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之劉文典

簡體傳統

劉文典
　　
　　劉文典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大罵蔣介石，劉文典的狂狷不亞于黃侃，以至于他也有“劉瘋子”的綽號，有人評價劉文典是“亦顛亦狂亦君子”。

氣節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劉文典返滬，參加于右任等創辦的《民立報》，從事翻譯，并采寫了大量鼓勵革命、倡導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敗后，報社遭查禁，劉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彈，幸好沒有大礙，他于是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担任孫中山貼身秘書。1916年，袁世凱一命嗚呼。劉文典迅速回國，卻看到各路軍閥混戰，餓殍遍野，經濟每況愈下，市面百業凋零。他悲觀失望，憤而遠離政治，決意專心研究學問。
　　“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淪陷，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北平愛國青年學生為敦促國民黨政府抗日，臥軌請愿。劉文典積極支持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的長子劉成章參加請愿。劉成章因體質差，臥軌時受了風寒，請愿歸來后患病亡故。這更激發了劉文典對日本人的仇恨。
　　盧溝橋事變后，劉文典未能及時撤離北平。日本人通過周作人多次請劉出任偽職，均被他嚴詞拒絕，因此惹怒了日本當局，其住宅連遭日軍搜查，劉毫無懼色。劉文典曾兩度赴日留學，日語頗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發夷聲為恥”。他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懂得愛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只身輾轉來到西南聯大。見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吳曉玲教授，劉便向其打聽周作人景況。吳說周以“家中還有老小”為托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說：“連我這個吸鴉片的‘二云居士’都來了，他讀過不少的書，怎么那樣不愛惜羽毛呀！”
　　“長城戰事”鬧得極兇的時候，劉文典每次上課，都要給學生講一段“國勢的阽危”，并且告訴學生日本侵略中國的險惡用心及歷史背景，叫學生們趕快起來研究日本。他自己則夜以繼日地翻譯有關資料。據當時的一位學生記載：“……有一天上國文時精神委靡得連說話都幾乎沒有聲音，說是因為昨晚譯書到夜里三時才休息。我當時聽了劉先生的話，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劉師培是劉文典的業師，他十分敬佩老師的學問。因劉師培后來投靠袁世凱，在思想上消極保守，劉文典從此便很少與之往來，言談中也鮮少提及他。
　　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本與他同居一寓，但劉管廷在冀東某日偽政府謀到一個差事后，劉文典十分氣憤，先以有病為由“不與管廷同餐”，后又說“新貴往來雜沓不利于著書”，逐其遷居。
　　劉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因說是“證據確鑿”，劉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劉文典于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了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劉文典積極參加學界的簽名活動，還動員安徽旅京同鄉會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長）一起進行積極營救。更為可貴的是，“陳先生雖然出了獄，但隨時還有再次被捕的危險，他不得不在劉文典先生家中隱藏下來。”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適曾動員他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并為他一家辦好了入鏡簽證。在這關鍵時刻，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么要離開我的祖國”。

據說，劉文典見蔣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壯語：“我劉叔雅并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蔣介石到安徽大學看望莘莘學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當時，劉文典任安徽大學校長，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劉文典安排學生夾道歡迎“北伐名將”蔣主席。看完通知，劉文典漫不經心地將通知扔在痰盂里，繼續打他的麻將去了，還幽了一默：“我手中‘將’這么多，還稀罕他那個‘將’?”
　　當蔣介石來到安大那天，預料中的彩旗飄揚、口號震天的場面并沒有出現——連學生都沒碰到幾個，碰到的也一臉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駕到。蔣介石心中很不高興，可還是強撐著冷冷清清地“視察”完安大。
　　第二天，蔣介石馬上召開省政府擴大會議，劉文典當然在出席會議之列。開會時間已過，這位校長大人才姍姍而來，還出人意料地穿著長袍馬褂。
　　蔣介石一看氣不打一處來，拍案大罵：“劉文典，你看看自己像個什么東西?簡直一個封建遺老!”劉文典反唇相譏：“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么東西?純粹一個封建軍閥!”
　　
　　劉文典在安徽大學任校長，學校發生學生風潮。此時，蔣介石以國民政府首腦的身份來到安慶，召見劉文典。去見蔣介石時，劉文典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沖口即問：你是劉文典么？劉文典針鋒相對，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并嚴懲罷課學生。劉當面頂了回去，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并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關進了監獄。
　　
　　這場爭論還有幾個版本，一說當時劉文典躬身將腦殼撞向蔣介石，一旁侍衛急忙擋住；還有一說是劉文典在蔣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腳飛踹向蔣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國的教育界、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動。安慶的學生舉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一個月后，經陳立夫從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蔣介石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了劉文典。關于此事，魯迅先生曾以“佩韋”為筆名在“左聯”通俗刊物《十字街頭》發表《知難行難》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師章太炎聽說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對聯相贈：“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彌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頂撞權貴的“禰衡”，對他的氣節甚為贊賞。
　　
　　三年后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文中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還幽了胡適一默：“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實際上，胡適事后曾撰文，對黨國政治的專橫做過抨擊：“又如安徽大學的一個校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劉文典在“國民代表打國民”那天晚上給胡適的信中說：“典這兩天眼看人類十分墮落，心里萬分難受，悲憤極了，坐在家里發呆，簡直揀不出一句話來罵那班‘總’字號和‘議’字號的禽獸。”
　　
　　 1931年粵系軍閥陳濟棠（反蔣派）知道劉文典反蔣，曾多次函請劉赴粵共事，并匯來重金相聘。劉決然婉謝，將巨款退回，嘆曰：“正當日寇侵華，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抗日，怎能置大敵當前而不顧，搞什么軍閥混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逸事
　　
　　　　劉文典在清華大學任教時，需要查閱某種佛經。他聽說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經，就前去閱看。該寺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準借閱藏書。允許借閱者必須在寺內念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必須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閱，違者受罚。該寺管理藏書的老和尚與劉文典略有認識，知道他是著名學者，特準他借閱，佛堂內也不派僧人專門看守。閱前，老和尚向他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他當即承諾，嚴守規約。老和尚去后，劉文典靜坐讀經。看了一會兒，他因路途勞頓，有些疲倦，見室內有一空床，便趁機持書臥床閱讀。不料，他看著看著，就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正在睡夢中的他忽然聽到罵聲，頭面受到撲打。他睜眼一看，老和尚邊打邊斥責說：“你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原來，他睡著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經也就隨之掉落。老和尚本來想與他談論佛學，進來一看這情景，頓時火冒三丈，拿起掃帚就打過來。
　　此舉有如當頭棒喝，劉文典頓時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饒，一面在佛堂內抱頭鼠竄。老和尚見他甘心挨打，并沒有教授架子，怒容一變，“撲哧”一聲笑了。不打不成交，劉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華大學拜訪，他還專門設素齋招待。劉后來回憶此事說“我的腦袋雖然不太高貴，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這次挨打應該，君子不可失諾！”
　　
　　 1938年下半年，劉文典一家歷盡艱辛來到昆明。此行是海陸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轉了半個中國，財產和圖書資料喪失殆盡，劉文典見到梅貽琦時戲言“只剩這一身衣裳了！”隨后，劉文典入教西南聯大。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一日，劉跑警報時，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
　　
　　劉文典一意鉆研古典文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日，有人偶爾問及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說：“我沒有聽說過他，我沒有聽說過他。”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經常為學問之事登門請教。但有一段時間陶因課務繁忙，沒有去看望恩師，心存愧疚。后專門抽出時間拜望恩師。不料，兩人甫一見面，劉就劈頭大罵陶，罵其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旁風”，等等。陶一時莫名其妙。他雖一向尊重恩師，但劉文典如此辱罵。他也忍無可忍，正要怒目反擊時，忽見劉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著聲音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么？”劉的口氣又由硬變軟，從憤怒之聲到可憐之語。陶光聽到老師把自己當成“吹牛的本錢”，很受感動，于是該怒為笑，向恩師倒茶賠罪。自此以后，兩人的師生情誼更見深篤。
　　
　　在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空白處滿是劉文典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發現有一張是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請教劉文典。劉文典說那是他在鄉下點香油燈看書時，一天深夜見有只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燈芯上滴在燈盤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覺得老鼠也是在討生活，和他讀書的是為討生活是一樣的，就不必相殘了，于是只是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一九四六年，時正值日機轟炸昆明，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為躲飛機而藏身一處防空洞。空襲警報拉響后，沈從文與劉文典正好擠在小山防空洞的一側。兩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劉文典教授正是七十歲，而沈從文則只有三十歲，是最年輕教授。在日機未到昆明上空的時候，劉文典與沈從文聊天，他對沈從文說：講莊子，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是泰斗，他值三百元大洋，我劉文典不及陳，值一百六十元大洋。沈從文，我看你的所謂的現代文學，最多值八元大洋，這還是我抬舉你。講中國現代文學，魯迅可以值六十元。說真話，你沈從文根本不配當大學老師，只是胡適之洋博士抬舉你，吹捧你，你才在那上海公學當上教師。你那些所謂小說，連小學生都比你強，小學生也不會寫出你那鄉下人男男女女的傷風敗俗的故事。對面的沈從文一言不答，只是自言自語道：“聽，飛機聲！”沈從文這么一說，劉文典便不再講話了，他把頭埋在一年輕女教師的懷里，那女教師很端莊，很愛護這位她的導師，索興用手把懷里的劉老教授護住。而沈從文卻不屑一顧，他抬頭看著洞頂，這時洞頂掉下來的砂土直往眾人頭上撒落，劉文典也驚慌地從那女教師懷里伸出頭來看著洞頂…… （注：在二三十年代，劉文典在北大的名冊上已名列第五，僅在辜鳴銘之后。現在北大紅樓內的校史展覽室中，還陳列當日教職員工的工資表原件。劉文典那時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長的月薪第一，為三百元大洋。魯迅不過是六十元的講師月薪。胡適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掛零。李大釗教授兼圖書館長，在名冊上劉第四名，月薪為一百三十元大洋。紅色教授陳獨秀在名冊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圖書館管理員毛潤之（毛澤東）在教職員工中工資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楊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還多兩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潤之之后，因為他是個工人。）
　　
　　周作人在描述北大五位卯字號 ( 第四級 ) 的名人時說劉文典“其狀貌甚為滑稽，口多微詞，凡詞連段祺瑞的時候，輒日：‘我們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極不雅馴的話語，牽連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如此看來，劉文典用的大概是“國罵”了。張中行先生說劉文典提到段祺瑞總有不敬之詞，指的就是這些。
　　
　　劉文典講課時，大學者吳宓也前去聽講，總是坐在最后一排，劉文典也不睜眼，講到自己會心得意之處就睜開眼向后看，問“雨僧兄以為何如 ? ”吳宓像學生一樣站起來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全場為之暗笑。
　　
　　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錄劉文典：“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煙，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

治學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開設《莊子》、《文選》等課程。他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倒也別開生面。在西南聯大時，有一學期，劉文典開《文選》課。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講到5點多鐘才勉強結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時的課，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同學們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后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歷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里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辟，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劉文典請陳寅恪出“國文”試題，陳出上聯“孫行者”以覓下聯，劉氏也不以為然，許之，結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時傳為新聞。
　　
　　在西南聯大時，劉文典家住市郊官渡，離學校較遠。當時日本飛機常來轟炸，但他從不缺課。他說：“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劉文典開的課很多，在北大時達10門之多，主要有《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和《莊子研究》等。他授課有特色，既注重疑難字句的考訂，又不囿于繁瑣的訓詁，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對學生循循誘導。對學生不得要領地亂用參考書，他會詼諧地說：“去神廟燒香拜佛，燭光閃閃，煙霧裊裊，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綽綽，只有撥開云霧，才能看清廬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國恩、王力、張中行、任繼愈等都曾沐浴過他的教澤。張中行在《劉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說：“一次是講木玄虛《海賦》，多從聲音的性質和作用方面發揮，當時覺得確是看得深，談得透。又一次，是泛論不同的韻的不同情調，說五微韻的情調是惆悵，舉例，閉著眼睛吟誦‘風壓輕云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憔悴不勝衣。’念完，停一會，像是仍在回味……對他的見解，同學是尊重的。”
　　
　　宋廷琛在《憶劉文典師二三事》中也談到了劉文典講的《海賦》：“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涌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么能體會其韻味呢？”
　　
　　最奇特的是他講《文選》，一年只能講其中兩三篇文章，這其中又必講《文賦》。幾千字的《文賦》他一講就是兩個月——在說到《文賦》中某個字用得好用得妙時，他這么表白：“《文賦》又多種講法，講一年亦可，講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與我非親非故，我又何必這么捧他？”

狂狷
　　
　　劉文典用了多年時間潛心研究莊子。1939年，他終于出版了《莊子補正》（附《莊子瑣談》）一書，共計十卷，達到了他學術生涯的最高時期。陳寅恪人稱“教授之教授”、“大師之大師”，能為此書作序，劉文典頓時身價倍增。此書一出，劉文典在全國學術界獲得“莊子專家”的美譽。一貫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國內有名的莊子研究專家自稱。他每次上課講《莊子》時，開頭第一句總是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莊子》，別人就更不懂了，可見其自負之情。
　　
　　在西南聯大時，曾有人向劉文典問起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大發感慨，口出狂言說：“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
　　
　　劉文典曾講元好問、吳梅村詩，講完稱：“這兩位詩人，尤其是梅村的詩，比我高不了幾分。”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教授時，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家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西南聯大時，有一次跑警報，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轉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任教時，常常對人說：“聯大只有單個教授，陳寅恪是一個，馮友蘭是一個，唐蘭算半個，我算半個。”
　　
　　劉文典睥睨古今，對同事代的新派學人多有不滿，一次上課時論及魯迅，輕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貶。到50年代高效思想改造，有人責問他當年為何侮辱魯迅，他辯解說：“我何嘗侮辱他，中國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齡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魯迅是我同學中最年輕有為的，我敬佩他是當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對方無話可說。其實，劉文典比魯迅小了10歲。
　　
　　文中子這樣說劉文典：“他的特點就是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所以時人以‘才高’、‘狂傲’來評價他。”“在北大教授中，劉文典尤以‘狂傲’與辜鴻銘齊名。”
　　
　　劉文典并不否認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還有他人記錄劉文典的自敘：“弟近來所發見的，在老大哥面前，說句狂話，實在比石、伯申賢喬梓的東西壞不了許多，要比起曲園來，竟可說‘好些’呢！”

風采
　　
　　學生曾形容在大學任教時的劉文典：“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號教室里，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后，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發，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舉兮如望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猶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饑鼠兮終類寒猿……”
　　
　　劉文典講曹丕《典論·論文》，一邊講一邊抽煙，一支接著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時只講了一句。
　　
　　西南聯大任教時期，又有學生回憶劉氏上課前，先由校役提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的旱煙袋。他講到得意處，就一邊吸著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不理會下課鈴響。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文典上課也有不妙的地方，因為他嗜吸鴉片，有時候上課煙癮來了無法過癮便狂抽香煙，由于發音多通過鼻腔，所以發音含混不清，講《文選》時，只能聽到他囁嚅而言：“這文章好！這文章妙。”因為他上課引證繁富，一堂課只能講一句，所以他教《文選》，一個學期只能講半篇玄虛的《海賦》。
　　
　　張中行回憶劉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學兼課，講六朝文，我聽過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點沒有出頭露角的神氣。上課坐著，講書，眼很少睜大，總像是沉思，自言自語。”
　　
　　文中子在《劉文典：“半個教授”》這樣描述劉文典：“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

妙論
　　
　　劉文典性滑稽，善談笑，嘗自稱“貍豆鳥”；因“貍”、“劉”古讀通；“叔”者豆子也；“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劉文典字“叔雅”）。因劉喜自謔，與道貌岸然者有別，故“學生們就敢于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
　　
　　西南聯大時，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他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劉文典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學生不明所指，劉解釋說：“觀，乃是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家，持論多有“索隱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后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已近晚，講臺上已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慢步登上講臺，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里為劉斟茶。劉從容飲盡一盞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然后拿起粉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四個大字，并解釋說：“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

堅守
　　
　　建國后，李廣田任云南大學校長，口口聲聲稱劉文典為“老師”、“劉老”。開大會請劉老坐前排，開座談會請劉老先發言。學校評職稱，他被評為一級教授，并任全國政協委員。朋友們祝賀他“喜事重重，舊貌換新顏”。他說：“我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是早有思想基礎的，我早年參加同盟會，跟隨過孫中山，堅決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那時已扎下了擁護共產主義的根，今天實現了我的夙愿。”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還贊美“云土”為鴉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稱號。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脫，甚至因為抽鴉片后窮困潦倒去給人寫墓志銘讓一些人士所不齒，也因此被清華大學開除。但解放后，劉竟徹底戒掉鴉片，思想改造也順利過瓜，逢人便稱：“處于反動統治的舊社會，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后，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活不夠的好日子，誰愿吸毒自殺呢！”

真誠
　　
　　劉文典是西南聯大唯一吸鴉片的教授。好在劉先生承認自己吸鴉片，也認識到吸鴉片的危害，因此都勸告學生千萬不要吸鴉片，曾有所悔悟地說：“我因體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惡習，又因為政府腐敗無能，任敵侵略，國將不國；又因小兒早殤，悲痛欲絕，國難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殺啊！勸諸君切勿染此惡習。”
　　
　　到了晚年，劉文典回首平生，曾說過一句自我評價的話：“我最大的缺點就是驕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能夠讓劉文典始終肅然起敬的人，其實只有一位，那就是國學大師陳寅恪。
　　
　　劉文典生前一直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他曾經多次在課堂上情不自禁地豎起大拇指說：“這是陳先生！”然后，又翹起小拇指，對向自己說：“這是劉某人！”

微瑕
　　
　　劉文典治學嚴謹，著作豐碩，但他有一點常常為人所詬病，就是寫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從不標點，致使讀者雖知其書為好書，而難以卒讀，說他“作者不關心讀者”。不但一般讀者如此品評，胡適也說他“標點尤懶，不足為法”。但他很固執己見，有人勸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標點符號，也應該用圈點分句，使讀者容易讀通，便于理解，他卻說，既讀不通，何必讀呢？其實他大約是有意要跟陳寅恪看齊的，他最推重陳寅恪，而陳寅恪寫文章，也是用古文，也從不喜歡加標點。
　　
　　周作人曾回憶劉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云居士’，蓋言云腿與云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
　　
　　西南聯大時，生活十分困難，因為吸食鴉片，劉文典更加困難。為了賺錢，劉文典到云南為大鹽商的母親撰寫墓志銘，離開了聯大一段時間。劉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聯大同仁的鄙棄。而且劉文典的外出，還使正常的課程受到影響。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僅有七人，其中陳寅恪先生遠在香港，一時無法回校，劉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這些教授不僅要為中文系開課，還承担著全校各系一年級的通課。顯然，劉文典不在就更使講課人力捉襟見肘了。于是清華將劉文典解聘。劉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華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惱怒，曾與聞一多干了一仗。當時和聞一多住在一起的清華研究生王瑤先生回憶說：“劉文典回到昆明后，對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氣。他曾到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找聞先生論理。當時兩人都很沖動，聞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飯，他們就在飯桌上吵了起來。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這種情況就極力勸解。劉文典終歸未能重返清華。”
　　
　　對于云南大學聘請劉文典一事，聞一多很有看法，這在吳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記里就有記載。那天，國民黨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邀集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中法大學文法學院主任討論《部頒課目表》修改問題，不知為什么聞一多在會上提到劉文典，“謂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典）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污之云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無言，徐嘉瑞圓轉其詞以答，未敢對聞一多辯爭”。可見，聞一多對云南大學聘請劉文典很是不滿。
評價
　　
　　劉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專著《淮南鴻烈集解》出版，學界普為重視，提倡白話文的胡適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長編》中提到：“今年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收羅清代學者的校注最完備，為最方便適用的本子。”足見胡適對于劉文典的學力贊佩有加，所以在后來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時，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嗇地把《淮南鴻烈集解》寫入其中。
　　
　　劉文典出版《莊子補正》10卷時，他最佩服的陳寅恪欣然為序，說：“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為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說：“為什么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后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藐視袁世凱那樣(當年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被袁軟禁。袁逼他求饒，但章寧死不屈，用七尺宣紙篆書“速死”兩個大字貼在壁間，以示決心。還托人買墳地，自題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凱病死，章太炎才被釋放。)，對著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家驊等人所及。”
　　
　　有人評價劉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