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胡適（四）

簡體傳統

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遠在美國的胡適給妻子江冬秀寫信說：“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兒一場！夢中忽然看見素斐，臉上都是病容，一會兒就醒了。醒來時，我很難過，眼淚流了一枕頭，起來寫了一首詩，一面寫，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場……”并在信后附上詩《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認為，哭女兒是真情迸發，詩素斐，可到底是為哪個Sophia？
　　陳衡哲曾用“金堅玉潔”來形容他們的友誼。但有人散布流言蜚語，他們三個人的友誼被人誤解和中傷。1934年《十日談》第二十六期的《文壇畫虎錄》專欄上，發表了“象恭”寫的《陳衡哲與胡適》的短文。文章說陳衡哲要與胡適結成永久伴侶，胡適拒絕了，然后把她介紹給任鴻雋；陳衡哲、任鴻雋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此文引起了軒然大波。為了反擊胡亂猜測和無中生有的誣蔑，胡適寫信（任鴻雋陳衡哲夫婦過目并同意）給《十日談》編輯部用事實來加以批駁，并要求雜志向他們三人公開道歉。

　　為辟謠胡適曾寫道：在留學時代，我與陳女士雖然只見過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對她當然有一種很深的和純潔的敬愛，使我十分重視我們的友誼。但我們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這是因為，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她與任君相識最久，相知最深，但他們也沒有婚姻之約。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國，陳女士感到他三萬里求婚的誠意，方才拋棄了她的不婚主義，和他訂婚。

　　拿胡適的女兒“素斐”來做文章的，不是別人，是胡適的高足唐德剛。唐德剛說：“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為念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后來，素斐夭折后胡適寫的那首《素斐》的短詩。唐德剛先生認為這是一首“纏綿悱惻的一石雙鳥，悼亡、懷舊之詩”。
　　美籍學者夏志清說：“任氏夫婦一直是胡適的至交，也是他事業上最親信的左右手，他對任太太是不存一絲羅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陳婚姻如此美滿，胡適自己家里有個病中不準他看書、寫詩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艷羨他們的幸福。他騙過江冬秀，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素斐（SOPHIA），雖不能說紀念他同陳衡哲那段舊情，至少也希望女兒長得像瓦莎學院優秀生莎菲一樣聰明好學，而一點也不像她生母那樣的庸俗。德剛道破胡適為愛女取名用心良苦這一點，實在令人心折。”

日期：2009-05-28　21:56:43

　　婚戀（七）
　　在胡適身邊，還有一位單戀胡適的女性，她就是胡適的好友朱經農的胞妹朱毅農。民國時期，朱經農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長、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曾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的熊希齡夫人朱其慧，是朱經農和朱毅農的姑姑。
　　在胡適的朋友圈子里，最有資格說“我的朋友胡適之”的要數朱經農和任鴻雋。借著哥哥和胡適的親密關系，朱毅農很自然地走到胡適的個人和家庭生活。1923年，從江冬秀給胡適寫家書中得知，有一段時間，朱毅農主動承担家庭教師職責，教導胡適長子胡祖望，每天教他兩個小時的功課。
　　不知道何時朱毅農何時愛上了胡適，只知道結局：單戀胡適多年而發瘋，最后染病身亡。這真是一個令人悲傷和絕望的結局。這個秘密只限于跟胡適最要好的朋友知道，胡適的日記和家書中半遮半掩地記錄了幾筆，我們借以管窺這位薄命的紅顏。
　　江冬秀寫于1923年8月18日的家書提到了朱毅農的病情：“我今天去看朱小姐，他的病好點了。……他說明后天朱經農要到了。醫生勸他先在家住一個月，把病養好點，再到西山去住住去。他說這一次一聽到西山去住半年，他等朱經農來，把他母親安頓一下，他狠（很）不放心他的老母親沒有人照顧。”從這封信來看，朱毅農已經發病了，病情嚴重到去西山住半年。江冬秀寫信征求胡適的意見，讓朱小姐的母親搬到家里住可好？

　　朱毅農對胡適的單戀持續了多年，1930年間，她的家人甚至為了她而另租了一間房子，請了看護，把她隔離，胡適在他的日記里把她住的屋子稱為“她的瘋狂院”。十月下旬，胡適去探望朱毅農的時候，她自己告訴胡適：“我是為了想你發風瘋的。”并且說她別無指望，只希望能常見到胡適。兩天以后胡適又去了一次，看她奄奄一息在床，不由得黯然地作了“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嘆。更凄慘的是，朱毅農還是胡適中國公學的學生饒毓泰的妻子。不但如此，他們1924年結婚的時候，胡適和江冬秀還是他們的證婚人呢！

　　胡適在《四十自述》自序（1333）里，提到過“一位女朋友”毀稿的憾事：
　　前幾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發憤寫了一部六千字的自傳，我讀了很感動，認為中國婦女的自傳的破天荒的寫實創作。但不幸她在一種精神病態中把這部稿本全燒了。當初她每寫成一篇寄給我看時，我因為尊重她的意意，不替她留一個副本，至今引為憾事。
　　夏志清在《小論陳衡哲》一文中推測焚稿的自傳作者是陳女士陳衡哲。有人認為，這個焚燒自傳稿件的“女朋友”不是陳衡哲，陳衡哲沒有出現過“精神病態”，顯然是朱毅農。
　　朱毅農寫好了自傳只給胡適一人看，也很符合她單戀胡適的心理特點和行為動機。還有一個原因，胡適大力提倡傳記文學，他不僅身體力行寫作人物傳記和自傳，不厭其煩地勸導督促他的朋友們寫自傳，朱毅農寫自傳是單戀胡適的一種回應。
溘逝（一）
　　1962年2月22日，吳健雄從美國飛抵臺灣拜訪胡適，順便友情參加24日的院士會議。這次院士會議上，胡適抱著樂觀主義精神，大談十幾年來在這個孤島上，雖算是離群索居，在知識和物質的困難情形之下，總算做出點東西。然后他繼續驕傲地說他教出了兩個物理學家，非常引以自豪。
　　胡適話剛一結束，副院長李濟不以為然，與胡適樂觀態度唱反調。他說，經過50年提倡，科學思想還是在中國生根不成。胡適顯然在李濟悲觀主義話語中受到了刺激，于是說：
　　李濟先生太悲觀了。……科學的發展，要從頭做起，從最基本的做起，決不敢憑空地想迎頭趕上。我去年說了25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并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于是，很快出現了這樣一幕：胡適含著笑容和一些人握手，移步走到會場中部正要轉身說話，忽然面色蒼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醫生接連為他注入三針強心劑均無濟于事。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為中國科學民主吶喊、操勞一生的自由主義領袖，四十多年來名震宇內的胡適，因心臟病猝發而與世長辭，終年72歲。
　　胡適在臺灣逝世無疑成了轟動一時的重磅新聞，一時間各種悼念胡適的詩文布滿臺灣報刊。臺灣政府組織了治喪委員會，由陳誠為主任委員；張群、王云五、朱家驊、蔣夢麟、王世杰、黃季陸為副主任委員；于右任、蔣經國等為委員。臺灣當局也趁機做一番反共宣傳，將胡適思想荒謬地“蓋棺定論”為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哲學。這時“倒胡派”的言論亦銷聲匿跡，胡適獲得了極大的哀榮。
　　胡適幾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遺囑，并請毛子水、楊聯陞做遺囑執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喪的友人們執行處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書全部捐獻給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論文和存書，全部捐贈臺灣大學；個人如有遺產給兒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們先自己而去，則給孫子們平分……但清點胡適在臺灣財物時，除了他的書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僅是135美元，令人唏噓不已。
日期：2009-05-29　23:36:09

　　胡適靈堂設在臺北市極樂殯儀館，遺體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靈柩里，身著藍色長袍，黑色馬褂，腳穿布鞋，遺體上覆蓋著北京大學校旗。蔣介石3月1日親往祭吊，并親書挽聯一副懸掛靈堂中央：“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前往靈堂瞻仰遺容的市民絡繹不絕，殯儀館前幾天內人流不息。胡適治喪委員會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聯挽幛就有八百余件，其中如：“共黨既罵之，國人又罵之，容身無片土，天乎痛哉!”
　　3月1日，陳誠率治喪委員會全體委員舉行公祭，參加人士近3萬多人，上至國民黨黨政大員，下至家庭婦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適博士遺容。
　　10月15日，胡適遺體入殮，安葬于臺北南港舊莊墓園。啟靈出殯時，從臺北市到南港的馬路兩旁自動來送殯者多不勝計。靈車開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戶戶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聲不斷。
　　這天是入秋以來最涼的一天，細雨霏霏，胡適棺木上覆蓋的是北大校旗，萬余人陪著靈柩出殯，一起送走了這位在中國現代史上散發著智慧光芒與溫煦氣息的學者。這一天，臺灣有三十萬人自發性地為他送葬。
　　胡適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門對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門上刻著蔣介石書寫的“德學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學校友會建造的紀念亭；左首有中國公學校友會建造的半身銅像。胡適墓志銘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于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至身死的人，現在在這里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日期：2009-05-30　10:01:21

　　譽說(一）

　　胡適對中國講西方文化，對西方講中國文化。面向中國，他積極引進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畢生一以貫之；面對西方，他不斷地提出中國文化與現代民主自由科學理性精神相協調部分，作為中國不輸其它精神文明的論據。羅素說，胡適“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優點，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適到北大就任校長，馮友蘭在歡迎大會上說：“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長，是一件應乎天而順乎人的事，就全國范圍來講，再沒有比胡先生更合適的人選了。”
　　殷海光抱怨，無論有沒有念過書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結果“來自左方的勢力，對于胡適思想，清算洗腦，必欲鏟除盡凈而后快。來自右方的勢力，提起胡適思想就消化不良，想盡種種方法把胡適思想從人們的記憶里勾銷”。
　　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作為被青年當作偶像崇拜的胡適思想以及所謂的胡適崇拜（The Hu Shih Cult），并非由政治權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權威挑戰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剛口中“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桿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無論左右、兩岸，甚或激進、保守，都和胡適思想過不去。終其一生，面對來自政治的不信任、壓力與封殺，到最后抑郁而終，正是這股革命力量所賦予的原罪。

　　季羨林說：“在中國近代史上，胡適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但爭議又非常多的人物。”
　　劉文典的《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中談到胡適：“我的朋友胡適之，著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的價值，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劃時代）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只有德國的Windelband（文德爾班）和美國的Thilly（梯利）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
　　柳存仁《記北京大學的教授》一文記錄了胡適：“胡適之先生的談吐是可愛的，聽說已被列為世界十大演說家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廣眾間的演講之好，不在其演講綱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夠盡量的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使安徽績溪化的國語盡量的抑揚頓挫。并且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時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傻氣，所以特別的能夠感動人。”

　　胡適逝世后，在臺灣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蔣介石親臨致祭，親書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日期：2009-05-30　10:15:34

　　譽說(二）
　　梁寒操挽胡適：“著書成二十萬言，才未盡也；得謗通九州四海，名亦隨之。”

　　胡適在提倡白話文和紅學研究方面的成就為舉世所公認。胡適去世后，有人撰聯挽之：“先生去了，黃泉如遇曹雪芹，問他紅樓夢底事？后輩知道，今世幸有胡適之，教人白話做文章。”
　　沈從文論及原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先生時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并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里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為辦學方針，聘請年僅26歲的胡適為北大教授，“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
　　徐復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愿。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后，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于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贊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提起風光無限的胡適先生，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桑兵教授會感到一絲遺憾與納悶：學術領袖不以學術成名，畢竟令人感到尷尬。
　　朱學勤的說法是：“我擺脫不了魯迅的內心感受，卻想追隨胡適的目標……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適的選擇比魯迅正確……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實在去不掉魯迅的黑暗，魯迅的‘鬼氣’。”他還說過胡適是飯，魯迅是藥這樣的話，意思是胡適一天也離不了，魯迅只有在有問題時才有用。
譽說（三）
　　抗戰前夕，日本政論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國來訪問胡適，說：“日本民間只知道中國有三個名人，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梅蘭芳，另一個就是胡適。”這位政論家把談話記錄，刊在一本叫做《亞洲內幕》的刊物中。
　　魯迅說胡適予他的印象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貼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唐德剛認為，胡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相埒。他又評論胡適的人格：“……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多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后天都差與胡適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適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唐德剛說：“胡適之有一種西方人所說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這種性格實非我國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等形容詞所能概括得了的。有這種稟賦的人，他在人類群居生活中所發生的社會作用，恍如物理界帶有磁性物體所發生的磁場。它在社會上所發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視其在社會中影響力之高低；影響力愈高，則幅度愈大”。
　　殷海光等人批判胡適，質疑他的學術成就，質疑他好名，質疑他想當中國“文藝復興之父”。但殷海光又說，總結數十年來中國國運起伏隆替，“中國人多容納并吸收胡適思想之時，正是中國比較和平、安定、進步、趨向開明之時”；反之，“胡適思想橫遭排斥與嫉視之時，也就是國運乖違，禍亂如麻，趨向固蔽之時”。胡適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確是一種“昏沉的中國之現代的啟蒙導師”，而這股啟蒙的力量，敦促中國人在西風東漸之際，必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甚至包括胡適自己所持的思想在內，也才能成為開放社會中，內在穩定與向上提升的根源；也展現了思想的可貴，在于思想是無法被力量打倒的，思想只能經由時代與實踐的檢驗來證明真理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