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益南:鄧力群的另一面 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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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歷來有將政治人物臉譜化的傳統,將凡與自己政見或理念不合者,一律予以丑化;而將自己陣營的人,都視為朋友或圣人。殊不知,人性與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兩回事!


共識君按:2015年2月10日,鄧力群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100歲。生前曾任《紅旗》雜志副總編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下文將告訴你一個別樣的鄧力群。



鄧力群


力群這個人,在當代理論與思想界,確是被很多人視為“左”營的標桿人物。


對此,他自己也知道。在他寫的《十二個春秋》一書中,他就坦然的承認:“一些說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國外的報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來作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語言是污辱性的。聽到看到,一笑了之。”


不過,除了政治那張皮以外,作為人來說,無疑,也是還有一些其他的屬性的。


近期出版的《炎黃春秋》,發表了一篇《陳伯達保外就醫之后》的文章,其作者是陳伯達原來當政時的二位王秘書。那文章說,1981年時,二位王秘書奉時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鄧力群之托,前往看望、聯系正在服刑而保外就醫治病的陳伯達,一方面對陳的生活進行適當照顧,一方面請陳就文史哲及一些經濟政策,作些研究,寫出些意見,交鄧力群轉報中央。


看望陳伯達,是胡耀邦指示的。當時,考慮到陳伯達雖然在文革中罪行嚴重,但畢竟與江青等還是有些區別,加之以前,陳對革命事業也還是有些貢獻,也有些文才,因而,便有了這件照顧性質的事情。


當時,鄧力群與胡耀邦在政見上,存在很大的分岐,幾年后胡的下臺,也與鄧力群的動作有極大的關系。但是,在處理陳伯達的這件事上,他卻是忠實的執行了胡耀邦的指示。


自1981年7月起,至1984年5月的近三年時間內,鄧力群一直是在具體指示二位王秘書與陳伯達保持溝通,讓陳伯達得以不再回監獄,并能以保外就醫之身從事讀書、研究、撰文的生活,而且,按陳伯達的請求,將陳的兒子調來照顧其父,在生活上也給予了適當照顧。從而使陳伯達的晚年,總算還能獲得一些人生的慰籍。


陳伯達已是戴罪之身,他于鄧力群也無特別情誼,相反,在文革中他還將鄧力群劃為“劉少奇安插到紅旗雜志社的”人,是“到紅旗雜志社來奪權”的,而曾置鄧于險境。并且,常常責罵鄧是“不學無術”。


既如此,當時鄧力群對已滾落井中的陳伯達,為何卻能與胡耀邦的想法保持一致、并用心執行呢?


也許,在對待落難之人的問題上,鄧力群象胡耀邦一樣,也具有過測隱之心。


《陳伯達保外就醫之后》一文中,說了一些事,的確反映出鄧力群人格的這一面。


例一,鄧力群告知二位王秘書:陳伯達罵我“不學無術”,對我的剌激很大,但文革中,有件事使我始終對陳不能忘記。


什么事呢?


當鄧力群下到干校接受改造時,陳伯達對干校軍宣隊指示:這些人都是讀書人,要給他們讀書時間,晚上不要安排什么會議,要在生活上安排好,他們南方人多,要搞一些大米什么的。


顯然,這一來,鄧力群等人的干校生涯,便能始終獲得某種精神支持的燃料,而不致于完全暗無天日了。


對此,鄧力群對二位王秘書說:當時是很為感謝的。


往事已隔多年,而現在還能以感恩之情講給他人聽,可見,此事,確深深存留于鄧的心底。


一個知道感恩的人,再差,也不會差到哪兒去的。


例二,陳伯達在王秘書們看望他時,說了二件他對不起毛澤東的事:“一是不該推薦田家英到主席那兒去;二是不知道田家英的哥哥還在臺灣。”


對此,鄧力群則說:主席也有對不起他陳伯達的地方。


鄧的這個評說,應該是公允的。


然而,公允評說的受益者是陳伯達,鄧力群在這里,是替弱者說了話。


例三,1983年9月,應陳伯達的兒子要求,鄧力群批示同意從陳伯達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因陳尚在服刑期),以能為陳購置些衣物。同時,另外給了80元稿費——是陳伯達寫的文章被雜志采用后所支付的,但鄧力群囑咐不要讓陳伯達知道此錢的來源。因為,陳尚在服刑期,讓陳寫文章、并予以發表,是特別政策,担心陳伯達一高興,宣揚出去,造成以后此類事會泡湯。


可見,鄧力群對陳伯達一事的安排,的確盡了善意。


此外,文革中的1975年,鄧力群也曾有過一次濃墨重彩的人格表演。


當時,鄧力群按鄧小平的授意,主持寫了一篇大文章《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后來“批鄧(小平)”時,這篇文章被“四人幫”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說這是鄧小平反文革的宣言書,因而追查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


面對政治高壓,不少人都戰戰兢兢了,但是,鄧力群敢于出面承攬一切責任,當著清查人員的面,在原稿的題目上畫一個圈,一條直線劃下來,簽上鄧力群的名字,并說: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話,每個標點,都由我負責,上面沒有布置,具體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沒有責任。


危難關頭,出了事,上不推給鄧小平,下不推給同僚部屬,顯出了鄧力群遇事而有不凡的担當氣概。


所以,后來鄧小平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嶠(社科院秘書長),一個鄧力群。



1986年,視察中的鄧力群


甚至,一個與鄧力群政見有分岐的部屬,也撰文說:粉碎“四人幫”后,人們都知道鄧力群肩膀硬,是條漢子,在那樣嚴重的高壓下毫不推諉,承担責任,很佩服。


中共的另一位大秀才胡喬木,卻在1976年“批鄧”時,沒能挺住,揭發批判了鄧小平。“四人幫”倒臺后,胡喬木自然很沮喪。但此時,作為胡的同事,鄧力群卻沒有興災樂禍,而是同于光遠一起,到鄧小平處,代表胡向鄧小平道歉,并向鄧小平進行解釋,為胡講好話。


鄧小平終于沒有怪罪于胡喬木,當然,是鄧自有他的考慮。然而,鄧力群在之中所起的作用,還是不可忽視的。


而這件事,應看到的亮點,是過程比結果,更本質的反映了一個人的人格。


對于鄧力群以往的許多政治理念與政治活動,筆者并不認可,有些還很反感。


但是,對于上面所述幾件事中的他,筆者卻很愿意點上幾個大大的“贊”!


中國歷來有將政治人物臉譜化的傳統,將凡與自己政見或理念不合者,一律予以丑化;而將自己陣營的人,都視為朋友或圣人。殊不知,人性與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兩回事!一個兇殘無比的人,可能是革命隊伍中你的同志,而敵方營壘中的某個人,卻也許是一位善良的君子。


產生這樣的認識,是經歷過許許多多的革命歲月之后,才獲得了的。現在,越來越多歷史人物之真相的披露,更是日益加深支持了這一觀念。



共識網 2015-08-23 08: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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