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較為具體地考察一下辛亥革命時期的災荒狀況，并且從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交互作用的角度，努力探究當時的災荒對這場革命產生了一些什么影響，自然是不無益處的。

 

 

　　災荒的頻發與革命形勢的漸趨成熟

 

 

　　革命不能隨心所欲地制造。只有當革命形勢業已成熟，即統治者已不能照舊統治、人民群眾也無法照舊生活下去的時候，被壓迫階級才可能在革命政黨的領導下行動起來，革命才會到來。

 

 

　　人們通常把20世紀的最初10年看作是辛亥革命的醞釀和準備時期，實際上，這也正是國內外各種政治沖突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形勢逐步形成的一個歷史階段。在促使革命形勢漸趨成熟的諸種因素中，災荒無疑是不能不加注意的因素之一。

 

 

　　我們不妨先把辛亥革命前10年間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重要災荒作一個極為概略的敘述：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據上諭稱，“東南濱江數省，皆被水患。”其中最嚴重的是安徽，許多地方“一片汪洋，幾與大江無所區別”，“各屬遭水窮民，統計不下數十萬”.江蘇“水災實為數十年所未有”，“各縣圩埂，沖決至一千數百處”.江西40余州縣“猝遭水災”，“凡被水田畝均已顆粒無收”.湖北夏間“暴雨連朝，江漢并漲，田廬禾稼，大半淹沒”；入秋，又“雨澤稀少，干旱成災”.此外，湖南、浙江、福建全省及廣東、云南、東北局部地區，也都被水成災。直隸、河南則先旱后潦，河南的蘭考和山東的章丘、惠民并先后發生黃河漫決。山西、陜西部分地區旱象嚴重，“饑民甚多，田荒不治，凋敝可傷”.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除山東境內發生黃河決口外，全國主要災情是旱災和瘟疫。最嚴重的是四川，發生了該省歷史上罕見的大旱奇荒，持續“首尾年余之久”，災區“遍九十余州縣”，“市廛寥落，閭巷無煙，徒死之余，孑遺無幾”.廣東、廣西、湖北夏間遭水，秋季遭旱，“數月不雨，赤地千里”.江蘇南部、湖南辰州等地、順直地區、黑龍江璦琿一帶瘟疫流行，“死人無算”.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全國災情較輕，一般省份大抵只有局部的水旱偏災。稍重者為直隸，春夏苦旱，“麥苗盡枯”，7月間又遭水患；浙江先潦后旱，災歉幾遍全省；廣西有較嚴重的旱災，由于收成大減，而且“饑荒已連綿多年”，發生了人吃人的慘象；山東利津黃河決口，周圍州縣為洪水浸淹。

 

 

　　1904年（光緒三十年）--黃河再次在利津兩度漫決，山東被淹地區甚廣。四川又一次發生大旱荒，川東北6府2州59縣亢旱無雨，“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幾有赤地千里之狀”.直隸夏雨過多，永定等河決口，濱河州縣被水成災。云南、福建、廣東、浙江、湖南、湖北、甘肅部分地區遭暴雨侵襲，“田廬漂沒，受災甚重”.河南先旱后潦，“收成歉薄”.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除一般省份有輕重不等之水、旱、雹、風、蝗、震等局部偏災外，重災地區為：云南大水災，昆明水灌入城，“水勢洶涌，深及丈余”，廣達11州縣的災區“民房田畝，概沒漂沒，災情奇重”.貴州鎮遠等三廳縣，淫雨成災，“秋收失望”，其余州縣亦收成歉薄。江蘇沿海地方9月初風潮肆虐，“淹斃人命以萬計”.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全國災情頗重，不少省份發生特大洪災，少數地區又亢旱異常。廣東自春及夏，大雨滂沱，江水暴漲，廣州、肇慶、高州、欽州等地泛濫成災，秋間部分地區又遭颶風襲擊。兩湖地區春夏間連降大雨，江、漢、湘水同時并漲，“積水橫決”，“沿岸縱橫上下，各居民之生命財產付之一洗，數百里間，汪洋一片”，僅被淹罹難者即達3、4萬人之多。江蘇“水災之區，遍及八府一州，而江北徐、海、淮安各屬災情最重，難民尤多”，“糧食顆粒無收，百姓流離失所，慘不忍睹”.安徽于春夏之交，淫雨60余日，山洪暴發，淮、泗、沙、汝、淝等河同時并漲，平地水深數尺，“上下千余里，盡成澤國”，“饑民餓斃者，日凡四、五十人，有闔家男婦投河自盡者，有轉徙出境沿途倒斃者，道殣相望，慘不忍聞”.浙江8月間狂風暴雨，江流漲溢，湖水倒灌，水災范圍極廣，湖州府屬災情尤重。此外，廣西、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甘肅、山東、陜西等省，也有輕重不等的水災。但云南則發生了“情形之重為歷來所未有”的大旱荒，“蔓延數十州縣”，“迤東、迤南各府赤地千里，耕百獲一”，“餓殍相望，易子而食”.綏遠一帶也亢旱異常，且蝗害嚴重，百姓“四鄉流亡覓食，絡繹于道”.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雖沒有發生大祲奇災，但歉收地區頗廣。直隸近畿州縣春旱，至夏秋又連降大雨，永定河及北運河等決口，“收成大減”.湖南、湖北大部地區遭淹，高阜之區則“間受干旱”.四川“初苦于旱，繼困于水”，成都等地8月中“先后雨暴風烈”，平地水深數尺，“以致田園、廬舍、城郭、橋梁都被沖毀”.福建部分州縣夏間“大雨傾盆，溪河暴漲，洪水奔騰”，“饑民待撫眾多”.江蘇、山東、黑龍江等亦先旱后潦，收成歉薄。此外，全省晴雨不均，分別發生水、旱、風、蟲、雹、震災害的地區還有安徽、浙江、廣東、云南、山西、陜西、江西、甘肅、奉天、吉林、臺灣等。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除一般災情略似上年外，廣東、湖北、黑龍江的水災頗為嚴重。廣東春季亢旱，6、8、10月間，又迭遭大雨颶風襲擊，江潮暴漲，造成“倒塌房屋，傷斃人口，并有沉船、決圍、坍城、淹田等事”，災民們“生者鵠面立，死者魚腹殮”，而且“被水之區甚廣，實為數十年來未有之巨災”.湖北夏間“淫潦為災”，“武漢三屬湖鄉顆粒無收，城內居民多處積水之中”，災區遍及29州縣，黃岡、麻城、黃安、潛江、黃陂等重災地區，“大半均成澤國，淹斃人口無算，災黎遍野”，由于連續五年遭災，百姓困苦不堪言狀。黑龍江入秋以后連降大雨，“嫩江水勢暴漲，沿江居民田禾多被淹沒”.

 

 

　　1909年（宣統元年）--甘肅連續多年干旱，至本年夏間，旱情發展到頂峰，持續995天不雨，發生了特大旱災。“今歲全省皆未得雨，旱干更甚，麥秋已至，不獨無糧，且更無水，竟有人食人之慨”，“粒谷皆無，且飲水亦至枯竭，今竟呈析骸相食之現象”；夏秋以后，又復連降暴雨，黃河猛漲，沿岸居民淹沒大半。浙江則正好與此相反，春夏之交迭遭淫雨，積潦成災，杭、嘉、湖、紹、嚴5府田地被淹，有的田中積水逾丈；7月后，又連旱數十日，“田皆龜裂”，農民“有向田痛哭者，有閉戶自盡者”，當時報紙認為浙災可與“甘隴之奇荒”相比。與此同時，一些省份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水災。湖北連續六年遭受水災，且災情較往年更甚。“此次水患延袤六府一州”，“鄂省各屬，凡濱臨江河湖港者，無不淹沒，秋收業已絕望，災區甚廣，饑民不計其數”.湖南也因夏季雨水過多，“沅、酉、資、澧諸水并漲”，荊江決口400余丈，濱江濱湖各州縣田禾概遭淹沒，“均罹巨災”；流離轉徙各地的數十萬饑民，“靠剝樹皮、挖草根，勉強過活”.吉林省于7月初旬暴雨傾盆，松花江洪流陡漲，奔騰傾瀉，省城被水灌注，低洼之處，一片汪洋，周圍數百里沿河各村屯，全數淹沒。廣東春夏間“風雨為災”，許多地方為水浸淹，“水退之后，輕者尚有收獲，或補種雜糧，重者淹沒無存”.此外，江蘇、安徽及黑龍江璦琿等地春旱夏澇，新疆、福建、云南、奉天、廣西等局部地區大水，直隸、山東、陜西、山西等省則水、早、風、雹兼具，加上臺灣連續三次發生地震，這一年在全國范圍來說，是受災較重的年份。

 

 

　　1910年（宣統二年）--一些重要省份，繼續發生嚴重水災。湖北連續第七年遭洪水侵襲，災區遍及28州縣，“禾損屋倒，人畜飄流”，“民情之苦，較上年尤甚”.湖南入夏后連日狂風暴雨，加以“朔風凍雪”，造成較罕見的“奇災”，“官堤民垸潰決無算，田宅沖沒，畜產流失，受害甚巨”；同湖北一樣，湖南水災也已持續七年，所以米珠薪桂，饑民遍野，人民生活處于極端艱難之中。江蘇自春至秋，始則雨雪交加，繼而連降大雨，江湖泛濫成災；蘇北地區災情尤重，“無分高下，一片汪洋，墻倒屋塌，彌望皆是”.與江蘇毗連的安徽，也是暴雨成災，尤其皖北一帶，“秋禾全數悉被淹沒”，“人畜漂沒，房屋崩坍者，不計其數”.據有人調查后稱，皖北、蘇北“凡災重之區，村莊廬舍多蕩為墟，流亡者十逾五、六，每行數里、十數里罕見人煙。或圍蔽席于野中，或牽破舟于水次，稚男弱女蜷伏其間，所餐則蕎花、芋葉，雜以野菜和煮為糜，日不再食。甚則夫棄其婦，母棄其子，販鬻及于非類，孑遺無以自存”.浙江的水災，災情略似蘇皖。東北的黑龍江、吉林、奉天三省，也因夏秋之際，淫雨連綿，造成江河暴漲，泛濫成災。黃河在山東壽張決口，加上夏初亢旱，后又連綿陰雨，使山東受災面積達90州縣。此外，局部地區遭受水、旱、風、雹災害的還有河南、云南、江西、直隸、新疆、山西、陜西、廣西、甘肅等省。臺灣這一年共地震六次，云南、直隸、新疆等地也有地震發生。

 

 

　　從上面極為簡略的敘述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10年間，連綿不絕的自然災害，始終籠罩在早已因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箝制壓榨弄得精疲力盡的中國人民頭上，使他們本已竭蹶困頓的生活更加面臨絕境。

 

 

　　這種情況，不能不對當時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發生深刻的影響。

 

 

　　首先，災荒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造成了普遍的人心浮動和劇烈的社會震蕩。在每一次較為重大的自然災害之后，不論是旱災的“赤地千里”或水災的“悉成澤國”，隨之而來的都是生產的破壞與凋敝；大量本來就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貧苦農民和城鎮貧民，或者凍餒而亡，或者慘遭滅頂，幸存下來的則成為“饑民”、“流民”.這是一個巨大而驚人的數字，例如：前面提到的1902年四川大旱，“災民數千萬”，1905年云南大水，僅昆明附近就有“數萬戶災黎倉卒逃生”；1906年幾個省同時發生大水災，湖南有饑民近40萬，長沙附近一次就“淹斃人不下三萬”；江蘇災民達730余萬人，聚集在清江、沭陽等地的饑民，“每日餓斃二、三百人”；1908年廣東大水災，“災黎幾及百萬”；1909年湖南大水，“統計各處災民不下百余萬人”；江蘇大水，海州逃荒流民27萬余，沭陰11萬余，贛榆8萬余，全省可以想見；1910年安徽大水災，“人民被災而無衣食者，約有二百萬”.這里只列舉幾個大體的數字，至于在“饑民遍野”、“餓殍塞途”等籠統描寫中所包含著的悲慘事實，就無法用數字來反映了。這么多饑民、流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封建統治的嚴重威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風餐露宿、衣食無著的饑民、流民，無異于堆積在反動統治殿堂腳下的無數火藥桶，只要有一點火星，就可以發生毀滅性的爆炸。這一點，封建統治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1902年6月，湖南巡撫俞廉三指出：“流民愈多，匪類混雜，民氣更加浮動。”1906年末，一個名叫王寶田的小官僚在奏折中說：“東省荒歉，細民無以糊口，思亂者十室而九。1910年6月，安徽巡撫朱家寶在奏折中強調，”各屬災荒疊告，人心浮動“，”皖北素稱強悍，連年復苦荒歉，伏莽時虞，自非患預防，層節布署，不足以綢繆未雨，定變倉猝。“封建統治者的這些憂心忡忡的議論，既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無病呻吟，它恰恰是現實生活中的尖銳矛盾在他們頭腦中的反映。

 

 

　　其次，接連不斷的災荒，使一向反對現存統治秩序的自發斗爭，更加擴大了規模，增強了聲勢。例如，以”滅清、剿洋、興漢“為口號的四川義和拳斗爭，其高潮恰好發生在前面提到的該省兩次大旱災期間，這一方面固然可以看作是全國義和團運動的一種滯后現象，但另一方面顯然同大災荒造成的大饑饉有著直接的關系。御史高枬認為這次事件是”盜賊、饑民、會匪、義和拳，分之為四，合之為一“；當時的四川總督奎俊也強調川省”拳亂“之起，除群眾仇教外，”加以歲旱民饑，災黎多被裹脅“；后來接任川督的錫良則指出，”川省人心浮動，加以旱災、鬧荒、仇教，各處響應，蹂躪必寬“；御史王乃征說得就更直截了當：“川中全省旱災，至今半年，不聞賑恤之法，何怪匪亂日熾？”又如，發生在本世紀初、延續數年之久、清政府動員了廣西及兩湖云貴各省軍隊、“糜餉以千百萬計”才勉強鎮壓下去的著名廣西農民大起義，也與災荒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1902年秋后，廣西“赤地千里，旱災已遍”.1903年6月，一位住在香港的外國人在信中談到：“我們為關于廣西饑荒的可怕消息而感到非常憂愁，那里的人民由于沒有東西吃，實際上已經被逼迫到人吃人的地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西各地“搶劫之案”，“無縣無之，無日無之”；后來，群眾自發地形成無數武裝隊伍，“大者千余為一股，小者數十為一股，匪巢匪首奚止百千。加以比歲不登，饑民為匪裹脅及甘心從匪僥幸一日之生者，所在皆是”.這里其實已說得很清楚，被封建統治者稱之為“匪”者，絕大多數不過是求“僥幸一日之生”的饑民而已。所以署兩廣總督岑春煊也不得不承認：“小民先被災荒，繼遭匪害，困已極矣！”封建統治者從切身經驗中深切地了解災荒與“民變”的關系，對防范災民鬧事抱著極高的警惕。下面一個上諭，十分生動地反映出統治者的心態：“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內閣奉上諭：從來治國之道，惟以保民為先。方今時局多艱，民生重困，本年兩廣、兩湖、江西、安徽等省，屢告偏災，近日江蘇淮、徐、海一帶，被災尤重。……哀我黎民，顛連窮困，豈可勝言。其不逞者，又或迫于饑寒，流為盜賊，擾及鄉里，貽害善良。”諭旨要求“地方文武各官”對饑民“加意撫綏”，以便“防患未然”.

 

 

　　再次，由于災荒而大量產生的衣食無著的饑民，為著解決眼前的溫飽，求得生存的權利，紛紛起來直接進行“抗糧”、“抗捐、”鬧漕“、”搶米“等斗爭，這種斗爭愈是臨近辛亥革命愈益發展，已成為暴風雨即將來臨的明顯征兆。據統計，1906年全國發生抗捐、搶米及饑民暴動等反抗斗爭約199起，其中一些規模和影響較大的事件，主要發生在浙江、江蘇、安徽、湖北、江西、廣東數省。如前所述，這一年，這些省份幾乎無一例外地遭洪潦災害、而且大都災情頗重。1907、1908兩年，搶米風潮曾稍見沉寂，這同這一時期自然災害相對較輕是完全一致的。到1909年，全國下層群眾的自發反抗斗爭約149起，其中幾次規模較大的搶米風潮和饑民暴動，恰恰發生在災情最重的甘肅和浙江兩省。1910年，隨著災荒形勢的惡化，抗捐、搶米等風潮進一步發展，陡然上升到266起。其中的搶米風潮，幾乎全部發生在長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江西5省、而這里正是聯成一片的廣袤的重水災區。這一年的長沙搶米風潮，是震動全國的重人事件，這個事件的背景，就是湖南因災而致”樹皮草根剝食殆盡，間有食谷殼、食觀音土，因哽噎腹脹，竟至斃命者“；長沙城里”老弱者橫臥街巷，風吹雨淋，凍餓以死者，每日數十人“.人們無法生活，只能鋌而走險。

 

 

　　最后，在辛亥革命的醞釀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曾發動或參予組織過多次武裝斗爭，有一些武裝起義，革命派曾有意地利用了災荒造成的社會動蕩形勢，并注意吸引饑民群眾的參加。如同盟會成立后不久，于1906年底發動的萍瀏醴起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次起義迅速發展到數萬人，雖然前后只活動了半個多月，卻給清朝反動統治以極大的震動。《丙午萍醴起義記》在談到這次起義的動因時說：“其起事之動機，則因是年中國中部兇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及四川東南部，即揚子江上流沿岸，皆陷于饑饉。該地工人因受米貴減工之打擊，遂由萍鄉礦工首先發難，四虎徒黨起而應之。”起義發生后，有人在《漢幟》第一號上發表文章，號召各省革命黨“響應湘贛革命軍”，其中說：“至天時地利，尤為此次最得機勢者。……今者，虜廷日日苛稅，省省攤派，民不聊生，大亂以作，重以今歲淪雨彌月，洪荒千里，餓殍填溝，十數省哀鴻，洶洶欲動。饑民者，歷代英雄起事之材料也。如此之賦煩歲兇，……各省民皆饑困，已富有被動之性質，倘有人振臂一聲，必從者如流。”這樣的議論，頗為典型地反映了革命派力圖利用災荒以擴展革命的心理，也表明了災荒的頻發確實為革命派的活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客觀條件。

 

 

　　革命派怎樣通過災荒揭露封建統治？

 

 

　　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是這樣。他們在追求共和制度、埋葬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偉大斗爭中，也大聲疾呼地歌頌未來新制度的優越性，抨擊清朝反動統治的落后與黑暗。在涉及各個方面的無情揭露中，災荒問題是談得較多的一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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