通過小說的藝術表達，我們可以看到二者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過去的極左路線是一味突出政治，亂抓階級斗爭，不僅人權遭到踐踏，而且經濟工作受到輕視，人民群眾在貧困線上掙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于思想路線的轉軌，發展經濟成為全民的中心，空頭政治受到批判，黨的方針政策得到調整，生產責任制首先在農村全面推行，生產力重新解放，大大改變了農村的經濟面貌和人的精神面貌。這一歷史性的變革《平凡的世界》給予了真實深刻的反映。思想政治路線、方針政策的變化，帶來農村經濟的繁榮；經濟的發展又促使人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生存觀念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原來響當當、硬梆梆的農村政治家田福堂、孫玉亭不再是人們膜拜的對象，而經濟上冒尖的孫少安卻成為人們刮目相看、羨慕崇拜的精神領袖，原黨支部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空架子。權力的中心已經轉移，空頭政治已成為滑稽的笑料。“民以食為天”，人們都在為生存而奔忙。作為小說中心人物的孫少平沒有從政求官，而是踏上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以滿足自己物質和精神需求的苦難的征程，完善了他的人格，完成了他思想境界的裂變和升華。甚至個別經濟上冒尖的農民企業家發出了如此的暢想：“比如，咱們也可以參加文化上的事。文化上容易出名。只要出了名，手里又有錢，咱們就不能在政府里坐一把交椅？哼，說不定將來縣委縣政府都叫咱承包了呢！”作家這里是開了冒尖戶一個玩笑，路遙并沒有輕慢政治。政權機關怎能讓個人承包呢？不過這表明了經濟上翻身的農民在政治上的新要求。其實正是路遙政治意識的剖白。
　　〔1〕《路遙文集》2第399頁
　　〔 2 〕李星《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路遙論》， 《文學評論》1991年第4期第89頁
　　〔3〕曹增渝、梅惠蘭《人生之旅與人性之夢——路遙與張煒創作比較》、《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5期
　　〔4〕《文學評論》1995年第3期第84頁。
　　〔5〕《路遙文集》2第4頁。
　　〔6〕同上，第20頁。
　　〔7〕暢廣元主編《神秘黑箱的窺視》（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9月出版）第181頁。
　　〔8〕李星《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路遙論》，《文學評論》1991年第4期第90頁。
　　〔9〕同上。
　　〔10〕《路遙文集》5第434頁
　　〔11〕《路遙文集》2第21頁。
　　〔12〕《人生之旅與人性之夢》，《當代作家評論》1989·5
　　〔13〕李星《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路遙論》，《文學評論》1991年第4期第90頁。
　　〔14〕《路遙文集》2第20頁。＊
　　
　　
　　
小說評論西安57-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西平19961996 作者：小說評論西安57-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西平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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