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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開始知道這個名字是因為抗美援朝小說《三千里江山》。那個時期這本書堪稱“家喻戶曉”，方今暢銷書很少能與之相比。因為它不僅是文學作品，而且起政治輔導教材作用。與巍巍的《最可愛的人》可以相提并論。對于我這初出茅廬的青年來說，只有仰慕的份。沒想到，幾年后就因工作之故，與楊朔有了近距離的接觸。
 大約1957年之后，楊朔開始參加“和大”（中國人民保衛和平委員會的簡稱，與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是同一機構）的工作。他主要在作協工作，同時兼任“和大”副秘書長、亞非團結委員會副主席。一度被派往開羅常駐，任亞非人民團結組織書記處中國書記。后來成立了亞非作家協會，他是亞非作協常設局聯絡委員、秘書長。我與他接觸就是在這一范圍內的各種國際會議的場合。
 
 文革之前的楊朔
 
 他很早就參加了領導的革命活動，當過戰地記者，到過延安，革命經歷豐富，又是名作家，在那個時候我們后生小輩是只能仰視的。不過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書生，既無大作家的傲氣，也無老革命首長的架子，而且還沒有文人浪漫不羈的作風。他對工作很認真，老老實實，兢兢業業，在代表團內遵守紀律，服從領導。與其他領導干部不同的是，發言稿都是他自己動筆，如果經團長審查有什么意見，他一般不堅持己見。他與我們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處，態度謙和。一般來說，代表團出國以后，不像在國內那么等級森嚴，氣氛比較放松，在廖承志、劉寧一兩位喜歡開玩笑的領導帶頭之下，談笑風生，笑話不斷。而楊朔雖是文人，卻很少參加這種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擊。
 他一直是獨身，這也是別人開玩笑的一個話題。廖公常逗他說，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緊機會。他也只是笑而不語。對于他終身不娶，有各種說法，一說是他原來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戰爭中犧牲了，他曾經滄海難為水，不再作他想。還有說他并非有意獨身，只是知己難逢，沒有遇到合適的。以我對他的認識，這兩種說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實而認真的人，工作如此，對個人感情大約也是如此。
 楊朔的英文也很流利，平時與人交往、開會發言一般不需要翻譯。只是同他的中國話一樣，英語也有濃重的膠東口音，聽起來有點費勁。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譯名發音，例如“hecomesfrom加拿大（讀如JiaNaDa）”，“Iwentto東京（讀如DongJing）”，令人忍俊不禁。進入60年代，中蘇分歧公開化，在亞非團結運動中常常“吵架”。楊朔也用他的膠東口音英語認認真真地吵，寸步不讓。總之，楊朔一直忠于職守，工作無可挑剔。與此同時，他很勤奮，筆耕不輟，在這期間又寫了許多散文，大多與非洲風光和獨立斗爭有關。
 “文革”開始后，“和大”所有駐外人員陸續調回北京“接受運動的考驗”。作為領導干部--所謂“當權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楊朔本來屬于作協，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時正式調到“和大”，為何在“和大”“參加運動”，我就不清楚了。現在記憶模糊，對“批斗”楊朔的會印象不深，好像開他的會比較少，而是有幾個造反派專門“研究”他的作品，雞蛋里挑骨頭，找出“反動”思想，寫出大字報。我有一點印象的是，說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楊朔的散文文筆優美，但內容是與時俱進地配合政治形勢的，所以對他作品從政治上挑剔，作各種反面的解釋，實在是牽強附會。
 1968年，軍代表進駐，造成了他的悲劇。軍代表來了之后，接過了運動領導權，有了權威，氣氛更加緊張起來。他們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對象都隔離起來。大約有六七人，多為原“和大”的領導干部，楊朔也在其中。有一個經常把“光屁股長大”掛在嘴邊，自詡“根正苗紅”的勤雜工得風氣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筆寫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朔”幾個大字。楊朔被送到隔離室之前經過那里看到了這幾個字。在這以前，他還沒有被扣上這頂帽子，所以大約他以為這是軍代表給他定的xing。他關進去之后，就遞條子出來，要求與軍代表談話。我聽說軍代表說先冷他一下，給他點壓力，讓他好好交代問題。誰知楊朔就絕望自殺了。
 楊朔的悲劇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劇。不僅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學養、才華、文字的錘煉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和真摯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種無拘無束的氛圍中得到自由發揮，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個xing、更精彩的有永久價值的作品的。
 
 [ 本文選自《資中筠自選集：不盡之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

资中筠 2012-04-27 03: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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