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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時代的決策

　　      決策，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種行為。決策正確與否，是決定工作或事業成敗的關鍵。尤其是最高領導人的決策，直接關系到國家與民族的興衰。

　　      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富有智慧的民族，早在上古時期就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決策機制，制定了較為合理的決策規則與方法。《尚書·洪范》這篇古老文獻，記載了箕子向周武王提出治理國家的九條法則；其中第七條，就談到古代帝王如何進行決策。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兇。”

　　     箕子這段談話表明，君主處于猶豫不決的時候，該如何做出抉擇。為了確定做還是不做，行還是不行，君主應當召集卿士、庶民、卜人、筮人與自己（共五類代表）一起商議，通過表決進行決策。這五類代表，代表著各個方面的意見。君主，代表君主個人的意志；卿士，代表官僚集團的意愿；庶民，代表平民百姓的意見；卜人、筮人，屬于智囊人物，相當于現今知識精英，他們通過龜策，反映上天與神靈的意愿（包括自然境遇）。

　　 需要說明的是，龜策在現代人看來頗具迷信色彩，但在那個時代算是不太科學的科學。畢竟處于農耕文明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很不發達，人們對自然奧秘知之甚少，而農耕生產與人類生活又與自然條件密不可分。既然人與自然密切相關，我們的老老祖宗在敬畏自然的同時，力爭了解并利用自然，探索出與此相關的預測方法。相傳，“伏羲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烈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另據《易論》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可見，夏商周三代都有過龜策或占卜預測。不管上述預測方法是否科學，從概率角度講，至少有50%的準確性，故而不能一概否定。況且，卜筮預測的結果，只是決策的依據之一，權重也有限；卜筮時，遵循服從多數的原則，三人占卜，以二人結論相同為準。

　　     上述五類代表都可以發表意見，依據各種表決結果進行抉擇。箕子認為，在六種情況下做出的決策是吉利的，或者說可行的。

　　     第一種，全票贊同，即“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這種情況下，所做出的決策符合君意、官意、民意、天意與自然條件，名符其實“大同”；施行之后，就能“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可謂大吉大利，皆大歡喜。

　　     第二種，三票贊同（即“汝則從，龜從，筮從”），兩票反對（即“卿士逆，庶民逆”）。出現這種情況，可以做出決定，施行之后，也算吉利。

　　     第三種，也是三票贊同（即“卿士從，龜從，筮從”），兩票反對（即“汝則逆，庶民逆”）。盡管君主、庶民反對，另有三類代表贊同，也可以施行。

　　     第四種，還是三票贊同（即“庶民從，龜從，筮從”），兩票反對（即“汝則逆，卿士逆”）。這種情況下，即使君主、官僚反對，只要順應民意，仍然可行、吉利。

　　     第五種，兩票贊同（即“汝則從，龜從”），三票反對（即“筮逆，卿士逆，庶民逆”。這種情況下，應慎重決斷，“作內吉，作外兇。”

　　 第六種，兩票贊同，三票反對，亦即“龜筮共違于人”。出現這種情況，“用靜吉，用作兇。”也就是，不可輕舉妄動。

　　 通過上面的解讀，可以清晰地看出：上古君主在決策的時候，通常會綜合考量各方面意見，最后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決定，而不是憑君主個人意志獨斷專行。如果全票贊同，無疑可以下決心做，施行效果最佳；如果三票贊同兩票反對，也可以決定做，施行效果尚可；如果兩票贊同三票反對，就要慎重考慮，付諸實施，效果可能喜憂參半，有兇有吉。依此類推，如果一票贊同四票反對，肯定不能做，硬要施行，恐怕兇多吉少。

　　        事實上，箕子所說的決策原則與方法不愧為古代帝王治理國家的法寶，值得學習與借鑒。在重大決策上，君主應把個人意志與卿士、庶民、智囊的意見結合起來。歷史證明，帝王如若尊重并傾聽多方面多數人的意見，就可以獲取較為全面的信息，從而集思廣益，便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并取得良好效果；反之，帝王如若自以為是，不尊重不傾聽多方面多數人的意見，只聽信片面意見，或憑個人意志決斷，就必然導致決策失誤，終將造成嚴重后果。

　　     周厲王為了增加賦稅，不聽大臣（卿士）的勸阻，一心實行“專利”，侵害庶民的利益，國人因此怨聲載道。于是周厲王果斷采取措施，指派巫師監視國人，發現哪個議論“專利”或咒罵厲王，就抓捕處死。從此以后，國人“道路以目”，再不敢開口說話。聽不到反對聲音，周厲王不由得沾沾自喜；宰輔召公規勸他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周厲王置之不理，仍舊施行高壓暴政。國人最終忍無可忍，共同起來造反。周厲王成為無人擁護孤家寡人，只好灰溜溜地逃跑，不得不下臺，流亡到彘地。

　　     東漢桓、靈二帝時期，外戚、宦官兩股勢力異常強大，君主寵信外戚、宦官，在重大決策上，聽任這兩股勢力做主。尤其是靈帝，讓宦官牽著鼻子走，大興“黨錮之禍”，對評議朝政的士大夫和太學生予以嚴厲打擊，使得當時政治日益腐敗黑暗，東漢王朝因此走向滅亡的不歸路。中晚唐以后，唐王朝逐漸衰落，除了藩鎮尾大不掉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貞治、開元時期所形成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聯合協商的決策機制遭到破壞，君主信任或屈從掌握禁軍（神策軍）的宦官，往往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南宋時期，先后出現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權臣，他們要么依君主意愿行事，要么恃君主恩寵專權，而君主不能依據多方面意見進行決策，這樣的王朝終究難逃滅亡的命運。

　　     時過境遷，跨越三千多年，如今再閱讀箕子這段談話，仍讓我們對上古先賢肅然起敬。我們不禁感嘆，如此古老的決策機制與原則，不僅充滿著極高的政治智慧，也包含著很大的合理性。在當今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人們仍需要對諸多事項做出決策。根據與時俱進的脈博，《尚書·洪范》中所說的五類代表，其實可以類比置換為領導人、公務員、人民群眾、智囊團和社會精英。如果按照箕子指示的原則與方法，綜合這五類代表的意見進行決策，恐怕不會有太大的失誤。換句話說，老老祖宗的這一套，并不腐朽落后，還是值得借鑒的。

——原載2015年第3期《群言》雜志

網載 2015-05-19 15:5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