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昌海：天朝帝國的余輝

簡體傳統

“海圻”號巡洋艦

提到晚清，多數人腦海中馬山會閃現，封閉落后、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貌似是個“國”就敢欺侮末代大清，其實那并不是史實，不過是受了近幾十年來教科書和影視作品的影響罷了。與幾千年的天朝盛世相比，晚清雖然不堪，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清朝末年，大清帝國還兩次用炮艦威脅了墨西哥。

1905年墨西哥合眾國的議院提出一條法令，禁止華工入境。清政府下令曾任駐美公使的伍廷芳就近交涉，和墨西哥政府談判。

此前，美國政府已經公布了禁止華工的法令。取得英國法學博士學位的伍廷芳，在美國國會侃侃而談，指責議員們違背了華盛頓的平等精神，議員們心知理虧，無奈美國工會勢力太大，議員們迫于壓力不得不強行通過這一法令。

看到美國禁止華工，墨西哥也跟著學樣，而且墨西哥外交部態度強硬。伍博士發威了：“下旗！回國！電大清政府，派兵船來，再和你們周旋！”

聞聽此言，墨西哥官員目瞪口呆，在場記者爭相奪路去發稿，第二天，這條消息理所當然的成了各報頭條，有的還配以大清帝國巡洋艦破浪行駛的照片。

墨西哥政府慌了，忙請美國政府調停，最終墨西哥人道歉賠款，廢除了“禁止華工入境”法令。1911年，古巴、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發生排華事件。其時正值程璧光將軍率“海圻”號巡洋艦赴英參加英王喬治五世加冕儀式，并應美國海軍部邀請訪問紐約，大清帝國令“海圻”艦返航途中“順訪”拉美諸國。

8月中旬，“海圻”號駛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古巴政府態度立即轉變，古巴總統接見程璧光時特意強調：“古巴軍民絕不會歧視華僑”。“海圻”號原定在古巴停泊10天后，“訪問”墨西哥，但此時墨西哥政府正式向大清帝國賠禮道歉，并賠償了受害僑民的損失，于是，“海圻”號取消了此次“訪問”。

只是，沒有人料到，辛亥革命就在兩個月后爆發，“海圻”號的海上揚威只是帝國最后的余輝。

在滿清外交歷史上，還有一個名字不得不提：楊儒。楊儒，字子通，號迪庵，隸屬漢軍正紅旗，今遼寧鐵嶺人。先后任江蘇常鎮通海道、浙江溫處道道員，1893年以四品卿銜任駐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公使，1895年授太常寺少卿，1896年任駐俄、奧、荷三國公使，1898年晉工部右侍郎。1900年，俄羅斯趁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從北邊入侵東北，燒殺搶掠，侵占奉天（今沈陽），并于1900年11月9日逼迫駐奉天將軍增祺與之秘密簽訂了由俄國控制東三省的《奉天交地暫且章程》。清廷獲悉此事，大為震怒，立即宣布條約無效，將增祺革職，并任命駐俄公使楊儒為全權大臣，在圣彼得堡（沙俄首都）與俄方談判。

俄國侵略成性，楊之艱難可知。1901年1月4日，一場十分艱苦的談判正式開始，對手是俄方新任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楊儒大義凜然，針對沙俄所言條約是為保清國主權而言：“既言保我自主，何兵權、利權、命官權而不予？既稱不利土地，何以東三省不為中國版圖？”指出《奉天交地暫且章程》“干預內政，侵我主權，斷難接受，須重修約稿”。經楊儒據理力爭，沙俄應允另立正約。

1902年，俄方另擬議款十二條，以武力威脅為后盾逼迫楊儒簽字。楊儒公使以“條款須無損我主權方可簽字”為前提予以拒絕。為維護中國領土主權，楊儒公使與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談判前后共有13次之多，每次均由陸征祥担任翻譯和記錄，經整理后電告清廷。

對于沙俄外交大臣在談判中提出的主張特別是俄國不但要控制東三省，還要控制蒙古和新疆、俄軍不撤出東三省、中國不在東三省駐軍等，李鴻章與軍機處電告楊儒“全權定計，朝廷不予遙制”，而楊儒態度堅決：“我是全權大使，不是賣國大使。”楊儒在極困難的條件下，置生死于度外，據理辯駁，使沙俄獨占東三省為殖民地的陰謀未能完全得逞。

由于整日談判不得休息，楊儒身心大受損傷，終于身體不支。限定畫押的前一天，俄國最后一次約見楊儒，施加壓力，楊儒再一次凜然拒絕。時值天寒雪大，楊儒回使館下車時滑倒，不省人事，經醫生搶救，仍神志恍惚，語言不清，中風不語。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2月17日，楊儒在彼得堡病逝。

楊儒的風范當時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許多國家的駐俄使官自發組織，在彼得堡破例按照中國習俗為他舉行了追悼會。

人們稱贊楊儒鐵骨錚錚，是中國的驕傲。

幾十年來的大陸教科書都說清朝閉關自守，但如果認真看史料，并對比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那么將會看到，清帝國不僅沒有閉關自守，而且相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可說是相當開放，也因此導致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中心地位。這是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所得出的結論。

他認為，19世紀初期以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16－18世紀流入中國的白銀占世界產量的一半，而白銀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硬通貨，就是因為中國使用白銀，西方國家要用白銀來與中國做生意，因此為白銀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所以，中國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當時，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大家都來和中國做生意，中國產品出口到國外都是出超。如果在閉關自守的構架下這種情況是無法解釋的。此外，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中國也不可能實現閉關自守，正如史景遷所說：“從1600年以后，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

所謂清朝“閉關自守”，是到了19世紀，西方建立了西方主導的完善的國際貿易制度和貿易手段后，中國未能適應這種新貿易體系，才顯得是閉關自守了。

在1949年后中國大陸的歷史書里，中國的歷史在1840年似乎被攔腰砍了一刀，似乎1840年后直到1949年的中國，所有事情都朝壞的方向發展。不僅清朝政府腐敗無能，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一概都外交無能、內政腐敗，軟弱的難以言表。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內憂外患交織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竟能派出軍隊，千里迢迢遠赴西伯利亞“強勢”護僑。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后不久，布爾什維克（俄共）發動政變（即所謂“十月革命”）。當時多數地球人雖然尚未體會過什么是“紅色恐怖”，但是，部分俄國前政府的軍隊，不肯聽命于俄共，西伯利亞地區支持“二月革命”的俄軍成立了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衛軍政府，俄共自然不甘心失敗，不斷暴動，使得整個西伯利亞地區一片混亂。西伯利亞原本是俄國強占的中國領土，緊鄰東北，很多中國商人、手工藝人往來于兩地之間，加上中國政府派往一戰前線的數十萬華工，俄共發動十月暴動時，滯留在西伯利亞地區的中國華僑多達百萬之眾。

這些華僑，一方面被白衛軍政府以“居留票”的方式搜刮財產，另一方面，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一份阿穆爾省華僑總會報告中披露，華僑“財產任便處置，生命隨意蹂躪”，“數十萬僑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萬財產形若累卵”。不僅如此，俄羅斯相互對立的武裝派系，都強拉華僑的壯丁，套上一件臟兮兮的軍裝，這些只聽得懂“烏拉”的中國人，就被投入到了槍林彈雨之中。

身處一日數驚的環境下，周邊華僑紛紛涌向中國駐海參崴總領館，“來館呼吁，接踵而至”。中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陸是元迅速將華僑們的艱難處境，以及他們的呼吁和期盼傳回國內，并建議民國北洋當局“及早籌維，為未雨綢繆之計”。黑河江北旅俄華僑會在給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大總統、國務總理和外交總長的急電中，呼吁“若不從速進兵保護，不念華僑受其涂炭，即中國權利亦將損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伯力中華總商會在發給北京的電文中說：“交通斷絕，險象環生，僑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鑒原，迅賜設法派兵保護”。……

這時的北洋政府因為國內亂局正焦頭爛額，但是雪片一樣的告急文電紛至沓來，保護華僑是政府職責所在，義不容辭。外交部將中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的求助電報提交國務會議審議。國務會議決定，由陸軍部牽頭，在奉天、吉林兩省，抽調陸軍進駐圖們江，保邊護僑。

控制東北的北洋奉系，與控制北京的皖系原本是兩個派別，但是在護僑問題上卻毫不含糊。奉天、吉林兩省奉命，立即抽調了大批兵力進駐圖們江，保邊護僑。張作霖等還在華僑中推廣自我保護辦法：“一、財產造冊送交俄官，以為損失索賠根據。二、緊急時懸掛國旗，標示華僑。三、各商設團自衛。”此時，為了保護本國僑民利益，日、美、英、法等國都派出了軍艦，進駐海參崴。針對這種情況，國務會議再次決定，派遣一艘軍艦前赴海參崴護僑。1918年3月20日，海軍部指定了林建章率“海容”號巡洋艦担負出國護僑任務。

“海容”號巡洋艦，是當時中國海軍的主力軍艦。甲午戰爭之后，清政府向德國伏爾鏘造船廠訂造了3艘軍艦，排水量2950噸，分別命名為“海容”、“海籌”、“海琛”，軍史上統稱為“海容級巡洋艦”。三艦在1937年抗日戰爭中，均悲壯自沉于江陰附近的長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軍的進攻之路。

1918年4月16日，“海容”號巡洋艦在當地華僑的歡呼聲中進入海參崴港口。此前，已經有一艘懸掛中國五色國旗的商船“飛鯨”號抵達海參崴，“海容”號的到來，使“飛鯨”號的撤僑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俄方禁止華僑搬運兩具棺木上船，在外交協商未果后，“海容”號應總領館的要求派40名士兵上岸，在岸邊列隊，俄方邊檢人員也只能退讓，“始得將柩裝運”。“海容”號巡洋艦抵達后的第三天（4月18日），“飛鯨”號就滿載了1165名華僑，起錨返航煙臺港。

此后，針對華僑的暴力行為大大減少。雖然“海容”號的進駐，為中國僑民打了氣，但對于百萬僑民而言，實屬杯水車薪。隨著俄國內戰愈演愈烈，協約國各國積極籌劃出兵俄羅斯。北洋政府也表示，將隨同各國一起出兵西伯利亞。

1918年8月2日—8日，日、美、英先后發表出兵宣言，正式對俄國內戰實施武裝干涉。日軍的人數，最多時高達72000人，美、英、意、法等國軍隊分別達到9000人、5800人、1400人和1200人。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發表出兵宣言，陸軍第九師抽調了相當于兩個團的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和機關槍部隊，共4000人，陸續開進西伯利亞，由團長宋煥章負責指揮。僅1918—1919年，中國軍隊就從內戰最為激烈的伊爾庫茨克一線，搶運出3萬多名被困華工。（蘇聯官方據此稱，中國是“干涉蘇俄的14個帝國主義國家”之一）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除派軍隊進駐西伯利亞，保護華僑外，還展開了一系列收回國權的行動——1917年12月，哈爾濱中東鐵路路區發生了布爾什維克（俄共）暴動，在俄方請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預，解除了布爾什維克的武裝，并部分收回了中東鐵路的管理權與監督權，為撤僑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

1919年8月，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宣布在哈爾濱正式成立警察總局，從俄國人手中又收回了大部分警權；

1919年11月，出兵外蒙，廢止《中俄蒙協定》，外蒙古成功回歸中國；

1920年9月，發布大總統令，廢除俄僑領事裁判權，收回俄租界；

1921年8月，《中俄伊犁條約》第四次十年屆滿，因無俄方政府可談判修約，1922年1月發布大總統令，宣布廢止俄商陸路減免稅特權；

……

蘇聯政權發布了兩次對華宣言，宣布放棄俄國攫取的部分在華特權。這曾經被中國大陸官方謳歌為蘇聯的偉大情誼，而實際上，其所宣布放棄的特權，大多已經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間實際收回，蘇聯即使不放棄，也無法實際行使。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年初，海蘭泡、伯力等地再度發生排華事件，應僑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軍艦‘江亨’赴黑河，‘利捷’駐三江口，‘利綏’、‘利川’赴伯力”，“專備保護僑民之用”。

遺憾的是，這是北洋政府最后一次向西伯利亞派兵護僑。

因為蘇共根基稍穩之后，由于入侵波蘭導致慘敗，便轉向東方，全力在中國扶植其代理人。這些被蘇共扶植的華人，在中國軍隊抗擊蘇共侵略時，竟在東北煽動民眾“武裝保衛蘇聯”。此后，蘇共頭子斯大林趁日本侵華時，在遠東屠殺了30萬華人；二戰后期，蘇軍更是打著攻擊日軍的幌子，趁火打劫式的在東北搶掠物資、強奸婦女……。而后來在中國大陸執政的當權者，不僅沒有北洋政府的保護國民之舉，反而稱斯大林為“偉大的導師和敬愛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