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現存的最早一部漢族詩文總集

簡體傳統

《昭明文選》又稱《文選》，是現存的最早一部漢族詩文總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組織文人共同編選。蕭統死后謚“昭明”，所以他主編的這部文選稱作《昭明文選》。

《昭明文選》是現存編選最早的漢族詩文總集，它選錄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間、100多個作者、700余篇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蕭統(501—531）主持編選的，故稱《昭明文選》。蕭統，是個很淵博的學者。著作多散佚，后人輯有《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的《昭明文選》，主要收錄詩文辭賦，除了少數贊、論、序、述被認為是文學作品外，一般不收經、史、子等學術著作。選的標準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即情義與辭采內外并茂，偏于一面則不收。蕭統有意識地把文學作品同學術著作、疏奏應用之文區別開來，反映了當時對文學的特征和范圍的認識日趨明確。后世注本主要有兩種：一是唐顯慶年間李善注本，改分原書30卷為60卷；一是唐開元六年(718)呂延祚進表呈上的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本。近代以來有《四部叢刊》本、《四部備要》本及中華書局以胡刻本斷句，于1977年出版的影印本。

蕭統（501～531年5月7日），字德施，小字維摩，南朝梁代文學家，南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梁武帝蕭衍長子，母親為蕭衍的貴嬪丁令光，又稱丁貴嬪。于天監元年十一月被立為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于531年去世，死后謚號“昭明”，故后世又稱“昭明太子”。后人將其編撰的《文選》也稱為《昭明文選》。

蕭統在東宮做太子時，東宮藏書近三萬卷，一時“名才并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梁書·昭明太子傳》）。著名文人，如劉孝綽、殷菩、土殤等都聚集在他的周圍，受到他的禮遇。蕭統編有或著有《文集》二十卷，典誥類的《正序》十卷，五言詩精華《英華集》二十卷，歷代詩文而成的總集《文選》三十卷。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輯有《昭明太子集》。蕭統篤信佛教，著名的佛教大乘經典《金剛經》，其中“三十二分則”的編輯，即為他所作。原本長篇連貫的經文，經過他整理成為容易傳誦理解的三十二個分則，各段并補充濃縮精要的副標題。

《文選》30卷，共收錄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選》所署《毛詩序》的作者）、屈原,下迄當時,唯不錄生人。書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陸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蕭統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選》的編成當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幾年間。全書收錄作品514題。編排的標準是“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文選序》）。從分類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致劃分為賦、詩、雜文 3大類，又分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38小類。賦、詩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內容把賦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把詩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這樣的分類體現了蕭統對古代漢族文學發展、尤其是對文體分類及源流的理論觀點，反映了文體辨析在當時已經進入了非常細致的階段。但由于分類過于碎雜，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學者如章學誠、俞樾等人的批評。

《文選》的選錄標準，以詞人才子的名篇為主，以“文為本”（《文選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記事之史，系年之書”，這幾類即后來習稱為經、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選。但是史傳中的贊論序述部分卻可以收錄，因為“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選錄標準。這一標準的著重點顯然不在思想內容而在于講究辭藻華美、聲律和諧以及對偶、用事切當這樣的藝術形式，但它為漢族文學劃定了范疇，是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對文學的獨立發展有促進作用。蕭統的文學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當時文壇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綺靡文風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然而他對文學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系,卻持重折中,內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華麗,認為藝術的發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文選序》）。他指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要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書》）,同時還推崇陶淵明“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陶淵明集序》)。所以《文選》所選的作品，其實并沒有過分忽視內容。除了選錄陶淵明的8首詩以外,還選錄了《古詩十九首》和鮑照的作品18篇。同時，對那些質木無文的玄言詩和放蕩、空虛的艷體詩和詠物詩則摒而不取。至于入選的作品是否值得選錄，應該選錄的又是否有所遺漏，后代的學者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見仁見智,眾說不一。總的來說，這部詩文總集僅僅用30卷的篇幅，就大體上包羅了先秦至梁代初葉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種文體發展的輪廓，為后人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漢族文學史保存了重要的資料。

從選錄的技術角度來說，《文選》也存在缺陷。書中入選了一些偽作，例如李陵《答蘇武書》和蘇、李的贈答詩，南朝宋人顏延之已經懷疑，劉知幾、蘇軾決其為贗品，至近代而成定論；孔安國《尚書序》同樣也出于晉人的偽造。同時，書中還有不少誤標序文以及誤標題目的情況，前者如漢武帝《秋風辭》、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等，題下注明“并序”，實則序文顯系史傳文字；后者如劉峻《重答劉秣陵詔書》并非答書的原文，陸機、陸云各有《為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在注釋中就已指出顧彥先應是全彥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為擬婦答夫的語氣。此外,還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當等等，也是這個選本的不足之處。

由于《文選》本身所具有的優點，比起同類型的其他詩文總集來，其影響遠為深廣。唐代以詩賦取士，唐代文學又和六朝文學具有密切的繼承關系，因而《文選》就成為人們學習詩賦的一種最適當的范本，甚至與經傳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詩賦取士，《文選》仍然是士人的必讀書，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陸游《老學菴筆記》）。王安石當國，以新經學取士，此后《文選》才不再成為士人的課本。然而作為一部漢族文學作品的精粹選本，其歷史價值和資料價值則依然不廢。

隋、唐以來，學者文人對《文選》從各種角度作了研究，據不完全統計，今天還可以見到的專著即有90 種左右，其他散見的有關考據、訓沽、評論更難數計。研治《文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以致從唐初開始就有了“文選學”這一名稱。

首先對《昭明文選》作注釋的是《昭明文選》問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選音義》，這是隋代蕭統的侄子蕭該對《文選》語詞作的音義解釋。稍后，在隋、唐之際有曹憲，“文選學”的名稱就見于《舊唐書· 曹憲傳》。這兩位學者的著作都題為《文選音義》，也都已亡佚。許淹、李善、公孫羅等都曾是曹憲的學生，他們都曾批注《文選》。現存最早的、影響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顯慶（656-661）年間李善的《文選注》。李善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號稱“書麓”。他注釋《文選》，用力至勤，引書近1700 種，前后數易其稿。高宗顯慶三年（658) ，書成進呈．他的注釋偏重于說明語源和典故，體例謹嚴，引證賅博，但對文義的疏通則比較忽略。凡作品有舊注而又可取者，即取舊注入書，例如《二京賦》取薛綜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對舊注的補正，則加“善曰”以志區別。李善注的重要性不僅在于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經亡佚，后世學者往往以它作為考證、輯佚的淵蔽。《新唐書· 藝文志》載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選辨惑》 10 卷，已佚。

至今流傳的另一種唐人注本是唐玄宗開元（713-741）年間的《五臣注文選》。所謂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呂延作所組織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5 人。據呂延作在開元六年(718）的進書表中說，李善的注釋只知引用過去的載籍，而沒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釋清楚，因此在他的組織主持下，由呂延濟等重新作注。呂延作雖高自標榜，而五臣的學力不逮李善，書中荒陋錯誤之處極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許多研究者的指責。《四庫全書總目》在概括敘述了前人的批評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義，亦間有可采。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此外尚有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23 卷，撰人姓名無考，書中引據，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陸善經注、《文選鈔》、《文選音訣》，今皆不存。

李善注和五臣注問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兩者合并刊刻，稱“六臣注”。公元1094年（北宋哲宗元祐九年）舊歷二月的秀州州學本是第一個五臣與李善合并注本，其后的六家注本（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后）如廣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后，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后）如贛州本、建州本，又據六家注本重刻，只不過是將五臣與李善的前后次序調換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對后來很有影響。

宋代時“文選學”已漸趨衰微，有關的專著大都是摘錄排比辭語典故，如《文選雙字類要》、《文選類林》。一些比較認真的研究成果，則散見于筆記、詩話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較有參考價值的是劉履的《選詩補注》。明代文選學成就無多，張鳳翼《文選纂注》雜采前人眾說，稍有可取。

清代樸學大興，學者在專攻經、史、子部之外，發其余力于《文選》，不論校勘、音韻、訓詁、考訂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績。較為重要的研究專著,如：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卷、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卷。分門別類，就《文選》的各種問題加以論述；胡克家《文選考異》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為底本,據宋吳郡袁氏、茶陵陳氏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張云璈《選學膠言》20卷、梁章鉅《文選旁證》46卷、朱珔《文選集釋》14卷、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從音韻、訓詁、考訂等不同方面對李注作補正發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為精博；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于光華《文選集評》15卷,重在文義的評論，雖不脫八股文積習，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參考的見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 8卷和駱鴻凱的《文選學》。

清嘉慶年間，胡克家據尤袤刻本，又據宋代吳郡袁氏﹑茶陵陳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寫成《考異》十卷。以后的傳本多以胡本為底本，如1977年中華書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等。

今天所見《文選》版本，除上述唐寫本《文選集注》外，尚有唐寫本《文選》白文、《文選》李善注、《文選音》，均敦煌殘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為北宋明道本，已殘。傳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華書局影印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此外尚有日本足利學校藏明州六家注本，200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據日本影本影印發行。通行本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華書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縮印，并附《文選考異》于卷末。

短歌行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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