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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在停泊在長江的英國軍艦“皋華麗號”上正式簽定，其中第三條規定：“準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后世襲主位者長遠據守主掌，任使立法治理。”當時，香港在清廷的眼里不過是一塊“荒蕪、人煙罕見的巖石”，并沒有把這塊彈丸之地放在心上，不會想到有一天它將變成世界矚目的自由港、金融貿易中心，當然更不會想到它將為許多改寫中國近代史的人物提供最初的思想靈感。

1862年也就是20年后，一個名叫王韜的秀才流亡到香港，在這里居住、工作了十二年之后（1874年），創辦了一份《循環日報》，不斷發表評論，呼吁變革維新。正是香港給他的啟示和機會，使他產生了這些新思想，做出了自辦媒體的舉動，這是中國人獨立創辦成功的第一家中文報紙。他不僅開啟了中國新聞史的新時代，并在思想上影響過倡導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乃至主張革命的孫中山。

康有為的家鄉廣東南海與香港相去不遠，在1888年第一次上書光緒帝之前，他曾兩次到過香港，“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都讓他大為震驚，“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從此開始購買西書，學習西學，逐漸形成了一套變法維新的思想。

孫中山的家鄉廣東香山離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過了他青少年時代的求學生涯，雖然他放棄“醫人”而轉向“醫國”，但這段長達5年的學習經歷對他的影響是長遠的。1923年2月19日，他在三十年后故地重游，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說，開篇即說：“我此時無異游子寧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也。”他還進一步說，自己的革命思想發源地就是香港，當年漫步香港街頭，“見其秩序整齊，建筑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與相距僅五十英里的故鄉香山“情形迥異”，他禁不住思考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與康有為的“西人治國有法度”一樣，都是感受到了制度的差距，因此他們要從制度入手改變自己的祖國。

可以說，康有為和孫中山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最初質疑，他們頭腦中新思想的萌芽都與香港有關。在孫中山發起的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包括楊衢云、謝瓚泰等重要成員則都是香港人。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香港成為康有為流亡的第一站。1900年，流亡日本的孫中山派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拿報館作為革命的唯一機關”，憑藉的就是香港提供的空間。在這個報紙上，曾經的改良派章太炎首次發表主張革命的文章。眾所周知，包括著名的黃花岡起義在內，在清朝垮臺前的多次革命舉動都是以香港作為根據地的。

著名實業家榮德生年輕時曾在廣東當差，往來于香港，他自述第一次到香港，如同到了外國，驚訝于滿山的燈火。那時的香港雖然馬路只有三條：上環、中環、下環，但已是內地所難得一見的街市，何況有了上山的吊車，更難得的是路不拾遺的社會風氣，這一切都在他年輕的心中刻下深深的印痕。他女兒榮漱仁在《我家經營面粉工業的回憶》中說，1900年8月八國聯軍進京，北方大亂，他正好回鄉，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問船期，見埠頭一片雪白，原來是裝卸面粉時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進口不下千萬包，何不自己來辦。他和哥哥榮宗敬一拍即合，當年就集資在家鄉無錫創辦第一家面粉廠。多年以后，榮家的企業蒸蒸日上，在面粉、紡織兩個行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香港就是他創辦近代工業的一個觸點。

香港，再也沒有人把它看作“荒蕪、人煙罕見的巖石”，被譽為“中國報業之父”的王韜，推動戊戌變法的康有為，創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孫中山，名動中國企業史的榮德生……這些不同領域改變了中國、影響歷史至深的人物，他們幾乎都是在小小的香港獲得最初的靈感，僅僅憑這一點，或許香港也足以一直驕傲下去。

傅國涌 2010-07-15 0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