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國要為衰落作準備

簡體傳統

中國已經是個世界大國。這一不可爭議的事實，向當今所有的中國人提出了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挑戰：怎樣做大國？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簡單。歷史上，從羅馬帝國到大清帝國，未能有效地回答這個問題的大國，都走向了衰亡之路。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的國家。它們如何回答，將決定兩國未來的命運。
為什么說中國是個大國？不妨看看基本的數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2008年中國的ＧＤＰ達到四萬四千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十四萬億多美元）和日本（四萬九千億美元），超過了歐洲第一大經濟體德國（三萬六千多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在2010年中國的ＧＤＰ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經濟學家們還經常通過另一種方式來核算ＧＤＰ，那就是購買力。對購買力的估算最簡單的解釋是：因為各國生活費用差距相當大，每一個美元在不同地方能買到的東西也不一樣。中國因為物價相對便宜，十美元能買的東西比在美國用同樣十美元能買的東西要多。如果按照貨幣在各國的這種實際購買力來估算，ＧＤＰ就會重新排座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照這種方法估算的結果是：2008年美國ＧＤＰ以同樣的十四萬億多美元排名第一；中國則以將近八萬億排名第二；百物騰貴的日本，ＧＤＰ總量僅為四萬三千億，遠遠落后于中國而屈居第三；印度則以三萬兩千多億上升到第四（在以美元面值計的常規ＧＤＰ榜上僅排名第十二），德國以不到三萬億跌到第五。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仍然領先于印度，在未來十年，美國和中國應該是世界上最有經濟影響的大國。當然，我們還不應該忘記許多經濟學家的預言：再過三十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從這些統計數字和理性的預期來看，已經沒有人能說中國不是個大國。
但是，統計數字還揭示了另外一面。中國成為大國，主要在于中國有十三億國民所構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說明中國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生活水準。龐大的經濟總量被十三億一除，一下子就變得很不足觀了。再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計，2008年中國的人均ＧＤＰ為三千三百多一點，在179個被統計的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104位，如果以購買力估算，則以不到六千美元排在194個被統計國家和地區的第100位。連薩爾瓦多、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納米比亞、安哥拉等等聽起來很落后的國家，也排在中國之前。這就形成了我所謂的“大國小民”綜合癥：經濟總量的壯大使許多中國人有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大國意識，覺得自己在世界上應該有相當的發言權，甚至可以“擺擺大”。但是，真正落實到個人層面，大部分中國人則不得不面臨這樣的現實：自己還屬于世界上貧困的一族，經濟力量甚至還不如被人看不上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國的國民。更何況，中國的發展是經濟改革優先，政治改革滯后，小民百姓的基本權利還沒有得到充滿保障，還沒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讓普通公民對與自己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事務有足夠的發言權、參與公共決策。大家不僅是經濟貧民，而且是政治小民。大國意識的膨脹和這種小民的無助感相互撞擊、沖突，自然產生了強烈的心理挫折。所謂“中國不高興”的口號一呼百應，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遺憾的是，以“不高興”的心態是很難當大國的。人在“不高興”時作出的決定經常是基于情緒（而且多是惡劣的情緒）而非理性。這種決定的錯誤性自然導致更“不高興”的結局，并接著觸發下一輪的“不高興”。如此惡性循環下去，“不高興”就會演化為壓抑、憤怒、瘋狂… 具體而言，“不高興”的民族主義心態強調的是大國“應有的地位”，把個人層面的挫折感歸結為國家的國際地位被低估、歸結為外國虧待了自己，進而激發極端的排外、仇外的民族主義情緒，卻忽視了這種挫折感的根源其實還在于“小民”、“貧民”的現實，在于我們國家自身的原因。這是典型的通過對外發泄而躲避自己問題的弱國心態，和大國的地位很難共存。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不久前，國內有一股強勁的“航母熱”，甚至掀起了民間捐款造航母的運動。在中新網論壇“中國造航母，你是否會捐款”的調查中，近萬名網友投票和參與討論，超過八成網友表示愿意捐款。其中，77.53％的網友表示愿意無條件捐款，只因自己是個愛國者，8.15％的網友表示愿意捐款，但會量力而行。有網友留言說，“只要中國建造航母，我愿意捐出一個月工資”，更有網友表示“愿意捐出一年的工資，以支持建造航母”。
我看到這種現象，心中不免吃了一驚。首先，現代國家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擁有強大的財政機器，能夠有效地支付國家的種種職能、特別是國防職能。靠民間捐款維持軍力，往往是國家貧弱或破產的癥侯。這種破產國家本應與中國當今的國力相差十萬八千里。“航母熱”的導火索，是最近的南海海域爭端。中國是世界上領土第三大的國家，有漫長的邊疆，加上現代國家建設的過程開始得晚，和鄰國之間在邊界上的歷史遺留問題自然比較多。但是，這和國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脅完全是兩回事。作為大國，處理這些事務本應該有足夠的信心，大可不必抱著半殖民地的心態，動不動就覺得別人要來瓜分自己。在南海和中國有海域爭議或潛在爭議的諸國，最大印度尼西亞，ＧＤＰ不過五千多億美元，相待于中國的八分之一；馬來西亞不過是兩千多億美元的ＧＤＰ，不足中國的二十分之一，甚至遠遠頂不上一個廣東；菲律賓一千六百多億，越南不足九百億，加起來也不過中國的四分之一。和這些國家有一點小爭端，如果換上老撾、柬埔寨，也許會演成舉國動員的危機。中國這么一個世界大國犯得上嗎？這種心態，是屬于大國還是小國呢？更不用說，近些年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軍事戰略討論中都特別強調航母這種大型戰爭機器的過時性，無法適應二十一世紀的戰爭。大家傾注資源發展靈活快捷的高技術小型武器，如無人駕駛飛機等等。可見即使真有國家安全問題，航母也未必是個良好的解決辦法。但是，“大國小民”需要的未必是真正有效地捍衛國家利益，而是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要解決的是高不高興的問題。航母規模巨大，有威風，更象個大國宣言。這是“航母熱”的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要建航母，還是留給有關決策部分審慎考慮。但“航母熱”幫助我們揭示出了中國為什么“不高興”，為什么這種“不高興”會導致更“不高興”。大國當然有國家安全的問題。但是，我們不妨問一問：作為一個普通中國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發達城市，還是甘肅、貴州等落后的內陸地區，你最大的不安全感從哪里來？究竟是外國軍隊入侵、自己馬上成為亡國奴？還是生了病去不起醫院、干活拿不到工錢、下礦井一去不歸、退休后喪失了生活來源、或者房子被人強制拆遷？
本書寫作的一個基本預設，就是認為后者才是對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影響最大、中國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本書所討論的，也怎么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我深信，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中國才能高高興興地做大國。
本書雖然叫“怎么做大國”。但大國僅是一個背景，一個生活場景。書的核心是人，是中國人的生活。在講到中國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經濟體時，我要探討的是這究竟對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響。離開了人，經濟總量在世界排第幾并不重要。三十多年后，也許中國的ＧＤＰ確實會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許多人為這一遠景興奮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國”。但是，這些人往往沒有意識到，在鴉片戰爭時，中國同樣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個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國以后才被美國取代。難道有人想回到那樣的時代嗎？
所以，做大國不是坐在ＧＤＰ的頭把交椅上自我陶醉，更不是站在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不高興”。做大國的目的是做“大民”，讓中國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嚴，有價值。
以人為中心，自然就要講人口。所謂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樣的地位，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其實對中國而言并不新鮮。至少從宋代到清末，中國當了幾百年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中國當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地位，則很快就會失去。到2030年，印度就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表面上，這一變化意味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最近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要歸結為這一政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孩子少了，被撫養人口少了，教育開支少了，中國可以全心全意地把資源投入經濟建設。但代價是未來幾十年的人口老化。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有個衡量人口老化速度的尺度，即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7％增長到14％所用的年份。法國是從1865到1980完成了這個過程，用了115年，美國將在1933-2013年間完成這一過程，共69年，日本是迄今為止衰老最快的主要發達國家之一，在1970-1996年間用了26年時間走完這一過程。中國將和日本一樣，在2000-2026年期間用26年達到這樣的老齡化。看看日本就明白，因為用26年走完了美國69年的過程，雖然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在八十年代國民所得超過美國，但九十年代背上老齡化的負担，進入了所謂“平成不況”，經濟停滯，甚至出現過負增長，2008年按購買力計算的人均ＧＤＰ僅為34,100美元，和美國（46,859美元）已經不在一個層次。美國因為出生率在發達國家中較高，又不斷引進年輕的、生育率高的移民，未來幾十年（特別是在老齡人口比例達到14％后）人口老化速度減緩，甚至會比中國的人口年輕。中國則在2026年六十五歲老年人達到人口的14％后和日本一樣繼續急速老化。日本自九十年代以來的經濟軌跡，自然對中國有相當的參照。
一個老齡化的國家和一個年輕的國家自然有不同的經濟戰略。這也是我多年來一直強調的問題。幾年前，我提出“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具體針對的是周其仁先生的“襯衫經濟學”和他那個“不能不看好中國”的樂觀態度，實際上是對中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反省。中國靠低端的制造業、靠來料加工、靠給外國公司制造襯衫鞋襪等等達到經濟起飛，這在一窮二白的起步階段本來無可厚非。特別是在擁有大量年輕廉價的勞動力時，這樣的戰略確實有著不可忽視的相對優勢。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經濟起飛和一些石油國家的繁榮有著非常類似之處，那就是依靠資源發展。只不過中國的資源不是石油，而是人力，是被外國人描述為“莊稼”一樣的老百姓，你只要收割就行了。但是，這些資源很快就會枯竭。計劃生育的一大代成為主要勞動力后，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就消失了。一個大國的經濟戰略，當然要有至少二、三十年后的戰略設想。
日本經濟起飛二十五年時，已經創造了一批世界級企業、世界級品牌，并把日本轉化成高工資、高福利、高附加值的三高經濟機器。這種建立在高技術之上的經濟，每件產品贏利都比較大，勞動生產率比較高，每個日本的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也比較多。這樣，當人口老化、勞動力供應減少后，因為每個勞動力的產值較高，就大大緩解了人口老化所帶來的經濟沖擊。這也是為什么日本雖然經歷了長期的經濟衰退后，依然能夠以幾乎是世界最老的人口維持其經濟競爭力的原因。
中國經濟起飛二十五年時，則基本沒有世界級的企業和品牌，在國際市場上大多只能在別人的牌子底下搞利潤最低的來料加工。而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速度，和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一樣的。中國靠什么緩解日本式的老齡化沖擊？如果日本以如此高附加值的經濟都無法避免九十年代以來的衰退的話，等著中國的將是什么？這個問題如果現在不思索就會太晚了。
我曾經打過這樣的比方：經濟就象人一樣。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還沒有受多太多教育，經驗也非常淺，但是有一身強壯的肌肉，他當然是個打工的好料子，靠扛大包能掙不少錢。但是，如果你是位負責的長輩，你就會勸說他，扛大包可以，但要適可而止，掙點錢可以去讀書，日后可以避免找個更高層的工作。畢竟你不能永遠這么扛下去，年紀大了就扛不動了。“襯衫經濟學”則根本不考慮這個小伙子會老，于是不斷給他打氣：看看，你干這行比誰都好！要一直這么干下去。這是你的優勢。我的基本觀念是，中國的經濟在十七八歲剛剛起步時可以扛大包，但必須想到五六十歲的時候該怎么辦，要有以后怎么當經理或工程師的長遠考慮。大概各國的情況都是如此：干粗活、端盤子打工的以年輕人為多，ＣＥＯ等等領導層，則多是更有訓練和經驗的四五六十歲的人。如果中國經濟步入中年但還在打工，這個經濟就有問題。
我能想象“襯衫經濟學”派對我的批評：打工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你要強行走高端的路，就是要刻意增強政府干預，人為地提高勞動力成本，這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去！要回答這一批評，就必須超越經濟學的范疇來討論問題。這也是我下幾部分的中心。
當今中國經濟學界流行一種“經濟學原教旨主義”。仿佛一離開經濟學來討論經濟問題，就是反市場經濟。事實上，任何市場經濟都是鑲嵌在一定的政治、社會、文化、和道德框架中的。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市場經濟的最理想的政治框架。在這種制度下，公民可以通過由選票所塑造的政治權力干預市場經濟的運行。由納稅人的錢所建立的公立學校體制、醫療和退休等等社會保障制度，都是政治權力介入市場經濟的結果。這種介入，也保障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在文化和道德層面，西方所信奉的“信托責任”，要求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必須為他人利益考慮，甚至在許多時刻要他人利益優先。這種價值觀念本是從基督教的傳統而來，甚至有反市場規則的因素，但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已經被法律化，也成為約束和維護市場經濟的重要武器。
這也是我下面幾部分要講的問題。這里最敏感、卻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需要什么樣的政治框架。如今，中國的主流社會已經意識到了民主的價值，并正在摸索中國獨特的民主之路。在我看來，最現實可行的路主要應該從基層走。村民自治的基層選舉就是非常好的開始。市場經濟改革，基本上是國家從經濟領域退出開始，即所謂“放權”、“搞活”。這種國家權力的退出，應該從經濟領域延伸到行政領域，讓社會自己管理自己。用我的說法，就是從經濟承包走向政治承包。基層自治體有效地發揮管理職能，不僅能夠減輕國家的財政意識，而且還能讓老百姓嘗到當家作主的滋味，強化了他們的國家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