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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早期維新思想，大體是指甲午中日戰爭以前的維新思想。它的發展可以1884年中法戰爭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中法戰爭前，即19世紀60—70年代，它雖然與洋務思想存在某些歧異，但總體上附屬和依存于洋務思想，基本上沒有超出洋務思想的范圍，或者說是洋務思想中比較激進的一派。中法戰爭后，它逐漸從洋務思想中分離出來，成為洋務思想的對立面，表現出更多的資本主義傾向，從而成為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變法改良思想的前驅。這里需要說明，做這樣的劃分，完全是相對于當時維新思想的主要趨勢而言的，僅僅是一種大體的劃分。如果具體到某個思想家，做這樣的劃分，就未必都恰當、確切。
　　早期維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馮桂芬（1809—1874年）、王韜（1828—1897年）、薛福成（1838—1894年）、馬建忠（1845—1900年）、鄭觀應（1842—1922年）、陳熾（？—1899年）、何啟（1858—1914年）等。這一批出生于鴉片戰爭前后，成長在廣東和江浙地區，活躍于中法戰爭前后的同輩人（馮桂芬較早），除何啟等個別人物外，早年都接受過封建傳統教育，涉足科場，有的還獲得過不同程度的成功并取得一官半職。如馮桂芬為1850年榜眼，曾任廣西鄉試主考官；陳熾曾中舉，官戶部郎中、刑部章京。也就是說，他們有相同或近似的出身、教養和經歷。如王韜在青年時代，本想攀附封建階級，爬上士大夫的階梯，但因屢次科考不中，才轉而流徙上海、香港等地，并到過英國、法國和俄國；鄭觀應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因不滿朝政腐敗，而棄仕經商，在外國資本企業公司做洋行買辦，并參加過洋務派的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再如薛福成，他曾經在曾國藩的軍隊里參“戎幕”八年，深受洋務思想的影響，晚年先后出任駐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的使節，廣泛了解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正是由于這些相同或近似的出身、教養和經歷，使他們曾有過相似的認識，都一度廁身于洋務運動；同時，也因其洞悉洋務內幕而較易于看清洋務思想的局限和弊端，進而懷疑、批判，以至于拋棄洋務思想。
　　一般說來，中法戰爭以前的早期維新思想與洋務思想的界限很不明顯，今列一組60—70年代王韜與李鴻章的言論以窺之：李鴻章曾說：“今日喜談洋務乃圣之時”[1]，王韜說：“夫洋務即時務，當今日而興時事，固孰有大于洋務者”[2]；李鴻章稱，“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來未有之奇業”[3]，而王韜也說，“既創開辟以來未有之局，亦當為開辟以來未有之事”[4]；李鴻章說，“自強之道在乎師其所能，奪其所恃”[5]，王韜認為，“自固自強之術”，在于“用其所能，奪其所恃”[6]。二者之間幾乎很難區別。而實際上，早期維新派大都是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擁護者，有的還直接參加了洋務運動。中法戰爭前，他們對洋務運動提出過一些批評，但大都屬于條陳或建議的性質，其目的是希望洋務運動開展得更好一些。這時，他們的思想同洋務思想沒有顯著的區別。如鄭觀應不僅為洋務派經營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而且是官督商辦制度的鼓吹者。他說：“全恃官力則巨費難籌，兼集商貲則眾擎易舉。然全歸商辦則土棍或至阻撓，兼倚官威則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辦，各有責成。商招股以興工，不得有心隱漏；官稽查以征稅，亦不得分外誅求；則上下相維，二弊俱去。”[7]但由于早期維新思想家所處的社會地位和個人經歷畢竟與當權的洋務官僚有所不同，因此，二者在思想上必然是有依有違，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差異就是矛盾，正是這種差異（矛盾）的存在和加深，最終導致了二者的分離。
　　早期維新思想與洋務思想的差異集中地表現在對“中學”和“西學”的態度上。在對待“中學”即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及封建意識形態方面，洋務思想家為提倡西學，回答頑固派“用夷變夏”的攻擊，有時也宣傳“古無久而不弊之法”，辦洋務不必“事事拘守成法”的觀點，提出“變法”的口號，但歸根到底，是要用西方武器和技術來裝備清朝封建統治舊機器，絕少對這個機器本身提出批評和指責。早期維新思想家則不一樣，他們繼承雅片戰爭時期啟蒙思想家的社會批判思想，對清政權的弊端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批判。如馮桂芬指出，清政權的官僚制度有三個弊端，一是機構重疊，冗員太多；二是貪污橫行，營私舞弊；三是繁例酷刑。同時，他認為，科舉制度不能治國安民，反而毀壞人才，摧殘人才，進而提倡學習西方，普及教育。王韜在探討君主專制制度下的君民關系時，則提出了重民思想。不難看出，早期維新思想家們批判的著重點不同，也不敢去否定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卻得出了一個近似的結論，他們認為君主政體使君（包括官僚）與民（主要指不當權的地主、商人等）之間隔閡太深，積怨過多，這是造成中國貧困落后、缺乏生氣的主要根源。雖然早期維新思想家還不敢去大膽地懷疑和否定封建制度，但他們敢于揭露這個統治的瘡疤，而當這個瘡疤隨著洋務活動的開展不是治愈而是更加惡化時，就必然要導致對君主政體的懷疑和否定，更加向往西方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從而與堅持維護專制制度的洋務派分手。在對待“西學”的認識上，早期維新思想家同洋務派一樣，首先看到的是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百工技藝和自然科學等資本主義的“長處”。差異或不同點是：第一，早期維新思想家所理解的西學和學習的范圍比洋務派所認識的要更為廣泛。他們不僅主張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上述各種“長處”，較早地積極提倡設工廠、開礦藏、行輪船、筑鐵路以及學習西方的商務、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且注意探討西方國家的本與末、體與用的關系。如鄭觀應明確指出：“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說中國只學習西方技藝，是“遺其體而效其用，所以事多ｈàｎ＠①格，難臻富強”[8]。王韜則認為西方各國立國之本在于“富商”。薛福成在1893年也認識到“泰西風俗，以工商立國，大較恃工為體，恃商為用，則工實尚居商之先”[9]。雖然當時早期維新思想家對西方國家的本末、體用的認識，還是局部的、感性的，沒有一個統一的理性認識，但卻是走向這種理性認識的重要一步。第二，早期維新思想家不僅提倡學習西方的“長處”，而且勇于揭露資本主義侵略的事實，表現了鮮明的愛國思想。他們全面地繼承和發展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制夷”主張，在學習西方的目的和動機上，比洋務派更多地強調的是對外，而不是對內。如馮桂芬認為，“夷務第一，剿賊次之”；王韜指出：“當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賊而在御戎”，戎禍是中國政治上混亂的根源。鄭觀應也認為，當被瓜分、亡國大禍臨頭的時候，防外患重于防內亂。中法戰爭中他主張抗法，中日戰爭中他反對屈辱求和，憤怒地斥責清政府文武官僚的求和罪行，大膽揭露帝國主義侵略和屠殺中國人民的種種劣跡。同時，他們還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這同拜倒在堅船利炮之下的洋務思想是有所區別的。
　　中法戰爭中，洋務運動期間建立起來的福建水師和福州船政局被法軍摧毀，清政府在陸路戰場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的有利形勢下，“乘勝即收”，未敗乞和，以妥協退讓的巨大代價，換得戰爭的結束和帝國主義的扶持。中法戰爭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民族危機的加深，推動著早期維新思想家進行新的探索，開始從“洋務自強”的幻夢中逐漸清醒過來，他們苦苦地思索著，推行了20多年的洋務措施為什么沒有明顯成效？在五光十色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中究竟哪些是立國之本？中國的富強之路在哪里？他們由懷疑、彷徨到不滿，終于突破了洋務思想的牢籠，從70年代所達到的思想高度上繼續邁進，提出了更加鮮明的資產階級要求。這種與洋務思想分離的過程，無疑是從對洋務運動的批判和抨擊開始的。在70年代，還只有個別的思想家對某些洋務措施提出過批評意見。如馮桂芬提出槍炮武器要“自造、自修、自用”，才能“用西人而不為人所用”，并指出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不能停留在摹仿階段，“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10]王韜提出不能依賴外國軍隊，說外國人不懷好意，如果借兵，后患無窮。到了80年代，則幾乎所有的先進知識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對洋務運動進行了批判，尤其是抨擊那種認為只要學習西方堅船利炮、百工技藝就可以振興中國，而不必對封建制度本身進行改革的“中體西用”論。1877年馬建忠說：“初到（指法國——引者）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制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強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其制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11]薛福成也說：“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制造、利軍火、廣船械，抑末矣。”[12]這表明，早期維新思想家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只有振興商務，發展資本主義，才能使中國富強起來。可以說，80年代至甲午戰爭前的早期維新思想家已經完全與洋務思想分離開來，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思想特征。
　　 第一，反侵略的愛國主義思想
　　早期維新思想家同洋務思想家的一個重要分歧，就是他們主張中國應把抵御外侮、反對外國侵略放在首要位置。王韜尖銳地指出：中國政治上混亂的根源在“戎禍”，反對洋務派官僚買辦和地主士紳的“借師助剿”活動。他始終認為，外國侵略者一直想蠶食吞并中國領土，所以中國應該把主要力量放在反對外國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上。鄭觀應認為，中國面臨亡國之大患，自然應以防外敵為主。他憤怒地指斥清政府的文官為“保全祿位”，武官為“保全身家”，“委曲求和，茍且急就，書之國史，實為中國萬世之羞……痛哉！哀哉！夫復何言”[13]！他揭露批評清政府的投降政策，“雖日受外國人欺侮，仍然泄泄沓沓，茍且偷安，甚至割地求和，恬不為恥”[14]。抵御外侮、拯救祖國的愿望，使鄭觀應等人“夢寐不安，行愁坐嘆”，耿耿終生。
　　早期維新思想家反侵略的愛國主義思想，還表現在要求修改不平等條約上。他們要求維護國家主權，限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特別是要求修訂最惠國條約和領事裁判權。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殺人放火，搶ｊｉé＠②財物，毆打平民，污辱婦女，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和制裁，而由外國領事處理，結果使罪犯逍遙法外，無法無天，繼續作惡，這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和民族尊嚴。中國人決不能容忍這種情況。鄭觀應等人還對外國傳教士仗勢欺人、無惡不作的行為表示憤恨，同情人民反洋教的斗爭。
　　早期維新思想家極力反對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建立的殖民地關稅制度。他們指出，海關大權掌握在外人手里，洋貨進口稅輕，國貨出口稅重，造成嚴重人超，民族資本家無法同外資競爭。外國商品加進口稅、子口稅后，通行各地商埠，貨價低廉而暢銷，國貨厘金稅和其他捐稅，名目繁多，貨價昂貴而阻滯。陳熾揭露赫德，“漸而陰持朝議，顯綰邦交……家資之富，可以敵國……陰撓稅則，左袒西商……貌類忠誠，心懷鬼蜮”[15]。他警告清政府，如果讓赫德長期把持職務，將有使中國滅亡的危險。薛福成聽說洋務派準備推薦赫德管理中國海軍，急忙上書李鴻章，說赫德掌握了海關大權，已有尾大不掉之勢，如果再讓他掌握兵權，將會“釀無窮之患”，并進而指出，“赫德之為人，陰鷙而專利，怙勢而自尊，雖食厚祿，受高位，其意仍內西人而外中國”[16]。可見，他們對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的阻險狡詐的侵略本質是有一定認識的。
　　另外，早期維新思想家還對外國傳教士在華的文化侵略進行了抨擊。他們指出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有兩種方法：通商是經濟上掠奪財富，傳教是精神上奪取民心，而且傳教之害“倍甚通商”。他們主張官府要嚴懲犯罪的外國傳教士，并高度評價了人民群眾的反洋教斗爭。
　　 第二，“君民共主”的思想
　　“君民共主”思想是早期維新思想家對“中學為體”思想的一種修正。前面已經提到，早在60—70年代，就有個別思想家在批判清朝君主專制的弊端和探討西方的體用時，已經表現出對西方“君民不隔”、“上下一心”的政治統治的向往。但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他們一般都沒有實地考察西方社會的直接經驗，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認識仍然是粗線條的、膚淺的，所以這不是他們當時宣傳的重點。進入80年代以后，中外交往更加密切、頻繁，不少人還獲得出使西方國家的機會，從而增進了他們對西方社會的了解，當“徒襲皮毛”的洋務措施在80年代已經表明不能使中國趨于“自固自強”時，要求采用某些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如“君民共主”即君主立憲制度，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議事日程，成為早期維新思想家宣傳鼓吹的主要內容。
　　早期維新思想家為什么要選擇和宣傳“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呢？它的主要內容是什么？王韜曾說過：“君為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后可長安久治；民為主，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③，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17]薛福成也說：“西洋各邦立國規模，以議院為最良，然如美國則民權過重，法國則叫囂之氣過重，其斟酌適中者，惟英德兩國之制，頗稱盡善。”[18]陳熾也稱贊英、德兩國由于“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所以“強兵富國縱橫四海”[19]。此外，鄭觀應、何啟等也使用不同的語言，表達過類似的思想認識。很顯然，在這些早期維新思想家看來，美國、法國式的民主共和制不但不能接受，甚至是必須抵制的“洪水猛獸”，因為這種制度是“權偏于下”，“權不一而志不齊”，甚至使“政柄在貧賤愚民”之手，其結果必然是政治上的混亂和分裂。他們簡直無法想象，如果沒有了皇帝，如何能建立正常穩定的政治秩序。但是清朝君主專制越來越腐敗的客觀現實，又迫使他們不能不尋求補救的辦法，于是“猶有中國三代之遺意”的英德那樣的君主立憲制便自然而然地引起他們的興趣，但又不能照搬。因為在他們看來，英德的君主立憲制也有缺憾，那就是“君權過輕”。他們認為，西方人宣傳自主之說，置君如弈棋，可以隨意擺布，甚至被廢黜，終于造成權臣武將之間彼此相攻，天下大亂，因而“稍違圣人之道”。經過“斟酌變通”而后提出的“君民共主”制度，議會的作用和意義被大大地縮小，只能作為輔佐彌補君權制的不足，才有存在的價值。事實上，早期維新思想家心目中的議會不再是權力機關，而是一個擴大了的咨詢機構，其基本職能是維護皇權的尊嚴，提高皇帝的權威。十分清楚，早期維新思想家宣傳君主立憲，一方面表現出對資產階級民權的渴望，另一方面則含有對封建專制主義的畏懼。即使如此，它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意義也是不能否認的。
　　 第三，“以商為本”的思想
　　“以商為本”或重商思想，是早期維新思想家對“西學為用”思想的一種補充。這種思想是在19世紀70年代以后外國商品侵略日益擴大，中國對外貿易出現越來越大的貿易逆差的刺激下產生和形成的。與“君民共主”思想一樣，重商思想也發端于中法戰爭之前而興盛于戰后。
　　70年代，王韜根據對英、法等國的實地考察所見，提出“商富即國富”和“恃商為國本”的主張，但他主要著眼于洋務企業的“官辦費用浩繁，工役合伙，顧避忌諱之慮甚多”等弊端，希望對“官督商辦”進行改革。中法戰爭后，早期維新思想家們更多地是從抵制外國商品侵略，挽救江河日下的貿易入超，堵塞財富大量外流的現實出發，提出重商問題。薛福成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富強的原因在于振興商務。他批評清政府“重農抑商”、“農本商末”的政策，強調商為“四民之綱，士有商則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有商則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則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國，豈可視為末務哉”[20]？他還提出“導民生財”、“為民理財”、“用機器、殖財養民”的主張。鄭觀應明確提出了“商戰固本”的救國方案。他認為，國強是以民富為基礎的，而民富又是以發展資本主義為條件的，強調強國富民的根本在于興商，必須以商立國。他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采取“兵戰”與“商戰”兩種形式：“兵戰”是搞軍事征服，“商戰”是搞經濟掠奪；“兵戰”是手段，“商戰”是目的。由此他提出了“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和“十萬豪商，勝有百萬勁卒”的主張。在鄭觀應看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奪中國的資源、工業原材料和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是不如興師動武那樣容易被察覺的“商戰”，因此，制伏之法，是以商戰對之。并且認為，只有發展工商業，國家才能富強，以商戰固國本，國本強了，帝國主義就不會再來侵略。
　　“以商為本”的思想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要求發展中國民族工商業，抵制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保護中國自主權利和資源，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富強起來的愿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
　　總之，形成于19世紀60—70年代的早期維新思想，曾經附屬和依存于洋務思想，但由于階級地位的不同和歷史條件的變化，到19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在對待“中學”與“西學”態度問題上的歧異，兩者逐漸分離開來。早期維新思想以鮮明的愛國主義和政治上的“君民共主”與經濟上的“以商為本”為其特征，是19世紀下半期進步思想發展的一塊重要里程碑，為后來的維新變法運動做了思想準備。
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蘭州57-62K3中國近代史何繼齡19971997早期維新派 洋務派 思想異同 分離過程何繼齡 西北師范大學馬列教學部講師 蘭州 730070 作者：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蘭州57-62K3中國近代史何繼齡19971997早期維新派 洋務派 思想異同 分離過程

網載 2013-09-10 21: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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