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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問題不僅中國有 全世界都有

主持人（袁訓會）：首先，我想請教廉思老師的第一個問題是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要研究這樣一個群體的?

廉思：應該說，選擇研究底層青年這個群體是始于2007年，那個時候，我看到一篇新聞報道，談到了北京市周邊的村子，居住著一些大學畢業生，并且在報道里邊講述了幾個大學生的故事，這個報道對我觸動不小。

在2007年，大學畢業生找工作的困境還不是特別凸顯，對于他們的生存狀態關注的人也不是很多。于是，我去到了那篇報道里邊提到的村子--也就是后來為很多人所熟知的的唐家嶺。進到這個村子，我看到很多年輕人，一問都是大學畢業生，但是，他們為什么在這兒聚居，那個時候我還不了解。

但我注意到，這個村子同北京其他城鄉結合部的村子不太一樣。在這兒，房屋的出租廣告可以沒有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但是一定要有網絡。一開始是一個好奇心，對此也不是很理解，因為這跟我通常意義上的大學畢業生，我們日常看到的報紙媒體所宣傳的天之驕子的感覺反差很強烈。

有了這樣一個基礎認識，也因為對自己觸動比較大，我開始專注做這塊研究。到2009年，我們出了第一本書《蟻族》，講了大學畢業生的一些生存狀況，從這本書以后，國家對就業問題的重視，對大學畢業生生存狀態的重視比以前有了高度的轉化。

再后來，到了2011年，因為我是一個大學的青年老師，切身體會到了很多青年教師在高等教育中遭遇的怪現狀，包括科研的問題、評職稱的問題、教學的問題等等，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于是，2012年我們出版了主要講述高校青年教師生存現狀的著作《工蜂》，因為這個群體并不像蟻族那樣，社會公眾對他們的了解并不多，并且存在不少誤解。大家會認為，老師很體面，有兩個假期，收入也不少，但實際上這個群體同樣活得很苦。現下的體制，某種程度上使得這樣一群人變成了知識民工，跟蟻族一樣，同樣是“底層”。而知識分子是一個國家創新的動力源泉，他們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精神面貌，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將他們作為一個群體來單獨研究。

此后，我們又做了新生代農民工、青年白領方面的調查和研究，今年上半年我們還做了很有意思的一個群體--洄游青年。前幾年有一個爭論，說逃離北上廣，那么逃離后到底怎么樣?比如，前幾年，我做蟻族研究的時候就有人跟我說，在北京干那么多年，一過春節回家，小學同學都是開著大奔來接我，于是不少年輕人選擇了逃離北上廣，回到老家。到底年輕人回去過得怎么樣，我們只是聽到一些零星表述，沒有做過系統化研究。基于此，從去年年底開始到今年上半年，我們就選了22個縣，做了返鄉青年的調查，我們叫洄游青年，像魚類的洄游一樣，看看這些人的個人變化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尤其是研究了這種大的遷移經歷對年輕人價值觀的沖擊，以及他們以后的發展方向的影響。

應該講，我們這個團隊自從做了蟻族研究以后，大家對這個方向也越來越感興趣了。一方面，我們注意到原來的青年問題，從社會學角度來做的研究偏少，另一方面，近幾年來青年問題越來越在社會中凸顯出來，不僅僅是中國問題，而且是一個世界性問題。

二戰以后的青年運動有過幾次浪潮，一個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紅小兵紛紛登上舞臺，在法國則發生了六月風暴、在美國也爆發了學生運動;第二次浪潮發生在80年代末期，這個時間是以意識形態為主的一些學生運動，此一時期的中國同樣出現過了類似情況;進入21世紀，出現了第三波青年運動浪潮，這次跟前兩次有很多很明顯的區別，它并不是以意識形態為主要特點。這樣的一些青年問題，及其青年運動的出現，對世界各國政府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青年問題凸顯出來，逐漸回歸社會學主流。

青年向上流通渠道變慢變窄 焦慮感越來越強

主持人：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叫底層青年，要說底層的話，我相信很多人心理上會有這么一個概念，可能是生活條件比較差，收入比較低，生活現狀沒那么好的這么一個群體。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樣一個群體，好像還沒有幾個人能說得清楚。

正如我們一位網友在提問里邊說的那樣，“底層青年的說法好像說的是社會中處在末端的一小部分人，但其實中國青年絕大部分都是屬于這個群體，白領和農民工的身份特征(生活現狀)越來越相似，命運也將漸漸走到同一條路上”。

那么，您能在這兒大概介紹一下這樣一個群體的基本特征嗎?這一群體又大概涵括哪幾類人?

廉思：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原來比較避免出現像底層群體這類的判斷，因為我們認為它的外延是比較模糊的，而且，從社會學角度來講，它也不是一個特別嚴謹的學術概念。但是，確實很多人有底層的感覺，或者說底層的認知，而且越來越強烈。當然，從我們這幾年的研究來看，總體上也驗證了這樣的認知和判斷，不少人都覺得自己的生活越來越艱難。盡管從經濟狀況上來講，比方說像我們去年發布的新生代農民工報告，北京的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工資是2500塊元左右，蟻族的月收入從今年和去年的調查來看都已經是4000多塊錢，今年都接近5000元了，收入并不是特別低。

很多人說農民工和白領的差距在縮小，其實這里邊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青年群體本身他正處于人生的上升期，在這樣一個特定的人生階段，他本身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就相對較少。應當講，一般的年輕人或者大多數年輕人他沒有很強的家族資源，尤其是中國現在貧富差距這么大，青年人難免會有這種感受，這是第一點。

第二，即使是青年人，也有不同的社會層次和社會群體，像蟻族、白領和農民工，他們的感受就會有差別。

在青年的時候，我們要強行的分開他不同的社會層次和社會群體，像蟻族、白領和農民工，他們之間，我們發現現在也會有差別，但是有些方面也有共同特點。比如說像蟻族，我們確實碰到過一個月掙一萬多塊錢的蟻族，也住在聚集村。很奇怪，說廉老師我一個月掙一萬多塊錢，每個月花2000塊錢，我剩下13000，我還有一個弟弟要供上大學，你算算我多長時間能在北京買到房。他的月供可以自己出，但是首付一定要自己給。但是對于絕大多數出生在農村的人來說，他連首付也是付不起的，一定要自己出，這種情況會延續到35歲，他會在相當長的時間段內經歷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可能要重新定義貧困，貧困嚴格意義上講叫無行為能力，老人、小孩或者殘疾人嗎，可能都不能解釋。他的收入并不低，但是并不能改變他的生活窘迫的狀況。我們現在還可以說白領和農民工有區別，但是白領和蟻族基本很難劃分。我們調查中確實是在北京的金融街、CBD周圍出現了一些聚集村，這種情況在武漢也出現了，所以并不是個案，我們給他們起了一個名稱叫在職貧困。

如果有一天你一旦生病或者不工作，一下子進入貧困狀態。有一點很有意思就是住房，由于住房的存在，它會壓縮你生活的所有開支和成本。也就是說，住房資源一旦弱勢，會導致你成為弱勢群體。而且由于住房上你處于弱勢，你不敢消費，不敢買東西，甚至不敢結婚。這一點特別明顯。一個外地的年輕人，一個月可能掙一萬塊錢，他在北京不敢消費，他可能要存起來買房子，為了以后能夠在北京長期的定居。但是一個北京的青年人，可能一個月掙三千塊錢，他有兩套房，他可以做月光族。社會學上劃分人的階層有三個標準，職業、收入、聲譽，在中國目前來看很有意思的是就只有一個標準，就是住房，尤其在特大型城市這種感覺特別強烈。這樣窮忙族的感覺在青年中尤其更甚，這幾年我們也確實能感覺到青年向上流動的通道在變慢變窄，也出現了社會階層的斷裂的情況。

在這樣的一個大的社會的背景下，青年的這種焦慮感和他的不安感在增強也是可以理解的。

30歲以上的北漂比例在不斷增大

主持人：您剛才講的這些我自己就有親身的感受，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差不多的狀態，在北京白天到一個公司體面的上著班，晚上回去住在群租房里，而且有可能還要住得相對偏一些，或者說住在像您剛才說的CBD旁邊的城中村里。

下一個問題，關于這樣一個群體的生存狀態，剛才您隨口就提了很多實證的調查材料。那么，據您研究，中國青年的生存困境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您剛才說的主要是住房問題，我們中國古代人講三十而立，但實際上我們發現在大城市三十不立是正常現象，而立的則很少。

廉思：應該說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社會性成熟在后移和生理性成熟的前移，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所謂說從人的青年期的界定來看，也就是不同的社會或者不同的結構、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界定，聯合國有了最新的界定稱到44歲，也有的國際機構的界定到60歲都是青年。無論怎么界定，所謂的青年期是生理性成熟的前移，包括女子和男子性成熟一些特征的前移，還有人的社會性成熟的后移。所以您說的三十不立，其實就是他的社會性成熟比較晚，這個時間段其實我們都應該叫做人的青年期。

從我們近幾年做調查來看，蟻族是我們連續做的調查，連續做了5年的調查。原來我們最早2009年做研究的時候，有一個判斷叫三十而離，一般22歲大學畢業，或者23、24研究生畢業，奮斗個3年、5年，如果我從蟻族中脫穎而出成為中產了，我買了房子，到真正的社區去長期的居住，要不然就是回到老家。我們發現一般30歲的時候會給自己做個抉擇，不會結婚了還住在群租房里。從去年的調查來看這樣的情況在增多，30歲以上的蟻族比例在增多，結婚的蟻族在增多，這都是很明顯的一個群體。原來我們很難想象30多歲了還當北漂，現在比例在不斷的增大。

困境一個是住房資源的問題，包括對于很多的年輕人，我們特別關注的是這樣的一種貧困的狀態在代際之間的傳承，你的父輩生活在農村或者縣城，當你來到大城市之后，你發現你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無法跟大城市的年輕人相抗衡，這樣傳承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體現在你的住房貧困，你的教育貧困，你的婚姻上等等。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由于你的家庭的貧困出現了代際的傳承，導致了你住房買不起，首付付不起，各項生活都在延續。在蟻族中我們去年的調查表明，即使在蟻族這么一個群體，我們做了一個相關性的分析，把蟻族包括父母在內的家庭年收入和蟻族所上的學校，我們首先就學校的級別做了一個相關性分析，發現你的家庭經濟條件越好越可能上研究生，其次是本科，家庭條件差上大專的可能性最大。我們把父母的家庭年收入和學校的類型也做了相關性分析，發現家庭條件越好的越有可能上重點大學，也是呈遞減的趨勢。所以你會發現你的父輩的職業情況、教育情況，會影響到你的發展。這是教育方面。

然后是婚姻方面，盡管大家都不說，但我覺得現在門當戶對的觀念在社會上還是比較普遍的。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非常清楚，現在找工作的時候，對于城里的孩子來說他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會助力他找工作的過程，尤其是在一些體制外的行業，考試的方式還相對公平，在一些體制外的行業中就更明顯了。所以找工作會造成他各個方面成為弱勢的情況，其實根源在于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出現了一定的阻滯。

橫向流動與縱向流動同時受阻就可能出現暴力革命

廉思：去年我們一直在做國際青年運動方面的研究，也有人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說廉老師為什么中國青年出現這么多的困境，仍然沒有爆發特別大的革命暴亂，或者說叫社會運動。為什么沒有爆發社會運動?有一個對比性，就是突尼斯。突尼斯的經濟發展水平跟中國很像，在世界排名比中國還靠前，突尼斯爆發革命之前，他的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據世界銀行的統計高于52%。突尼斯跟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特別像，還有一點跟中國非常像，經濟好了以后干了一件事，大量擴招大學畢業生，所以他的所謂的暴亂就是大學生賣水果擺攤，被城管發現了，然后點燃自焚，最后傳到臉書上。中國為什么沒有發生?中國橫向流動的相對順暢，有利減緩了縱向流動變慢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穩定的沖擊。這是我們一個判斷。

我們認為一個社會的結構流動性分為兩種，一個是橫向流動，一個是縱向流動。縱向流動有三個關鍵詞，教育、階層，年輕人都想通過上好大學，找到一個好工作，最后實現階層的躍升。對于很多的年輕人來講，我們最新的調查表明，蟻族，包括白領，他們跟之前相比，他們堅守在北京的執著程度在下降。我們有一個問題問他們是否堅持在北京買房，2010年35%多，現在已經20%多。

主持人：我身邊就有幾個朋友在北京工作，收入還可以，但是他們選擇在家鄉的城市買房，在北京供月供。

廉思：其實我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一種情況是我的父母在農村，我在北京工作，但我以后安家是在二、三線城市。這是一種新的結構，我以后的發展在廊坊或者保定或者我家鄉的地級市。還有一種是實際上我在北京，如果他這兒有我的上升通道，我先平移到一個稍弱一點的城市，先橫向流動，再縱向流動，回游青年就是這個道理。我在北上廣干了5年，開闊了眼界，再回到家鄉。恰恰是中國橫向流動的相對順暢，還比較容易，有效減緩了縱向流動變慢對社會結構造成的沖擊。突尼斯太小，沒有橫向流動，只有縱向流動，他的橫向流動就只有出國了。研究中國問題有一個視角很重要，中國的面積大是他的弱勢，也是它的優勢，空間大就可以替換。這樣可以實現先橫向流動，凡是在歷史上發生大的暴力流血沖突或者大的暴力革命的時候，關鍵的時間點，包括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都是這個社會當時的橫向流動和縱向流動同時受阻，那就沒有辦法了。所以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們的決議精神來看，中央對特大型城市是嚴控人口的，但對中小城市是放開人口的，實際上橫向流動是加強了，是要打破這種壁壘。所以說怎么緩解青年的問題，其實原則上來講就是一方面要增強縱向的流動性，一方面要繼續保持比較高的橫向流動的順暢。這兩方面都要做好才可以。

面對政治態度更加世俗化的青年，宣傳工作該怎么做？

主持人：聽了前邊講的，總體感覺中國的年輕人相對過的還是比較艱難，所以在這些人當中難免會出現對國家或者制度抱怨的情緒，不知道您怎么看待這樣的情緒？

廉思：我們認為現在年輕人他的政治判斷，可能跟我們之前的感覺不太一樣，會有所區別。剛才您談到年輕人的抱怨，有一個詞叫憤青，也體現出他對社會這樣一種担憂的感覺。年輕人的政治態度跟老一輩的政治態度不同，據我們在這幾年的調查中發現，年輕人的政治態度更加世俗，他有的時候不太習慣或者不太愿意用老一代的主義或道路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他們更現實。所以有的時候他的一些政治判斷是基于利益訴求。馬克思說過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讓自己出丑，其實也是這個意思。他們的政治判斷是跟他們的利益訴求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且他們這一種政治判斷有從宏大的敘事向自己身邊小事轉化的趨勢。

比如神五的時候，我們都知道飛行員楊利偉上天，神十誰是宇航員，年輕人很多都不知道。能夠明顯的感覺到宏大敘事對年輕人的激勵作用存在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現在年輕人會說，天天給我們以國家發展的希望，能不能給我們以個人發展的希望，天宮一號對接了老給我們講太陽系的事，離我們有點遠，我們明天工作怎么辦。出現了這樣一些變化，這樣的變化使得他對國家的認識也出現了變化，憤青還是前幾年比較火的概念，這幾年的概念改成了吐槽。憤青有的時候有民族和國家的担當感，吐槽往往是自己的事，買不起房子，找不到女朋友。所以你脫離開青年的利益，去跟他理想信念，有的時候是脫節的。說大一點，這種思想政治工作青年是不歡迎的。年輕人跟我說廉老師你有理想，你們全家都有理想，你們全社區都有理想，還有的年輕人跟我說，別跟哥談理想，哥早就戒了，我說你戒的有點早。

對于這樣的青年是跟利益相關的，所以我們要根據青年關注的問題去切入，才能真正的把握住他思想上的一些動態。而且我們確實也注意到，青年的思想狀況，他的譜系是多元的，我們不能一概而論，不同的青年不一樣。比如我們做的返鄉青年，像農二代，在國企工作的那些青年對黨史的認可度，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認可度很高，但是這樣的狀況可能已經不能原原本本的搬到某些青年上，他對于很多意識形態的認識是多元化的。我們必須認識這樣一個社會現實，當代的青年他處于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復雜的時期，各種思潮，民粹主義、自由主義、新儒家、新左派等等，都在圍繞著他，在發揮作用。所以你能發現青年價值觀的這種波長變得非常短，原來的波長是長的且相對穩定，現在波長變得很短，無疑讓青年們形成穩定的對事物的認識或者說價值觀這樣的可能性在降低。所以這是我們要認識到的。

我剛才說的是青年對國家的態度轉換很快。比如說碰到重大節點的時候他可能表現的很左，可能有的時候他表現的就不那么的左，年輕人會把愛國和愛黨有的時候分的很清楚，有的時候就分不清楚。這種狀態確實是多元并存。還有一個是互聯網，這個千年未有之工具，它直接導致中國的大變局，使得知識的平權化迅速的出現。原來老師和學生的關系非常的明顯，我是有知識的一方，所以我有話語的解釋權，現在不是。現在我給學生講課的時候，他舉的例子有的我都沒有聽說過，所以對我們的知識權威形成很大的威脅。我們林林總總能夠感受到青年對權威人群有咄咄逼人的搶班奪權。在某些行業，最明顯的就是IT業，信息產業，有大量原創作品的產生，大量APP的作品，金融行業，有多少千萬富翁都是年輕人。我們所謂的體制內的人可能是最脆弱的。

包括我們的媒體，可能還在為這樣的一種東西進行渲染等等，其實也反映出年輕人這樣一種變化。再往深了說，年輕人這樣的一種變化，跟他的成長經歷有關系。我們確實不能說現在十年是一代人，我們原來給過一個判斷說五年就是一代人。去年和前年是這樣的判斷，今年不是，兩年、三年就是一代人。變化太大了，因為年輕人的時間感在改變，我們這批人是70年代和80初這批人，那個時候中國社會雖然改革開放了，但是那個時候的變革80年代是相對慢的，90年代以后，尤其近20年發展特別快。小時候對時間的認識就不一樣，現在年輕人小學畢業以后，過兩年可能小學都沒了，這么一個變化，對時間的改變，更容易讓人做出放棄或者改變的決定，你跟時間的心理契約在改變。而且那個時候70年代、80初的人是看電視劇長大的，主角一定是收獲最多的，背景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現在年輕人是網絡的一代，強調及時反饋的機制，使年輕人的頻率變得更短。所以你看85后、90后正式進入職場，你跟90后談話你不能說你跟我一塊創業吧，5年以后我的公司上市了你就是千萬富翁，他說你別忽悠我，5年后你在哪兒我都不知道，你就告訴我我一個月能拿多少錢。

他們的距離感也在變，現在有APP的技術，這個技術的出現為年輕人提供了無限的舞臺和可能，他使得人們潛意識的東西爆發出來了。而且在網上年輕人的觀念跟老人是不同的，它是一個平層化的東西，一個年輕人可能因為一個俏皮的話直接跟網絡大V叫板。但他會把網上他的感覺推移到現實生活中去，這就不一樣。對于很多的90后、95后來講，虛擬的世界就是他真實的世界，他不認為是一個假的世界，跟他的現實生活是一樣的，是兩個并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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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