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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葉嘉瑩的聽課筆記將我們領進顧隨先生六十年前的課堂之后，由陳丹青整理的聽課筆記（《1989-1994文學回憶錄》）也出版了，這使我們可以從容領略另一位良師的風采。

梁文道在序言里稱木心為局外人，這不是一個稱呼，而是一種恰當的分類。非但如此，這還是一個局外人對著一群局外人講文學課的事。這群局外人是與文學并無直接關系的人，主要是畫家。講課時間是在二十年前，地點是在異國他鄉的紐約，與局外人們的故鄉隔著半個地球。這一純屬私人性質的事件經過陳丹青的力薦，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文學傳奇之一。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作者：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
　　出版時間：2013年01月

　　筆記記了五本，印成書后，依然有厚厚的兩大本。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通篇大言斷語，經常一言以蔽之。筆記對口頭演講的過濾固然促成了這個特點，但它未嘗不是木心自己風格的體現。對于當代中國人，所謂的大言欺世不是什么成語，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碰到的現實，但木心的大言并不欺世，相反，卻能使人回到那種古老的“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感覺。炎炎，按照成玄英的解釋，猛烈也。

“老子精煉奧妙，莊子汪洋恣肆，孟子莊嚴雄辯，墨子質樸生動，韓非子犀利明暢，荀子嚴密透辟，孔子圓融周到……他們的用字，用比喻，都成專利，別人冒充不得。

“浪漫主義太濫情，現實主義不重靈性，自然主義太重細節”，“象征主義以為現實世界后面，隱藏著理念世界……但象征主義實踐這些理念時，一舉一動都要象征，多么小家子氣。”

在很多專家為一塊郵票大小的地方忙碌一輩子的今天，瑣碎的小言才是主流。因此，如此猛烈的大言既令人耳目一新，又顯得不合時宜。也許正因為其猛烈，我們從中也能發現不少錯誤或問題。灼見之中有錯誤和謬見，這本是私人性質的文學史無法避免的，本書自然也不例外。這一點我們不必諱言，因為這些錯誤或問題無損于它獨特的光芒和價值。

“希臘人當年的知識范疇如何？很狹隘。希臘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種族……”用狹隘來形容希臘人的知識，這倒是頭一回聽說。對于一個擅長航海并能精確測算出地球周長的民族，如果她不知道世界地理，還有哪個民族比她更知道呢？

“我罵儒家，是將好好一部《詩經》弄成道德教訓，詩曰如何如何”，“《楚辭》，很幸運未被孔子修改過、歪曲過，沒弄成道德教訓。”木心對孔子對《詩經》的大刪大改耿耿于懷，痛心疾首。問題是，孔子有沒有將三千多首詩刪為三百多首？自孔穎達以來，很多人都懷疑這一說法。現代學者大多認為，孔子在《詩經》的形成中作用有限，可能僅限于音樂校正方面。

“如果司馬遷不全持孔丘的立場，而用李耳的宇宙觀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記》這才真正偉大”，這個想法有些古怪。中國的姑且不論，無論是修昔底德、米什萊、蘭克或者法國的年鑒派，哪一位是用《道德經》的宇宙觀治史的呢？倒是有用黑格爾的觀點或某某主義治史的例子，但那是什么樣的歷史呢？

“太陽系處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將要冷卻”。哎，他老人家顯然以為太陽里的聚變反應跟煤球爐里的燃燒反應一樣。

《西游記》的版本是一個復雜問題，但就吳承恩本、朱鼎臣本和楊致和本的關系講，學術界已經大致厘清了一個次序，即朱本和楊本是吳本的刪節改寫本。在孫楷第、鄭振鐸等人的工作后，已經沒有多少人認同，吳本是對楊本的擴充這一最初源自魯迅的看法。因此下面這段關于吳承恩寫《西游記》的話就變得有問題了。

我曾說過“風格是一種宿命”，他是好證據——忽然他發現楊致和的《西游記傳》，靈光一閃（可能拍案而起，大叫：“有了，有了！”），《西游記》于是孕育而誕生。有了楊致和的骨架，吳承恩大展身手，找到自己，找到風格，連《南游記》《北游記》的精華也拖了幾段過來（鐵扇公主即出于《南游記》）。

這段話十分精彩，真希望有一個拍案而起的吳承恩，真希望《西游記》就是這樣誕生的。這樣的話，吳承恩就成了一個“有資格挪用別人東西”的“高貴的強盜”。

木心有著強烈的老子情結，這使他對司馬遷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又使他在看待帕斯卡爾的“無限空間的永恒沉默”時，匆忙地下結論：“這是老子的東西嘛！”帕斯卡爾對人類處境的洞微察幽，是為了論證救贖者存在的必要性；而在《道德經》中，非但沒有救贖者什么事，且人在其中的地位亦不特殊。他視文學為信仰，且是惟一的、可以覆蓋一切的信仰，一旦碰上真正的信仰，反倒覺得無法理解了。于是，《舊約》和《新約》的文學性在他眼中成為首要的、壓倒一切的東西，耶穌由于充滿靈感的布道成為“天才詩人”（《圣經》的文學性雖然是研究中的冷門，卻也并非無人研究。木心的著眼點主要在耶穌的人格魅力以及善用比喻的說話方式上，對于敘事手法——《圣經》的敘事之美值得細細品味——基本上忽略了，這一點對《舊約》其實更重要）；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在他眼中，真正有價值的“不滿兩頁”。他視宗教為催眠，“再聰明的科學家、文學家也受催眠”，這與宗教是精神鴉片的觀點倒有相似之處。

“《伊利亞特》太幼稚，《神曲》太沉悶，《浮士德》是失敗的，都比不過莎士比亞”，木心說。對于作為宗教思想家、政論家、藝術理論家的托爾斯泰，他完全不能理解，直說他腦子不行。這口氣，真有點登山訓眾的樣子。他站在山頂上了嗎？沒有，但他的確站在了高處，且一再強調登頂的重要性：“有了制高點，看起來就很清楚。一覽眾山小，不斷不斷地一覽眾山小”，這正是木心可貴的地方。不過話說回來，就像統攝萬物的萬有理論是否存在一樣，這樣的山頂是否存在，還真不好說。

讀木心的東西，我常常為他的審美直覺和連珠妙語而擊節，但有時也為這些妙語缺乏一個較堅實的學術基礎而嘆息。的確，在專業的文學史中，錯誤不會這么多，膽子也不會這么大，但灼見也少啊，有時少到沒有，有時少到是負數，起反作用，被引入歧途而不覺得，如果你選擇不當的話。讀此書的樂趣就如同去琉璃廠淘舊書，每有意外的收獲，便有一股快意在心頭升起。這樣的快意，是無法從學院派循規蹈矩的文章里獲得的。這一點目前已經有不少文章談及。網上甚至流傳著從《文學回憶錄》中摘抄的一句話體的語錄，供大家分享。關于這些，我不想多說什么，只想補充一句：這是異端的權利，也是異端的勝利。這是木心一個人的勝利。

很多人可能不會同意木心對批評家勃蘭兌斯、小說家哈代的推崇以及對契訶夫的貶抑，然而對于近現代的文學流派，尤其是二十世紀初蜂起的主義，木心常能表現出過人的見識：“凡主義，都是強扭的瓜，不甜，爛得也快”，“未來主義沒有未來”，“表現主義比未來主義強，至今還有影響”，“垮掉的一代，只有斯奈德沒有垮掉”。這是本書的兩大亮點之一。至于本書的另一大亮點，我以為并不是世界文學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而是世界文學格局下的中國古典文學。似乎從青年時代起，木心就擁有一副世界性眼光，且常能從歷史和演化的角度看問題。比較文學于他人是一門學問或職業，于他是一種天性。他用水草與水的比喻來形容《紅樓夢》中詩與文的關系，這個比喻也可以用來形容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盡管這個地區的文學與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演化的。

在陳丹青的筆下，木心作為圣徒的形象已經粲然可見。使他超越他人而成為圣徒的，既不是他的稟賦，也不是他的學識，甚至也不是他在逆境中的表現，而是他的心靈，一顆雅尚高潔、向死而生的心靈。對于他，生只是死前的一段過程，而離開藝術的生是暗無天日的，除了平庸、不幸、絕望和死亡外，沒有別的出路。他張開雙臂，緊緊抱住藝術的十字架，既因此而吃盡苦頭，又因此而度過劫難，并于垂暮之年終獲拯救，盡管十字架上并沒有一位鮮血淋漓的基督。因此，本書最大的價值不是有關文學的知識以及許多令人難忘的妙語金句，而是木心作為藝術家的個人感悟。“始終不肯背叛自己的人，即使吃了很多苦頭，最終卻可以笑著”，他說。這雖然是藝術家一生的心得，卻令我想起一位波蘭民族英雄（皮爾蘇德斯基）臨終前說的話：有被消滅的危險而不屈服者常能勝利，成功之后即不長進者常會失敗。“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我叫好，叫的是喝倒彩。生活里沒有這樣（的）便宜。”這是一位歷盡滄桑、劫后余生的老人的冷眼旁觀。雖然被喝倒彩的人未必聽得進去，毫無疑問，他是對的。

在肉體上，木心屬于這個時代。在精神上，他卻屬于一個消逝了的時代。當他選擇與卞之琳、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生活在一個時代時，他也選擇了自我隔絕。這種自我隔絕造就了一位超凡絕塵的世外高人，但代價也是有的。他的過于講究的文字對他的寫作形成妨礙，而他并不覺得，這無疑是代價之一，且是其中較小的代價。須知，“漢家陵闕的石獸，如果打磨得光滑細潔，就一點也不好看了”，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正是木心本人。

有一天，木心講到了水滸，講到了施耐庵，他說：“我見過一篇施耐庵作的序，極好。‘風雪夜，聽我說書者五六人，陰雨，七八人，風和日麗，十人，我讀，眾人聽，都高興，別無他想。’我幼時讀，大喜，不想后來我在紐約講課，也如此。”這個序自然不是施耐庵作的，而是由金圣嘆代筆的。原文也不是這樣的。木心憑記憶說，不算錯，且經過記憶坩堝的重新熔煉，變得比原文更暢達，更符合現代語境。不知不覺間，木心自己也變成了強盜，且是高貴的強盜。但幼時讀即大喜，卻令我生疑。這是一段盧梭式的confession嗎？從他少時與人討論《新約》的文學價值看，我只能選擇相信。這個人是何等的早慧，他的心態又是何等的可貴！這樣的心態古人有，陶淵明有，寒山有，胡應麟有，崔述有，上個世紀也還有。在大家的褲腰帶上都別著一個小喇叭的微博時代，誰還會有呢？一個局外人對著一群局外人講文學課，這樣的事在今天還會發生嗎？

網載 2014-07-15 14: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