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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市新市長柯文哲1月20日接受美國雜志《外交政策》專訪時表示在全球4個華人地區中被殖民的歷史越久，這個地方就越進步。他說：“不好意思的講，就文化而言，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臺灣好，臺灣比中國大陸好。”

　　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這個觀點了。在去年10月尚未當選臺北市長前，他作為市長候選人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專訪。他當時提出：“我思考后發現，被殖民不是壞事。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臺灣好，臺灣比大陸好。因為被殖民的時間越長，國民水準越高。”

　　不止一次就同一課題提出同一的觀點，說明柯文哲并不是一時失言，也不能暗示他說的是因“政治正確”而不能直說的真話。臺灣社會特別是媒體對美國媒體報道的大量關注與他們對新加坡報道的無視也凸顯了美國對臺灣的重要性。

　　Karl Popper在他的大作《科學發現的邏輯》中提出，科學是可被證偽的東西。筆者對柯文哲兩次提出的“殖民越久越好”的命題或曰猜想(我們姑且稱為“柯文哲猜想”)的興趣也是從科學角度把它看做一個科學假說看待的。筆者在此不考慮價值觀或情緒的問題。“柯文哲猜想”是否成立?“柯文哲猜想”是否可被證偽?筆者通過查閱國際社會科學界對發展問題的研究文獻并進行簡單但嚴格的科學方法思考后，得出結論“柯文哲猜想”可以被證偽，它不成立。同時要指出的是，本文只證偽了“柯文哲猜想”，但本文將對發展這個議題做一些一般的探討。

　　首先，“柯文哲猜想”的論據有問題。柯文哲講錯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新加坡的殖民地歷史其實短于香港。新加坡從1819年到1959年只有140年殖民歷史，而香港從1842年到1997年有155年殖民歷史。有人為之圓場說他可能說的是“殖民越早越好”，或者“經濟體越小越好”，但那是另兩個猜想，與本文無涉，本文不討論。

　　其次，社會科學雖然不能在實驗室里對實驗對象做實驗，但還是可以做觀察以得出普遍規律。觀察要遵循客觀的科學準則，而不能是隨意的。不嚴格科學的觀察只能得出較弱甚至無效或者荒謬的結論。柯文哲去過越南僅僅一次，能對越南社會了解多少是值得懷疑的。由于越南與中國大陸不一樣是外國，語言又不通，蜻蜓點水走馬觀花的一次觀察沒有多大效用。Facebook上去過越南多次甚至常駐越南的網民也對柯文哲naive表示吃驚。

　　再次，從“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臺灣好”這句話看，比的只是人均GDP，而不是文化。且不論香港，新加坡和臺灣的文化方面來比，一般還是認為臺灣文化高過一籌。羅大佑曾說過“臺灣在兩岸三地中物質與精神發展最為和諧，所有華人到了臺灣都有回到家的幸福感!”臺灣文化中最醒目的是其對文化傳統的保留以及人際關系的和諧。臺灣人對陌生人有永不枯竭的熱情，無論是德士司機、店員、還是問路時或地鐵中隨便碰到的路人甲。以垃圾處理為例，臺灣是靠少丟垃圾，垃圾分類來實現的，而不是像新加坡這樣靠外勞不停清掃而實現干凈的。去年新加坡National Parade現場就丟了13噸垃圾，這是臺灣人不能想象的。新加坡500多萬人口要7萬清潔工，而臺北市300萬人卻只要5000名清潔工。臺北人“垃圾不落地”，是新加坡做不到的。沒有外勞清掃，新加坡能否保持與臺北相當的清潔程度可想而知。

　　臺灣人比新加坡人生活得更加從容，雖然節奏可能更慢，但也往往更具情懷，更為有趣也更懂生活。臺灣的地鐵無論如何擁擠，人們總是自覺地排隊，你不會担心秩序會亂。而新加坡的地鐵是不排隊的。

　　拿高等文化而言，香港和臺灣起碼有金庸瓊瑤等大家的武俠言情文學，有24小時不打烊的誠品書店。新加坡的書店賣的主要是英文書，內容主要是中小學教材和考試輔導用書甚至練習簿，銷量也不能比。拿藝術來說，臺灣有云門舞集，新加坡呢?香港和臺灣的電影電視音樂對大陸和新加坡都有巨大影響，新加坡有什么?臺灣有故宮，有三毛，李安，余光中，齊邦媛，龍應臺和李敖，有慈濟。臺灣人懂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還有明清小說。新加坡是一個只看重賺錢的社會，人的價值只拿收入來衡量。新加坡既沒有英語文學，也沒有華語文學，起碼沒有英國人知道的英語文學和中國人知道的華語文學。以前大陸人誤以為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實如朱大可教授等指出的一樣，新加坡才是。

　　另外一句閑話，新加坡正在從華語社會過渡到英語社會，能否列入柯文哲的比較中也值得商榷。

　　以深層次的文化而言，新加坡由于脫離了華語文化，文化斷裂了，既不懂唐詩，也不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所以也沒有儒家文化“尊師重道”，“師道尊嚴”的一套社會心理。據媒體報道，新加坡有家長告誡學生“讀書不好就去當老師!”這一方面說明新加坡教師待遇低，另一方面說明新加坡只拿錢看人的社會心理。他們不說“去掃大街”，是因為掃大街的工作外國人包了。

　　另外，臺灣有公民社會，而新加坡是臣民社會。臺灣人擁有令人稱羨的社會公民特質，臺灣人友善、善于表達而且思想開放。而新加坡人遵守表面的規矩，因為不循規蹈矩將導致嚴厲的懲罚。這也許是柯文哲推崇新加坡甚于臺灣的原因，統治者都喜歡順民，他們是不是愚民是不管的，有的甚至更喜歡愚民。柯文哲認為“文化”就只是交通規則可能也是統治者的一種偏好。

　　據《聯合早報》消息，在受調查的全球最幸福國家排行榜148個國家中，新加坡排名最后。我們就不細究為什么了，但可以看出人均GDP確實不能和人民總體福利劃等號。

　　又次，柯文哲這次只比較大陸和亞洲四小龍中的3個地區，犯了以偏概全的方法論錯誤。這是因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是二戰后也是500年內僅有的幾個沒有資源而能發展成富裕社會的非歐洲后裔經濟體。從全世界來看，大多數前殖民地國家如菲律賓，緬甸，也門，加納，塞拉利昂，印度等，殖民時間都大大多于臺灣的50年，但發展水平低于四小龍;而日本未被殖民，但水平高于四小龍。韓國淪為殖民地也只有35年，但最近超過臺灣，也是一個反例。

　　除了以偏概全之外，柯文哲也犯了以一時定一世的錯誤。新加坡人均GDP超過香港才不過10年，他就說新加坡比香港好。可是香港1997年前殖民地時經濟和文化遠遠超過香港這個事實不便于他的簡單模型，他就棄之不顧了，這不科學。

　　另外，這3塊前殖民地中(中國大陸從未完全淪為殖民地)經濟起飛都發生在二戰后，其中新加坡和臺灣已經解殖，香港的殖民地主人由于當時情勢也沒有采取典型的殖民地政策。在香港殖民地前100年，香港與廣東差距不大，由其沒有邊界控制允許自由移民出入可見。所以這個“殖民越久發展越好”的模型從時間上也是錯誤的。當然也可能有學者認為殖民地時期為經濟起飛準備了條件。那是另一個模型，與本文無關，這里就不證偽了。

　　此外，前殖民地的歷史和后殖民地的歷史一樣重要。最落后的社會，如馱畜和文字都沒有的印加帝國被幾百個西班牙人消滅了，美洲和澳洲都被真正的“殖民”，原住民現在生活在玻利維亞等條件最惡劣的地區。稍微先進一點的社會，如掌握鐵器的非洲人，能抵御“殖民”，但還是淪為殖民地，1億人左右被擄走，至今歷史造成的傷痕猶在。在最先進的亞歐大陸的中國印度等社會，雖然在殖民時代受到嚴重打擊，印度完全淪為殖民地，而中國因為文化最高而免于這種悲慘境地，解殖獨立后能因應時勢，現今的復興機會最高。

　　另外，殖民地的歷史對大多數殖民地的人民也是悲慘有害的。以印度為例，英國廢除了印度殖民地的進口關稅，卻提高了本國的進口關稅，打垮了印度的手工紡織業，使幾百萬印度紡工失業，造成了印度孟加拉省等地數百萬人死亡的饑荒。Amartya Sen說有信息自由流通的民主社會不會有饑荒，殖民地時期的印度顯然不是一個保護印度人利益的民主社會。印度對英國來說比北美13個殖民地更重要，是帝國皇冠上的明珠。殖民地是為了宗主國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文明開化的目的。為了殖民的利益，修建幾條鐵路，建設學校和醫院只是殖民牟利的副產品。英國官員坦陳說統治印度是為了英國而不是印度。對印度等殖民地的剝削也是英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至今印度還是十分落后的，而柯文哲當然不會提到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前殖民地(殖民地時間遠遠長于香港)的遭遇。美洲澳洲那些已經被消滅的原住民社會更不會提了。

　　單變量模型在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中是危險的，因為它幾乎肯定是錯誤的。這個“殖民時間越長越好”的模型就是一例。

　　從歷次柯文哲談話來看，他并不是那種崇拜不丹的落后生活的后現代解構主義的文學左翼的同路人。他推崇的還是日本和新加坡這類高度發展的國家，不管日本有無被殖民的歷史。他舉例的文明高低序列與發展水平是高度聯系的。所以這里就主要談談發展這個社會科學界研究很多的課題。

　　一位發展經濟學家曾經說：“發展這個問題如此吸引人，以至于你一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就停不下來，根本不會想考慮其他問題。”的確，發展這個問題至少對世界上大多數人類，也就是生活在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來說，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毋庸諱言，在發達社會和不發達社會之中存在一條生活水平乃至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鴻溝。這個差距從15世紀西北歐地區開始起飛開始到今天發展成一條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歐洲人憑借這巨大的優勢，殖民了世界上大多數其余地區，在與土著差距最大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幾乎滅絕了原住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開始解殖。然而解殖半個世紀后的今天，除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外，幾乎沒有別的不憑資源特別是石油立國的經濟體能跨越這道鴻溝，從窮致富。

　　富裕社會和貧窮社會之間的鴻溝是怎么出現的?它為什么直到今天不能消除?殖民能不能或為什么不能發展前殖民地社會?得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對世界上大多數人未來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Jared Diamond在他的巨著《Guns,Germs and Steel》中指出，亞歐大陸的地理環境和它自然存在集中能被馴化的動植物對亞歐大陸最早出現定居農業文明至關重要。由此推之，其西端的一個小半島-歐洲最先出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商業革命，工業革命，科學革命等革命性事件從而領袖諸文明也其來有自。這是地理決定論。

　　Daron Acemoglu的巨著《Why Nations Fail》是制度決定論的代表作。筆者在普林斯頓大學進修時聽教授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展經濟學家Arthur Lewis(以劉易斯拐點在中國聞名)對他說過做到最后，覺得發展唯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文化也是制度的一種，一種比較不成文的以社會心理和規范為主的制度，所以他的說法也可以說是一種制度決定論。

　　Joe Studwell在他的著作《How Asia Works》提出了東北亞日韓臺3經濟體(他認為香港和新加坡只是離岸金融中心城市經濟體不能被亞非拉國家效仿因此不值得討論)成功翻身的3條經驗。一是成功的小農化土改;二是出口導向的工業政策;三是服務工業的金融抑制。我們注意到土改是向共產黨(在集體化之前)學習的，而且這三條讓它們翻身的政策是韓國和臺灣在擺脫日本殖民桎梏之后才有可能采取的。這三條是具體政策上的原因。

　　另外，共產主義的威脅，美援和中華文化的底蘊是日本等中華文化圈經濟體能成功發展成發達社會的重要原因。以中華文化而論，類似新教倫理，勤奮努力的習慣，工作的習慣，守時的習慣，儲蓄的習慣等都是例如非洲文化中尚缺乏的，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加納，緬甸和菲律賓等在獨立時很有經濟基礎和希望，發展水平與韓國和臺灣相若的國家后來為何沒有大幅發展反而大大落后于中國文化圈。文化確實是軟實力。

　　筆者認為以上各種解釋都是合理的，也能互恰，可以綜合成一個多層面的多變量的發展模型。最底層的時間尺度最遠的是地理環境包括生物環境，往上是歷史，文化和制度。當然這個工作仍需由職業的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來完成。歷史上為了解決發展這個難題曾經像任何一個科學問題一樣出現過很多假說。筆者在文中只是想指出其中的一個是錯的，因為其提出者是公眾人物，唯恐謬種流傳，所以特意作文駁斥之，以正視聽，為社會科學的發展做出一個小小的貢獻。

原文標題為共識網《駁柯文哲：殖民時間越長越好？》。

網載 2015-05-15 14:3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