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難造國運
--《出軌1911》寫作后記
文/雪珥
編者按/ 澳洲“非職業歷史拾荒者”、本報專欄作家雪珥的《出軌1911》專欄，自2010年8月16日開始，在本報連續刊登了半年、共22期，已經刊載完畢，經增補后即將出版。本期我們請雪珥談談其創作體會。下期開始將推出雪珥新專欄《李鴻章談心》。
去年廣州亞運會前，因改革史的巡回演講，我來到了羊城，第一次見識了中國大都市的“運前”景象。
在北京奧運期間相當普遍的“避運”(當時北京一些市民選擇在奧運會期間外出度假以躲避各種限制——編者注)行為，在廣州人看來似乎是有閑階層的游戲。我的不少朋友盡管也受不了“盛會”帶來的不便，卻都還在堅守家園和工作崗位。
“要知揾銀最艱難，雙眼通紅聲沙曬”，“懷運”、“受運”，或者說“被懷運”、“被受運”，很多時候，都是毋得選擇啦，都是“被”著走的。
“只有/才能”還是“只要/就能”
我們這個民族，實在是極為擅長“懷運”的。
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后，被“小日本”打敗的“大中國”，痛定思痛，認定了“只有”制度層面的變革，“才能”救亡圖存。問題在于，朝野上下幾乎又同時認定，“只要”制度層面發生變革，“就能”救亡圖存。制度變革與救亡圖存的關系，從“只有——才能”的必要條件，變成為“只要——就能”的充分條件，邏輯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之前“洋務運動”中對涉及國防、民生等基本技術面的關注，退居二線，甚至消失了。人們都指望著通過體制上的大躍進，引進或建立一種什么主義，就會一舉“超英趕美”、富國強民。全社會的資源被畸形地投放到這場“尋寶”運動中，自此中國進入了“主義”超越“問題”的運動年代，人們前赴后繼地“懷運”、“受運”，“倒運”或“敗運”之后繼續“懷運”、“受運”，周而復始，綿綿不絕。國家和民族的元氣，在這屢敗屢“運”、屢“運”屢敗中折騰殆盡。
平心而論，晚清執政者在清末推行憲政的“政改保胎”中，是真誠地希望“優生優育”的：通過擴大執政基礎、開放政權，來獲得更多、更大的合法性資源及民意支持。其所設定的9年預備立憲期，被后世長期作為“假立憲”的證據，但這一期限不僅遠遠短于日本的明治維新，而且，也被其批判者日后的行為所證實是必要的：抨擊清廷“假立憲”的同盟會，在以“國民黨”的名義執政后，干脆將立憲過程分解成了“軍政”、“訓政”和“憲政”，遠比其曾經痛斥的大清王朝更為“穩健”。
此時，“改革”已經成了大清國的主流語匯。無論廟堂還是江湖、無論政治還是經濟，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勢力，而在于“改革”的旗號被濫用，成為權力斗爭的新幌子。
憲政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三權分立”，以制約地方政府“行政權”為訴求的地方議會（“咨議局”）最為關鍵。太平天國運動后，地方諸侯權力膨脹，在組織人事、金融財政乃至軍隊建設和調動等各方面，都對中央處處掣肘，成為政權建設的心腹之患。地方咨議局成立后，果然很快就對地方行政機構形成了巨大的鉗制，幾次較量下來，地方督撫紛紛轉而與咨議局合作。合流后的地方勢力，結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并且憑借地方咨議局這樣的“民意機構”，動輒以人民的名義向中央發難，動搖并最終顛覆了執政基礎。
“利民”還是“利官”
1906年，當載澤、端方等從歐美考察憲政回來，向慈禧太后匯報時，他們指出：憲政這種政治體制改革，利君、利民，但不利官。慈禧太后對此深以為然。
“利君、利民，不利官”，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判斷，我認為它實際上道破了中國近代改革、尤其是涉及政治體制層面上改革時的一個癥結所在。
從利益角度看，上層決策者自然是“與國同休”的，國家的穩定、發展、富強，是最為符合他們的利益；而對草根階層來說，無產者本來能失去的只是“鎖鏈”而已，只要能夠推進民生、民權，沒有不歡迎的。
恰恰是作為改革執行主體的官僚階層，才是任何改革所最可能損傷的既得利益群體，也成為反對改革、或者異化改革、讓改革徹底走樣的主體。
我在《中國經營報》上先后開設的兩個專欄《國運1909》（已出版）和《出軌1911》，都詳盡地描述了改革的善政、仁政，是如何被官僚機器異化為暴政、虐政的。這種異化，其實與意識形態毫無相關，與執政團體的旗幟和方向也都無關，而恰恰是最為古老的、困擾中國千百年的所謂“朝代周期律”，是毛澤東與黃炎培所認真探討過的深刻命題。
為什么需要政府、如何建立政府、如何監控政府，這早已經不是意識形態命題，而是公共管理的技術問題，而我們恰恰愛在形而上的高度去談這些，結果導致全民的精力總放在“推翻”和“重建”的“權位爭斗”上。
今年是辛亥百年紀念，如何從辛亥革命中汲取歷史經驗和教訓，將是對全體中國人、尤其執政者歷史智慧和政治智慧的考驗。在厘清歷史真相的同時，從執政、建設、和諧，而非奪權、顛覆、動亂的角度進行反省，才是對共同造就辛亥成果先人們的最好紀念，更是對民族、民眾乃至執政者本身最為有利的。
“形而上”還是“形而下”
《出軌1911》所試圖記錄的，就是在“改革”與“民意”的大旗下，發起四川保路運動的既得利益集團，如何上下其手的過程——這其中，“7000萬川民”始終“被”既得利益集團所自行代表，民意被徹底裹挾，而中央政府則被包裝、塑造成了人民的敵人。
大清戶部曾經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抨擊那些動輒以國家“利權”要求特殊待遇的人，說他們是：“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這兩句話同樣可以適用于既得利益集團，那就是“挾官以凌民，挾民以蒙官”。
更為吊詭的是，當這些宣稱自己“代表”人民的既得利益集團終于得手之后，在新政權的光芒下，他們所堅決主張和堅決反對的，都迅速而徹底調換了位置（詳見《中國經營報》1月31日1897期D7版“大結局：濤聲依舊”）。
在寫作《出軌1911》的過程中，我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在建立一個真正的憲政共和體制過程中，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在野者”、“反對者”，有時遠比做一個好的執政者更重要、更艱難。民初以來歷史證明了，一個不負責任、不擇手段的“在野者”，當它登堂入室后，也不可能是一個好的執政者。民眾面對的選擇，往往不是“黑貓”、“白貓”，而是“黑狼”、“白狼”，或者是“飽狼”、“餓狼”。
在權力的逐鹿場上，執政者與在野者的考量角度是不同的。
在執政者眼中，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不可能改革與發展。而在在野者眼中，渾水才能摸魚，越亂越有機會，章太炎就毫不隱晦地說過：“但愿滿人多桀紂”，因為如果滿人中出了堯舜，“革命”就沒機會了，執政者越腐敗越好、越殘暴越好。在野者沒有執政的包袱，“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也不需要知道“柴米貴”，輕裝上陣，可以喊出最為動聽的口號，反正自己沒上臺前無法驗證、也無從兌現，上臺之后，誰還敢來驗證、要求兌現呢？
秦始皇威武的儀仗過去后，劉邦感嘆“大丈夫當如是”，而項羽則說“彼可取而代之”。這種“取而代之”的欲望，是中國歷史上主流的政治動力。晚清搞政治改革，寬容度之大史所罕見，非但沒有能夠凝聚全國人民的精神，反而導致了更為嚴重的離心散亂。因為，很多人趁此良機想“彼可取而代之”，無論打著什么旗號，核心目的就是奪權。
“打倒”與“推翻”，只能解決“所有權”和“經營權”問題，至于“經營”的很多具體問題，不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就能解決的。但是，從晚清開始，直到鄧小平改革前，近七十年的社會資源，除了應對外敵入侵外，被過多地耗費在了“打倒”與“推翻”的內耗上，翻燒餅似的折騰，而沒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權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設上。
無論改革還是革命，都只談“形而上”、注重權力的掌控，而不關注“形而下”、忽視民生的提升，導致這種改革或者革命無法令普羅大眾真正分享其成果，卻要承担其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埋下了“繼續革命”的孽緣。
大清帝國的覆滅，并不在于其推行政改的早晚，而是在錯誤的時機放出了一個錯誤的信號，令天下“群雄”以為跑出來了一只鹿，紛紛追逐，將全社會、特別是精英們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
“裱糊匠”還是“拆遷隊”
國人是有“打胎”情結的，不耐煩優生優育，而喜歡另起爐灶，因此造成“棄嬰”不斷。李鴻章之流的“裱糊匠”，很難在中國歷史上“偉大”起來，因為他的職場定位實在太缺乏鴻鵠之志了——盡管中國更需要的，正是“裱糊匠”，而非“拆遷隊”；正是兒科大夫，而非打胎能手。
不擇手段的痞子運動已經成為中國近代的主旋律，深深地滲透進了我們每個人的血脈之中。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個政權垮臺后，絕大多數人在墻倒眾人推之外，都堅稱自己“無責”，迅速地進行自我切割，仿佛自己從來沒有在這個政權中生活過一般，賬都要算在“萬惡的×××”身上，而我等本是天使，無非被蒙蔽了而已。
耶穌曾說，如果你自認為無罪，就可以拿石頭砸死那個妓女，結果所有人捫心自問后，都放下石頭默默離開。但是在中國，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大家繼續一哄而上，拿石頭砸死那個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說我只是又被裹挾了一次。
“顯規則”還是“潛規則”
作為“非職業歷史拾荒者”，我研究歷史也有自己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一個中心”就是以人性為中心，而不是以任何的意識形態為中心。我堅信除了極少數心理特別堅強或者扭曲的原教旨主義者之外，絕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都能以人性來解讀、分析和判斷，而不是被夸大的“神性”或者“魔性”。在此“中心”之上，“利益”與“權衡”就是“兩個基本點”，“利益”是外在的砝碼與動力，而“權衡”則是內在的行為與抉擇。
無論是內生型改革，還是外生型“革命”，“自利”總是必然的第一目標。
阿Q的“革命”理想，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光頭、睡睡秀才娘子的大床，當然最好拖上吳媽。我相信，大多數人的理想也無非如此，這才是大清國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顯規則”。承認“顯規則”的存在，就可能對利益進行制約。一旦“顯規則”成了能做不能說的“潛規則”，非要把阿Q的欲望偽裝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吳媽和小尼姑們就完全可能要為革命而犧牲自己，并且是默默地、或者是“被”默默地。
利益，是小到清末上海股災、中到四川保路運動、大到辛亥革命的根本動力；利益，也才是無數動人口號背后的真正目的。不去細細解剖這些利益的復雜細節，我們將完全迷失在歷史的迷霧中，如同小尼姑一般，被人摸了光頭，卻不知道是誰的“咸豬手”。
講利益并不可笑，也不可恥，更不可怕。可笑、可恥、并且更為可怕的是，把自利隱藏起來，口蜜腹劍，聽到的是口號與口水橫飛，看到的則是拳頭與棍子齊舞。
“懷運”還是“避運”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里的“君”，其實就是“公權力”，已經掌握公權力或正在追逐公權力的人，如果將這位“君”放在第一位，當然是“民”的災難。當權者如此做，則是“民”的當下災難，而奪權者如此想，則等于是預約了“民”的下一場災難。
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需要的不是“懷運”、“受運”，更不是“被懷運”、“被受運”，而是休養生息，固本培元，“遠離運動、珍愛生命”。
一個不斷在“懷運”與墮胎中折騰的民族，它怎能孕育出健康的未來？一個慣于推倒重建的民族，總是將歷史的元年不斷調整到自以為“開天辟地”的發跡時候，它的未來又能有多長呢？
文/雪珥 2014-07-10 09:1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