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溫良恭儉讓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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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紙媒與電視遠看海峽對岸,一片混亂,鬧翻天。我曾三次造訪寶島,只是末一回去臺北,距今也有12個年頭了。日前,因臺灣文學期刊《印刻》舉辦的年度“文學營”課席,去了幾天,看望臺北的老朋友,兼帶訪故宮,逛誠品書店──沒有阿扁與馬哥,也沒有藍綠陣營和貪污案,我看見的只是臺灣的日常,日常的臺灣。
   
  日常所見不免瑣屑而平凡,我的行跡無非是機場,海關,賓館,街市,搭出租車,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談。臺北故宮大幅裝修過了,最高建筑“一○一”的北端現在是誠品的“旗艦店”,樓層內的咖啡座與各種時尚店,已近東京的水平。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誠品書店正待停業翻修,附近街心花園的吳稚暉銅象,當阿扁主政時,已被拆除了……短暫逗留,我無意核對十多年來的變化,對臺灣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沒意見。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僅只是交遇過往的生人與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簡單,用大陸的說法,即“五講四美”,引祖宗的古語,就是溫、良、恭、儉、讓。
   
  臺灣人情好,我早就領教的,但那時定居紐約,不以為珍貴,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臺北,可就處處看得稀罕,然而難描述。譬如“文藝營”主辦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沒有差錯延誤,沒有橫生枝節,大陸做不到這般周詳與準確;又譬如旅館服務敬業到令你詫怪,每個服務生會一再提醒你有訪客的留言,額外的請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絕對準時照辦;去隔壁連鎖店買個鹵蛋,摸出一把硬幣,掌柜的看我褲袋里零錢太重,不吱聲,迅速數過,換給你整數紙幣。
   
  在故宮買畫冊,臺幣不夠,人民幣能用嗎──臺北尚未如香港那樣通用人民幣──營業員稍有遲疑,進去問過,歡天喜地回說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煩,解決了,比我還要寬慰……禮貌、笑容、抱歉、連聲謝謝,都不在話下,辦各種瑣事,沒一次落空、尷尬、被拒絕。
   
  我本能預備遭遇粗暴的態度,冷漠的臉,僵硬荒謬的機制,窮兇極惡的生意經,還有,在零星小節上的不專業,不認真,權責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隨時隨地的日常經驗──走在這樣的人叢中,我發現只有我自己時或粗心、急躁,在綠燈閃亮前跨越橫道線,因為我已像久在大陸的人一樣,慣于粗礪的生活,嫌種種禮數與自我克制,太麻煩。
   
  連日會面的新朋舊友則另是一番溫良與教養:非常地想要見見,但必定問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強或為難;席間隨口應許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卻已悄然辦妥,如變戲法一般;談話間難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議論,抑揚有度,不夸張,不渲染,總留三分余地,說是世故,卻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點不是勉強,顯然從來如此。
   
  通常,臺灣對大陸的客人大抵格外的客氣,格外熱忱,我的留心觀察卻并非人家怎樣待我,而是人家怎樣對待彼此,這一看,我隨時隨處目擊的人情,實在并非假裝──集體性的溫良恭儉讓,裝不出來,也裝不像,我所以覺得以上種種情狀難以舉證描述,并非指社會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隨處遇見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認真,臺灣人的恭謹有漢民族的溫潤松爽,不給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凡事規矩兢兢業業,臺灣人的周到透著家常的歡然,并不安扳著臉。細想想,好像在吳、蜀、閩、粵,民間尚存稍許類似的遺風,偶或遭遇,會念及早先的南中國民風大致還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種表現──而今日中國各大都市的民風民德,還用我來細說么?
   
  所謂“溫良恭儉讓”,現代的說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陸常說的所謂“底線”。倘若溫良恭儉讓被養成集體的習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敗。臺灣的種種問題已被說得太多,不提政治狀態,只說社會罪案,自我八十年代便在紐約華人報章不斷讀到,最驚心是九十年代演藝家白冰冰女兒的被綁架被撕票大案。
   
  然而由媒體了解一地,與親履親歷的經驗,實在天差地別,不可混同。我短暫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膚淺,但我所看重的正是這點淺表。假使社會的浮面與淺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們如何與人相處,度過每一天?我不關心臺灣曾經戒嚴與解嚴,也不關心那里如今實行的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以我的閱歷和記憶,民主實現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時,世道尤為難測。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會的常態,是否失去底線。總之,在臺灣,在這短短幾天,我有所觸動的并非阿扁的遺患或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瑣碎。
   
  臺灣的文藝家
   
  自八十年代在紐約結識臺灣文藝家,一來二去,總覺得這些同文同種的同行和我們有點異樣。九十年代末常回大陸,新朋舊友的言狀作風也漸變異──但并非臺灣同行的那種異樣──新世紀迄今可就日甚其異,我得悄悄調整才不至于在大陸同行面前暗暗受窘,最顯著的進步,就是學會可別率而談論藝術。不談藝術,談什么呢?細想起來,卻不記得談些什么。概括地說,可能是位子?票子?房子與車子?當然,還有至關重要的路子……此外便是不咸不淡的閑話。幾位熟透的老友自是例外,一見面仍舊撓癢癢似地聊藝術,而偏是這類憨人大致對位子路子之類不開竅、缺感應,直白地說,就是比較傻。
   
  這回去臺北和幾位老相識重逢,十幾年沒見了,一個個都還是從前那般,說不幾句,就聊到各自永在周旋思忖的那一門子藝文,簡直像卡帶的唱片,我忽然明白了:他們的“異樣”固然不止一端,但相對今時中原文藝人普遍的老于世故或嬉于世俗,顯得有點傻。
   
  侯孝賢六十開外了,慣常如老農般寡言,除非說到電影。譬如問及《海上花》劈面頭一個鏡頭不可覺察地移動,他來神了,詳詳細細跟我說機位怎么擺,演員又該如何調弄……朱天文長我一兩歲吧,辮子斜扎,還有校園姑娘氣,她出書不斷,居然至今手寫,不用計算機,若是開口言說必是文學的心得,臉色一正,如正在寫作中,好一番思量……詩人楊澤是在紐約相熟的老朋友,那時他出版詩集《彷佛在君父的城邦》,意指當年被阻隔的中原,日后回臺主編時報副刊,這回面見,意態殷殷要我寫寫作為“南朝”的臺灣文化,顯然對寶島仍在愛恨交加的思緒中,心灰而熱腸……張大春,臺灣文壇悍將,這回特意聽他一堂課,單說“七言”的緣起,深入淺出,淺出而深入,真聽得我佩服,參加文藝營的學生是社會上老中青業余愛好者,于各種典故應對如流,念及中原所謂“國學熱”的虛火與聲勢,還是鬧“運動”那一套,臺灣則真的是在上課,好安靜,好平常,窗外艷陽……九十年代以世界攝影觀念啟蒙大陸同業的阮義忠是個激動之人,才剛握手坐下,就講起不久前在臺北看珂特茲原作展:“哎呀呀,老兄!那種質地,那種震撼……”瞧著臉就漲紅了,彷佛文藝青年,算算他也年近花甲。
   
  天下文藝人的性情行狀,本無定規,不該有個模式。我自己平素就不熱衷整天談論繪畫,念叨藝術。可那幾天一撥撥與臺灣老友傾談,忽然置于一種疏遠已久的氛圍,那氛圍,非指藝術,而是我們也曾有過的率真與本份:在我曾嘲笑的八十年代,中原文藝人群相聚首,一概熱烈地犯傻,而此岸同行的集體來歷,我也其中之一,畢竟熟悉而同情的,無非壓抑過甚,窮賤過久,如今大約是該抖它一抖,活得猖狂一點吧,只是瞧著臺灣同行的守本色,不免發生感觸。
   
  譬如老友請我吃飯,亦如從前那樣尋個街邊店鋪,并不去豪華賓館開包間,因出入各種場合,他們不在乎朋友是否在乎彼此身份的貴賤;除了本業,我至今不清楚這些哥們兒掛靠哪個“單位”,或有人兼課任教,或階段性屬于某些民間機構吧,但臺灣哪有遍布中原的作協、影協或美協,他們向來只是“個人”、“自己”。享譽臺灣數十年,以上幾位無可置疑是島內一流藝術家,可是沒一位身居官位,言談神色間看不出半點周旋官場的潛意識或顯意識;他們的青春記憶有過白色恐怖,書報查禁,但從未彼此揭發、痛遭批判、革職流放的經驗,是故說及戒嚴年代,大抵平靜笑談,既不會咬牙切齒,也不會因創傷太深而刻意遺忘。他們中好幾位出身“眷村子弟”,即王朔似的“軍區大院”孩子,但細究其詳,卻又不好比較:譬如朱天文的父親朱西寧原是“國軍”作家,一路南渡,居然帶著張愛玲的書,又在七十年代胡蘭成來臺授課而被正人君子討伐之際,邀胡來家久居,日后成了朱家小姐妹的啟蒙師,這在“我軍”簡直大逆不道。另一位“國軍”畫家李仲生,南來臺灣,五十年代即以立體派與抽象畫影響弟子,培育了島內第一撥現代主義畫家,這在“我軍”又是匪夷所思……說起臺灣種種,我們時或粗粗撮要國共之間兩岸歷史的相似,一笑而過,細究其故,其實越說越見分殊,這分殊,是當我將兩岸同行一事一事比照過,這才愈見其深,背后的緣故,說來話長。
   
  那天新竹文藝營課后,教員休息室擠滿十來位被邀請的文藝家,或年逾古稀,或正當少壯,報出名姓,全是島內精英,如雷貫耳,也不過一人分一盒便當,如今中原大學客串教席的最低待遇也必是校園餐廳開包房──他們無官無銜,各自經營一攤行當,惟美其名曰文藝家。忽然我想起鄧麗君、三毛、瓊瑤、羅大佑、李敖、柏楊……二三十年前,這些人物的作品遠渡大陸,如消息,如南風,拂潤浩劫過后藝文枯敗的大中原,如今中原的無產階級文藝家變闊了,神氣了,還記得昔時臺灣吹來的如縷南風嗎?
   
  那時他們出去進來,調笑逗趣很開心,顯然好久不見了。我從旁閑看,心里想:他們也會有異見、門派、代溝、猜忌吧?老一輩,則可曾在蔣家父子的時代有過同行相殘的冤案與中傷?凡有人的地方總有這等小故事,但眼前這臺灣文藝的日常一幕,又還是覺得有些異樣,并非僅止溫良恭儉讓──隱隱約約,又像又不像,我瞧著偏安島內半個多世紀的同行與同胞,無端望見了民國時期的文藝家。
   
  備注:陳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插隊落戶,并自習繪畫。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文革后首屆研究生班,1980年畢業后留校任教,留任油畫系第一工作室。早在1980年,陳丹青便以油畫《西藏組畫》蜚聲海內外,成為中國油畫界的巔峰人物。陳丹青于80年代初曾被國中同仁認為是當時最具才華的油畫家,甚至直至今日,油畫圈仍存在著“陳丹青情結”。“西藏組畫”被公認為文革后劃時代的現實主義經典油畫作品,在美術界及文藝界引起很大轟動,持續獲得廣泛的關注、評論、研究與影響。《西藏組畫》對當時長期盛行并嚴重教條化的主題性創作模式發生沖擊,被認為是中國寫實油畫自前蘇聯影響轉向溯源歐洲傳統的轉折點。而他對寫實能力的熟練把握,對歐洲古典油畫語言的深刻理解,令沉醉于油畫傳統手法的觀眾佩服不已。1982年,陳丹青以自由畫家身份移居紐約,2000年回國后作為清華大學特聘教授之一,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主持“陳丹青工作室”的工作。 2004年末提交了辭去清華美院教授職務的辭職報告。
   
  中時電子報


華夏經緯網 2013-07-09 16: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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