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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話唐代貴族之興衰 

        隋唐以前，中國社會崇尚門閥。原因是魏晉以后，國家推行門閥制度，朝廷注重在豪門世族中選用官員，豪門世族（士族）與皇族一起執掌政權，擁有極高地位與聲望。南北朝時期，南北王朝雖然頻繁更迭，但門閥士族仍有市場，依然是社會主導力量。

　　 且不說為華夏文化嫡傳的南朝，就是胡人統治的北朝，也汲取了門閥觀念，重用漢人士族。北魏孝文帝更是仰慕華夏文化，積極推進大規模的漢化運動，讓鮮卑人說漢語、寫漢字，并將鮮卑貴族（包括皇族）改為漢姓元、長孫、宇文、于、陸等。歷經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胡人或胡化漢人政權，漢人士族仍有幾大“常春藤”，到了隋唐統一中國之后，這些“常春藤”士族依然倍受尊崇。

　　 據《資治通鑒·唐紀十一》記載，貞觀十二年春，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奉命編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積極開展工作，“遍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假，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奸逆，分為九等。”最后進行排序，以出身博陵的黃門侍郎崔民干門第為天下第一，“崔、盧、李、鄭、王”五大氏族名列前茅。唐太宗看了初稿，頗為困惑、惱怒，沖高士廉等人發脾氣：“崔氏早已衰微，憑什么列為第一？難道我李氏貴為天子，還比不上崔氏嗎？”“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為了維護皇室榮耀，唐太宗利用政治權力干預，下令重新排序，“以皇族為首，外戚（長孫）次之，降崔民干為第三。”

　　 的確，在當時士人心目中，“崔、盧、鄭、王”四大名門頗為高貴，甚至超越皇族。諸如房玄齡、魏征、李勣等宰臣，在為子弟選擇配偶時，都優先考慮向上述四大名門求婚。與名門淑女結為連理，比娶公主做駙馬更為榮耀。故而，那時民間流行“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卻愁”之說。

　　 現在看來，高士廉等人當初未將皇族列為天下第一門第，真是不可思議。畢竟中國人向來崇拜權力，習慣于看權力臉色行事，唯權力馬首是瞻。以世俗眼光看，帝制時代皇權至高無上，皇族理所當然為天下第一門第。唐朝是李家王朝，李氏理應名列榜首；宋朝是趙家王朝，當然以“趙錢孫李”排序；明朝是朱家王朝，朱姓必定天下第一。如此類推，只是基于權力崇拜的邏輯。但是，唐人畢竟是唐人，他們有他們的原則與自尊，并不是盲目崇拜與討好權力。

　　 其實，高士廉與唐太宗是親戚關系，他是長孫皇后的親舅舅，長孫無忌、長孫皇后就是他一手哺養成人的。高士廉領銜編撰《氏族志》，如果他一味崇拜權力，并考慮與皇族沾親帶故，恐怕會說服其他同僚，共同推舉皇族名列第一。但高士廉并沒有那么做，自然有他的想法，并且其想法基本上代表當時社會主流意識，注重底蘊與血統，認為李唐皇族并非最高貴。

　　 當然，李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也是當時名門望族。但就李唐皇族而言，其血統并不純正。這個不純正，主要來自母系方面。唐太宗的祖母孤獨氏、母親竇氏、元配長孫氏，都是鮮卑人，亦即胡族，而非漢族。那時候，中國人并不崇洋媚外，將漢族之外民族稱為胡族，看作外國人。盡管當時胡人武力強盛，但漢人文明程度高，骨子里看不起他們。再者，李唐皇室自稱隴西名門后裔，而據陳寅恪先生考證，也有些來路不正。所以，在唐人眼里最為高貴的門第未必就是皇室。

　　 那么，博陵崔氏何以被列為天下第一？崔姓，來源于姜姓，始祖為姜太公。姜太公助周武王滅商，分封于齊國，成為齊國首任國君。數傳至齊丁公時，有長子姜季子應即位，辭而不受，讓位于胞弟叔乙。叔乙繼位后，把崔邑（山東章丘一帶）賞賜給季子作為食邑。從此，其子孫便在崔邑居住，后來又以崔為姓氏。崔氏得姓后，世代担任齊國要職，為卿大夫世家之一。無論朝代如何更迭，崔氏“自漢迄唐蜚聲延譽，甚盛益興，與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太原王氏并為千年舊族……聞人達士先后相望也。”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博陵有個崔州平。在三顧茅廬故事中，有劉備偶遇博陵崔州平情節，司馬徽向劉備舉薦當時賢士時，就提到諸葛亮的四個賢達密友，亦即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和徐元直（徐庶）。博陵之所以有名，并非因為崔州平，而是博陵有著一個歷經千年不衰的名門望族——博陵崔氏。這個家族自漢至宋，先后出了20多位宰相，將軍、侍郎以上官員數以百計，詩人、文學家、書畫家不可勝數。與此同時，位居前茅的清河崔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太原王氏等名門也是人才輩出，精英薈萃。可以想見，這些名門閨秀也很出類拔萃，富有教養，品貌俱佳；要不然，達貴顯貴何以爭相與之聯姻？！

　　 毫無疑義，上述“五姓”豪門都是老牌貴族，在唐代始終是金字招牌，頗受世人青睞。唐太宗雖然以權謀私將李唐皇族列為天下第一，但并未對其他老牌貴族進行實質性打壓。畢竟唐太宗出身于貴族，為人行事頗有貴族風范，在治國上倚重兩大貴族陣營。一是關隴貴族集團，它是指籍貫位于陜西關中與甘肅隴山周圍的軍事集團，起源于西魏八柱國大將軍。八柱國成員分別為：宇文泰 、元欣、李虎（李世民曾祖父）、李弼、趙貴、于謹、獨孤信（楊堅岳父），侯莫陳崇。他們分別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個王朝。八柱國大將軍及其部屬的后代，在唐初形成勢力強大的關隴貴族集團。陳寅恪先生指出此集團成員有兩大特征：“融治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唐初重用關隴貴族，被陳寅恪稱為“關中本位政策”。二是以名門望族為代表的士族。唐初大臣，要么出自門第高貴的世家，要么出自氣質高貴的文士。他們既富有聰明才智，又具有高尚品質。唐太宗是一個寬宏大度而又英武睿智的君主，正是他領導文武兩大貴族集團對國家進行有效治理，從而開創了政治清明、軍事強盛、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貞觀之治”，譜寫了中國古代史上最為恢宏、華貴、強盛的篇章。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將政體分為民主、君主、專制三種，并指出各種政體的原則或動力：共和國需要品德、君主國需要榮譽，專制政體則需要恐怖。貞治時期政治，堪稱君主政體下的貴族政治，榮譽是其主要動力之一。誠如孟德斯鳩所說：“在君主的、政治寬和的國家里，權力受它的動力的限制，我的意思是說，受榮譽的限制，榮譽像一個皇帝，統治著君主，又統治著人民。”對榮譽的珍愛與追求，可以使人變得高貴。唐太宗之所以成為從善如流的明君，魏征之所以成為直言敢諫的諍臣，房玄齡、杜如晦之所以成為經國濟民的賢相，李靖、李勣出將入相的能臣，也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榮譽的動力。

　　 在古代宗法社會，光耀門庭是極大的榮譽。光耀門庭的方式不外乎兩種，一是通過自身努力提高門第，二是借助與名門聯姻優化組合。“崔、盧、李、鄭、王”五姓七宗乃歷經千年形成的名門望族，在唐代倍受世人尊崇，也是出乎情理之中。

　　 然而，世間沒有長盛不衰的事物。隨著時事變遷，盛極一時的關隴貴族集團與素負盛名的老牌貴族，都不能逃脫走向衰落的命運。

　　 關隴貴族集團，“其興也勃，其衰也忽。”進入唐高宗時期，關隴貴族代表人物長孫無忌曾因反對高宗立武則天為皇位，招致武則天忌恨。武則天掌權后，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大臣一一逐出朝廷，流放到邊遠地區。“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后，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關隴貴族集團（包括李唐宗室）幾經武則天排斥與清洗，逐漸遠離權力中心。“迄至唐玄宗之世，（關中本位政策）遂完全破壞無遺。”（同上）關隴軍事貴族，已然淡出歷史舞臺。

　　 同樣，老牌貴族也招致最高當局的打壓。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宰相李義府為其子向老牌貴族求婚遭到拒絕，便懷恨在心，故而唆使高宗發布詔書，限制名門貴族相互通婚：“后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盡管如此，并不能禁止名門相互為婚。關鍵在于，“族望為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婚。其后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資治通鑒·唐紀十六》）

　　 可見，那些老牌貴族并沒屈服于皇權，依然恪守獨立、矜持與自尊。與此同時，他們的傲然自尊也得到上流社會的認同與羨慕。所以，皇帝的禁婚令，不僅沒有讓名門子女身價下跌，反而身價倍增。恰似現代某些書籍一旦劃為禁書，反而更加吸引讀者，悄然暢銷，洛陽紙貴。

　　 不過，對老牌貴族沖擊最大的乃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首創于隋煬帝，唐初沿用這一制度，作為選用官員的一種途徑。武則天執政以后，進一步改革科舉制度，將進士科作為選用文官的主渠道。于是，大批寒門子弟通過科舉進入體制內任職，極大地改變了官員隊伍的出身結構。“武后柄權，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于是進士之科成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當時山東、江左之人民中，有雖工于文，但不預關中團體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所攘奪替代。”（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一開始，習慣于門萌入仕的五姓貴族并不適應或不接受科舉入仕方式，所以頗為“吃虧”。“安史之亂”以后，唐朝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貴族也主動參與科舉考試。如滎陽鄭氏，盛唐時鮮有入朝為相者，而自中唐起連續出現了10多位宰相或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共有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僅有2人，中唐后則有8人。如范陽盧氏，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100人，這數字著實令人驚奇，因為唐代科舉進士考試不僅是最難的，而且錄取人數極少；《唐摭言》載：“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余人。”名門世家之所以重新崛起，除了他們漸漸適應科舉制度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與良好的家學教育。

　　 總體看來，名門貴族在唐代始終引領風騷，頗受世人敬重，擁有大量粉絲。高宗、武后時宰相薛元超曾經感嘆說，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娶上“五姓”中某個女子為妻。其實，薛家已屬著名“關中四姓”（韋、裴、柳、薛）之一，也算是高級貴族，但仍然仰慕“五姓”頂級貴族。中晚唐時，唐文宗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他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鄭覃卻婉言謝絕，居然把孫女許配給僅為九品官的崔某。唐文宗碰了軟釘子，感慨萬千：“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中晚唐以后，地方節度使（藩鎮）擁兵自重，形成軍閥割據格局。軍閥叛亂、黃巢造反，致使大唐王朝走向滅亡。從此，中國進入戰亂頻仍的五代十國時期。這是一個極為黑暗的時代，“有槍便是草頭王”，兵痞流氓輪流坐莊。整個社會徹底崩潰，文明大廈已然坍塌，一切依照叢林法則行事，殺人如切菜砍瓜。戰亂使生靈涂炭，世家貴族也不能幸免。曾經顯赫千年的“五姓”貴族招致沉重打擊，不僅有大量人員傷亡，而且家園與產業均慘遭破壞，他們引以為傲的貫冊譜系也流失或損毀。在這斯文掃地的時代，所有世家貴族都“無可奈何花落去”，與庶民一樣茍全性命于亂世。從此，中華大地再沒有傲然獨立的世家貴族群體存在。

　　 宋代以后，國家選用官員主渠道是科舉制。科舉制無疑是偉大的創舉，它面向全社會招考人才，不問出身，只論水平。體現了公開、公正、公平，有利于促進社會流動與和諧。一分為二地看，科舉制并非完美無缺，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局限于應該教育，禁錮人們的思想，不能塑造豐滿的人格，更不能造就精神貴族。宋代距唐代不遠，且宋太祖為后世統治者立下“不殺大臣”的遺訓，故而宋代政治較為寬厚，雖然宋代精神風貌不及唐代恢弘大氣，但是通過科舉入仕的官員頗有士大夫節操。然而，到了明朝，皇權極為專制，大搞特務統治。如此條件下，經過科舉制取士，雖然也產生一些真正的士大夫，但更多的是造就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盡管熟讀應試必備的孔孟圣賢書，但一旦進入仕途，就將圣賢之言置之腦后，一門心思追求升官發財。所以，這種應試教育多半是為了“稻粱謀”，容易造就偽君子真小人。有明一代，政治極不清明，皇帝大多“不似人君”，臣子也缺乏士大夫精神。從明代皇帝都被加上一大串神圣偉大的尊號來看，對皇帝的崇拜與吹捧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不僅如此，就是皇帝所寵信的太監也會受到諸多大臣阿諛奉承，刻意討好“權閹”的大臣在明代比比皆是。魏忠賢權傾一時，朝中大臣、封疆大吏紛紛向他獻媚，為之歌功頌德，建立生祠。魏忠賢所過之處，士大夫遮道拜伏，歡呼九千歲；不少朝臣爭相拜他為干爹，竟然以當“權閹”義子為榮。卑躬屈膝，厚顏無恥，達到如此地步，簡直把天下讀書人臉面都丟盡了。這種境況，在唐代真是不可想象。

　　 中華貴族從唐末五代走向衰敗，終究是歷史的悲哀。隨著貴族世家的消散，貴族精神亦隨之斷流，永遠失去傳承。滿清王朝建立之后，盡管也曾出現過“八旗”貴族，但他們與唐代以前的世家貴族不可同日而語。“八旗”貴族發跡于游牧部落，原本缺乏貴族文化底蘊，故而其子弟大多蛻變為紈绔子弟。隨著歲月流逝，這些紈绔子弟逐漸丟失祖宗具有驍勇善戰的氣概，取而代之的是貪圖享樂的習氣，熱衷于把玩鼻煙壺、斗蟈蟈而已。

　　 反觀歐洲，其歷史雖然不及中國悠久，但各國王室與貴族基本上延續不斷。古代歐洲也有很多封建王國，但各國王權更迭主要在王室內部進行，很少出現別的家族改朝換代。即使發生政變或革命，皇室根基也未能徹底毀棄，尤其是那些有爵位與領地的貴族世代相傳，故而形成貴族文化傳統，其精髓即為貴族精神。

　　 歐洲貴族精神主要有兩大特點，一是騎士精神，二是獨立精神與社會責任感。騎士是歐洲中世紀的一種榮譽稱號，是戰斗、忠誠、正義、榮耀的象征。騎士精神是指“對個人的人格的愛護和尊重；為被壓迫者和被迫者犧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為愛和美在塵世上的代表及作為和諧、和平與安慰的光輝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崇拜等等。”在西方文化傳統中，中世紀騎士精神對現代歐洲民族性格的塑造起著極其重大的作用，它后來轉變為紳士風度，形成了現代歐洲人對于個人身份和榮譽的注重，對于風度、禮節和外表舉止的講究；對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婦女的浪漫氣質的向往；以及恪守公開競賽，公平競爭的精神品質。獨立精神，主要體現為不依附任何勢力，保持人格獨立，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是非觀和價值觀，不盲從或屈服于外界的力量。社會責任感就是敢于担當，追求正義與文明。

　　 需要說明的是，貴族精神不僅不鄙視或排斥平民精神，而且包含深切的平等意識。英國大哲人培根、大詩人拜倫、雪萊、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出身貴族的精英，并沒有站在貴族立場上思考，也沒有追求貴族利益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與文明。意大利著名貴族美第奇家族，無疑為推動文藝復興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說，英國光榮革命成功得益于貴族的妥協，也只有英國這樣富有紳士精神的國度，才能率先確立憲政文明。

　　 盡管東西文化有很大差異，但人性本質上是相同的。中國唐代世家貴族與歐洲貴族在精神上有諸多相似之處，最根本的是都具有獨立人格、強烈自尊與高尚情操。唐代世家貴族之所以不仰慕權勢，敢于平視或俯視李唐皇室，就是因為具有如此高貴的精神品格。世家貴族的存在，無疑為唐代社會樹立了精神標桿，使得士大夫向往與追求貴族品位，力爭使自身與門第變得更為高貴。世家貴族的存在，對皇權也是一種制衡，一種道德與榮譽上的軟約束。所以，有唐一代，雖然皇室對世家貴族進行過打壓，卻未曾使用下三濫手段。原因在于，李唐皇室也珍惜自身貴族的榮譽，不愿以卑劣手段招致天下人不齒。武則天為了立威，曾經重用酷吏，運用下三濫手段打擊政敵，一旦權力鞏固之后，便拋棄了酷吏，使用正人君子治國。

　　 明代以后，隨著專制統治日益深刻，貴族精神漸行漸遠，乃至銷聲匿跡。雖然權貴階層始終存在，但他們只有權力，而沒有高貴。之所以被稱為權貴，是社會缺乏精神信仰，只崇拜權力，只認為權力寶貴，只看到有權就有了一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為了什么？做官，追逐權力。為了追逐權力，他們挖空心思，不擇手段，什么事情都能做出來，毫無做人原則，毫無道德底線。明代權貴嚴嵩即為此類典型，他的飛黃騰達關鍵取決于他的投機取巧與卑鄙齷齪。專制統治毒化人心，有毒的土壤里，開不出健康的花朵。缺乏獨立人格與自尊精神，即為人的精神缺鈣，讓人顯現奴顏媚骨、寡廉鮮恥，君主會因此成為昏君、暴君，官員會成為因此貪官污吏，民眾會因此成為愚民、暴民、刁民，而不能成為成熟的公民。如今流行一種說法，以為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搞西式民主。此話頗有道理，原因是漫長的專制扭曲了中國人的心靈與人格，不懂得正確行使民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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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載 2015-05-19 15:5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