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無盡 第三輯 我的自傳 第35節 抗戰以來自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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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第35節 抗戰以來自述(6)
  四、國防參議會
  “八一三”以前的幾天,我在上海,每天與蔣百里先生見面,商討時局。11日因聽了蔣先生的話,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車開行之前,適上海市公安局長蔡勁軍來晤談。他將敵我兩方緊張情形告知我,說不一定馬上開火。我心中忐忑而興奮。
  夜車開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時,忽聞人馬聲喧。車正停在無錫車站。站臺上滿是軍隊,站長傳知客人一律下車,奉命火速運軍隊去滬。當時眾人紛紛下車,我亦同英國友人戴樂仁先生互相幫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傳說甚多,而我心里則認為已經開火了。
  當日幸得附他車,繼續起行。但我已認定開火之故,過南京即未下車,逕返山東,準備自己崗位內之事。12日經兗州到濟寧,剛下車入門,我們工作同人即謂中央連電促我入京,正轉電至上海覓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車回兗州,候南下車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張岳軍、熊天翼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開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將成立國防參議會,要我參加。
  關于國防參議會,鄒韜奮先生的《抗戰以來》第四節《參政會的胚胎》曾加敘述。但其中所述,不無記錯之處。即如原書說,國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國各黨派領袖們組織國防參議會云云,其實“八一七”就舉行第一次會了。那天是夜間集會的,到的人有張伯苓、胡適之、周恩來、蔣百里、李璜、傅斯年諸先生。在上海的沈鈞儒、黃炎培等各位尚未趕到。因聘書15日才送出,秘書長是彭學沛(交通次長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臨末了,參議會將結束,才來担任幾天。
  我想分幾層來敘述敘述:
  一、這個會無疑地是民主在抗戰期間的萌芽(鄒先生語)。從內容人物來看,幾乎全是在野的,黨外的。即為國民黨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樞的,如馬君武先生。這種精神,的確表見政府要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的意思。從這個會追上去,便是廬山談話會。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陽國難會議,其命意和性質皆大致相同。
  從國難初起的國難會議,直到今天的國民參政會,實是一脈下來,平時并沒有這種集會,更未成立為機關。而由國難逼來,則馬上召集之,就充分證明其為這時所必需,翻過來,平時政府固不見得找這些人來中央,而這些人在平時亦未見得愿意來。今天政府愿意大家來,大家亦愿意來,一面是政府開誠延納,一面是大家竭誠擁護。團結在此,民主在此,統一在此,進步在此。氣象光昌,三十年來所未有:誰說敵人不大有造于我!
  二、任何一樁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無一段真意存于其間。國防參議會雖小,形式多不具備,而我感覺卻還不錯,似較今天的國民參政大會還好些。這就是初起時,意念較真。論人數雖后來增至廿五六人,而開會時總不過十余人,可謂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蔣百里先生、胡適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國,毛澤東先生在延安沒來,周恩來后亦不到,黃炎培、沈鈞儒二公常往來上海,張耀曾、顏惠慶兩位訖未入京,晏陽初先生和我亦是往來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談話親切,亦從容隨便。這樣倒使彼此少隔閡,而易溝通。開會時間亦多,多時每周至四次(當九國公約在北京開會之時,為聽取國際消息)。有不少軍事外交財政金融上較機密的事亦可知道一點,亦正為其人少之故。到后來參政大會上,幾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報告了。參政大會先是三個月一集會,后改半年一集會。政府報告都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冊,數目字很詳細,各部長朗誦一番。形式整齊,而意味卻減多了。大會有議長,議事有規則,提案有手續,表決算人數,種種形式當然比較從前好看。開會時車馬云集,亦甚熱鬧,但按實來,卻按不到一點東西。
  鄒先生書中,說國防參議會在組織及職權上,簡單之極,根本沒有什么文字上的規定,連全體參議員名單亦未見過。這大致是事實。我們收到的聘函,原來就是密件(開首稱密啟者),所以沒有向外發表名單。開會時,交換意見,每每就是口說,用不著書面。然正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語對政府有所啟發,或往復斟問使我們得所了解。鄒先生又說“代理主席汪精衛把大家意見口頭轉達政府當局,有時亦把當局意見口頭轉達給該會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實。然而比較后來參政會上文書印件傳來遞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無用。我想中國政事一切落于“等因奉此”,正應當矯正。而見于有名的英國憲政,全靠習慣和精神,不假條文規定;似乎我們亦不要盡在條文上作功夫,而要培養起憲政的精神和習慣,才有希望呢!
  三、國防參議會組織及職權的條文規定,亦許有的,我卻未看見。我只記得第一天的會上,張伯苓先生曾問及參議員的選任,以何為標準原則。胡適之先生曾問及參議會怎樣去實行參議。當時代主席汪精衛對于頭一問題,大致回答說著重在野黨派,社會人望,和具有專長的人,總之,政府為了抗戰,認為必須借重的,就可選任。對于第二問題,則分三層:一層是政府認為時局嚴重無比,特請大家來共商國事,亟愿聽取各方意見——這就是說,看大家有什么建議;二層政府應付時局或將有些計劃方案之類,交到會上請大家共同參酌;三層政府隨時以國際情勢前方戰況以及如何應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現在想來,三層之中,實重在第三層。不只是政府主觀要求在第三層,末后收到一點效用亦在第三層。
  論到第一層,大家懷抱的意見,向政府建議的,軍事外交等等自亦不少。而為眾議所集中的,約有三四點。頭一點要調整政府機構,使之合理化,簡便化。因為五院各部會太龐大,不合戰時需要。又加戰時新機關層出,疊床架屋,行政效率不能增加,反而減少。曾慕韓先生創為“袖珍政府”之議,主張縮小組織,取其輕便,易于移動。此一要求,實是眾議所同,。大抵裁減人員容易,裁減機關較難;裁減小機關容易,裁減大機關較難。政府遷武漢后的改組,各部曾有裁并,五院就不行。
  再一點,要發動民眾。三一點,要成立民意機關,認為參議會不夠。四一點,肅清貪污。直到我軍退出上海,政府將要西遷,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沈鈞儒、羅文干、馬君武、李璜、楊賡陶和我九人尚聯名提出這幾點,懇切地面呈當局。


梁漱溟 2014-07-03 14: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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