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務實的八大路線

簡體傳統

第八章務實的八大路線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召開的。
1956 年2 月蘇共召開第20 次全國代表大會，赫魯曉夫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
的秘密報告。糾正斯大林錯誤，譴責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罪行，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
拜所造成的消極后果，具有解放思想的積極意義。這個報告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公開披露，
在全世界引起軒然大波。
毛澤東對此事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在歷史上斯大林曾支持王明反對他。毛澤東
說起斯大林他有“三肚子火”，如今批判斯大林他是高興的；懼的是這一反對個人崇拜的
國際性思潮不能不影響他在中共內的地位，起碼要主動降點溫才顯得協調。毛澤東覬覦
斯大林在國際共運在的領導地位，覺得斯大林去世以后這把交椅非他莫屬，這樣一來他
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只好推遲，但他并沒有放棄要做世界革命領袖的愿望。
要做世界革命領袖，要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手，他的基地還在中國，必須把中
國的事辦好，在短期內創造震驚世界的奇跡。他要否定蘇聯的某些經驗，創立自己的路
線、道路和方法，就像在民主革命時期創造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那樣。從1955 年2 月到
4 月，他要薄一波給他組織，連續聽取了國務院34 個部門的匯報。在各部門匯報的基礎
上，他歸納提出十個問題，在4 月26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5 月2 日最高國務會議
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演。這十大關系是：（1）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2）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3）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4）國家、生產單位和
生產者個人的關系；（5）中央和地方的關系；（6）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7）黨和非
黨的關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9）是非關系；（10）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十個
問題是想借鑒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過的道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探索新的道路。這
些思想中有閃光的東西，但畢竟是聽下面匯報中形成的靈感，比他戰爭年代寫的自己斗
爭經驗的那些作品來顯得蒼白得多了。如他自己在1953 年8 月12 日一次講話中說：“我
對財經工作生疏，是吃老資格的飯。”后來他對自己在建設問題上的一些理論并不珍惜，
一句“階級斗爭是綱，其他都是目”又把自己正確的東西全推翻了。
但這畢竟是毛澤東開國以來第一次系統表達他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意見。以《論
十大關系》作為立論的根據和基礎，劉少奇準備了八大的政治報告，周恩來準備了關于
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鄧小平準備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1956 年8 月30 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上講話點明了八大的主題：團結黨內外、國
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力，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
國家。他以鋼為例說：
國民黨蔣介石專政22 年，一年只搞到幾萬噸鋼。我們現在也還不多，但是搞起一點
來了，今年是400 多萬噸，明年突破500 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要超過1000 萬噸，第三
個五年計劃就有可能超過2000 萬噸。我們要努力實現這個目標。

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們的人口
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人家一億七千萬
人口有一億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億噸鋼、三億噸鋼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
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榮，也就不那么十分偉大。美國建國只有180 年，它的鋼60 年前
也只有400 萬噸，我們比他落后60 年，假如我們再有50 年、60 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
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塊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
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什么樣子呢？那
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1956 年9 月15 日至27 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
的代表1026 人，代表黨員1073 萬人。50 多個兄弟黨代表團前來祝賀。八大是在毛澤東
親自主持和領導下召開的，在主要領導人的報告和大會決議中，勾畫出了在中國進行社
會主義建設黨應該遵循的務實的社會主義路線。這條路線的特點是以蘇聯五年計劃的發
展模式為樣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1）關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得到解決，今后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
力的問題。大會根據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所作的建議中指出：“我們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
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就是要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變革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的小私有
制。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和資
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
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
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
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
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
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2）關于建立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商品經濟為輔的國家市場問題。周恩來在大會
所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中指出：為了“防止由于統一過
多過死而發生產品質量下降和品種減少的現象，現在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在
商業方面，將采取許多重要措施。例如，在國家統一市場的領導下，將有計劃地組織一
批自由市場；在一定范圍內，將實行產品的自產自銷；對某些日用工業品，將推行選購
辦法，對所有商品將實行按質分等級論價辦法”，不僅不會破壞國家的統一市場，相反地，
將會對國家的統一市場起有益的補充作用。
陳云在大會的發言中發揮了周恩來的意見，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即：“在
工商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
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
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
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
內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
是附有一定范圍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
場的補充。”
為了在國家統一市場的領導下開放一部分自由市場，周恩來提出手工業和小商業，

要大社、小社、小組并存，允許一部分個體戶存在。他在大會報告中說：“手工業合作組
織一般地不宜過分集中，應該根據發展生產，適應社會的需要、增加社員收入的原則使
大社、小社、小組同時存在；某些制造性的行業，特別是許多修理業、服務性行業，都
應該讓它們繼續保持分散活動和原有的經營特點，以便于直接為居民服務，同時便于吸
收家庭輔助勞動參加生產。有些手工業可以在手工業合作社的領導下，繼續獨立生產，
也可以讓它們完全自產自銷，不必勉強組織起來。”“從商業方面說，商業機構的分布應
該最大限度地方便居民，因此更不應該過分集中，而應當適當分散，并且采取多種的經
營方式，為居民服務。我們的商業領導機關，過去往往多考慮自己管理的方便，而少考
慮如何便利群居民，因而發生了集中過多的偏向，不適當地集中了和取消了一些小商店
和小商販。這種傾向應該迅速加以糾正。今后不論在城市居民區或者廣大農村中，都應
該保持相當數量的小商小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組、代銷、甚至完全自產自銷等等
方式，更好地為居民服務。”
（3）關于綜合平衡和反對冒進問題。周恩來在大會報告中說：“我們在處理重點建
設和全面安排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曾經犯過錯誤，例如，在1953 年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
在建設過程中曾經發生過到處鋪開、百廢俱興、不顧條件、盲目冒進的傾向，結果，影
響了國家的重點建設，并且造成了財政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在1956 年初，當
《1956-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發生了這樣的偏向，有些
部門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圖把7 年或者12 年內才能夠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
甚至一年、兩年內做完。這種傾向，都被黨中央及時地發現和糾正了”。“在國民經濟的
發展中，不平衡的現象是經常出現的，這就必須保持必要的物資、財政、礦產資源、生
產能力的后備力量，特別要增加國家的物資儲備，以保證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年度計
劃的順利執行，并且應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難。”
周恩來 1956 年上半年提出反冒進的問題，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6 月4 日，劉少奇
主持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將向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作的《關于1955 年國家決算和1956 年
國家預算的報告》，周恩來代表國務院在會上介紹半年來經濟建設由于反右傾保守引起各
種項目爭相上馬所造成的財力、物力緊張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的問題，提出既反保守又
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決定制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
立即下馬。這是周恩來總理和副總理陳云、薄一波、李先念的共同意見。為配合中共中
央、國務院反冒進的精神，劉少奇指示《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起草社論進行宣傳，統
一全黨思想。6 月20 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
的社論。社論是周恩來審定發表的。社論說：
急躁冒進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
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
在反保守主義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
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后，在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面性，他們以為既然要
反對保守主義，既然方針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執行40 條，于是一切
工作，不分輕重緩急，也不問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并進。企
圖在一個早晨即把一切事情辦好。這樣由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當然免不了要犯錯誤。
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思想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

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
在反對保守主義和急躁冒進的問題上，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什么是右傾保守，
什么是急躁冒進，這是有一個客觀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客觀實際的可能性。正確的方
法就是要使我們的計劃、步驟符合于客觀實際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觀實際可能性的，
就是右傾保守；凡是超過了實際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進。
總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針、要求與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
合起來，從實際情況出發去考慮和確定自己的工作步驟。只有這樣，才不至于犯右傾保
守或急躁冒進的錯誤。
以上是周恩來、陳云、薄一波、李先念1956 年反冒進的全過程。后來這成了毛澤東
抓住不放的一大罪行。立此存照，容后再表。
（4）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包工包產問題。周恩來在大會報告
中說：
“為了促進農業經濟的全面發展，我們必須采取許多具體辦法。凡是農民有經營習
慣而又為社會需要的各種生產，應該繼續經營并加以發展。凡是社會迫切需要、特別是
有重大經濟價值的產品，例如亞熱帶作物和熱帶作物、出口需要的各種農產品和副產品，
除由國家或者地方統一經營之外，還應該鼓勵合作社經營，由國家進行技術指導。凡是
不必要由合作社統一經營的農家副業，應該鼓勵社員單獨經營。”“我們要求所有的合作
社貫徹執行《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規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能
夠完成農業的增產計劃，就有可能使農民的全部收入在五年內增長25-30%。”
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逆境中繼續憂國憂民，盡職盡責。1956 年4 月2 日召開全國
農村工作部部長會議，在劉少奇的支持下他第一次提出了“包工包產”的主張。他說：“搞
好生產，保證增產增收，改善社員生活，這是鞏固社會的物質基礎。不能增產那就是空
話，要增產打下鞏固社的物質基礎，這個社才能鞏固，新的生產關系才能正常化。這一
條做不到一切都空了。”關于搞好生產，調動社員積極性的辦法，他提出：“包工包產勢
在必行，高級社沒有包工包產不行，無論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產。”在
他領導下制訂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1955 年11 月9 日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第24 次會議通過。《章程》第56 條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該盡可能從實行
耕作段落和季節的包工制（小包工）逐步過渡到實行常年的包工制（大包工）。”這是土
地公有，包產到戶的最初設想。
（5）關于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問題。八大前夕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
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
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因
此，我們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除了必須依靠工人階
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以外，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
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
我們現在所進行的各項建設，正在越來越多地需要知識分子參加”。“黨中央認為：
對于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必須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改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
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在團結、
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同時，黨又用了很大力量來培養大量的新的知識分子，其

中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勞動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由于這一切，我國知識界的面貌
在過去的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6）關于改進對國營企業的領導，給予企業適當的自主權的問題。劉少奇在
大會報告中指出：“上級國家機關往往對于企業管得過多、過死，妨礙了企業應有
的主動性和機動性，使工作受到不應有的損失。應當保證企業在國家的統一領導
和統一計劃下，在計劃管理、財務管理、干部管理、職工調配、福利設施方面，
有適當的自治權力。”
1957 年1 月27 日陳云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談到對大企業的管理時進一步指出：“有
些企業的管理權要下放，財務要下放，利潤也要下放。地方上要求稅收和企業利潤按比
例分成，三年不變。中國一個省等于外國一個國，如果像現在這樣做，地方機動的余地
很小，這種情況不應該是經常的，中央不可能包攬全國的事情，所以應該有適當的分權，
重點不能過分集中。”
劉少奇在八大報告中強調：“在發展生產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改善職工生活，對于提
高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具有重大作用。為了改善職工生活，需要解決哪些問題呢？首先，
應當保證職工的工資收入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增加，并且繼續貫徹按勞取酬的原則，
改進工作制度和獎勵制度。第二，應當切實加強對于生產的安全措施和勞動保護工作。
第三，應當努力保證和改進副食品的供應工作。第四，應當逐步增加職工的福利設施，
積極設法解決職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難。第五，應當保證職工有時間料理家庭生活，
得到應有的休息。”
（7）關于正確處理發展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問題。周恩來在八大報告
中說：“我們必須妥善地安排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在保證國家經濟
建設規模逐步擴大的同時，使人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
間，職工的平均工資將提高25-30%。這樣的增長速度，同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
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是適應的。”
周恩來還談到，同志們常常喜歡爭論應不應該有“財政框框”的問題。我的意見是，
不考慮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觀地提出一個“財政框框”來限制經濟的發展這當然是錯誤
的，應當反對這樣的“財政框框”；但是，如果財政計劃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體現
著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正確關系，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之間的正確關系，那么這樣的財政
計劃，無疑地應該嚴格執行，決不能夠當成“財政框框”盲目反對。
對此，副總理薄一波在八大的發言中作了重要補充，提出了“二、三、四比例”。“即：
國民收入中積累部分的比重（即積累率）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點；國民收入中國家
財政預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點；國家預算支出中基本建設支出的比重
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點。”
（8）在人民內部擴大民主自由，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1956 年
4 月28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總結發言說：“‘百花齊放，百
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
鳴。”

5 月26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應郭沫若的邀請，向科學界和文化界做報告
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這一方針。他說：“我們主張對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實行專政。但在人
民內部，我們主張一定要有民主自由。這是一條政治路線：政治上必須分清敵我。我們
主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全面主張隨著人民政權的鞏固而擴大
這種自由。”陸定一說：由于第一，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基本地區內已在各方面取得決定
性勝利；第二，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狀態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第三，國內的敵人已經
大大地削弱了；第四，全國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強，“正是估計到這種情況，
所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現在著重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就是要我們在文
藝工作和科學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繁榮我國
的文學藝術而努力，為使我國的科學工作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努力。”
八大的決議指出：“為了保證科學和藝術的繁榮，必須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方針，用行政的方法對于科學和藝術實行強制和專斷，是錯誤的。對于封建主義和資
本主義的思想，必須繼續進行批判。但是對于我國過去的和外國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識，
必須加以繼承和吸收，并且必須利用現代的科學文化來整理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努力
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
（9）關于擴大人民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問題。劉少奇在八大報告中說：
“為了鞏固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為了保持社會主義建設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
主權利，為了懲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們目前國家工作中的緊迫任務
之一，是著手系統的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現在，革命
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
護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因此，斗爭的方法也必須跟著改變，完備的法制
就是必要的了。為了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生產的利益，必須使全國每一個人都
明了并且確信，只要他沒有違犯法律，他的公民權利就是有保證的，他就不會受
到任何機關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國家就必然出來加以干涉。
我們的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律，而我們的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
必須嚴格執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負責和互相制約的制度。”
（10）關于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以非凡的
勇氣談了反對個人崇拜這個敏感的問題，盡管他盡量不觸犯毛澤東，但其后果不
能不對毛澤東把自己置于中央集體領導之上的家長制作風發生制約作用。鄧小平
說：“同過去剝削階級的領相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
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在因為這樣，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
必須是密切聯系群眾的模范，必須是服從黨的領導、遵守黨的紀律的模范。對于
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在對于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
而不是對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20 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人
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么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人在
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
的總綱里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于個人的神化。當人民群眾在全國勝
利的前夕，在1949 年3 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
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
這對于停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黨中央歷來也反對向領導者發致敬電

和報捷電，反對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夸大領導者的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
長期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
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個人歌功
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系，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
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執行。”
在八大的黨綱中，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是遵從毛澤東本人的意見。1954
年12 月5 日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通知中作了如下說明：“黨章已
經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
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
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該按照毛
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從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毛澤東指示停止使用‘毛澤東思想’的
詞語，并不是出于謙虛。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澤東認為只有自己才有資格填補斯大林
所遺留的世界共運領袖的位置。二戰以后，斯大林在世界的名氣比毛澤東大得多，但斯
大林只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并沒有另外一個‘斯大林主義’或‘斯大林思想’。各
國共產黨只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若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可能會成為毛澤東充當
世界共運領袖的障礙，被認為是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異端，所謂‘以免引起重大誤解’
是指外國人的誤解，這是毛澤東主動提出不再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詞語的歷史背景。
以上十個問題，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構成了中央領導集團在中國建設社會主
義國家的大政方針，可以說是一條務實的社會主義路線。他們在毛澤東過于性急和匆忙
地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企圖穩定局面，建立
秩序，立下章法，妥善解決三大改造的遺留問題，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建設國家。這
十項大政策，有些是毛澤東提出別人加以發揮的，有些是別人提出毛澤東同意的。中共
八大是在毛澤東親自主持和領導下召開的。因此，也可以說這條務實的社會主義路線是
毛澤東領導主持制訂的。按照中共這些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
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條務實的社會主義路線也應該包括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之中。
八大選出中央委員 97 人，候補中委73 人。9 月28 日舉行一中全會選出中央領導機
構：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
總書記：鄧小平
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林彪、董必武、
林伯渠、彭真、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
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選舉中出現一個插曲是選主席時毛澤東未得全票，經查是毛澤東自己那一票未投自
己，他投的是林彪，那別具一格的毛體字工作人員一眼就能識別出來。小道消息在高層
干部中流傳。引起了許多猜想。林彪當然也聽說了。一年零八個月以后，八屆五中全會
上增補林彪為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牢牢記住這是毛澤東力排眾議的結果。在政治
局常委議事時林彪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毛的堅定支持者。

歷史最大的遺憾是毛澤東背離了他應該分享光榮的務實的社會主義路線。在八大以
后的幾年中，他逐漸地推翻了這十項大政策，用相反的十條取而代之，形成了他的空想
社會主義路線。
關于第一條，毛澤東認為三大改造完成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
級的矛盾，重新把階級斗爭提到首位。
1957 年6 月反右派斗爭開始不久，田家英對毛澤東說：“看來八大對于矛盾的分析和
方針任務的規定是不對的。毛澤東表示，確有問題，但八大的路線、方針是大家一致決
定的，現在不宜提，等以后相繼提出。”
1957 年10 月9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上做結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
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我國當前的主要矛
盾。”三中全會統一到毛澤東的新提法上，改變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莊嚴決議。從此，
階級斗爭被提到了首位，經濟建設、發展生產推到次要、從屬地位了。
關于第二條，國家統一市場為主，自由市場為輔的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系的關于手
工業和小商業要大社、小社、小組并存，允許個體戶經營的問題。
1958 年4 月2 日，根據毛澤東總的指導思想，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繼續加強對殘存的
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指示說：“在1956 年下半
年和1957 年上半年市場商品供應比較緊張的時期，許多地區又自發地出現了一些小型的
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小商小販，其中從事私營工業和個體手工業的大約有70 萬人，
從事小商小販的大約也有六七十萬人。。。。。。他們的生產經營存在著很大的盲目性和資本
主義自發傾向，其中一小部分還是資本主義經濟，在生產經營中存在程度不同的違法行
為，這就不僅妨害國家對市場的管理和危害消費者的利益，而且影響若干手工業、農業
合作社和商業合作社的鞏固，在不同程度上副司令公私合營和國營企業一些職工的思想
意識。”（引者按：個體戶便利群眾，發展生產，收入多，引起了公私合營和國營企業一
些職工的羨慕，此之為“腐蝕”。）解決辦法是：“高地應該抓緊目前全國整風這個有利時
機，在這些殘余的私營工業、個人手工業和小商小販中間有領導地開展以法定資本主義
道路為中心的整風運動，經過大鳴、大放、大爭，在政治上徹底把資本主義搞臭。然后，
在這個基礎上，對他們的生產經營，加以審查，區別資本主義性質企業和個體勞動者，
分別地有步驟地進行整頓、登記、改造、排擠、淘汰或取締。”“對于需要轉變的私營企
業、個體手工業和小商小販，應作妥善地安排。在條件許可的地方.應當組織他們上山下
鄉，從事農業勞動。”對于“同廣大人民的生產生活有密切聯系”因而不能取締的個體手
工業者和小商小販，實行控制其收入的政策。“（1）個體手工業者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
相當于或稍低于當地手工業合作社社員的平均收入。對于某些收入過高的個體戶，應當
從原料、加工、訂貨、稅收等方面適當地加以控制。某些有特殊技藝的人員的收入，可
以高于一般社員的平均收入。（2）是、小商小販全年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當于或略
低于當地國營商業或供銷合作社營業員的平均水工資。對于某些收入過高的，應當在貨
源分配、稅收、批零差價、代購代銷手續費和盈余分配等方面加以控制。”這個文件一貫
徹，私營工業和手工業、小商小販一掃光，市場失去了殘余的一點生機。
關于第三條，周恩來所堅持的經濟建設要反對冒進，綜合平衡，穩步前進的問題，
受到的打擊最重，因為不批倒這一條，瘋狂的大躍進就搞不起來。在1957 年10 月中共

中央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正面針對周恩來，對1956 年采取的糾正冒進傾向的
正確方針提出批評，說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40 條”，“掃掉
了促進委員會”。
1958 年1 月11 日至22 日，毛澤東在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
參加的工作會議，毛澤東竟然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使六億人民都泄了氣，
是方針性的錯誤，是政治問題。反冒進離右派還有50 米，今后不要再提反冒進的口號了。”
說周恩來總理反冒進離右派還有50 米，全黨震駭。
1958 年3 月8 日至26 日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
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進一步把全黨的思想統一到“左”傾路線上來。
關于第四條，《農業生產合作示范章程》問題。
一哄而起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問題成亟待整頓和鞏固。劉少奇、周恩來、鄧子恢等
想在承認毛澤東“三個會議一部書”所造成的高潮的前提下把局面穩定下來，制訂了《示
范章程》，不僅交中央政治局批準了，還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討論通過了，具有了
法律的約束力。打算約束一下毛澤東，不要率爾再出新招，農村再也經不起折騰了。毛
澤東天馬行空，眼空無物。人代會算什么！果然又出新招了。
1958 年7 月中旬，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志第三期發表陳伯達的文章：《全新
的社會，全新的人》，宣示了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的構想：“把一個合作社變成為一個既
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單位實際上是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在《紅旗》
第四期陳伯達又發表《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這是他在北京大學的一篇講演，他以期
望的姿態披露：“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業）、農（業）、
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
社會的基本單位。”
8 月9 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歷城縣北園鄉農業社的藕田和稻田，當聽到省委書記譚
啟龍匯報說：“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澤東說：“還是人民公社好！”就憑這一句話，
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沒有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在五億農民的廣大農村，
立即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到同年9 月30 日，中央農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運動
簡報》第四期報道：“截至本月底，全國已經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其中兩萬戶以
上的大社51 個。毛澤東的氣魄超過了秦皇漢武的封褝大典。但秦皇漢武祭告天地是空家
伙，勞民傷財也僅是隨御駕而行的儀仗扈從而已，頂多幾百人。毛澤東封出個“人民公
社好”來，把中國搞了個天翻地覆，浪費逾千億，死人幾千萬，二十年沒緩過氣來。此
時，毛澤東的驕橫專斷到了頂峰。
關于第五條，等待知識分子的政策問題，毛澤東在反右派中翻云覆雨，先是動員知
識分子幫黨整風，然后又以言定罪，把55 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1958 年4 月6 日，毛澤
東在武漢會議上說：“給知識分子也封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號。”他說有兩個剝削階級：
第一個剝削階級是地、富、反、壞、右，“另一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上層小資產階級、富裕中農，他們在性質上屬于資產階級。”從此中共在政策上把知識分
子打入另冊，無論是劃成右派的知識分子還是沒有劃成右派的知識分子，都屬于階級敵
人，只不過是把沒有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一樣當做人民內部矛盾出來。

關于第六條，改進對國營企業的領導，從物質生活上關心職工的問題。1958 年10
月4 日至11 月14 日全國各省市工業書記會議在北京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提出政
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要用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大搞轟轟烈烈
的群眾運動的辦法辦工業。1957 年6 月25 日，中共中央工業工作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
部（不屬于國務院系統，是毛澤東拋開國務院，親自到第一線指揮大躍進建立的結構）
下發《關于企業黨群領導干部停止領取獎金等問題的通知》，規定取消企業領導人員、工
程技術人員和職員的獎勵制度，具體辦法是：（1）現在還沒有實行這種獎勵的企業，不
要實行；已經取消的，不要恢復；能夠取消的取消；實在不能取消的，其季度獎勵標準
最高不能超過本人月工資的25%。（2）廠長、副廠長的獎金，自今年第二季度停發。各
地企業黨和群眾組織的脫產干部的得獎辦法也照此原則辦理。從此開始了企業干部干多
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企業經濟效益和企業領導、技術干部的經濟利益脫鉤的
時期。工人獎金成拉平趨勢，即不分干得好壞，年終時加半個月薪。對企業的要求，不
講質量，不講經濟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1958 年6 月21 日《人民日報》社論《力爭高
速度》提出，：“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
化，是總路線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紅線，貫穿在總路線的各個方面。可以說，速度是
總路線的靈魂。速度問題建設路線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方針，快是多快好
省的核心環節。”1960 年6 月14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躍進速度和有計劃按比例
是辯證地統一》。社論說：“國民經濟是在波浪式運動中不斷發展的。我們的任務在于采
取積極平衡的方針，不斷調整比例關系，使社會主義建設在高速度中前進。我們不應該
采取消極平衡的方法，讓速度來遷就某種被認為是固定不變的比例框框。”
關于第七條，發展經濟建設同改善人民生活的關系問題。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積累
和消費的比例，鄧子恢主張制訂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規定積累部分為6%（其
中公積金5%，公益金1%），將來生產發展了，最多不能超過13%（公積金10%，公益
金3%）。毛澤東在1958 年1 月31 日寫的《關于工作方法69 條》中認為：“關于農業合
作社的積累和消費的比例也需要研究。”他推廣一個省的經驗，提出：“以1957 年生產和
分配的數字為基礎，以后增產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給社員，六成作為合作社積累），
對半分、倒六四分( 即以四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六成分配給社員)。如果生產和收入已經
達到當地富裕中農的水平的，可以經過鳴放辯論取得群眾同意以后，增產的部分三七分
（即以三成分給社員，七成為合作社積累），或者一兩年內暫時不分，以便增加積累，準
備生產大躍進。”
毛澤東又提出：“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矛盾需要解決，需要定出一個適當的比例。
現在的情況是，有些農家收入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
庭副業收入和經營自留地收入占到農家收入的60%，70%）。這種情況必然影響對于社會
主義集體經濟的積極性。這種情況應當改變。各省可以經過鳴放辯論，研究出控制的辦
法，對經濟關系作適當調整，在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和全面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使農家
的收入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在幾年內逐步達到三比七或二比八（即農民從合
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70%或80%）。”毛澤東心里知道，各級黨委，政府干
部沒辦法把合作社的產量提上去，卻有辦法把農民的個體經濟收入減下來，他沒有明說，
實際上是要后者。按照毛澤東指示的精神，各地縮減農民的自留地，對副業生產作出種
種限制，名之曰“割資本主義尾巴”。比例倒是變過來了，農民的收入大大地減少了，提
供城市的糧食和副食品原料也越來越少了。

1959 年2 月24 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家計委、國家經委《關于市場情況和輕工業生產問
題的報告》中說：“1958 年入冬以來，市場出現了副食品和一些工業品供應嚴重不足的情
況；糧食全年庫存比去年減少50 億斤；油料庫存比以往哪一年都緊，許多城市只能供應
幾天、十幾天；有些副食品長期緊張；部分日用工業品和農業生產資料供應比較緊張；
市場上排隊搶購的現象很多，有些商品的黑市價格高于國家牌價很多。”
關于第八條，在人民內部擴大民主自由，實行雙百政策問題，毛澤東提出了關于正
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被捧為一大貢獻，筆者不敢茍同。因為毛澤東晚年在這個
問題上犯的錯誤最大政治家和科學家不同。在科學技術上有重大發明的人，盡管他私德
很壞，或犯了殺人搶劫的罪行，人可以判刑，但他在科技上的發明不能抹煞。政治家貴
在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他的理論就是欺世盜名。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理論，隨著一場反右派斗爭，把幾十萬愛國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隨著文化大革命把
幾十萬黨內同志迫害致死，隨著把自己的親密戰友劉少奇無中生有羅織罪名打成叛徒、
內奸、工賊，而變成了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對欺世盜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澤
東提出的，也變成了宣傳口號，甚至是欺騙口號。許多知識分子相信了這一政策，發表
言論，著書立說，招來滅門之禍。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字獄遍全國，十億人民讀一本書
（《毛主席語錄》），看八出戲（所謂“八個樣板戲”），鉗制言論，控制思想，超過歷史上
最黑暗的封建王朝。
關于民主和法制問題，。毛澤東說過，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從以后的歷史
來看，確乎如此。他是既不要民主，也不要法制。1958 年1 月他寫的“工作方法60 條”
有四句話值得注意，即：“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訣，不離
原則。工作檢查，黨委負責。”這時他已下定決心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了。外國學者
說毛澤東因為大躍進失敗才辭去國家主席職務，這是不對的。他提出這個問題時，他本
人正處在志得意滿的陶醉中。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的最后，即第六十條說：“今
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干部中間，然后
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征求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
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
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于我的身體狀況也較適宜。。。。。關于這個要求，已經得到中央
政治局以及的中央和地方許多同志的同意，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
毛澤東主席主動提出不做下屆共和國主席，一不是真心，二不是出于謙遜，三不是
身體不堪繁巨。他的真實動機是要“高升”一步，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進而
成為世界革命的領袖。做國家主席，外交禮儀上講對等，印尼總統蘇加諾來訪他得到親
自機場歡迎，并陪同蘇加諾乘敞蓬汽車穿過市區。蘇加諾算什么？他認為這樣降低了自
己的身份。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機場、車站歡迎任何客人，不論總統、國王、皇帝。
在國內，共和國主席、國家元首、共和國主席是他的大副，他的身份就在國家元首之上。
至于權力，他不但不放松一點，而且更多更急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大權獨攬”就是這個
意思。他要專做黨的主席，因此進一步大造提高黨權的輿論，強調第一書記掛帥，第一
書記說了算，在中央則是主席說了算。1958 年8 月21 日，毛澤東在協作區主任會議講話：
“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是我們有我們這一套，還是馬青天（注：評劇《劉巧兒》
有個馬專員，正確處理了劉巧兒的婚姻問題，被譽為：“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
就地解決問題。“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

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要靠我們這一套。“文革期間，他超越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藐視法律的尊嚴，私自決定逮捕審訊國家主
席劉少奇，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這在現代國家歷史上是駭人聽聞的。戊戌變法失敗，
慈禧太后廢除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那是封建社會，沒有憲法，沒有議會，皇
帝廢立是皇族內部的事。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完全把自己置于太上皇的位置上，他的內
心世界，根本沒有民主，也沒有法制。
關于第十條，反對個人崇拜問題。1958 年3 月8 日至26 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
“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
于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
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
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
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于個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
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行。我們黨在歷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
相結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
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這是
在中國興起新的個人崇拜的宣言。毛澤東先聲奪人，說是誰要反對崇拜他，就是有讓人
崇拜自己的野心。他借用列寧的話，實際上是為自己的個人獨裁制造理論根據。
在成都會議上，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
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由于這個不尋常的表態，兩個月后，即5 月25 日召開的八
屆五中全會上，柯慶施被提升為政治局委員。這個樣板一立，帶壞了整個黨風，緊跟和
吹捧毛澤東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則，實事求是，堅持原則，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負責
的一致性，這些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都被拋棄了。在這種政治氛圍包圍之下，中共要
犯全局性、歷史性的大錯誤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