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知道的、關于技術變化方面的五種思想

簡體傳統

　　英文版本：Five Things We Need to Know About Technological Change by（Neil Postman）

譯者注：本文發表于 1998 年 3 月 28 日，16 年過去了，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我懷疑，21 世紀將給我們帶來的問題，相較于本世紀，或者 19 世紀，18 世紀，17 世紀，或者進一步講，比之前的很多世紀所面對的問題更加令人震驚、眼花繚亂或復雜。不過那些對于新千禧年感到過度焦慮的人們，我在一開始就可以提供一些如何面對它的好建議……

Henry David Thoreau 告訴我們的：“所有的發明只是對毫無改進的目標提供一些改進過的方法。”
歌德告訴我們：“一個人，每天，應該盡量聽點兒音樂，讀一首詩，看一副畫，還有，如果可能，說一些有道理的話。”
蘇格拉底告訴我們：“混混噩噩的生活不值得過。”
Rabbi Hillel 告訴我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還有預言家彌伽說的：“主對你的要求只是公平地做事，熱愛仁慈，謙卑地與上帝同行。”

　　如果我們有時間（盡管你足夠了解啦），我會說耶穌、艾賽亞、默罕默德、斯賓諾薩和莎士比亞告訴我們的話。道理都一樣：我們無法逃避自己。人類的窘境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就是這樣，信奉我們時代的技術變化催生了時代和圣人的、不相關的智慧是一種欺騙。

　　然而，正如剛才提到的，我十分清楚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技術的時代，我們有一些具體的問題，它們是耶穌、Hillel、蘇格拉底和彌伽沒有、也不能提到的。我沒有智慧去說我們應當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因此我的貢獻必須是界定我們需要了解的事情本身，從而提出問題。我把我的演講稱為《我們需要知道的、關于技術變化方面的五種思想》。

　　以我 30 年來對技術變化歷史的研究為基礎，但我不認為這些是學術的、或難懂的思想。它們是每個關心文化穩定與和諧的人都應當知道的，我把它們告訴你，希望你在思考關于宗教信仰的技術影響時，找到它們的有用之處。

　　第一種思想

　　第一種思想就是所有的技術變化都是折衷。我喜歡稱之為浮士德交易【注1】，技術給予和奪取。這意味著，對于新技術提供的每一個優點，總是有一個相應的缺點。這個缺點可能超過了優點的重要性，或者優點也是物有所值的。現在，這貌似是一個相當明顯的思想了，但是很多人相信新技術是純粹的恩典，你將對此感到驚奇。

　　你只需考慮一下大部分人對于電腦理解上的激情，你就會發現，他們愿意、毫不掩飾地和持續不斷地，頌揚電腦的奇跡。你還能發現，他們完全沒有提及電腦的任何負面影響。這是一種危險的不平衡，因為技術的成就越大，它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

　　考慮一下汽車，對于所有明顯的優點而言，它污染了空氣，堵塞了城市，降低了自然景觀的美麗。或許你會反思藥物技術的悖論，它帶來了令人驚奇的治療，但同時，也是某些疾病和殘疾的、可論證的根源，在減少身體診斷技巧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樣反思一下印刷機所帶來的所有智力上和社會上的益處，它的成本也是相應地巨大。

　　印刷機給西方世界帶來了詩歌，但是它把詩歌變成了一種吸引人的、優秀的交流形式。它給我們帶來了演繹科學，但是它把宗教敏感性簡化成了一種稀有的迷信。印刷給我們帶來了國家意識的現代概念，但是把愛國主義轉化成了一種骯臟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情感。甚至我們可以說，用本國語印刷的圣經產生了上帝是英國人、或德國人、或法國人的印象——也就是說，印刷把上帝簡化成了一個當地君主的規模。

　　或許我能夠表達這個思想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一種新技術能夠做什么” 沒有 “一種新技術不能做什么” 重要。的確如此，后者更重要，恰恰因為它是如此頻繁地被問到。那么，一個人可能會說，關于技術變化的、一個老練的角度包括了一個人對于由那些沒有歷史意識的人提出的烏托邦和救世主的愿景的質疑，或者文化所依賴的不穩定平衡。事實上，如果我說了算，要是有人不能說出他或她所了解的字母表的社會和物理影響、機械鐘表、印刷機和電信技術的知識，我將禁止這個人討論新的信息技術。換句話說，要明白偉大技術的成本方面的東西。

　　第一種思想就是文化總是為技術付出代價。

　　第二種思想

　　這就導致了第二種思想，新技術的優點和缺點從來不會在人群中均衡地分布。這意味著每一種新技術都會讓一部分受益，并給另一部分人帶來傷害。甚至有一些人壓根就不會被影響。再考慮一下 16 世紀印刷機的案例，馬丁路德【注2】說過“上帝最高的、最大程度上的恩惠的行為，而福音就是這樣向前推動的。”把上帝的話放在每一個基督徒的廚房餐桌上、放在大規模生產的書本上，這逐步降低了教會圣統治的權威，加速了神圣羅馬教會的分裂。當時的新教徒對這個發展感到歡呼。天主教對此感到憂心忡忡而暴怒。既然我是猶太人，如果我活在那個年代，很可能我也沒有什么好辦法，因為一場大屠殺是由馬丁路德引起的、還是教宗利奧十世【注3】引起的，沒有什么區別。

　　讓我們看另外一個例子，電視，盡管如此，我這里應當立即加上很少有人沒有被電視在一到兩個方面影響到的情況。在美國，電視的影響要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深入，很多人把電視看做是一個恩賜，不只是那些領著高薪水、輝煌的職業生涯的、電視行業里的執行官、技術人員、主任、新聞播音員和表演者。另一方面，從長期看，電視或許也把學校老師的生涯帶到了終點，因為學校是印刷機的發明，必須在印刷的字在將來有多大影響的事情上共進退。當然，電視消失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對電視的出現充滿激情的學校老師常常讓我的腦海顯現一幅畫面，某個世紀轉折點的鐵匠不僅僅謳歌汽車，而且相信他的業務會因此而提升。我們現在知道他的業務沒有因此而提升；它開始過時了，或許一個聰明的鐵匠明白這一點。

　　問題還在這里，它從來沒有遠離對技術變化有了解的人的想法：具體是哪些人從新技術的發展中受益了？哪一部分團體，哪種類型的人，哪種行業得到了恩惠？當然，哪個團體的人因此受到了傷害？

　　當我們思考電腦技術的時候，這些問題應該總是存在于我們的想法里。毫無疑問，電腦已經、并且將來仍然對軍隊、航空公司、銀行或稅收機構之類的大型組織產生有利的影響。同樣清晰的是，電腦對于物理和其它自然科學的高級研究人員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電腦技術對于相當一部分人的好處到底到了哪種程度呢？鋼鐵工人、蔬菜店主、汽車機械師、音樂家、面包師、磚匠、牙醫，是的，還有神學家，電腦現在進入了其他大部分人的生活了嗎？這些人已經讓他們的私人事務更容易地被強大機構訪問。他們更容易被追蹤和控制；他們受到了更多的檢查，越來越對關于他們的一些決定感到困惑。甚至他們被簡化成了純粹的數字對象。他們被垃圾郵件淹沒了，他們成為了廣告公司和政治機構容易擊中的目標。總之，這些人是電腦大革命當中的失敗者。

　　當然，包括其它的電腦公司、跨國企業和國家政權在內的勝利者，將鼓勵失敗者對電腦技術葆有激情。這是勝利者的手腕，因此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告訴失敗者，借助個人電腦，每個人都能夠讓支票本更加清晰、更好地追蹤賬單，做出更加合理的購物清單。

　　然后，勝利者還告訴他們，在家里投票、在家里購物、在家里得到他們想要的娛樂，是完全有可能的，這樣就能讓社區生活變得不必要了。當然，如今的勝利者一直在說信息時代，總是暗示我們擁有的信息越多，我們就越能更好地解決重大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問題，而且還有大規模的社會問題。

　　但是，這一切是真的嗎？如果世界上有個孩子在挨餓——的確有挨餓的——那不是因為信息不夠多。我們很早就知道如何生產足夠多的糧食來喂飽地球上的每個人孩子，可為什么我們還讓如此多的孩子挨餓呢？如果我們的街道上有暴力，也不是因為我們的信息不足。無論婦女是否受到虐待，離婚、色情表演和精神疾病是否還在增加，都和信息不足沒有任何關系。我敢說，那是因為其它一些東西正在失去，我不認為我不得不告訴觀眾它是什么。誰知道呢？

　　如果我們被其蒙蔽了雙眼而讓我們不能真實地看到問題出在哪里，那么這個信息時代或許將成為禍害。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經常問問那些激情地談論電腦技術的人們，你為什么要這樣做？你代表了誰的利益？你希望給誰力量？你想從誰那兒扣除力量？

　　我不是要歸咎于這是誰的錯，更不要說誰有險惡動機。我只想說，既然技術讓某些人受益了，并且傷害了其他人，那么這就是必須要經常被問到的問題。總之，在技術變化過程中，總是有勝利者和失敗者，這就是第二種思想。

　　第三種思想

　　下面是第三種。每種技術內部，都包含了一種強大的思想，有時候是兩種或三種強大的思想。這些思想經常隱藏在我們的視野之外，因為它們多少有些抽象的特定。但是，這不應該意味著它們不會有實際的影響。

　　或許你對這句諺語比較熟悉：一個拿著錘子的人看誰都像釘子。我們可以這樣做個延伸：一個拿著鉛筆的人看誰都像句子，一個拿著相機的人看誰都像圖像，一個持有電腦的人看誰都像數據。我不認為我們需要對這些格言玩文字游戲。但是它們引起我們警覺的是，每種技術都有偏見。像語言文字本身，它總是鼓勵我們贊同和尊重某些觀點和成就。

　　在沒有書寫的文化里，人類的記憶最重要了，就像包含了積累的數個世紀的口述智慧的、箴言篇、語錄和歌集一樣。在舊約《列王記》我們知道了 3000 句箴言。但是在有了書寫的文化里，這種記憶的壯舉被視作浪費時間，箴言只不過是不相關的幻想。寫作的人鐘情于邏輯上的組織和系統化的分析，而不是箴言。電信行業的人熱衷于速度，而不是反省。電視行業的人看中及時性，而不是歷史。

　　對于電腦行業的人，我們要說什么呢？或許我們能說他們關注信息、而非知識，也絕不是智慧。的確如此，在電腦時代，智慧的概念可能和知識一起消失。

　　每種技術都有一套哲學，體現在技術如何讓人們使用它們的想法，體現在它讓我們用身體做什么，體現在它改變了世界，體現在它放大了我們的感覺，體現在它忽視了我們的情感和智力趨勢。這種思想就是偉大的天主教徒預言家馬素·麥克魯漢【注4】所認為的概括和主旨，他創造了著名的句子，“媒介即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注5】”

　　第四種思想

　　技術變化不是添加劑；它是生態上的東東。我能夠用類推法更好地作出解釋。如果我們把一滴紅色染料放入一杯清水里，會發生什么呢？我們是得到了一杯清水和一滴紅色染料嗎？明顯不是這樣。我們給每個水分子做了新的染色。這就是我說的生態變化。一種新媒體不會增加什么；它改變了一切。

　　在 1500 年，在印刷機發明之后，你不會再有老的歐洲+印刷機，你有了一個不同的歐洲。有了電視之后，美國不再是美國+電視，電視對每場政治運動、每個家庭、每個學校、每座教堂、每頓午餐、每個行業等等，都做了一個新的染色。

　　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當心技術革新。技術變化的影響總是大范圍的，經常是不可預知和不可逆轉的。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懷疑資本家的原因。理論上，資本家不僅僅是個人風險承担者，而且更重要的，他還是文化風險承担者。他們當中最具創新和勇敢的人希望充分地探索新技術，而不太在意哪些傳統在這個過程中被推翻，也不會在意如果沒有這種傳統，某種文化是否還能起作用。總之，資本家是激進分子。

　　在美國，大部分重要的激進分子一直都是像貝爾、愛迪生、福特、卡內基、沙諾夫【注6】、Goldwyn。這些人毀壞了 19 世紀，創造了 20 世紀，這就是為什么我覺得資本家被認為是保守的是難以理解的。或許那是因為他們傾向于穿著黑色西服和灰色領帶。

　　我相信你理解我所說的這一切，我不是為社會主義做辯解。我只是說資本家需要認真地受到觀察和約束。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在談論家庭、婚姻、虔誠和榮譽，但是如果被同意以最充分的經濟潛能探索新技術，他們可能會打破讓這些思想成為可能的習俗。我在這里只能給出兩個例子，引自美國在技術上的遭遇。第一個例子關注教育。我們或許會問，誰對本世紀的美國教育產生了最大的影響？如果你認為是 John Dewey 或任何其他教育泰斗，我必須說你完全錯了。最大影響是那些位于新澤西州紐約郊區的普林斯頓里的、身著灰色西服的默默無聞的人。在那里，他們開發和推廣了最為著名的標準化測試的新技術，比如 IQ 測試、SAT 和 GRE。他們的測試重新定義了我們一直所說的學習，導致我們重新組織課程以適應測試。

　　第二個例子關注我們的政治。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對我們時代的美國政治產生巨大激進影響的人不是政治盲從者，或留著長發、胳肢窩夾著卡爾馬克思巨著的學生持異見者。改變美國政治本質的激進分子是身穿黑色西服和灰色領帶的企業家，他們管理者美國巨大的電視產業。他們不是故意把政治演說變成一種娛樂形式的，他們不是故意讓一個胖子競選高級政治職位變成不可能的，他們不是故意把政治運動縮減為一場 30 秒的電視廣告。他們盡量在做的一切都是讓電視成為一臺大范圍的、不眠的掙錢機器。這個過程中，他們破壞了真正的政治演說，他們不感到担心。

　　第五種思想

　　我現在要談論第五種思想，也是最后一種思想，那就是媒體正變成神話。我使用這個詞語的意義在于，它被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用到，他用“神話（myth）”這個詞語指代一個通常的趨勢，那就是我們把技術創新看做好像是上帝賜予的，好像它們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我時不時地問學生，他們是否知道字母表是什么時候發明的。這個問題讓他們感到驚訝，好像我在問云和樹是什么時候發明的。字母表，他們相信，不是被發明的東西。它們本來就有。人類文化的很多產品都是這樣，而且沒有比技術更有連續性的。汽車、飛機、電視、電影、報紙，它們已經達到了神化的狀態，因為它們被視作自然的饋贈，而不是在一個特定的政治、歷史環境下的人工制品。

　　當一種技術成為神話時，它常常是危險的，因為它會被自然地接受，因此就不容易敏感到去修改或控制。

　　如果你向普通美國人提議，電視廣播直到下午 5 點才開播，然后在晚上 11 點停止，或者建議不應該有電視廣告，他將認為這個想法是荒唐的。不過，不是因為它不同意你的文化議程（cultural agenda），他認為荒唐的原因在于，他假設你在建議改變固有的東西；就好像你在建議太陽應該在上午 10 點而不是 6 點升起。

　　無論我在什么時候討論技術變成神話的能力，我都會想起教皇保羅二世的評論。他說，“科學能夠凈化宗教里的錯誤和迷信。宗教能夠凈化科學里的盲目崇拜和不真實的絕對事物。”

　　我的意思是，我們對于技術的熱情可以轉化成一種盲目崇拜的形式，我們對其恩惠的信仰能夠成為不真實的絕對事物。

　　審視技術的最好方法就是做為一個外行的入侵者，記住技術不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而是人類創新和盲目自大的一部分，它是好是壞完全取決于人們對技術為我們做了什么和技術對我們做了什么的意識。

　　結論

　　好了，這就是我的關于技術變化的五種思想。

首先，我們常常為技術付出代價；技術越偉大，代價就越大。
第二，總是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勝利者常常試圖說服失敗者，說他們才是真正的勝利者。
第三，每個偉大技術里面都嵌入了認識論、政治或社會偏見。有時候這種偏見對于我們的優點是有重大意義的。有時候它不是。印刷機消滅了口述的傳統；電信技術消滅了空間；電視使詞語蒙羞；或許電腦將降低社區生活的重要性，等等。
第四，技術變化不是添加劑；它是生態上的，這意味著，它改變了一切，因此重要到了不能完全掌控在比爾蓋茨手里。
第五，技術越來越成為神話；被感覺為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更傾向于控制我們更多的生活，而不是給我們帶來好處。

　　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時間，我能夠提供一些另外的關于技術變化的重要資料，但是目前我支持這些思想，并以此作為結束。

　　過去，我們以夢游的方式經歷了技術變化。我們沒有喊出來的口號一直都是“技術高于一切”，我們一直愿意改變我們的生活來適應技術的要求，而不是文化的要求。這是一種愚蠢的形式，尤其在大范圍的技術變化的年代里。我們需要睜大雙眼繼續前行，讓我們很多人利用技術、而不是被技術所利用。

注1：魔鬼交易（英語：Deal with the Devil），又稱魔鬼條約或浮士德的交易，是西方廣泛流傳的文化主題。與之相關人物浮士德、梅菲斯特是為人熟知的基督教民間傳說人物。http://zh.wikipedia.org/wiki/魔鬼交易
注2：馬丁·路德（德語：Martin Luther，1483 年 11 月 10 日－1546 年 2 月 18 日），德國基督教神學家，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基督教更正派信義宗教會（即路德宗）的開創者，曾是羅馬大公教會奧斯定會的修士。提倡因信稱義，反對教宗的權威地位。他翻譯的德文圣經影響深遠，促進了德文的發展。http://zh.wikipedia.org/wiki/馬丁·路德
注3：教宗利奧十世，或譯良十世，（拉丁文：Papa Leo X，1475 年 12 月 11 日－1521 年 12 月 1 日），原名 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在位期間：1513 年 3 月 9 日—1521 年 12 月 1 日）。利奧十世是洛倫佐·德·美第奇的第二個兒子，佛羅倫薩共和國統治者。在他任內的 1517 年，馬丁·路德貼出《九十五條論綱》，引發宗教改革。http://zh.wikipedia.org/wiki/利奧十世
注4：馬歇爾·麥克盧漢，馬素·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C.C.，1911 年 7 月 21 日－1980 年 12 月 31 日），是加拿大著名哲學家及教育家，曾在大學教授英國文學、文學批判及傳播理論，也是現代傳播理論的奠基者，其觀點深遠影響人類對媒體的認知。http://zh.wikipedia.org/wiki/馬素·麥克魯漢
注5：“媒介即是訊息”是由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提出的一個傳播學概念，意思是人們理解一個訊息時會受到其傳播方式的影響，傳播媒介的形式本身早嵌入了該訊息當中，訊息跟其傳播媒介之間有著共生關系。http://zh.wikipedia.org/wiki/媒介即是訊息
注6：大衛·沙諾夫（David Sarnoff，1891 年 2 月 27 日－1971 年 12 月 12 日）美國商業無線電和電視的先趨和企業家。被譽為美國廣播通訊業之父。http://zh.wikipedia.org/wiki/大衛·沙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