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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新聞網  蘇潔

1999年12月的一個凌晨，臺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龍應臺坐在臺北市議會的大廳一隅，看著細細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響，感到全身徹骨的寒意。

“局長，你說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點鐘，龍應臺站上了質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對面站著的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通紅，大聲問道。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龍應臺一下子變得很感性。拋開預算、項目、艱深的學術定義，在連著數月的質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緒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從賣菜的小販手里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屏幕的公領域里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禮相待嗎？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范，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么樣？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講這番話時，龍應臺的腦袋仍是半暈眩狀態。當天接連十幾小時的質詢，議員發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響。

走下質詢臺，她抬眼看著窗外，臺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憶時，龍應臺坦言，那是她做臺北文化局長時最難忘的場景之一。那時的她，一天花15個小時處理政務，被外界形容是“掙扎在臺灣官場”。一度被議員質疑“不是臺灣人”時，龍應臺曾憤怒地高舉著右手大喊“我抗議！”在極度的壓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電話給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求救。但無論受到怎樣的捶打，龍應臺還是學不會打躬作揖的規則。“如果是作家龍應臺，早就拂袖而去了！”說到激動，她握著拳頭。

2003年，卸任臺北文化局長后，龍應臺去大學教書，像逃一樣地回到了學術的樂土。后來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除了寫字和教書，偶爾會和兒子坐在家里的陽臺上，端杯酒，看著傍晚的大海，說說話。另一個海島上曾經歷的那幾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龍應臺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繼《野火集》后再掀兩岸閱讀風潮。

五年后，這本書仍擺在臺灣各大書店暢銷書榜的前列時，龍應臺卻在為即將參加的議會質詢胃痛，仿佛多年前臺北市議會經歷的那一幕又回來了。她要去做臺灣“文化部長”任職兩周年的施政報告。

“為了做一個應對質詢的報告，我的同仁忙得雞飛狗跳。可能對面的人動一動小指頭，我們這邊的公務員，就要忙得跟狗一樣。”龍應臺忍不住表達“委屈”。

對于委屈，龍應臺是有準備的。“人生有些決定就在一剎那。”2012年，答應馬英九的請求回臺灣接掌“文化部”，任臺灣首位“文化部長”時，龍應臺沒和任何人商量。

那年她60歲。“如果再晚4年，我不會干。如果這輩子還要用一次大力氣，這是最后一次。”

一個龍應臺，兩千多人的“文化部”，千頭萬緒。

非議不少，期待也不少。臺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王榮文曾說，“馬英九強調文化，龍應臺是值得期待的人選。”而包括云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著正面的期許。“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成員之一的張鐵志指出，龍應臺當“文化部長”是好事，這體現了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為。但同時，作為一個關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團體，“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也會持續檢驗龍應臺的施政表現。

龍應臺說，當時外界很希望看到她“馬上出成果”。

于是龍應臺告別了在香港沙灣徑25號“閑云野鶴”的7年，“帶著頭盔”回到了臺灣，如打地樁一樣地從頭做起。

“天哪，我來這里干什么？”

第一天上班，龍應臺一個人在辦公室打掃，慢慢有人走進來，她一個一個地認識，“剛開始會覺得，好像面對一群可愛的‘烏合之眾’。他們都是來自完全不同部門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沒有共同的目標，也沒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間也沒有默契。”

臺灣“文化部”，是2012年5月從“文建會”“新聞局”“研考會”“教育部”等四大塊業務部門正式合并而成的。不僅業務變成原先的四倍，內部人員彼此也不太熟悉。對于空降的龍應臺來說，如何整合“老樹與雜草”，讓“文化部”的地下管線接起來，并非易事。

像在大學期間組織“思沙龍”一樣，龍應臺每隔兩三個月，就把各部門的負責人招呼到家里來Party。從六點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點，交流想法。建立一個“共識營”，一起討論下半年的目標、困難。

可壓力不僅來自內部的整合。

龍應臺發現，作為“部長”，她不僅要面對比市“議員”質詢火力更強的“立法委員”，還要隨時接受來自媒體和外界如放大鏡一般的檢視。

“可否請‘部長’談談影音政策？”剛上任時，有媒體追問。“我還沒聽到那里，請給我一點時間，好嗎？”龍應臺帶著歉意，“流行音樂部分原本不在我這里。”她坦言，2003年離任臺北市文化局長后，連這方面的報紙都很少看。

只做功課還遠遠不夠。2013年，有民意代表質疑，臺灣“文化部長”龍應臺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將近400萬新臺幣(約合人民幣83萬)，但有關計劃的執行率卻只有32%，狀況并不好。該代表隨即表示，認為“龍應臺是把‘文化部’當成自己的基金會，出訪是為了替自己累積聲望。”

面對質疑，龍應臺承認，有些計劃的執行率的確偏低，但不少也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為“臺灣書院”，就必須通過上網公開招標的方式，但這在執行上有困難，同時也要耗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不會那么快地反映到“執行率”里。

“頭一年，我的感覺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會問自己‘天哪，我來這里干什么？’這感覺蠻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時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盡回到家，我開始會覺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點事情’。”龍應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部長”最初的感覺，好像是自己站在沙灘上，腳還沒站穩，一個浪頭就打下來，還沒準備好，第二個浪頭接著打下來了。

在紛繁的檢視和質疑里，龍應臺偶爾也會為指責和誤會而忿忿。“文化部”即將遷址到臺北新莊“副都心”時，“龍部長”一人坐擁三間辦公室的報道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臺聯”黨團副總召黃文玲更是出來嗆聲，“龍應臺不食人間煙火，1個人需要3間辦公室，根本就是龍太后！”

臺灣“立法委員”為此在質詢會上質問“行政院長”江宜樺時，江解釋，“一個‘部長’原則上只能有一間辦公室。”而面對“狡兔三窟”說，龍應臺也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體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間辦公室。”

對于不信任，龍應臺有些無奈。“如今媒體的生態已經變成，它拿著弓箭對著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圍的狀況。也就是說，它是帶著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這個讓我整整有一年時間，覺得蠻沮喪的。”

龍應臺坦言，她不習慣在一個不被信任的環境里工作。“我以為我沒有什么私利的考慮，只是做一個公仆，你為什么不信任我？這是整整頭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這就是現實。并且接受以這個為前提來工作。大概是兩年來，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

這種艱難，甚至有一個階段讓龍應臺產生了深深的自我懷疑。“有時候我難免會思索，我這樣一個人，如果要對臺灣、對華人世界有任何貢獻的話，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為寫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寫作是對的事情，還是現在做的是對的事情。”

龍應臺的《百年思索》里，曾記錄了這么一段話：

“你把她找來，是因為她有獨立的精神。如果她一進入官僚體系就失去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來的意義，你同意嗎？”

“如果她失去了獨立的精神，那么她輸了，我也輸了。”

對話發生在15年前的龍應臺和馬英九之間。像是為了一場誰也不愿輸的賭博，15年來，馬英九始終給龍應臺留著足夠的獨立空間。

“換一個人在馬英九的位置，有可能他三天兩頭給我打電話說，‘哎，我的輔選團隊的某某人有個什么劇團，你給他個什么資源。因為他對我的選舉有利。’或者是說，‘這個人跟我的政治利益有關，你的場地借給他用一用。’這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都會做的事情，馬英九一次都沒有。馬先生從來沒有試圖通過影響我這一塊，來服務他的政治目標，從來沒有。”龍應臺對《中國新聞周刊》形容，馬英九就像臺灣政壇的“稀有動物”，而這種有所不為，讓她有理由堅持自己的獨立。包括努力推動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項目。

最初有創辦藝術銀行的想法，龍應臺并沒有獲得太多支持，不少圈內的藝術家甚至質疑，為什么讓陽春白雪的藝術染上“銅臭”？而身處藝術市場的畫廊、經紀人則担心，“文化部”這是來和我們搶生意？

龍應臺嘗試著把這個概念介紹給更多的人，逐漸建立和完善甄選標準和典章制度，吸引臺灣本土的藝術家把作品賣給藝術銀行，再由藝術銀行出租給公共空間。

馬英九是第一批客戶之一。在他辦公室的走廊上，掛著大大小小近20件藝術品，都是從藝術銀行租來的。慢慢的，臺灣的機場、火車站、醫院和酒店等公共空間開始看到一些繪畫和雕塑作品，這些作品租金不高，為給民眾一個認識本土藝術家的機會。

為了推動藝術銀行的正常經營，龍應臺專門邀請澳大利亞藝術銀行的專家，來臺灣給工作人員上課。也許是因為多年海外生活的經驗，在推動文化交流方面，龍應臺總是不遺余力。

近幾年，由于多次參加交流活動，龍應臺一度被民進黨“立委”抨擊。但她依然故我。

“我確實在這兩年中，很有意地跟同仁‘磨’。用文化的海內外來往，來培養他們的觀念和視角，應該說是從頭教起。他們會覺得很辛苦，但我也相信這是他們從來沒有學過的。”

余光中形容早期的龍應臺是一股“龍卷風”，像梁啟超那樣披著啟蒙先鋒的戰袍，揭示社會病情。但對于她進入政壇的決定，他總抱著担心，担心這股龍卷風，扛不住政壇的夜長夢多。

進入“文化部”的龍卷風的確常常失眠，但風勢似乎并沒有中斷的意思。

臺灣部分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學生沖進“立法院”并占領議場23天，龍應臺以政務官的身份要求年輕人退出議場，呼吁請“立委”上工。她的態度遭遇不少輿論反彈，譏諷龍應臺“野火不在”。

“臺灣雖然已經在1987年解嚴，但很深的部分還沒有解嚴。人們仍拿著威權時代的同一把尺看現在的當局。如果臺灣人心底徹底解嚴，對當局的態度不會是一味的反抗。而是會多一點信任、鼓勵、并懂得慎思和明辨。”龍應臺反思，如果臺灣的前途都由“街頭”決定，是很可怕的景象。

2012年2月，以“黑馬”姿態進入馬英九行政領導班子的龍應臺，在當年的民調滿意度調查中高居榜首。兩年后，臺灣指標民調公司再做調查，龍應臺的施政滿意度也呈現下降、不滿意度升高的趨勢。

龍應臺似乎并不太在意，大方地給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一直在“補數位化課程”的她，不久前段用WhatsApp(類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軟件)給工作群發了條信息，“親愛的同仁，我是政務官有天會離開，你們是事務官，一切都要謹慎再謹慎。”

龍應臺說她喜歡美國詩人佛羅斯特的一首詩，“我們永遠是站在三叉路口選一條路走，不可能走回頭路，不可能回到原點。既然不可能回到原點，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別只是，每條路的風景都不一樣。”采訪完，從她遠離市中心的辦公室眺望臺北，這個城市已經有星星點點的燈亮起了。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3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