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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從經濟發展和政治外交的角度還原了一戰爆發前后的真實故事。經過兩次鴉片戰爭，中國眾多口岸通商，中外貿易大幅邁進，馬勇認為，這段時間正意味著中國現代化的真正起步。中國借用后發國家優勢進行模仿型的現代化，在維持原來的政治架構的條件下實現了經濟的增長。1894年甲午戰爭之后，《馬關條約》簽訂，中國的資本投資全面開放，國際資本更深層地介入了中國經濟。在這之前，中國國家經濟基本上處于壟斷狀態，《馬關條約》之后，在規范的、制度化的國際資本的帶動之下，民辦商業才真正成長起來。

近代西方國家進入中國的過程實際上是西方資本主義產能過剩之后資本東移的結果。通商口岸開放之后，外國盡管在中國大量投資，卻始終未能解決土地問題。貿易的增長并沒有突破滿族人愛護土地的心理障礙。甲午戰爭之后，三國干涉還遼正是德國等想要租借中國土地的企圖。德國雖然成功地租借了膠州灣，但在一戰爆發后，其在山東的利益便迅速被日本接管。

在馬勇看來，日本接管山東涉及的不止是革命敘事中的“國恥”，更反映出民主效率和國家能力問題。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構成的政府是一個沒有效率和力量的政府，其決策系統涉及外交、政府、議會等各個層面，很難快速做出統一決策。1915年中國思想界因外交問題的懸而未決引發混亂。楊度提出“君憲定國論”，倡導君主立憲，認為當時的“半調子民主”不可能使國家走向富強。楊度的提議得到了袁世凱的贊賞，楊度本人更被袁世凱贊為“曠世異才”。正當楊度等人著手討論如何在民主架構下實現政治運作的效率和活力時，陳獨秀等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也出現了。陳獨秀當年9月1日創辦《新青年》雜志仍然堅持絕對共和原則，而置國家效力于不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認為一戰對于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導致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興起。一戰的爆發使得歐洲老牌強國的精力集中于歐洲戰場。歐洲國家的退縮大大強化了日本、美國對中國的支配力，尤其是中日關系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強化。在姚中秋看來，“這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次覺醒”。與義和團的民族主義情緒表達不同，此時系統的民族主義貫通整個社會，從精英到大眾普遍沉浸于此情緒中，而日本正是其中的支配性因素。

其次，一戰進程中的特殊條件以及戰爭結果對于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興起也具有決定性作用。戰爭后期許多中國人到歐洲參戰，其中不少人直接介入法國的政治運動，如參與罷工等，成為“在法國的中國社會主義者”。知識分子在其中也學會了與工人階級結合的技巧。對于這些人而言，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理論，更是一種體驗和記憶。他們回國后，迅速掀起了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

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高全喜在發言中首先表示馬勇對一戰實際發生的過程的還原為我們探討一戰與中國思想激變的關系提供了很好的背景。革命史觀和悲情敘事常常使得我們對歷史的還原中夾雜著扭曲或虛假的成分，只有中立的敘述才能使我們對歷史做出客觀的評價。

對于北洋政府在一戰前后的作為，高全喜認為應當給予同情理解。一戰是歐洲國家在各自主權國家形態相對比較完整的情況下，圍繞國家利益的爭奪和重新調整產生的戰爭，是一場正常的現代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戰爭。而中國介入一戰時，還只是初建的羽翼尚不豐滿的民族國家，制度框架、執行能力和國家認同還沒有建立起來，而這并不能完全歸咎于北洋政府的無能。北洋政府自身面臨著一系列的約束。之后的宋教仁案，二次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影響更使得國家建設風雨飄搖，國家能力相當脆弱。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