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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新校長楊衛在接受《大學周刊》訪問時，對大學發展，談了些相當精辟的看法。他說：“以美國大學為例，它們是三流學校數論文篇數，二流學校數論文的影響因子，一流學校不對論文發表提要求，而頂尖的大學非常強調教學。”然后，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學校的教師還沒有形成很好的研究習慣時，學校從管理上要求教師發表論文，并且是在國際同行認同的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這樣可以形成一個整體的驅動力，從統計學的角度上看，論文發表得多就意味著教師花在做研究上的時間更多。因此三流大學要提升，就得要求師生多發表論文。二流大學要求教師發表的論文，是在該領域里最好的、影響因子最高的雜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這樣雜志上發一二篇論文，他會被認為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再發展，這位教師能幾年磨一劍，做一些引導、引領這個學科發展，更帶有原創性的工作，帶領學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國際一流學者了。所以，一流大學不要求教師發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們在頂尖雜志上發表，只是給更寬松的環境做研究，由教師在好奇心驅動下自由發展。在國際上前幾名的頂尖大學，所有的教授都是該學科同年齡段里最優秀的。因此，這些學校要求其教師除了保持自己作為這行頂尖的學者外，還要花時間在學生身上，讓這些最好的學生受到教育和啟迪。因此，每所學校發展階段不一樣、水平不一樣，對發表論文所強調的內容也就不一樣了。

上面這句話講得太對了、太好了。不是在世界一流名校待過較長時間的學者，是不會有此高見的。楊衛到底是開國以來第一個當了大學校長的長春藤畢業生。

按照楊衛的標準，現在的清華、北大、浙大剛剛進入世界的三流水準。十年前，中國大學是沒有資格談SCI的。現在，前五名的學校，清華、北大、浙大、復旦、南京在SCI的數量上，現在已經能在亞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國比比，也不見得丟人。中國有人海優勢，再往后，這個成績會更好。但這種比法再往后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人家二流學校，不跟咱比這個。要用人家二流學校的比法，我們的清華、北大、浙大，又回到起點上：重新洗牌，咱們的成果幾乎是零。

我今天要談的是我們的清華、北大、浙大還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學？我們怎么才能進入一流大學，頂級大學是人人沒有把握，只能當做一個崇高的目標。

我個人幸運的在美國頂級大學待過，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學待的，然后到賓大的沃頓商學院當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學商學院與經濟系，應該是頂級，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統計過，90% 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與芝加哥大學有淵源，所有知名商學院的會計學與金融學的當家學者（是講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與芝加哥大學有淵源。這幾年，芝加哥大學的經濟與商學，一流沒有問題，頂級可能就不是公論了。現在頂級的位子，應該是哈佛與沃頓。1983的沃頓應該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學院連一流都談不上，甚至是被認為是一群二流學者拿著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搖撞騙。我的母校羅徹斯特大學在我念書的時候 (1974)，應該是一流大學在做頂級大學的夢，現在是一流大學在往下降。我現在担任講座教授的杜蘭大學應該是一流的尾巴,杜蘭從來沒有做過頂級的夢，想都不敢想，連一流都岌岌可危。表上都是美國的大學，二次戰后，老美在各方面稱霸了六十年，學術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來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國的三家，是十八世紀大英帝國的回光返照。

從我的分析來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與三流可以按學校來分，一流多少能按學校分，頂級的大學與頂級的專業就不一定在同一個學校了。頂級大學的排名是相當穩定的，基本上取決于歷史、資源、及地緣環境。頂級專業的排名是相當不穩定的，走掉一個大師，或大師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頂級的位置就保不住了。以大學來分，現在的清華、北大、浙大，應該是三流，但在清華與北大，有些專業領域已經有點二流的味道，浙大是扎扎實實的三流。中國的絕大部分的大學是不入流，別難過，印度也一樣。甚至日本也好不到那里去。日本自從百年前，有些大學沖進三流后，絕大部分的大學還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與團結力在世界舞臺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學術與思想上面是沒有太多的建樹的。這幾年，北大與清華的國際化與超前意識，比絕大部分的日本大學要來得強猛。

我曾在香港科大做會計系的創系系主任，在離開科大那年，按頂級學術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會計系應該是扎扎實實的二流頂端，應該是美國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這個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中大來勢洶洶。在會計學與金融學的領域里，全是老美天下，老歐只有亦步亦趨的份。由于擁有大海龜與牛外教，在會計與金融領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歐洲大學好，而且獨步亞洲。

什么是二流大學？

楊衛為二流大學做了相當好但不完美的定義：

二流大學要求教師發表的論文，是在該領域里最好的、影響因子最高的雜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這樣雜志上發一二篇論文，他會被認為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發一兩篇』這句話上。我認為到了二流學校，基本上，已經不用簡單的數字管理，在任何一個領域的最好雜志一年能發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是，別說二流大學的教師了。我下面會詳細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學與二流大學的不同。三流大學，應該是像美國的California State, Kansas State, 臺灣成功大學、臺灣大學、日本名古屋大學、韓國首爾大學、中國大陸的北大、清華、浙大這一類的大學。這些大學有一個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學。公立大學是外行官員管內行學術專家，就是咱們所說的『紅管專、外行管內行』。這些外行官員都要找一些『客觀標準』來做管理依據，就自然的數字掛帥了。在美國這些大學都是資源較少的州立大學，這些大學，有些就被定位為教學型大學，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學，像KansasState。這些大學，校長底氣不足，難以抗拒州政府與議員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這些學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數字管理，簡單明瞭，成本低廉。在亞洲，官本位下，校長發揮空間有限，許多是新興國家，資源也有限，發展學術的第一步，就是先讓教師們有拿到學位后繼續念書的習慣。用SCI 數目來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試來管學生，沒有太多的實質教育與學術效果，但總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學，基本上就是隨意管了。臺灣的有些私立大學，大陸的大部分大學就是這一類。

表一是基于美國大學最被認可的排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2006 報告，再依照我自己的判斷，為頂級、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學列出一些例子。每一流中，按照排名的順序，由高而低羅列。頂級與一流是全部羅列，二流、三流眾多，只是例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是在美國最少爭議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觀判斷，這個表只是例子，不是科學。表中的頂級與一流大學幾乎清一色是美國學校，是因為美國有最好的制度設計，幾乎把全世界的學術精英完全吸收過去。我在一流大學里，列了法國的Ecole Polytechnique，其實只是『公平』的考慮。法國的Ecole 有點像中國的清華與北大，學生是最好的，不輸給任何的一流大學，設備還不錯，但是師資與學術環境就比美國的一流大學差多了。亞洲的三家二流大學，香港的科大與中大，日本的筑波都有很大的美國影響。讀者可以指責我有偏見。我走遍世界，在歐、亞、北美、南美各國中的頂尖大學都有些朋友，參觀大學、分析學術環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說是我的看法，不能說是我的科學論斷。學術是盡可能的尋找客觀的數據，但是學術結論都是帶有主觀色彩的。

在表一，各位也可以看到，頂級大學全是美國的私立大學，較好的一流大學，還都是美國的私立大學，到了一般的一流大學，公立大學就多了起來。二流大學與三流大學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學。沒有列在表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私立大學，是不入流的。這就是資源與體制的互補了，私立大學體制靈活，如果有足夠的資源，會辦得比公立大學好。如果資源不足，私立大學的靈活體制反而導致它們胡作非為。

表一： 依照作者判斷的大學流別示例(節選)

注： 本表基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06的排名，再依作者的了解加以調整。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偏重本科教育的角度。本表的微調多考慮了些研究成果的因素。表上頂級與一流大學，作者大多親身訪問過，每一家學校都有相識，在其中一半學校作者做過學術報告。

臺灣的臺大，大陸的北大、清華、與浙大，被分到三流，是讓人非常氣憤與不服的。臺大、北大、清華、浙大的學生素質絕對的超過我任教的杜蘭大學。臺大、北大、清華、浙大的老師的『腦素質』也不遜于杜蘭大學的老師。為什么杜蘭可以在一流大學中吊個尾巴，而我們的北大、清華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蘭是美國的私立大學，北大、清華、浙大是中國的國立大學。環境與體制，決定了學術機器的生產效率，原料的品質（老師、學生的天生素質）當然也會影響成品的質量（學術成果），但絕對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這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二流大學，應該是SUNY/Buffalo, Rutgers, Florida, Kansas, 與香港科大這一類的大學。這些大學由于資源、地緣、歷史因素，沒法子與一流大學較短長。表上的一流與二流大學的運作、目標、渴望，基本是一樣的。它們只有程度的差異，沒有本質的差別。頂級大學的年輕副教授通常是一流大學爭聘講座教授的目標，一流大學的少壯副教授通常是二流大學爭聘講座教授的目標。三流大學與二流大學之間的交流就要少多了。北大與清華已經有點二流大學的架勢，就是因為，它們已經有點能力在一流大學的少壯精英頭上動腦筋了，例如清華用了五年的時間操作，禮聘錢穎一從Berkeley回清華，浙大才剛剛有這個概念呢！

在頂級大學，談文章的篇數，是粗俗的行為，被大家取笑、不恥。在那種學校，著作等身、大氣蓬勃是理所當然，有什么好吹的？在一流大學，學者是夢昧以求『這輩子』能有『一、兩篇』傳世之作。但是這個夢是深藏心底，不能說的，說出來就下流了。在二流大學，是公開的說：『想當教授，就得有一、兩個全壘打』。意思就是，想當教授，非得在頂尖雜志，發表一、兩篇論文不可。如果像楊衛說的，每年要發一、兩篇，就成了『牛飲』，只有三流學校的牛才這么公開的鬼叫。二流學校公開招聘講座教授的時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質，不是數量。可是在內部提升的時候，基本上看的是數量，不是品質。人家已經都做牛做馬怎么多年了，沒有功勞有苦勞，咱二流大學資源有限，那能養得起這么多神仙？只要你還努力聽話，時間到了，苦夠了，也就當上了教授了。

看一個學校的教師管理機制，就能看出這家學校的定位。在頂級大學，教授幾乎人人有個講座（endowed chair），這些老爺都是千辛萬苦從對手那里挖過來的。助理教授幾乎沒有一個能升上去，極少數能升上去的，老早就有對手在挖墻角，又得千辛萬苦的挽留，年紀輕輕，就得給他個講座教授。校長的任務不是『管』這些人，而是哄著他們，賠著笑臉，防著他們與別人談戀愛。校長更重要的任務，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知道各專業領域的動向，聘請到領導未來20年學術方向的大師。校長對大師那敢說個『管』字，磕頭都還來不及呢！那怎么『管』這些老爺呢？出個假貨怎么辦？別担心，這些人好管極了。只要你的學校有足夠的大師，頂級大學當然是大師如云，他們互相把對方管得賊緊。老子好不容易混到這個江湖名聲，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們中間如果出了一個假貨，別人對我們的本事產生懷疑，我的數十年修行，豈不被糟蹋了？在頂級大學里，每周定期的研討會就是擂臺，那些大師們，在擂臺上殺得你死我活。

當然，如果一個頂級大學，請了個無能校長，一口氣找了一群假大師，這個大學就馬上出現劣幣驅逐良幣，這個頂級大學就垮了。這就是為什么，頂級大學都在美國，又都是私立大學。因為只有美國的頂級私立大學才能發展出一個極精細的大師互相監管的『教授治校』的機制。美國的普林斯頓、哈佛、耶魯用了三百年的時間，用世界最優渥的資源，運用市場機能，慢慢把美國的學術巨廈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國的一流大學像伯克萊、康奈爾才能放心的讓教授來管自己，管學校，甚至管校長。

美國的三流大學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國一模一樣。李遠哲這個學化學的書呆子，居然在臺灣倡導『教授治校』，把臺灣的大學變成政治角力場，烏煙瘴氣！三流公立大學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會主義墻角』。沒有大師級的學術地位，就沒有了賠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裝配工都是人，沒有了賠不起的面子，就可以不要臉，一旦沒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臉。三流大學用SCI 數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臉，在我們管理學，這叫做防止『道德危險』（MoralHazard）。

頂級大學與一流大學所耗用的資源是驚人的，在外人看來是極度的浪費與沒有效率的。師資是名校的命脈，這個『浪費』與『低效』，在師資的培育上面最為顯著。我用杜蘭大學商學院做例子。杜蘭商學院在過去十年，起碼進了50個剛拿博士的年輕教師，每位教師的年薪，用2006的價碼，是15萬到20萬美元，每個年輕教師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這十年的投資保守的估計是15萬乘6乘50，總共四千五百萬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為二、三流大學做貢獻了。我們的教授，基本上都是從外邊挖角進來的，也就是說，頂級大學與其他的一流大學，用了更多的價錢為杜蘭做了貢獻。以頂級與一流大學合起來的五十家學校做群體單位，百分之九十的師資培育投資是為了二流大學做了貢獻了。絕大部分的三流大學玩不起這個游戲，也就根本不玩了。從一流大學流落到三流大學的人，基本上都放棄了『研究』，反而，一直在三流圈子的學者，有些會興味怡然地玩著三流大學的數字游戲。

有人會說，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輕教授，會為頂級與一流大學發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這么多錢。哈！你就錯了。杜蘭的這50個人，在十年內，發表了大約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升等的那四個人發的。其他46個人，幾乎沒有任何具體成果。用浙大、清華的數字管理概念來看，起碼四千萬美元是打了水漂了。在美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畢業生，這一輩子，不會在頂尖雜志發表文章。頂尖雜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學者寫的。在杜蘭商學院，學術成果主要是五個講座教授(師資隊伍的5%)做的。

那么，我們不干脆就讓這五個學者專做學問，何必花這么多錢，讓這么多人陪著玩？這就是學術環境的成本，沒有這么多人日以繼夜的干，就沒有一流的研究環境；沒有九死一生，就沒有英雄好漢。后面我會分析，什么叫一流的研究環境。

話說回來，中國可能窮些，中國的市場機制可能差些，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可能落后些。但是浙大、清華的許多教授的天生素質可一點也不比什么普林斯頓的那些書呆子差。憑什么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長哄著、伺候著，而我們清華、北大的念書人就得拍校長馬屁、看書記臉色？我們也要教授治校，我們也要大師如云。好！有志氣！那么，我們得先從三流大學轉變成二流大學。下面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浙大、清華轉化成二流大學。

怎么樣才能辦成二流大學

我前面說過，頂級、一流、二流大學基本上沒有本質的不同，差別在由于歷史、資源、及地緣的關系[1]。他們優秀的程度不同，他們的辦校宗旨、監管體制、評核方式基本是一樣的。這些學校實質上是教授當家。二流以上的大學是一群學者的合伙組織（partnership）。而三流大學比較像工廠，教授只是拿薪水的『筆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學已經到了民主體制，而三流大學是農業社會的君主專制。

從三流到二流要比從二流到一流難得多。從二流到一流，甚至從一流到頂級，只要有資源肯拼命，就有可能做到。而從三流到二流是本質的改變、是思想的改變、是文化的改變、是價值觀的改變。用經濟發展來做比喻。從二流大學到一流大學就如同已經是工業社會的亞洲四小龍想趕上英國與意大利。香港與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紀末已經做到了。從三流大學到二流大學，就如同滿清的傳統農業社會進入共和國的工業社會，打打殺殺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算結束，經過了非常痛苦、血腥、漫長的轉型過程。這轉型的痛苦是由于價值觀的改變與社會結構性的改變，影響了現有在位人的利益，讓他們的人力資本，一夜間蕩然無存。從二流到一流大學，是按同一個制度體系力爭上游，而從三流大學到二流大學是否定了現有的制度體系。由于新的制度體系否定了現有的制度體系，反抗、破壞、掙扎就大得多。

在三流大學的體系里，文章數、學生數、頭銜、行政職位是學術成果的評價標準，也是物質報酬分配的依據。在全是三流大學的官本位國度里，沒有也不需要開放性的學術市場。在三流大學的體制下，要累積文章、學生、頭銜、職位這些人力資源可不容易。首先做學生的時候就得選一個大牌做導師，當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樣樣周到。畢業后弄頭銜、搶職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樣不少。帶著一批弟子打天下，要遠交近攻，合縱連橫，交了不少朋友，結了不少世仇。在數字掛帥的體制里，比的不是真知卓見，而是組織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變學術體制，原來的學術領袖，就像滿清遺老，痛哭流涕、頓失依靠。反抗的意念，這么會沒有呢？

在三流大學體系里，博導可以任命，文章數可以計算，雖然不理想，但可執行性高，雖然大家做點沒用的研究混飯吃，倒也有些次序，每個大學各混各的，相安無事。到了二流大學體系里，大師不是校長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學，沒有一個市場機能做信息處理與匯總的工具，誰又知道那個是真大師，那個是假大師？如果假大師的人數，超過一定的臨界點，就會劣幣驅逐良幣，結果比三流大學體系還糟糕。三流大學的博導是綿羊，校長吼一吼，就乖乖低頭吃草。二流大學的假大師，是披著珍貴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長都吃了。哈佛教授參議會才剛趕走一位做過財政部長、要改革哈佛教授懶散教學態度的年輕校長。誰對誰錯，我說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夠的真大師坐鎮，如果那些假大師搞得過分，校長是冤枉的，真大師就都跑到普林斯頓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沒有什么講座教授因此離職，這個校長大概走得不太冤枉。這就是市場機制。中國有嗎？這里有個小注腳。這個校長要整頓的對象，就是一個講座教授，他一氣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頓去也。這位講座教授是真大師、假大師，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林斯頓接受了這一批人馬，哈佛校長因此去職，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論，這就是市場機制。

辦二流大學只是清華、浙大進入世界名校的一個過程，不是最終目標。最終目標是要成為世界頂級大學。真正的教育家是辦教育，而不是爭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學者應該是好奇與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數量。爭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腳，我知道些，我也做過些。我一生的志向與絕大部分的精力還是做個真學者好老師。做為一個芝加哥學派的學者，我是不相信絕對道德觀的，我認為道德是成本效益盤算下的產物，是社會制度的衍生品。做為一個理性的社會科學家，我要貢獻的是如何透過理性的分析，設計一套制度機能，讓人們自然地依自利的動機，做到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因此，我對清華及浙大的建議，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會精英的心態，怎么為中國打造一個優良的學術與教育環境。在我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經清晰的指出，中國如果想要有個優良的學術與教育環境，就得有世界頂級的大學，這兩三個頂級大學，會帶動幾十個一流大學，這幾十個一流大學，會帶動上百個二流大學。這些頂級、一流、與二流大學是中國的知識泉源，會發展出千千萬萬的科技應用，會培育出無數個領袖、學者、與教育家。我任教的浙大與清華，應該有舍我其誰的抱負。

在我的舉例與分析中，大家可能已經感覺到，創建頂級大學最重要的一環，是以學術大師為核心的市場淘汰、監控、與定價機制。頂級大學絕對不是一個官本位的農業社會能產生的。沒有一個官，甚至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識別學術大師，但是市場能。市場的識別能力超過任何的專家，市場的淘汰、監控、與定價機制是融合了市場所有專家的智慧。

中國以致亞洲都沒有一個開放型的學術市場，在清華講的是『三清』，東京大學談的是『三東』。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職位都出身清華也。看清華出身的清華教授談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著他們的鼻子說：『你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臺』病。四十歲以前，我的夢就是回母校臺灣大學教書。整個亞洲的學術精英都染了嚴重的科舉病毒。如果一個大師是在十八歲那場考試決定的，這個大師百分之百是假的。沒有真大師，就沒有二流大學，就別提頂級大學了。沒有開放的市場，就不可能有真大師。貨真價實的學術大師是在殘酷公平的市場上，百煉成鋼的結果。清華、浙大、東大、臺大只是個三流大學，真正的癥結就在這里。因此要想成為一個二流大學的第一步，就是教師隊伍不能有近親繁殖。所有博士畢業生都要進入公開市場，不能留校。

大海養大魚，小溝養泥鰍。學術界的大牛，集中在美國這個學術大草原，也就理所當然了。最大、最公平的市場殺出來的大師，應該是最厲害的。不只我們『落后』的亞洲得服氣，近年來，連在『先進』的歐洲的大師都有濃濃的美國牛排味。清華、浙大要玩二流大學的游戲，就得進入北美學術大草原。各位看到嗎？在表一，一個只有三千萬人口的農業國家加拿大，居然有兩家大學被列入一流大學，就是因為地緣優勢：它們位于北美洲英語語系的學術大草原。如果把杜蘭大學、南加大往南搬五百里，進了墨西哥，杜蘭、南加大就什么流都不是，這就是地緣優勢。

在中國生根的浙大與清華，地緣優勢就別想了。沒有地緣優勢，也能成為二流大學，人家香港科大不是就做成了嗎？香港科大還一度有一流大學的恢弘氣勢咧！出大師的學術市場不是要大要公平嗎？中國市場雖然不公平，誰能說不夠大呢？只要我們能借用美國市場體制讓中國市場做到透明與公平，三十年后，世界學術中心在那里，誰都說不準呢！

如果為了進入這個北美洲英語語系學術大草原，要清華、浙大搬家是做不到的，但是參與英語語系的學術市場的必要條件，非滿足不可。我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用英文談中國的社會制度問題，真是***憋氣！深深的傷害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心情平復后想想，咱們的漢文不就是中原西陲的秦戎話嗎？中原周天子的話怎么說，現在誰也弄不清楚了。自然科學是不太受語言能力影響的，進入美洲英語語系學術大草原，對人文社會學科來說，要難得多。這是進入市場的必要交易成本。我知道，北大、清華的經濟、管理科系已經在做了，香港科大的建校原則就是世界（其實就是美國）標準。我最近接到復旦大學要求我協助擬訂世界頂尖期刊的排名，看來復旦也想殺進北美洲英語語系學術大草原了。

有效的市場機能一定要有優生劣敗的競爭淘汰機制。美國二流大學以上，都有嚴格的淘汰機制，就是長聘（tenure）制度。頂級大學的長聘制度可以說是冷酷無情、慘不忍睹。連掛一流車尾的杜蘭大學都是九死一生。長聘制度原來是保障教授的言論自由的，經過兩百年的演變，成為美國學術最重要的『凈化劑』。長聘制度是讓最有前途的年輕學者，列入長聘教授的候選人，稱為長聘崗（tenure track）, 成為嚴格考核與培養的對象。這個考核期，在頂級大學是九年，通過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講座教授。在一流與二流大學，通常是六年，通過后就是長聘副教授。頂級大學與一流大學的重要不同點之一，就是長聘制度的嚴格程度。頂級大學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萊是六年。

頂級大學經過九年的嚴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師。在頂級大學里，副教授這個職位是短暫的過渡。在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學中，大部分的長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學里資源比較不足的學校（一流B），就越來越多的終生副教授。因為在一流大學里，升等的標準是看對手想不想挖你。沒有人來挖角，你就好好的等著，一輩子都別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學挖角的能力強，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機制好，就沒有存貨。次一點的一流大學，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貨就多。到了二流大學，實在沒有資源玩這個游戲，但是還想成為一個學術凈土，在給長聘時是按照一流的標準打了點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時刻，有些就只看苦勞不看功勞了。北大、清華、臺大都沒有采用這長聘制，所以就該列入三流大學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對長聘制，已經很認真執行十年以上了。

這個長聘制為『二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豐富的供給與需求。有人稱這個市場為『舊貨市場（usedmarket）』。舊貨市場的買家，不都是窮人（較次的學校），豪門大戶也熱衷得很。因為真正的學術大師就像好酒，越陳越香。學術大師是二級市場的常客。在一流大學最常說的話題，在頂尖大學幾乎唯一的話題，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來的，又有那家學校挖他了。這個豐富的二級市場，也為長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篩選、信息、激勵。對于一個極難客觀評價的學術來說，長聘制的這些功能太重要了。沒有長聘制、沒有豐富的二級市場，就不可能有鮮活熱鬧、蓬勃興旺的學術。由于中國沒有長聘制，沒有開放型的學者二級市場，中國就沒有二流大學，更不必談頂級大學了。清華就是請十個楊振寧來也沒有用，請來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只是花錢買了個符號，培養了一個諾貝爾獎研究成果，才是頂級的大學。西南聯大的吳大猷可以用楊振寧為例說他自己的學術成果，清華大學的王大中是沒有資格這樣說的。你知道嗎？像杜蘭這樣的學校，是很少給諾貝爾獎得主榮譽博士的。我現在就是杜蘭的榮譽博士遴選委員，我們要授予榮譽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的人。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

在二流以上的大學里，重要行政職位，尤其是校長，都是全世界公開遴選的。權與錢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學有權有錢的學術單位，像商學院院長，基本上是從外引進的。一流大學的學術科系，每隔十來年就會從外面挖進一個系主任。外來的新主管有獨立性，他不欠人情，沒有瓜葛。他也有客觀性，他可以冷靜的分析這個單位的歷史留存問題，他的做為與決策不會馬上引發關聯性的猜忌。他有開創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經驗引入。我有個親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學是芝加哥大學首先推出的，并不太成功。后來給西北大學摸出了門竅，杜蘭大學就挖了西北大學主管EMBA的副院長來當院長，做了兩年，就出了成果，哥倫比亞大學又從杜蘭手上把他搶了過去。EMBA就是這么樣在美國遍地開了花，也影響了世界。

從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華如果關著門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學的。二流大學的建設要靠市場機制，因此想要擺脫三流大學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資源相似、有志向前沖的學校一起干，組建一個即競爭又合作的學術市場。我們應該結合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里的頂尖大學成立像美國常春藤的學術聯盟。與中國教育部共同推動，逐漸的將中國最有歷史、最有潛力的大學的監管從教育部移轉到校產基金會、校董會、顧問委員會的手里，將學術專業的監管移轉到公開的學術市場。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導師鄧小平，有個真知灼見：『摸著石子過河』。市場不是一天造成的。市場的優化過程，純粹是經驗的累積，結集所有參與者的經驗與智慧，不斷的改進與摸索前進，最后勝出的機制，不是任何一個設計師能單獨推導出來的。認識市場機能在學術監管與激勵的重要，是一個質的飛躍。這一步，極不容易跨出，能跨出這一步，而不跌個四腳朝天，后面的路就會逐漸好走。

『摸著石子過河』的真髓是從一小步做起。張維迎這個小紅衛兵，在北大搞的學術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對，可是他可能患了他出國前上班的趙老板同樣的錯誤：打擊面廣了些，步子快了些，調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讓人家小老美，日以繼夜、不眠不休、老老實實的干真學問的動力，不是校長室的一紙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師的大聲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經濟動機與市場壓力。要在世界頂尖雜志發表文章，也不是隨便說說就有的。學術這東西，是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北大有這么多學者沒有受過應有的研究方法、語言表達、思維方式的訓練，硬是打鴨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說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患過同樣的錯誤。三流大學的問題就在官本位的學術政策，做學術改革的也是用一紙官書，是很難成功的。

我覺得，學術改革，應該用利導而不是勢逼，用市場機能，而不是用官方政策。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尋找最容易突破的新成長點。對原有的教師與學術單位做增量改革。譬如說，把教科書教好要比做前緣研究容易得多，北大許多老師可能無法用英文發表驚世之作，用英文念教科書的本事總有吧！因此計算成果的時候，把文章數的比重壓低，把文章質的比重加高，教好書的比重大于劣質文章數的比重，升等評核的時候，多邀請些香港與美國的華人教授參與，采用競爭上崗，競爭加薪。這些都是無法立竿見影的工作，學術本來就不是方便面。自古以來，成功的改革本來就是文火煮青蛙。有點良心與眼光的人都能看到張維迎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貢獻，及對整個北大學術改革的貢獻。但想要人人講好話就難了，不被亂石砸死，都算你張維迎走運的了。

案例：香港科大是怎么淪落成為二流大學的？

香港科大的成立，在亞洲學術發展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大事。香港科大是亞洲第一個按世界一流大學的體制與框架搭建的大學，找到了真正有當世界一流大學校長的背景、見識、能力、與經驗的吳家瑋，到香港來負責這個劃時代的任務。其實，應該說是吳家瑋找到了香港來實現他的理想，而不是香港人找到吳家瑋去實現香港人的夢想。我不認為，當時在大中華地區（大陸、臺灣、香港、及新加坡），有任何一個官員或社會領袖真正懂得一流大學是什么回事。我要稱贊香港的社會領袖，只有見多識廣的香港精英才聽得懂吳家瑋說什么。大中華地區的所有自命為研究型大學的校長或準校長，都應該在桌上放一本香港科大教職員手冊，沒事的時候，看看，悟一悟這些手冊條文后面的含義在那里？

我大聲疾呼，建議我現在的老板，清華的顧秉林與浙大的楊衛，請吳家瑋做你們的顧問。你們有吳家瑋的聰慧，但你們沒有他的閱歷。學問的領悟是要在一流的環境中長期的熏陶，才慢慢深入骨髓。顧秉林與楊衛在社會科學上沒有被長期熏陶的機會。社會科學里的市場機能跟自然科學里的物理機能不一樣。物理機能的道理能在書本說清楚九成以上，市場機能得靠從經驗、觀察、與失敗中去領會。只有在市場玩過，才知道市場規律。辦一流大學的道理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可學。本文開場中，引用楊衛校長的那番話，是在五年前，沒有一個中國大陸的校長能說得出如此精確的。這是因為楊衛有在美國一流大學受過完整博士訓練的經歷，在做學生時，耳濡目染，聽老師、同學點評英雄豪杰。吳家瑋在UC San Diego 當過常務副校長 (Provost)，他的經驗與智慧是中國研究型大學的可貴資源。

現在把話頭轉回香港科大。在1991年，當我接受科大的邀請去香港看看的時候，科大寄來一些資料討論科大的愿景及方案，其與眾不同，就深深的吸引我。我與吳家瑋深談了幾次，他的風度、氣勢、儀表、思想，與我見過的一流大學校長相比，猶勝一籌。他對科大的構想是許多美國一流大學校長的夢想，由于歷史因素而只能是夢想。1991年到位的第一批教授，就是夢幻團隊，同時擁有這一批學者，是許多一流大學無法企及的目標。在海灘之旁、峭壁之上的校園，吃定了書呆子的那顆清風皎月、美酒詩書的浪漫心懷。這個校園能讓耶魯大學校長嫉妒得高血壓，更別提在可怕的哈林區之旁的哥倫比亞大學了。吳家瑋帶著科大的校園規劃與建校大綱，到美國的頂級與一流大學轉了一圈，立刻造成極大的轟動。我想，所有的華人，尤其是香港人，要為香港科大感覺驕傲與興奮。香港政府應該把科大做為重要的戰略布局，發展成整個亞洲的學術中心。

哈！我錯了，大錯特錯。我剛到科大不久，有一次跟的士司機在車上聊起科大，他用非常憤怒的語氣，大罵科大。說科大校長貪污，在家里蓋了大游泳池，又說科大浪費人民血汗錢。我當時極為震驚，漸漸的，我發現香港的新聞媒體，幾乎不報道科大，就是報道，也是批評多，贊譽少。在香港各角落，幾乎聞不到一絲以科大為榮的氣息。我們這一群很把自己當回事，在世界上也有些人把我們當回事的書呆子，在香港平民的眼中，啥都不是，就是一群糟蹋糧食的飯桶。

的士司機不了解科大，也就罷了，他們沒有念多少書嘛，那曉得哈佛與活佛的差別？大學生該了解我們這些國際知名學者的來頭吧？有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還不爭先恐后的報考科大？哈！我又錯了，大錯特錯。我在科大的時候，以師資的真本事來排名，科大遠遠的第一，中大第二，港大遙遙第三。由于香港的高速經濟發展，越新的學校師資越好。港大最老，師資當然最差，當時有些港大的教授，可能還做不了科大的研究生。在香港待一陣子后，我對香港的高校招生有些了解，才驚奇的發現，科大是香港學生的第三志愿，甚至是第四志愿。要命！連香港的知識分子，也沒有把我們這些很把自己當回事的書呆子當一回事。

有些教授，包括我在內，就建議說，我們有這么好的師資，我們應該向全世界招生，尤其向中國大陸招生，為祖國服務。我還興沖沖的，在臺灣、新加坡、大陸為科大擴充影響力，號召當地最好的學生考科大，也還真有些學生雀雀欲試。很快的，我們發現，港臺新陸都是官本位，根本沒有市場機制，跨地域招生得通過四地教育部門協調，這一協調，要到那個猴年馬月？

逐漸的，有些老師又飛向海角天涯，留在香港的老師，有些被其他學校慢慢的挖了墻角。逐漸的，在世界學術市場上，科大不再是亞洲唯一的亮點，不再英氣勃勃。在1991年，世界頂級學者們眼中的亞洲唯一的一流大學，香港科大，到了1999年，就這么淪落成了二流大學。在香港百姓的眼中，還是香港地區的二等大學！

香港科大的案例，為我的理論提供了實證結果，也為浙大與清華發展學術，進入世界二流大學提供一些啟發。一流大學要有資源、歷史、及地緣條件。科大在1991年，滿足了資源的條件，而且滿足了最難的資源條件：學校領導人與學術領導人。吳家瑋與他請來的創校教授，對一流大學操作與學術市場的深刻了解，是到現在還沒有亞洲另外一個大學可以比擬。可是科大的創立，也有基因病原（genetic disease）。其中之最，就因為它是個公立大學。公立大學就得跟沒有專業知識的官員、議員打交道。這些官員、議員是學校的衣食父母，態度高傲蠻橫（香港要比臺灣、大陸好多了），而一流學校的操作是很難用客觀的短期指標來衡量的，科大與這些官員、議員打交道，根本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還有，官員與議員有他們自己的煩惱與憂愁，他們可不會像我們這些書呆子，為辦一流大學而拼命。

香港科大從零做起，沒有歷史，就沒有歷史包袱；但沒有歷史，也就沒有群眾基礎。我起初有點納悶，香港的官員、議員、學者、新聞記者，應該有不少人，是多少知道吳家瑋干了件多不容易的事，為什么，就沒有人出來說句公道話？后來想想，他們能說什么呢？前面分析過，一流大學與三流大學是模式改變(paradigm shift), 一流大學的思維基本是否定三流大學的體系的。這些官員、議員、學者、新聞記者都是港大、中大的畢業生，難道要他們稱贊這些外籍兵團，否定自己？這就如同小海龜孫文，到了北京跟大官僚李鴻章談變法，是李鴻章聽不懂？還是李鴻章沒有傻到自殘？

科大的地緣位置，也注定讓它難以保住一流的架勢。可以說，科大是一國兩制的受害者。香港只有六百五十萬人，做為一個香港的公立學校又不能在大陸公開招生，學生市場就只限于香港的彈丸之地。各位看看表一列出的一流大學，那個不是全球招生的？香港科大是用國際一流的師資去教香港二流的學生，不只是資源浪費，師生都辛苦難過。最近一陣子，香港在談教育資源整合，香港科大這個名字都有可能成為歷史名詞。沒有歷史、沒有群眾基礎，就沒有足夠的選票來保護這個招牌。

香港科大曾經擁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夢幻資源：一個有眼光、有魅力、有本事的校長，一群著作等身，國際知名的教授，一個青山綠水、優雅宜人的校園。但是科大沒有歷史、沒有地緣優勢。更重要的是科大是家公立大學，陷身于扯不清的政治泥沼。科大在短暫的輝煌后，回歸成香港高等教育的一個平民：一個世界級的二流大學。

我曾在慵懶的周末清晨，躺在清華園九公寓的床上，望著窗外遐想，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六四，1991 的中國應該已經到了貞觀之治，即將要回歸的香港，決定送祖國一個禮物：十億美金，一個吳家瑋，一群在世界擂臺成長了三十年的華人學術精英。鄧小平大筆一揮，這筆資金與這群書呆子，進駐清華園，從零做起，打造一個頂級的，自我監管的私立大學。這一來，資源、歷史、地緣優勢不都有了嗎？今天的清華，又何至于在三流大學中掙扎？可能今天的清華已經是鄙夷哈佛，無視耶魯的世界頂級大學。所有世界新科博士的皎皎者，論文一旦被導師首肯，馬上就寄到清華，夢想著北京打來的邀請電話。大唐盛世啊！衣冠長安啊！你在何方？

如果我們以搭建香港科大品牌來評價吳家瑋，吳校長并沒有取得巨大成功，我給他一個『良』（西方的B）。如果我們以搭建學術平臺來評價吳家瑋，他的成功是劃時代的。他并沒有把香港科大辦成一流，但是他把香港的七家大學辦成二流。他的影響，還到了新加坡與大陸（臺灣是個相對封閉的市場）。我前面分析過，從三流大學進入二流大學，是思想的改變，是質的跳躍。一旦進入二流大學的層次，進入一流大學就是只是資源與決心的問題了。

在香港科大創建之前，亞洲的所有大學，都是封閉式教學型的大學。別說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別提參與北美學術市場，在同一個城市內都老死不相往來。在1990年以前，亞洲最西化、最進步的新加坡大學與香港大學的老師都只是些英國的與澳大利亞的學士與碩士。這些地區的學術領導人還公開的說澳大利亞的碩士訓練都要比美國博士好得多。臺灣的學者都是本校子弟，許多是從助教按年資爬上來的。在世界頂級的學術會議是看不到亞洲大學來的學者的。別說來打擂臺了，連觀眾席里，都找不到。近年來，亞洲學術風氣的蓬勃發展，香港的三大，甚至七大，都進入了二流大學之林。這些與香港科大的創建，引起了歐美學術領袖的重視與另眼相看，逼著亞洲的學術當家人打開大門是有密切關系的。

結語

我對中國與大中華地區的經濟與學術發展是非常樂觀的，有些人甚至說我是盲目的樂觀。逐漸的，我發現，就是樂觀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國與大中華地區進步的速度。

一個一流大學的內部條件是『資源、歷史、地緣』，外部條件是『開放、透明、競爭的學術市場』。浙大與清華起碼有了歷史與地緣的優勢。中國之大，沒有人能為了一己之私而壟斷市場或阻止市場的發展腳步。這個龐大的市場，會養出大魚，浙大與清華都有可能是條大魚。

我認為，浙大與清華都沒有理由毛躁，急吼吼的要長大。長大是必然，長得好，就不是定然。學術如同好酒，資源、歷史、地緣有了，外部環境對了，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當今之急，是尋找資源與妥善運用資源。同時耐心的、逐漸的改變外部環境。

一流大學之間的競爭是君子之爭，合作是道義的和作。研究型大學的師生是在學校與學校之間不斷的流動的。這些流動切斷了個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輔佐了判斷，加強了監控。

進入一流大學最難的一步，是從封閉性的三流大學跨出來。改革與利益重分配是孿生兄弟。在改革中，現有的當家人、在位者是輸家。吳家瑋并沒有把香港科大辦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沒有輸家，個個是一流大學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熱的信徒。科大的成功站住腳跟，有了成果，讓香港其他六家大學能兵不血刃的進入二流大學。一個成功的改革，壓力要來自外，不能來自上（會官逼民反），更不可能來自下（那就是造反，更是天下大亂）。浙大的成功蛻變要靠來自清華的壓力，清華的成功蛻變要靠來自浙大的壓力。公開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場競爭是必要的壓力機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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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 M. 1974, Education as asignal, Chapter in?Market Signal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2006,College Ranking.

[1]關于歷史于地緣對大學地位的影響，曾担任哈佛大學校長四十年之久的查理斯·艾略特說：“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必須是發源于本土的種子，而不能在枝繁葉茂、發育成熟之際，從英格蘭或德國移植而來。它不同于棉紡廠，運營六個月就可以滿足一種迫切需要。一所大學不是靠多在報紙發表一些社論，大量發布廣告，或多拍幾封電報就能建立起來的。”

網載 2015-08-23 08: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