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溫良恭儉讓的臺灣

簡體傳統

從紙媒與電視遠看海峽對岸，一片混亂，鬧翻天。我曾三次造訪寶島，只是末一回去臺北，距今也有12個年頭了。日前，因臺灣文學期刊《印刻》舉辦的年度“文學營”課席，去了幾天，看望臺北的老朋友，兼帶訪故宮，逛誠品書店──沒有阿扁與馬哥，也沒有藍綠陣營和貪污案，我看見的只是臺灣的日常，日常的臺灣。
　　
　　日常所見不免瑣屑而平凡，我的行跡無非是機場，海關，賓館，街市，搭出租車，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談。臺北故宮大幅裝修過了，最高建筑“一○一”的北端現在是誠品的“旗艦店”，樓層內的咖啡座與各種時尚店，已近東京的水平。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誠品書店正待停業翻修，附近街心花園的吳稚暉銅象，當阿扁主政時，已被拆除了……短暫逗留，我無意核對十多年來的變化，對臺灣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沒意見。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僅只是交遇過往的生人與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簡單，用大陸的說法，即“五講四美”，引祖宗的古語，就是溫、良、恭、儉、讓。
　　
　　臺灣人情好，我早就領教的，但那時定居紐約，不以為珍貴，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臺北，可就處處看得稀罕，然而難描述。譬如“文藝營”主辦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沒有差錯延誤，沒有橫生枝節，大陸做不到這般周詳與準確；又譬如旅館服務敬業到令你詫怪，每個服務生會一再提醒你有訪客的留言，額外的請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絕對準時照辦；去隔壁連鎖店買個鹵蛋，摸出一把硬幣，掌柜的看我褲袋里零錢太重，不吱聲，迅速數過，換給你整數紙幣。
　　
　　在故宮買畫冊，臺幣不夠，人民幣能用嗎──臺北尚未如香港那樣通用人民幣──營業員稍有遲疑，進去問過，歡天喜地回說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煩，解決了，比我還要寬慰……禮貌、笑容、抱歉、連聲謝謝，都不在話下，辦各種瑣事，沒一次落空、尷尬、被拒絕。
　　
　　我本能預備遭遇粗暴的態度，冷漠的臉，僵硬荒謬的機制，窮兇極惡的生意經，還有，在零星小節上的不專業，不認真，權責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隨時隨地的日常經驗──走在這樣的人叢中，我發現只有我自己時或粗心、急躁，在綠燈閃亮前跨越橫道線，因為我已像久在大陸的人一樣，慣于粗礪的生活，嫌種種禮數與自我克制，太麻煩。
　　
　　連日會面的新朋舊友則另是一番溫良與教養：非常地想要見見，但必定問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強或為難；席間隨口應許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卻已悄然辦妥，如變戲法一般；談話間難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議論，抑揚有度，不夸張，不渲染，總留三分余地，說是世故，卻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點不是勉強，顯然從來如此。
　　
　　通常，臺灣對大陸的客人大抵格外的客氣，格外熱忱，我的留心觀察卻并非人家怎樣待我，而是人家怎樣對待彼此，這一看，我隨時隨處目擊的人情，實在并非假裝──集體性的溫良恭儉讓，裝不出來，也裝不像，我所以覺得以上種種情狀難以舉證描述，并非指社會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隨處遇見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認真，臺灣人的恭謹有漢民族的溫潤松爽，不給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凡事規矩兢兢業業，臺灣人的周到透著家常的歡然，并不安扳著臉。細想想，好像在吳、蜀、閩、粵，民間尚存稍許類似的遺風，偶或遭遇，會念及早先的南中國民風大致還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種表現──而今日中國各大都市的民風民德，還用我來細說么？
　　
　　所謂“溫良恭儉讓”，現代的說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陸常說的所謂“底線”。倘若溫良恭儉讓被養成集體的習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敗。臺灣的種種問題已被說得太多，不提政治狀態，只說社會罪案，自我八十年代便在紐約華人報章不斷讀到，最驚心是九十年代演藝家白冰冰女兒的被綁架被撕票大案。
　　
　　然而由媒體了解一地，與親履親歷的經驗，實在天差地別，不可混同。我短暫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膚淺，但我所看重的正是這點淺表。假使社會的浮面與淺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們如何與人相處，度過每一天？我不關心臺灣曾經戒嚴與解嚴，也不關心那里如今實行的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以我的閱歷和記憶，民主實現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時，世道尤為難測。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會的常態，是否失去底線。總之，在臺灣，在這短短幾天，我有所觸動的并非阿扁的遺患或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瑣碎。
　　
　　臺灣的文藝家
　　
　　自八十年代在紐約結識臺灣文藝家，一來二去，總覺得這些同文同種的同行和我們有點異樣。九十年代末常回大陸，新朋舊友的言狀作風也漸變異──但并非臺灣同行的那種異樣──新世紀迄今可就日甚其異，我得悄悄調整才不至于在大陸同行面前暗暗受窘，最顯著的進步，就是學會可別率而談論藝術。不談藝術，談什么呢？細想起來，卻不記得談些什么。概括地說，可能是位子？票子？房子與車子？當然，還有至關重要的路子……此外便是不咸不淡的閑話。幾位熟透的老友自是例外，一見面仍舊撓癢癢似地聊藝術，而偏是這類憨人大致對位子路子之類不開竅、缺感應，直白地說，就是比較傻。
　　
　　這回去臺北和幾位老相識重逢，十幾年沒見了，一個個都還是從前那般，說不幾句，就聊到各自永在周旋思忖的那一門子藝文，簡直像卡帶的唱片，我忽然明白了：他們的“異樣”固然不止一端，但相對今時中原文藝人普遍的老于世故或嬉于世俗，顯得有點傻。
　　
　　侯孝賢六十開外了，慣常如老農般寡言，除非說到電影。譬如問及《海上花》劈面頭一個鏡頭不可覺察地移動，他來神了，詳詳細細跟我說機位怎么擺，演員又該如何調弄……朱天文長我一兩歲吧，辮子斜扎，還有校園姑娘氣，她出書不斷，居然至今手寫，不用計算機，若是開口言說必是文學的心得，臉色一正，如正在寫作中，好一番思量……詩人楊澤是在紐約相熟的老朋友，那時他出版詩集《彷佛在君父的城邦》，意指當年被阻隔的中原，日后回臺主編時報副刊，這回面見，意態殷殷要我寫寫作為“南朝”的臺灣文化，顯然對寶島仍在愛恨交加的思緒中，心灰而熱腸……張大春，臺灣文壇悍將，這回特意聽他一堂課，單說“七言”的緣起，深入淺出，淺出而深入，真聽得我佩服，參加文藝營的學生是社會上老中青業余愛好者，于各種典故應對如流，念及中原所謂“國學熱”的虛火與聲勢，還是鬧“運動”那一套，臺灣則真的是在上課，好安靜，好平常，窗外艷陽……九十年代以世界攝影觀念啟蒙大陸同業的阮義忠是個激動之人，才剛握手坐下，就講起不久前在臺北看珂特茲原作展：“哎呀呀，老兄！那種質地，那種震撼……”瞧著臉就漲紅了，彷佛文藝青年，算算他也年近花甲。
　　
　　天下文藝人的性情行狀，本無定規，不該有個模式。我自己平素就不熱衷整天談論繪畫，念叨藝術。可那幾天一撥撥與臺灣老友傾談，忽然置于一種疏遠已久的氛圍，那氛圍，非指藝術，而是我們也曾有過的率真與本份：在我曾嘲笑的八十年代，中原文藝人群相聚首，一概熱烈地犯傻，而此岸同行的集體來歷，我也其中之一，畢竟熟悉而同情的，無非壓抑過甚，窮賤過久，如今大約是該抖它一抖，活得猖狂一點吧，只是瞧著臺灣同行的守本色，不免發生感觸。
　　
　　譬如老友請我吃飯，亦如從前那樣尋個街邊店鋪，并不去豪華賓館開包間，因出入各種場合，他們不在乎朋友是否在乎彼此身份的貴賤；除了本業，我至今不清楚這些哥們兒掛靠哪個“單位”，或有人兼課任教，或階段性屬于某些民間機構吧，但臺灣哪有遍布中原的作協、影協或美協，他們向來只是“個人”、“自己”。享譽臺灣數十年，以上幾位無可置疑是島內一流藝術家，可是沒一位身居官位，言談神色間看不出半點周旋官場的潛意識或顯意識；他們的青春記憶有過白色恐怖，書報查禁，但從未彼此揭發、痛遭批判、革職流放的經驗，是故說及戒嚴年代，大抵平靜笑談，既不會咬牙切齒，也不會因創傷太深而刻意遺忘。他們中好幾位出身“眷村子弟”，即王朔似的“軍區大院”孩子，但細究其詳，卻又不好比較：譬如朱天文的父親朱西寧原是“國軍”作家，一路南渡，居然帶著張愛玲的書，又在七十年代胡蘭成來臺授課而被正人君子討伐之際，邀胡來家久居，日后成了朱家小姐妹的啟蒙師，這在“我軍”簡直大逆不道。另一位“國軍”畫家李仲生，南來臺灣，五十年代即以立體派與抽象畫影響弟子，培育了島內第一撥現代主義畫家，這在“我軍”又是匪夷所思……說起臺灣種種，我們時或粗粗撮要國共之間兩岸歷史的相似，一笑而過，細究其故，其實越說越見分殊，這分殊，是當我將兩岸同行一事一事比照過，這才愈見其深，背后的緣故，說來話長。
　　
　　那天新竹文藝營課后，教員休息室擠滿十來位被邀請的文藝家，或年逾古稀，或正當少壯，報出名姓，全是島內精英，如雷貫耳，也不過一人分一盒便當，如今中原大學客串教席的最低待遇也必是校園餐廳開包房──他們無官無銜，各自經營一攤行當，惟美其名曰文藝家。忽然我想起鄧麗君、三毛、瓊瑤、羅大佑、李敖、柏楊……二三十年前，這些人物的作品遠渡大陸，如消息，如南風，拂潤浩劫過后藝文枯敗的大中原，如今中原的無產階級文藝家變闊了，神氣了，還記得昔時臺灣吹來的如縷南風嗎？
　　
　　那時他們出去進來，調笑逗趣很開心，顯然好久不見了。我從旁閑看，心里想：他們也會有異見、門派、代溝、猜忌吧？老一輩，則可曾在蔣家父子的時代有過同行相殘的冤案與中傷？凡有人的地方總有這等小故事，但眼前這臺灣文藝的日常一幕，又還是覺得有些異樣，并非僅止溫良恭儉讓──隱隱約約，又像又不像，我瞧著偏安島內半個多世紀的同行與同胞，無端望見了民國時期的文藝家。
　　
　　備注：陳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插隊落戶，并自習繪畫。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文革后首屆研究生班，1980年畢業后留校任教，留任油畫系第一工作室。早在1980年，陳丹青便以油畫《西藏組畫》蜚聲海內外，成為中國油畫界的巔峰人物。陳丹青于80年代初曾被國中同仁認為是當時最具才華的油畫家，甚至直至今日，油畫圈仍存在著“陳丹青情結”。“西藏組畫”被公認為文革后劃時代的現實主義經典油畫作品，在美術界及文藝界引起很大轟動，持續獲得廣泛的關注、評論、研究與影響。《西藏組畫》對當時長期盛行并嚴重教條化的主題性創作模式發生沖擊，被認為是中國寫實油畫自前蘇聯影響轉向溯源歐洲傳統的轉折點。而他對寫實能力的熟練把握，對歐洲古典油畫語言的深刻理解，令沉醉于油畫傳統手法的觀眾佩服不已。1982年，陳丹青以自由畫家身份移居紐約，2000年回國后作為清華大學特聘教授之一，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主持“陳丹青工作室”的工作。 2004年末提交了辭去清華美院教授職務的辭職報告。
　　
　　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