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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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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

看到兒子蹣跚學步的錄像帶，心有所動——那是旅行的開始。其實，一個人的行走范圍就是他的世界。

我家原住長安街，在我眼里它如江似海，汽車像巨輪。在父親牽領下跨越長安街，我的天地從四合院擴展到對面的中山公園，亭臺樓閣大樹藤蔓深入夢中。上了幼兒園，紅磚樓房高聳入云，老師個個碩大無比，須仰視才見。后舊地重游，才發現那樓房矮小頹敗，老師們轉眼都成了小老太太。

我家后來搬到阜城門，即如今的二環邊上。我家后窗面對荒野——城春草木深。八歲那年暑假，母親帶我去上海看望病重的外公。第一次坐火車，心如汽笛般激動。那時沒有長江大橋，半夜過江，火車分段拖上渡輪，上岸再掛鉤伸直。上海和北京完全不同，是我想象中的大都市。黃浦江邊，我看到真正的輪船和軍艦。這些見聞成了我跟伙伴們吹牛的本錢。

我家又搬到德勝門內三不老胡同，那原是鄭和的家宅。鄰居家男孩兒一凡和我同歲。大概受到鄭和陰魂的冥冥召喚，我們結伴出游，主要路線之一是去王府井，來回步行三四個鐘頭。我們像土地丈量員一樣，丈量著古老的城市。一路上，一凡談起他剛讀過的《八十天環游地球》，敲響了周游世界夢想的大鐘。

“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我在學校操場發現一輛破自行車，無鎖亦無主人，順便“借用”。騎車出入革命洪流，如虎添翼。第一次“擁有”自行車的感覺真好，雖說車身銹，輪胎舊，輻條少，一根麻繩牽動著含混的車鈴。但騎在車上居高臨下，甚至會對步行者產生鄙視——看來人的腐化是多么容易。得意忘形，我沿大下坡撒把滑行，一個馬趴摔在警察崗樓前，膝蓋胳膊肘血肉模糊，引來眾人圍觀。沒過多久，那輛自行車神秘地消失了。

大串聯——這全國青少年的集體免費旅行，徹底改變了一代人的視野及思維方式。它讓我，一個17歲的少年整天臉熱心跳。南下廣州，東進上海，西望長安，千里長江一線穿。除了抄大字報搜集各地革命動向，當然了，也順便游山玩水。路上我們認識了一幫北工大的學生，結伴而行。正要從上海返回北京，發現火車站癱瘓，鐵軌上坐滿了各地紅衛兵。于是我們和北工大的同學共同組織糾察隊，打電話警告同樣癱瘓的上海市委，和鐵路局造反組織交涉——第一列開往北京的火車終于出發了。由于嚴重超員，車廂空氣污濁，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都睡滿了人。我常睡在椅子背脊上，把頭卡在兩個掛衣鉤之間保持夢的平衡。火車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有了大串聯這碗酒墊底，再去哪兒都不在話下。1967年初夏，幾個同學在教室閑聊，異想天開，約好去天津玩玩。第二天一早，在永定門外的京津公路集結。一行六七人，高舉一條別滿毛主席像章的手絹攔車，試圖賄賂司機。可司機們無動于衷，風馳電掣而過。背水一戰，我們背對車流的方向橫坐，攔住公路，司機只好剎車。而卡車開往別的地方，把我們拋在半路。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絕望中見到有兩個姑娘正搭車，上前求援。這幫大小伙子埋伏在路溝，聽見一輛卡車由遠到近，剎車，于是蜂擁而上。司機捶胸頓足地詛咒，無奈。

到了天津，白天東游西蕩，晚上睡火車站廣場，與乞丐酒鬼為伍。曬了一天的水泥地像熱炕，蓋上毯子暖乎乎的。一張當年在天津的合影：大家懶洋洋的神情，好像在享受午后的陽光；只有一人目光堅定，胳膊交叉，一只腳恨不得伸出照片以外。當時就說這小子有官相，后來果然做了高官。

“上山下鄉運動”來得突然，讓我們措手不及。與大串聯的免費旅行不同，這可是背井離鄉，戶口一遷走，就永遠甭想再回來了。北京火車站送行的一幕，撕心裂肺。那是我們那代人彼此告別，并與時代告別的時刻。

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和別的知青一起被大卡車拉到河北蔚縣，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下了班，騎著跟老鄉借來的毛驢，沿鄉間小路來到山腳下。那陣子正背古詩詞。慢是一種心境，小毛驢把我帶向古詩詞的深意中。春節公休回北京，大家穿皮大衣擠滿敞篷卡車，迎朔風，渾身凍得僵硬，卻歡聲笑語。

父親去了湖北的干校，母親帶妹妹去了河南的干校。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外加倒休。我先去干校，然后轉道走訪名山大川。那是第一次自費旅行。盤纏不夠了，我從廬山步行六七十里到九江，與一個鄉下孩子同路。最難忘的還是從上海到大連頭一次乘輪船的經驗。我睡五等艙大通鋪，鄰居是啞巴，我們用筆和手勢交談。我多半站在后甲板，眺望波濤和海鳥。進入深海，海水近墨色。水平線遙不可及，心向往之。

扒火車成為那年月的時尚。插隊的同學互相傳授經驗，各有高招。我和劉羽去五臺山朝圣，回京的路上錢花完了，到大同找朋友借了十塊錢，但還是決定扒車。我和劉羽不時交換目光，像地下工作者，端著茶缸交叉走動，避開乘警。我們嗓子冒煙，腿肚子轉筋；車輪飛轉，而時間仿佛停滯了。眼看快到北京，劉羽提議在遠郊的小站下，我認為那樣目標反而大。我們爭得臉紅脖子粗。最后他還是跟我到了北京站，下車往出口相反方向走，然后翻墻。

80年代初，我在世界語刊物《中國報道》工作。為撰寫“大運河”、“松花江”和“長城”等旅游專題系列，我以記者身份沿途采訪，一直追溯到源頭。那是利用工作之便的旅行。在貫穿南北的大運河上，我搭乘小客輪，和滿臉刀刻般折皺的老船長拉家常。黃昏時分，汽笛突然拉響，在貧瘠的土地上回蕩，空曠而凄涼。

1985年春，我接到西德等幾個歐洲國家的邀請。那時我正掛靠在北京郊區的一家鄉鎮企業，花了好幾個月辦手續，竟原地踏步，連縣衙門這一關都沒過。幸好胡耀邦親自干預，最后一刻才放行。

從北京出發，在巴黎轉機去西柏林。那是頭一次離開中國。飛機穿過滾滾云層，我心神恍惚。自蹣跚學步起，就有某種神秘的沖動帶我離開家鄉，外加時代推波助瀾，讓我越走越遠，遠到天邊，遠到有一天連家都回不去了。四年后，我重訪西柏林，從那里出發踏上不歸路。

自1987年春起，我和家人在英國住了一年多，常去歐洲。三人旅行與單身旅行、情人旅行完全不同，與中年心境吻合——如歌的行板。女兒尚小，我們在教她飛翔，在暴風雨來臨以前。

1989年我終于成了孤家寡人。輕裝前進，周游世界的夢想不僅成真，而且一下大發了：居無定所，滿世界飛來飛去。僅頭兩年，據不完全統計，就睡了100多張床。就像加速器中的粒子，我的旅行近乎瘋狂。它幫我確定身份：我漂故我在。

對中國人來說，跨國旅行的首要麻煩是簽證。想想吧，在那些敵意的窗口排隊，填寫天書般的表格，繞開盤問的重重陷阱，忍受一個個扭曲心靈的折磨，得有多堅韌的神經才行。

大約十年前，我的法文譯者尚德蘭陪我到巴黎移民局辦理居留延期手續，接待我們的是個謝了頂的中年男人。先是例行公事，根據表格詢問核實，驟然間他喉結翻滾，臉色大變，連招風耳都紅了。他以法國最高國家權力的名義警告我，我的證件全部失效。“你，聽著”，他帶著快感高聲宣布，“從此刻起，所有機場火車站都對你關閉。”尚德蘭戰栗了，勸我一定要克制。

直到我無意中提到法國外交部一個熟人的名字，形勢急轉直下。他像泄了氣的皮球，大汗淋漓，開始跟我東拉西扯，從法國新浪潮電影到伍迪艾倫。第二天尚德蘭打電話詢問，那個法國最高權力的代言人宣布解除禁令，并正式道歉。

如今更是行路難。三年前我去參加耶路撒冷詩歌節，搭乘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從紐約到特拉維夫的班機。提前三個多小時到了肯尼迪國際機場，我正發愁如何打發時間。登機區由手持沖鋒槍的警察把守，驗明正身后，所有旅客逐一接受盤查，我面對的是位年輕的女警官。安檢儀尖叫起來——我忘了取出行李里的筆記本電腦。我成了重點審查對象。電腦交給反爆破專家測試，而我被男警官帶進小單間，脫成光屁溜，查遍衣褲的每個針腳。由女警官親自押送，我和另幾個嫌疑犯最后一刻才登上飛機。

當然也會有另一種意外。有一次我從馬其頓開會回美國，先到布達佩斯過夜。第二天早上在機場登機時，我掏出積攢里程用的銀卡，把柜臺后的匈牙利男人唬住了，一下把我從經濟艙升到商務艙。

再從阿姆斯特丹轉機去芝加哥，我居然坐到商務艙一號的位置，這有如升官，心里總不怎么踏實，空中小姐走過來，讓我帶上行李跟她走一趟。我心想這下完了，除了罚款，還得被訓一頓。她帶我上樓來到寬敞的空間，說：“你被升為頭等艙的乘客。”我被安置在一個舒適寬大的靠椅上。另一位空中小姐馬上送來法國香檳，和異國情調的南非菜的菜單。

待吃飽喝足正要入睡，發現根本就玩不轉遙控器，故靠椅無法放平。而像我這樣老練的頭等艙常客，自然不便向空中小姐啟齒下問。與靠椅搏斗了一夜，讓我筋疲力盡，腰酸背疼。

航空港成了我生活的某種象征，在出發與抵達之間，告別與重逢之間；在虛與實之間，生與死之間。航空港寬敞明亮，四季如春，有如未來世界向我們敞開。我在其中閑逛、讀書、寫作、瞌睡，用手機打電話，毫無顧忌地打量行人。而我，跟所有乘客一樣，未曾相識也永遠不會再相見。我們被吸進巨大的金屬容器，射向空中，體驗超重或失重的瞬間。

從長安街那邊出發的男孩到此刻的我之間，到底有多遠?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我們這代人違背了古訓，云游四方，成為時代的孤兒。有時深夜難眠，兀自茫然：父母風燭殘年，兒女隨我漂泊，社稷變遷，美人色衰，而我卻一意孤行。這不僅僅是地理上，而是歷史與意志、文化與反叛意義上的出走。這或許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們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財富。

看大地多么遼闊，上路吧。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