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辛亥革命百年的歷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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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辛亥革命的發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響”激起的“騷動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數人“極端感情”或“革命狂熱”煽動下的“幼稚與瘋狂”,而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

●把辛亥革命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我們應該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偉大歷史意義,具體分析它怎樣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辛亥革命還帶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作出了積極貢獻,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

●辛亥志士們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顧,置功名利祿于度外,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他們氣壯山河、感動天地的英雄事跡,為中華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內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辛亥革命的精神遺產主要表現在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頑強奮斗的愛國情懷,“以浩氣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獻身精神,關心民生疾苦、立志為百姓謀福祉的高尚品德,順應時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懷。

100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00年來,我們的民族從不斷沉淪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的國家從風雨飄搖、瀕臨滅亡邊緣到綜合國力大幅躍升、大踏步走向繁榮富強;我們的人民從窮苦不堪到總體上實現小康,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的歷史性巨變是怎樣實現的?其中蘊涵著怎樣的歷史啟示?

辛亥革命發生的歷史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發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響”激起的“騷動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數人“極端感情”或“革命狂熱”煽動下的“幼稚與瘋狂”,而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通過對中國多次發動侵略戰爭,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它們一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把封建統治階級變為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一方面操縱中國的財政和經濟命脈,在經濟上進行剝削掠奪,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和生產力的發展。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極大危機。1895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興中會章程》中指出,中國的外部環境是“堂堂華國,不齒于列邦;濟濟衣冠,被輕于異族”,“強鄰環列,虎視鷹瞵”,“瓜分豆剖”,“蠶食鯨吞”;國內狀況則是“政治不修,綱維敗壞”,“鬻爵賣官,公行賄賂”,“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是一幅何等觸目驚心的悲慘景象!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個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一個是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這是因為,造成近代中國國弱民貧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漆樹芬在1926年出版的《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弱我中國者,資本帝國主義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產生之不平等條約也。資本帝國主義實為蠶食我之封豕長蛇;不平等條約實為束縛我之桎梏陷阱。”在這種情況下,要挽救國家的危亡、尋求民族振興的出路,就要把斗爭的矛頭指向壓迫和阻止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封建主義。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中國革命運動,就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簡潔明確的語言來回答辛亥革命發生的原因,那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事實上,進入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停止過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美好追求,沒有停止過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在辛亥革命以前,這種斗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在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面前,中國廣大愛國將士和民眾勇敢地拿起武器,進行頑強的抵抗,表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暴、保家衛國的民族精神。不論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還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都是如此。但由于社會制度腐敗、經濟技術落后,這些戰爭都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二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群眾,不堪忍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欺凌和壓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對封建統治階級或帝國主義展開武裝斗爭。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義和團運動,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現。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這兩個運動最終都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血腥鎮壓下慘遭失敗。
三是戊戌維新派的政治改革運動。甲午戰爭前后,維新派總結了清王朝推行洋務運動、企圖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物質文明的成功做法和失敗教訓,決心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對中國的封建政治進行大膽改革,發動了戊戌變法。但這些改革舉措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變法活動僅僅進行了103天,就在慈禧太后的鎮壓下夭折。
這三個方面的斗爭,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斗爭。雖然這些斗爭都作出了自己的歷史貢獻,但總體來說都還只處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準備階段,因為它們都只是在個別方面打擊了外國侵略者和國內封建勢力,還沒有能夠提出較為系統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綱領。只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孫中山先生在成立興中會的時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響亮地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后,孫中山先生又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集中反映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別是明確提出要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是以往從未有過的政治理念,把民主主義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旗幟下開展起來的。

辛亥革命怎樣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但是,這場革命沒有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國家統一的局面很快為軍閥混戰所代替。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又是失敗的。
認清辛亥革命失敗的一面,可以使人們進一步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就像孫中山先生晚年所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后繼者只有在總結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基礎上,探索新的道路,進行艱苦斗爭,才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歷史任務。不過,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則我們應該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偉大歷史意義,具體分析它怎樣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辛亥革命帶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意義并不僅僅在于趕跑了一個皇帝,更在于在兩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對傳統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顛覆。一是過去被認為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專制獨裁政治,被宣布為罪惡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公開聲稱“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是對以往政治是非的一個根本顛覆。二是過去被認為是卑賤的、可以任意生殺予奪的“愚民”、“草民”,被宣布為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個根本顛覆。早在同盟會時期,革命派就提出“國家為人民之公產,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在制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時,孫中山先生特地要求加上“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的內容。這兩條雖然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沒有立即實現,但至少在法律上、觀念上得到了認可,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其對后來政治產生的影響是十分巨大、十分深遠的。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專制獨裁統治都無例外地以失敗而告終,追根溯源,不能不說同上面提到的政治思想的變革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辛亥革命后,政權雖然落到了袁世凱手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卻并沒有完全喪失。辛亥革命不僅鏟除了中國封建勢力最頑固的堡壘,宣告了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時代的結束,而且促進了人們民主意識的極大提高,邁出了從專制向民主轉化的重要一步,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思想的大解放促進了人們在道德觀念、社會風俗及生活習慣等方面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革命活動本身就是對許多陳腐觀念的巨大沖擊和滌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又大力革除封建陋習,提倡社會新風。如廢除對官吏的跪拜禮,禁稱“大人”、“老爺”;廢止奴婢,解放“賤民”;男子剪辮,女子放足;禁止種植和吸食鴉片;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等等。這些措施,使社會一時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景象,對改變社會風氣產生了長遠影響。
辛亥革命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辛亥時期的革命志士們,始終把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他們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中國一定能夠在經濟發展中取得“異常之速度”,在短期內“迎頭趕上”甚至超過西方國家;一方面通過發展經濟,努力改善民生,“為人民謀福祉”。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為了振興實業,成立實業部,先后頒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法令,使當時的經濟發展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民國初年,現代工業無論在數量、規模、范圍還是影響上都大大超過晚清幾十年的總和,教育事業、新聞出版事業、醫療事業等也都有了明顯的進步。這就為以后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
辛亥革命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作出了積極貢獻。在辛亥革命的準備時期,革命派曾提出過“反滿”的口號。這個口號自然有它的歷史局限性,但其實質還是反對以滿族貴族為最高統治者的封建獨裁政權,而不是反對滿族這個民族。到了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舉民族平等的大旗,強調消除民族畛域、促進民族和睦。孫中山先生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明確宣布:“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在另外的文件中,孫中山先生還強調只有實現國內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和衷共濟,丕興實業,促進教育,推廣東球之商務,維持世界之和平。”這些認識和舉措,是以往歷代封建政權所從未有過的,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上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辛亥革命后10年,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內在聯系。辛亥革命導致的思想解放,為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學說的傳播提供了環境和條件;辛亥革命追求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夢想的破滅,促使人們在懷疑和失望中另覓新路,為選擇社會主義打下了思想基礎;辛亥革命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壯大了無產階級的力量,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階級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家有一部分是積極參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會時期就担負重要領導責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干部條件。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始終把自己為之奮斗的事業視為辛亥革命的繼續和發展,并公開聲稱,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所繼承的,就是辛亥革命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就是為爭取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國共產黨不僅把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種又繼承又發展的歷史進程,就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綜觀我國進入20世紀一直到現在百余年的歷史,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開放。正確認識百余年來的中國歷史,最關鍵的是正確認識這三次歷史性巨變之間的歷史聯系和辯證關系。沒有辛亥革命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完全意義上的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也就談不上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變。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巨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不可能有中國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歷史的發展就像長江大河之運行,川流不息、奔騰向前,前后承續、無法切斷;又如登臨崇山峻嶺,必須由低及高、拾級而上,每一個臺階都是通往頂峰的必經階梯。看到過去的貢獻而無視現實的超越,或者以今天達到的水準去嘲弄昨日之幼稚,都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

辛亥革命的精神遺產

任何歷史人物,即使像孫中山先生這樣的偉大人物,也不可避免地會有其歷史局限性,會有缺點甚至會犯錯誤。辛亥志士們在革命理念和斗爭實踐中同樣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失誤,這需要進行認真總結。但是,他們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顧,置功名利祿于度外,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他們氣壯山河、感動天地的英雄事跡,為中華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內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頑強奮斗的愛國情懷。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從來就是推動中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精神力量。孫中山先生曾經說自己“愛國若命”,“生平以愛國為前提”。事實上,所有辛亥志士無不是由愛國精神所驅使而投身于革命的。魯迅寫過“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吳玉章寫過“為求富國強兵策,強忍拋妻別子情”的詩句,這些詩句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許多革命者的共同心聲。他們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求取國家的富強,寧肯放棄舒適的生活、離開溫暖的家庭、拋卻個人的幸福,而選擇一條困苦艱險、荊棘叢生的革命之路,甚至不惜獻出青春和生命。對祖國前途和命運魂牽夢繞的關注,對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執著不屈的追求,使他們匯聚在一起,形成一支向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獨裁政權宣戰的戰斗隊伍。辛亥革命時期的愛國主義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一是把愛國主義與民族獨立要求相結合,以“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為重要目標;二是把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相結合,為建立共和政治而奮斗不息;三是把愛國主義與國家統一相結合,指出只有國家的“統一獨立”才有國家的“興盛”,只有建立統一的國家才能“達革新之目的”。孫中山先生強調,“‘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這就把近代的愛國主義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
“以浩氣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獻身精神。一群開始時幾乎是赤手空拳的革命者,要推翻一個雖然已經腐朽卻還掌握著全部國家機器并有著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以及帝國主義列強作后盾的清王朝,將會遇到怎樣的艱難險阻是可以想見的。辛亥志士們勇敢地直面困難,為實現自己的理想鍥而不舍、百折不撓,表現了堅強的意志和堅定的決心。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這個概括,既是孫中山先生畢生經歷的真切寫照,也是許多辛亥志士的共同品格。女革命家秋瑾在致友人信中表示了這樣的信念:“已置吾生命于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方聲洞在參加黃花崗起義前,給父親寫下了這樣的訣別書:“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奮斗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實踐了自己的誓言。對于這些革命先烈,我們由衷地抱著至深的敬意。
關心民生疾苦、立志為百姓謀福祉的高尚品德。在辛亥志士的心目中,祖國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以數萬萬同胞為實體的具體存在。真誠地熱愛、關懷人民群眾,深切同情勞動群眾的苦難,為人民謀取幸福,是他們奮斗目標的一個重要內容。孫中山先生曾說:“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而設的,是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憂愁,替人民謀幸福。”他們深深懂得,要替人民謀幸福,必須改變“國貧民瘠”的狀況。當有人批評革命只有破壞、沒有建設時,他們回答說:革命正是為了建設,“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權之后,才可以“大力發展社會生產,解決好人民的衣食住行問題。”所以,“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我們只要看一看孫中山先生關于革命后中國如何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宏偉設想,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對于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抱著何等殷切的期望。
順應時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懷。孫中山先生和他的戰友們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思考,常常能以世界眼光觀察國際大勢,從而作出順應時代潮流的判斷和決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成為孫中山先生自覺遵循并時刻不忘的座右銘。他強調,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才能收到積極的成效。孫中山先生本人,從和平改良到武裝反清,從追求資產階級共和國到“以俄為師”,從依靠某些軍閥勢力到“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確立,始終隨著時代變化而不斷前進。同時,辛亥志士們也強烈地意識到中國對于世界文明所肩負的歷史責任。早在1904年,孫中山在給美國人民的一封信中就滿懷信心地說:“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他們堅信,一旦革命成功,中國一定能對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類似這樣的言論,在革命派其他人物的口中也屢見不鮮。
100年前,這些思想成為推動人們投身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直至今天,革命先輩留下的精神遺產仍然沒有失去思想光輝,仍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李文海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李文海 2011-09-27 02: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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