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無盡第三輯我的自傳第36節抗戰以來自述（7）

簡體傳統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36節抗戰以來自述（7）
　　論到第二層，政府交議之件亦不少，最大的一案要數全國總動員計劃大綱。此與后來到武漢時，交議的節約計劃大綱，同為洋洋大文。參議同人亦費不少心思去討論，，，。
　　論到第三層，政府確曾將軍事外交各種情報，說給我們不少，使我們于大局情勢恍然有所了解。一向局外人責備政府的心理，為之減少，而支持政府的情緒增加。舉一個例來說：抗戰前段，尤其初起之時，很多人殷切地希望蘇聯幫忙，亦極相信蘇聯一定幫忙，乃至期待他出兵或外蒙出兵。在看不見蘇聯積極幫忙之時，就以為政府不肯接近蘇聯。于是由責備而不諒解的心理很多流行在社會。但參議同人曉得事實不如此，便對政府沒有不諒解，而且支持政府的做法。像沈老先生、黃老先生都是在上海為多數人所信仰。他們的態度是支持政府的，便使反政府的空氣不易起來。這種減少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隔閡，而溝通之的效用，怕是國防參議會收效的一點。
　　但前兩層亦不是沒有效用。例如，當時后方幾個省政府主席，都空著，或本人留京，或旁人兼代，君勱先生提請政府注意，大局嚴重時不宜如此。政府于是就調動補充，或令本人回任了。又如關于農產工商的調整機構，在記憶中仿佛出于黃先生建議的。
　　四、參議同人總是不滿意參議會這一機關。共產黨方面總不肯到會，亦是缺憾。各方要求成立正式民意機關者很多，當局亦表示接受，請大家提出方案來。聞當時收到的方案，就有七件之多。代主席汪精衛曾向我們述說，黨內對這一問題甚為躊躇。他說有三點困難：一點是人數上困難；一點是產生方法的困難；還有一點是職權上困難。
　　何謂人數上困難呢？他說人數少了不像民意機關（參議同人即自覺人數少不足代表國民，沒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幾百人的會議，實不切眼前緊急狀態中的需要，而且沒有地方開會（當時我們在鐵道部地下室開會，大本營亦在地下辦公）。事實上確有困難。
　　何謂產生方法的困難呢？他說正式民意機關總要用選舉方法產生出來，但要辦選舉卻是一大事。戶口不清，選民難計，地廣人多，交通不便，今戰事緊急，安得從容舉辦？而況從來的選舉（他包括國民大會的選舉說）都辦不好，人人皆不滿意，今倉促中更辦不好，或者為戰事的影響，根本辦不成。
　　何謂職權上困難呢？他說自戰事起來后，黨內曾有決議說，今后要多數人工作，少數人討論，一個人決定。——這一個人當然是說蔣委員長。若正式民意機關必應有最后決定之權，沒有決定之權，不成一民意機關；但這樣便與上面的原則沖突了，所以很困難。
　　這是在南京的話，后來遷到武漢，卒成立國民參政會。而由于這三點困難不易解決，只能勉強算一個準民意機關。
　　五、末了，說到我個人在參議會中的盡力，卻無多。參議會在南京時，我常常跑回山東照顧我們自己的工作。參議會在武漢時，我又跑一次延安，并駐于徐州許久。所以黃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課。——每次開會我們坐下來聽代主席委委宛宛談各種消息情報，黃、沈諸老均筆記甚勤，如像學生上課一樣，因以缺席為缺課。
　　我所盡力者，總是我的老主張，發動民眾。第一天（8月17日）會上，我就拿出來說。我要求建立一個担負全國動員的系統機構，以應付大戰。大意就是《大公報》所發表的（見前“‘八一三’以前的文章”一節內）。那話說起來，未免長些，內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就起來阻止我，不要說下去。他以那時上海的炮火正緊，應當商量軍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說這個呢？當時會議席上參議諸公而外，政府各部長均在座，看神氣能理會我的意見的人很少。大約他們都覺得我“文不對題”罷！我的話，亦實在說早了些。但不知抗戰四五年的今日，對于這個需要，這個主張可有人認識否？
　　8月19日我奉蔣公命，陪同蔣百里先生到山東，視察防務，離京缺席很久，到10月初，沈鈞儒先生在會上提一建議案，大致主張利用失學失業知識分子（如留日學生回國的，華北各大學學生及其他）組織鄉村工作團下鄉工作。原案經國防最高會議采納，交下參議會再擬具體方案。于是促動我，為再度之獻議。
　　那具體方案，是經秘書長彭學沛，邀集參議同人，會同各有關主管機關（例如大本營第六部、內政部、中央農業實驗所、實業部合作司、衛生署等）擬定的。從我看去，于事實無益有損，不能附和。原案要點：
　　一、開首點明，此種工作系補助中央暨地方行政所不足，因為原有其負責機關的。
　　二、列舉工作項目，內計有民眾訓練，抗戰宣傳，農業改良，合作指導，公共衛生等若干項。
　　三、工作團或稱服務團由知識分子青年們組織起來，得請當地行政機關審核許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處的。
　　四、經費由政府酌量補助之。
　　此案若在負地方之責的行政機關（如省政府，專員公署，縣政府）看去，一定反對。不但民眾訓練一類事，不能隨便付給這工作團去做，即宣傳的事、指導改良的事亦都不愿他們來添麻煩亂手腳。在工作團方面，無權無責，職位不明，亦斷斷無法工作。又如農業改良等，亦斷非平素無設備研究，可以行的。如其工作，亦只是兒戲般的工作。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駢枝；在動員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說它無益有損。
　　我認為凡事不做則已，要做便須責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識分子下鄉，從事動員工作，原為當務之急；但無條理無計劃，以雜湊出之，以點綴出之則不可。必要將他納入負責機關系統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難處，使他沒得躲閃，心思力氣都用出來，事情才辦得好。這樣，就必須建立全國動員的系統機構，而改造現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聽了我的話的人，多舌撟不下，覺得豈不牽動太大？誰都沒有這個勇氣。
　　適晏陽初先生亦為此事被促到京。我們二人即相約面見蔣公，陳述所見，那天恰好黃任之、江問漁兩先生亦有事見蔣公，其被指定的時間又恰與我們差不多。于是我們四人就一同來陳說。經我們一番陳說，又指摘當時動員工作的甚多缺點。蔣公很樂于接受，就指定我們四人擬定計劃，并囑咐在旁的張岳軍先生協助進行。
　　我們四人奉命之后，曾為數度集儀，一度訪陳立夫部長。又承政府將關于動員的一切計劃草案法令送來參考。乃一面就動員說話，對于那些法令章則，條陳了十幾條的意見，復一面就鄉村說話，提出一個非常時期鄉村工作計劃大綱，請政府擇行其一。那時節，上海戰事我軍已退出大場，黃先生急欲回滬一視，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則赴武漢的約期已屆。所以此計劃大綱就囑我一人起草。我起草出來的時節，則我軍已退出上海，政府正忙于西遷，草案雖經托岳軍先生轉呈，而在那時情況下，卻無從談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