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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同盟會是個革命大拼盤

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一九零三），中山在日本還只是個灰溜餾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于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喬黃宗仰慨贈銀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一八九五與一九零零）之后，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歷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個循規蹈炬的圣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云敵。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后來競佩“六國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零四年初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洪門的義氣居然幫助他穿過美國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進入美國。

中山于一九零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應中國旅歐學生之約去歐洲。他在美國由西岸到東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無非是組織“興中會”，并籌募革命經費。顯然的他是一文未籌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據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馮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載，也只找到鄺華泰一人。兩個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嘆。因此在一九零四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中山形單影只地住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的一間單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蕭然。雖然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可是就在中山命運的最低潮，“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一筆巨款，據說有八千佛郎（亦譯“法郎”）之多，并約他實時赴歐，共商救國大計。這一下峰回路轉，中山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進入一個新紀元。

1.1大清帝國“墻倒眾人推”

旅歐中國學生何以忽然心血來潮，匯款邀請中山呢？原來就在中山這段不得意的時期，革命意識和時機卻在中國大陸迅速上漲。在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之后，全國上下還寄望于康有為、粱啟超所發動的“強學會”和“變法維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徹底的失敗了。失敗之余，大清帝國也就在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幾乎遭了瓜分之禍。筆者曾另有專篇紀其大略。別的不談了，就說香港吧！九龍就是在這一年被英國強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時至一九九七，租約期滿，女皇陛下就要按期歸還了。也就是這一年，德國強占了膠州灣；它的老搭檔帝俄也“租借”了旅順、大連。為阻止此二強壟斷中國東海岸，英國又加租了威海衛。法國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廣州灣。大小帝國主義這時在中國都大搞其“勢力范圖”；要不是列強的野心為“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們早就把“東亞病夫”這個大清帝國瓜分了——那個不幸的“歐洲病夫”鄂圖曼大帝國就是被他們這樣啃掉的。時至今日那個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獨裁海珊，還想“收復失地”——并吞同文同種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國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可是我們那個昏聵胡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異想天開地搞出一套“刀槍不入”的“義和拳”，來“扶清滅洋”；那就荒唐透頂了。作者落筆至此，何敢冒犯那質量高貴、大義凜然的貧下中農所組織的“義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們氣功未練好，惹起了“八國聯軍”，又抵擋不了洋人的刀槍直入。在<辛丑條約>中累得我們四萬萬無辜老百姓，每人各賠紋銀一兩罷了。——那時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賠了十多兩銀子。因此在下寫這段歷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權利。

拳變剛了，又爆發了兩大強鄰的“日俄戰爭”（一九零四～一九零五）。這兩個混帳的帝國主義竟然為搶奪我中國的土地財寶，在我國境之內，開起火來。而更混帳顢頇的，卻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它無力阻止兩個強鄰在我國土上作戰，竟然公開地把遼河以東的土地，劃為“戰區”，而自己在遼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這時的中國哪里還配稱為“國家”呢？我們連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還有個殖民國來保護它。我們這個“次殖民地”（中山警語）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時有若干知識分子對大清政府發點牢騷和警告，而那批滿族統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大清政權維持不下去時，則“寧贈友邦，不畀家奴”。這種話哪是人類嘴里說出的呢？

賢明的讀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國內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爭前后，已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平的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認識它的嚴重性，已不限于“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內，國內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云涌。少數愛國者甚至下惜采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暗殺滿清當道。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零五）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咸鴨蛋”光復的。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筍。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撇開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復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華興會”是黃興、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于光緒二十九年除夕（一九零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說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光復會”則是一九零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當選會長。成員有徐錫鱗、秋瑾、章炳轔、陶成章等人。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內，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一九零四年五月成立）。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后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干。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分別組織的。其實不然。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系”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復雜的往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們的宗旨、目標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義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團體出現如“共進會”、“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駢枝機構。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戲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臺”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什么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么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初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癥，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墻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和性質。

1.2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范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干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則以一九零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范”。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干干干；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這個口號，孫文和楊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歐洲的香餑餑了。

1.3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宸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羈系、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動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后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個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的一條“龍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就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驚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極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M.D.學位的老留學生。（其實孫文并無M.D.學位，但是那時的留學生都以為他有，孫公亦未嘗自謙。）那批斗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愿再用這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自覺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當局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巨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街余“萬余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者。

【附注】 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蘇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孫博士，并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1.4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友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孫”（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么要通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于中國人自己。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今日在海峽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膚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的斯諾、史沬特萊、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孫、黃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見如故。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他有個生氣蓬勃的“華興會”。會中圍繞著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干勁沖天的小“湖南騾子”。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游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內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個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內；附托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里。他們個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他們勒韁以待，靜候驅策。——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復會”中的人馬也圍撞了過來。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在社會成分上，并沒太大分別。只是光復會出自文人薈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麟這樣的人。他們也有一批組織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等。在基層為他們披堅執銳的，也有個駭人聽聞的“青幫”。

總之這兩個團體的靠拢，已把長江流域的革命菁英，籠絡過半矣。其實那時留東學生兩萬人，人數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學生會的組織。這些地方性組織雖非革命團體，然類多傾向革命。一經號召，都是革命的后備軍。所以孫，黃接觸之后，他們就想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這些革命社團，卻都有其先天性的缺點。就談打倒專制、建立民國吧！他們之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么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末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只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系。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么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沖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沖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我們的園父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會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地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足如何地兇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地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現說現賣，一九零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留學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于講演臺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向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炮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在東京的兩萬名中國留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他也風靡了數以千萬計的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從此確立了。

一個星期之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干涉，會名中刪除“革命”二字。）

1.5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同盟會”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說明得很清楚。它是許多小革命團體（加上許多革命單干戶）所聯合組織的一個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盤。其性質就頗像抗戰末期就開始組織，今日在大陸上仍變相繼續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會”最早的團體盟員計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等。按道理，這些小團體一經入盟，小團體本身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了。但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干法。咱中國人知識分子是歡喜搞小圈圈的，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也。原是無黨無派之人，一經卷入“黨派”，還要再制造小派系，何況原先已有黨派了呢！“國共合作”期間，有所謂“跨黨分子”（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跨黨”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員也大多都有雙重黨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員，他同時也是“青年黨”或“民社黨”黨員。這樣一來許多盟員就要發生“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的問題。一旦這雙重忠誠發生抵觸，盟內黨內就要鬧分裂了。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當選“總理”（也就是黨魁）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就是個“跨會分子”。他原是“興中會”的黨魁。但此時興中會已不復存在。原興中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卻念念不忘他的興中會。所以等到“同盟會”需要有個“會旗”時，中山就堅持非用原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會旗不可。黨魁示人不廣，這一下就和他的副黨魁黃興幾乎鬧翻了。——這點小芥蒂，在這兩位可敬的民族領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帶進棺材里去的。

華興會當時是“同盟會”團體盟員中，最具實力的一個。華興會員在第一次入盟時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個《二十世紀之支那》這個雜志和社址。這刊物旋即易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興既坐了同盟會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棄“第二種忠誠”而和中山合作無間，但是華興會在精神上卻并未消失。那些后來不愿或無意與“同盟會”發生直接關系的小團體，像共進會、日知會和文學社等等，實際上都與華興會有最密切的關系。

至于光復會，它在一開頭便是“同盟會”中二懇興下大的盟員。會員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個人。同盟會早期的重要位置，他們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坐牢期滿，于一九零六年夏季，東渡日本，接編《民報》之后，光復會的會員在同盟會內才稍形活躍。《民報》也以太炎接編而聲價十倍，暢銷一時。與保皇派的《新民叢報》之筆戰，尤其膾炙人口，譽滿神州。

孰知好景下長，《民報》發刊未及兩年，日政府在清廷壓力之下，贈中山巨款一萬五千元，禮逐中山出境。孫公未與眾議，乃收下巨款（留兩千給《民報》），便于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率爾離去。這一下不得了，幾乎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他們在章太炎、張繼等的帶頭之下，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分裂了。光復會也恢復了它自由的組織，和同盟會分頭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錫鱗、秋瑾等起義失敗就義，后來國民黨黨史上都認他們是同盟會的死難先烈，其實他二人都不是同盟會會員。后來那位被蔣志清（介石原名）親手刺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原來倒是同盟會員，并做過《民報》總編輯。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連治黨史的也難下筆了。

同盟會這次雖然分裂，但是并沒有把這一大拼盤鬧垮。第一是因為這時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國性的。在千萬革命志士、無數革命集團各自為戰、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下，“同盟會”和“孫逸仙”卻正好具備這個“首”的資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訴李秀成的話：“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會的團體盟員此時已不發生決定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數以千計）的新盟員，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單干戶。他們在入盟之前并沒有個小組織。因此也沒有“第二種忠誠”——他們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為同盟會的理想奮斗到底。這種單干戶最標準的代表，便是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廣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則是“舉人”叢中“每發必中”的名“槍手”或“捉刀人”，在科舉中為人“代考”。一九零二年胡為某兄弟捉刀皆中舉，曾獲報酬銀洋六千餅（見汪、胡二人自傳）。那時的六千元銀洋是一宗嚇壞人的財產。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變成《民報》的臺柱。再與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從龍、風從虎，幾管毛筆，橫掃天下。而他們的對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內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們的文壇對陣，其光輝燦爛，真照耀古今。那時還是個中學生的胡適，也為之目迷五色，贊嘆不已。所以同盟會自然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獨一無二的發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沒有參加過小組織。因為廣東佬那時，不論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會黨”，汪、胡不為也；搞保皇要抬舉“載湉小丑”（章太炎辦《蘇報》所用的詈辭，章也為此坐牢），汪、胡亦不為也。所以他二人就變成排滿革命的單干戶。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種忠誠。追隨中山，作其肱股，而終身不渝了。中山也幸虧有了這哼哈二將。

但是那時保持同盟會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應該還是黃興。黃興是“同盟會”中的實力派；也是孫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眾望所歸，用不著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黃興這個人雖也是個跨會分子，卻有點儒家氣質——也可說是“固有文化”的涵養吧——他識大體、有氣度；他拒絕了趙匡胤的那件黃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勞任怨的維持了“同盟會”的團結，這才有后來的中華民國。

不幸后來有一些史家，按傳統治史的方法，把締造民國的功勛，全部派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對黃克強的貢獻，顯然是只給了些低調的認可。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氣壞了。君度不知吹斷了多少根胡子。他為這位民國的cofounder老泰山明怨白謗，真忙了大半輩子。最近我的朋友汪榮祖教授著書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臺灣初版），也頗為克強不平。其實歷史書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楊衢云烈士還不是因為少了個女婿，而至今無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國現代化是分階段前進的。中山的歷史功勛如只限于同盟會那一階段，而沒有“聯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歷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光鮮的。黃公不幸，沒等到歷史進入另一階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復何言？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一期

唐德剛 2011-10-27 12: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