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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南方周末2013年11月

逐步放開政治，恢復政治的公共性和開放性，不僅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于展現政治誠意中紓解政治緊張，而且，是建設中國文明的政治智慧，導向中國文明的現代秩序的必由之路。

——2013年11月，就文明、立國和政體轉型，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戴志勇的訪談

目 錄

一、雙元革命與現代秩序

二、三種合法性：績效、法治與政治認同

三、公共權力是一種信托關系

四、開放三大市場

五、民族國家建設

六、中國可能創造出一種新文明?

七、人心與立教

八、科學、規范與人文

一、雙元革命與現代秩序

戴志勇：一個人往往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一個國家也如此。中國改革開放35年，一場改革居然改了這么久，且還遠未結束。如果把視野再拉長一些，該怎么看我們目前所處的方位?

許章潤：以中國文明體量之浩瀚和內涵之豐瞻，“中國問題”之千頭萬緒，討論此一話題，必得放在晚近三百年來的“中國和世界”大框架中審視，“從中國看世界，自世界看中國”，方能得其源流，從而有望講清道明，進而知所進退，酌情出處。

首先不妨看看中國和世界范圍內三百多年來的總體文明走向，其政治、經濟和社會有哪些特征，呈現出哪些趨勢。在此，不說別的，單就大格局和基本單元而言，就有以文明單元為據而分梳出伊斯蘭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佛教-儒教文明這樣三大文明圈;從政體轉型的歷史階段看，則有現代早期國家、第二波民主國家和第三波民主國家，等等;從地域和文明的世代更新的角度看，則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和眼面前正在呈現的太平洋文明，承前接后，遞次推展，有以然哉。而一言以蔽之，這是一個所謂的“現代性”的生發與展開的歷史時段，而以“雙元革命”及其現代秩序為歸依，無論何國何族，也不管這主義那主義，都得過這一關，不可能繞開它。以此大格局和基本單元為觀察視角，則登高望遠，條分縷析，一目了然!而心志既定，操存亦固矣!

在此三百多年里，“革命”和“戰爭”蔚為時代特征。其間，最為重大的革命，構成了基本歷史線索而改變了人類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態的，計有七場。此即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俄國革命、德國革命、中國革命和伊斯蘭-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你可能早已看出，而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革命”，指謂上述國族的社會政治文化轉型的長途歷史跋涉，而非只某個歷史時刻的標志性事件，例如一場暴動或者一次起義。例如，“法國革命”非謂1789年7月14號那一天的巴黎市民暴動，毋寧，它是長逾150年，到第五共和為止，至少，到第三共和國為止的百年轉型長程。“德國革命”至少自1848年革命起，而于1990年10月3日柏林墻倒塌止，整整一個半世紀的長程歷史轉型。

中國革命若從1840年起算，或者，至少以1860年洋務運動為起點，則已然超逾一個半世紀。其間，經歷了三次“改革開放”。洋務運動35年，是第一次。1902年開始的清末變法修律與后續的北洋新政和民國政制，迄1937年抗戰爆發為止，也是35年，是第二次。1978年12月下迄于今，是第三次。因此，你所說的“這么久”的晚近35年的“改革開放”，只是歷史的瞬間，對于必以至少兩個世紀來衡估的中國轉型來說，恰為其中一環節而已，還將繼之以另一個“35年”為期，可能，始望告成呢!——心急還真不行，不急又不行，難為人哪。

就是說，即將召開的執政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如有實質內容，或許可以算做“第四次改革開放”，再接續個三十來年，這一波歷史文化轉型就算基本完成了，而以憲政國家和憲法政治收束，大致歷史即告結束。循此大目標，再往后怎么走，端看時代問題和眼前癥結所在，而定出處，知行止也!

戴志勇：如此說來，在你的理路中，都把這些革命都看作是建立現代秩序過程中的一系列事件?

許章潤：是的，正是此意。其間，不只是生產關系的變化，而是“雙元革命與現代秩序”，這才是關鍵和樞紐所在。一元，是從過去的朝代國家、封建國家與王朝政治，或者，帝國，轉變成民族國家。這三百年里最為重大的事件是什么?有人說科技革命、公共衛生醫療條件的改善，或者，產業革命。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次要的。毋寧，民族國家的誕生，才是最為重大的事件，而基礎性地決定了此后人世的根本格局。——朋友，但凡人類此后的哪一件事，不是源于這一根本性格局并為了這一根本性格局?!影響所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雖然意識形態對立，你死我活，但在建立民族國家這一點上，卻無差別，而以救國建國為己任。

第二元革命，是“民族國家”轉變成“民主國家”，由此形成立憲民主的現代秩序，屬于民族國家的升級版。“民族國家-文化中國”和“民主國家-政治中國”，雙元并立，奠立于“文明立國”與“自由立國”這雙軌之上，則中國蔚為“現代中國”，所謂現代秩序治下的中華民族的政治社會文化共同體也。

總之，凡此二元，缺一不可，由此而形成現代秩序，而建構了奠立于此基礎之上的現代中國。

戴志勇：那么，凡此二元革命賴何結構和動力而來?

許章潤：在此，國家、社會與政治，三大變量，交互作用，有以然哉。雙元革命在此三大基本因素里展開，并落實為凡此三大因素于交互作用中發生的各自蛻變。僅就立國之初而言，美國的情形是“新社會、舊國家、弱政治”;法國表現為“新社會、新國家、無政治”;英國率先進入現代，呈現為“新國家、舊社會、強政治”;中國情況比較特殊，是“新國家、新政治、無社會”，逮至今日，則“新國家、舊政治與半社會”，姑狀其形也。

它們講述的是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歷程，牽扯到方方面面，難以盡述。

戴志勇：君主立憲是一種轉型方式，先法治后民主，英國的轉型具有典范意義嗎?

許章潤：君主立憲將君主制和民主制有機糅合，是一種轉圜、提供政治合法性的方式，作為一種現代性方案，英國走通了，而且，走得別致而堂皇。荷蘭、比利時等國都是君主立憲制，也都走通了。近鄰日本，也走通了。那邊廂，老美則無此雅興，革命建國。中國當年曾經以此作為備選方案，無奈形勢比人強，內憂外患日甚一日，革命勢力一浪高過一浪，終于無法文火慢燉。

之所以通達現代秩序的路徑不同，蓋在于“國情有別”。為了說明這一問題，先要說的是，在二十世紀人類政治史上，存在兩種極權政制，一是右翼極權，一是左翼極權，同樣表征了兩種現代性方案，最終均以、均須轉型至雙元革命軌道，才算蔚為正果。這三種立國方案，背后牽扯到三種立教方案，再次說明“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體，是此波大轉型的通則。

具體而言，美國立國之初的情形大致是“新社會、舊國家”。通說以為，英國人征稅不商量，遂有殖民地子民的革命。但是，即便如此，在鬧分家過日子的立國之前，殖民地子民早有自由多多。但征稅不商量，殖民地沒受過這個氣，便鬧掰了。這不僅是利益和理念之爭，還牽扯到民族的政治文化氣質。實際上，英國人地方自治的政治氣質和治理安排，為殖民地人民所吸收，所以，北美子民一開始要求的不是立國，而是自治。之所以投票投了569次，就是因為諸議紛紜，扯皮。所以，北美立國，看似激進，而實則一步步走出來的，勢所必致，就鬧成了。

德國革命費時將近150年，是英美和法國之外的特殊類型。過去一直為前述兩種轉型所遮蔽，其意其義不獲彰顯。究其實，德國問題和德國革命的特殊性表現在，首先，英法先發展起來，德國是中歐國家，過去為容克地主一統，瞠乎其后，而頓時遭遇所謂的“東西文化沖突”。逐鹿中原，日爾曼蠻勁上來了，急起直追。當其時，一個歷史文化正當性問題是，誰才是正宗羅馬文明的繼承人?俄羅斯有所謂的“俄羅斯-第三羅馬”的自詡，德意志日爾曼不遑稍讓，也以羅馬文明的正宗自繼承人自居，而歷史文化正當性的爭奪背后，潛含的是當下政治主體性之不言而喻。

第二，基此“東西方文化沖突”，德人長期感受壓迫，不平則鳴，因而，民族主義慢慢滋長囂張。逮至十九世紀，狂飆突進的浪漫主義催生了歷史主義和濃郁的民族主義，只有放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才能理解，從而，有望獲得諒解。

第三，德國革命還牽扯到先發達的大國和后成長起來的大國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將“權勢國家-權力政治”下的霸權均勢問題內政化了，從而造成了一種蠻武的日爾曼行事風格。

第四，英國文明具有親緣性，其殖民與擴張在行事風格上卑鄙無恥卻又落落大方。但德意志似乎不一樣，狂野而蠻武。所以，德意志的轉型和現代化過程比較慘烈。1848年歐洲革命，當時德國尚未立國，但卻由此在普魯士造成了一個貴族自由主義傳統。1871年，在俾斯麥的強力推導和艱難運籌下，德國終于成為一個統一國家。這個肉身有了，完成了雙元革命中“民族國家”這一元，卻還沒有民主建制，魏瑪共和曇花一現。1945年后兩德分治，聯邦德國完成了民主建設。“民主國家”這一元算是在德意志局部落地。直到1990年10月3號，東西德統一，宣告“德國問題”最終解決，德國的漫長革命至此結束，雙元革命終于完成，在歐洲大國中算是最遲的了。

至于說英國的轉型是否具有典范意義，自是不言而喻。典范意義不同于普世意義。英國革命完成的是君主制的憲政化，即以議會至上憲制君權，終至于虛君立憲，而以較小的代價實現這一轉圜，玩轉內政的現代化，對于多數自“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國族，自有示范意義。其為“最為古老的現代國家”，示范性在此，但也僅此而已，難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籠統之。各過各的日子，而各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哪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呢!

戴志勇：這樣宏觀地看，似乎向現代秩序轉型是必然。但俄國革命也在其中，中國在經濟、政治上深受蘇聯模式影響，告別的過程至今尚未完成。置此情境，中國的現代秩序會有什么特點?

許章潤：立基于此刻的中國現實，對于中國的轉型前景，可以“謹慎樂觀”一言以蔽之。很多因素不可控，除非堅信歷史決定論。但雙元革命所引導的“現代秩序”登場是大趨勢，卻是可以斷言的。實際上，鴉片戰爭以來這174年的轉型進程，主流的中國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莫不以“民族國家”和“民主國家”這雙元為鵠的，為愿景，展現的同樣是雙元革命的中國歷史進程。

所以，晚近展開的第三波改革開放進程，不論是誰在主導改革，都無法回避三個“低頭致意”。一是向第一次、第二次改革開放所形成的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意志低頭。洋務運動35年，清末變法、北洋新政加上國民黨1927年統一中國后的黃金10年，又一個35年，一共70年的兩次改革開放，其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不外乎就是“富強、民主和文明”，而以“民族國家-文化中國”和“民主國家-政治中國”來收束，內涵不外乎文明立國與自由立國。由此，世界坐實為國家，大同現形為民主。但凡脫離這一條就是逆流。1978年后，當局以經濟發展為綱，旨求富強和文明，意味著重歸這一歷史主流。在下常常說這一波改革開放的實質是回歸“1911”，以向后退而求向前進，背景在此，有以然哉!

二是向中國傳統文化低頭致意。近代中國革命基于國恥連連暴露出的中國文明之積弱積貧，而翻轉求變求新求自強，因而，一個基本特點是反傳統，“弒父譴責”。國民革命也好，共產革命也罷，都以反傳統反文化激進著稱。只不過，國民黨右翼激進，共產黨左翼激進。逮至“文革”期間，春節都不讓過，謂之“封資修”，一律推翻打倒，真是將中國文明連鍋端了。現在中秋、端午、清明放假，教師節將要定在孔子誕辰，說明政統向學統皈依。——這不，又回來了。說到底，任何政治合法性若無文化合法性以為衣缽，而得加冕，怎么混都是混不下去的。不久前執政黨總書記親謁孔府，為中共執政以來之破天荒，實在有趣得很，而意味自在其中矣!

但里面有個選擇過程，反映了選擇者價值上挑挑揀揀的心理活動。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重要的一條是講天道天理，而具體落實為講道理。人獸之分，就在講不講理。講理就是人，不講理就不是人。違反天道天理，不僅等于違反自然法，而且，在倫理上亦且虧欠，根本站不住。而德位兩分，讀書人表彰德，官僚體系代表位，德必定高于位。德在天道天理，也在日用倫常，但衡準之祭司，不在官府，卻在讀書人的心中，也在億萬蕓蕓眾生灑掃應對的公共選擇中。因此，若果繼續只講忠君愛國、黨國一體，而無視此間德位分趨之大是大非，則相比“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意味著還犟著呢，還沒真心“低頭”，更無誠意“致意”了，則合法性云乎哉!?。

三是向普遍的人性低頭致意。普遍人性非他，夫子所謂食色性也。由此自然個體之成長為道德主體，而發展出人的尊嚴概念，特別是免于恐懼、凍餒和愚昧的自由，免于無家可歸，以及自然權利、社會權利、法律權利和政治權利等系列公共產品。從自然個體而至道德主體，基于實踐理性，秉具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利，講述的是普遍人性，彰顯的是人權天賦，而神圣不可侵犯矣。試想一下，晚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還不就是羞答答地承認此一價值體系，而以點滴推進的制度安排，逐漸向此靠拢嗎!實際上，從對于普遍人性的口誅筆伐，到逐步承認人性的普遍性，特別是人生俗世需求的普遍性與正當性，不僅彰顯了革命退潮、日常政治登場時分的人性蘇醒，而且，更主要的在于表達了一切體制安排必須切合人性，凡與普遍人性為敵的體制安排，終將潰敗的大是大非。

若論擺脫蘇俄政治的影響，則循此三大路徑前行，就是在擺脫，也就是在提煉中國的現代秩序，而演繹其內涵，彰顯其外貌。蘇俄革命充盈暴力和血腥，是自法國大革命一脈下來的路子，更兼具沙俄的蠻武勁頭。日爾曼式的歷史決定論混融其間，為實踐張本，實在是人類的一大教訓。

二、三種合法性：績效、法治與政治認同

戴志勇：由此，循此三大路徑前行，可否說包括人權和保護私有財產入憲，也是一個明證?

許章潤：是的，“人權入憲”和“私產入憲”，都是在向普遍人性低頭致意，也是在向中國文明和中國近代歷史主流政治意志低頭致意。說到底，“自由”概念若無具體行動權能表征，則太過抽象，也不足以具有政治動員功能。而說到行動權能，其以財產所有權為基礎，是至少自洛克以來的自由主義大白話。財產是保障個人基本物質性生存的條件，也是個體自由的基礎。自由從來不是抽象的，相反，總是具體的。所以，遠觀近看中國174年來的近代歷史，這個大趨勢要認清楚。大勢在此，我相信沒人真想逆著來。

說到革命和轉型，概以歐美為樣本，但若論現代秩序，不若近取華人文化圈說事，更具說明力。新加坡社群結構以華人為主，將西方市場經濟和強人政治與中國傳統文化兩相調配，有機結合，就一段時期來看，其效能與示范意義，不能低估。除了臺灣、香港，包括韓國、越南，其實都屬于大中華文明圈。某種意義上，香港實現了程序合法性，新加坡實現了績效合法性，臺灣實現了政治合法性。

臺灣的民主奮斗歷經兩蔣時代的打壓，到后來壓抑不住而慢慢發展，終至于開花結果，說明中國的傳統文明和近代174年的奮斗已經取得局部勝利。這種局部勝利，四兩撥千斤，是典范性的，切切不可低估。臺灣地區的轉型，李登輝作用很大，他有點像李光耀。李光耀長袖善舞，把自家的政治才干發揮到了極致，也在英語圈里將華人世界的象征性發揮到了極致。那么小的地方，竟然產生世界性影響，了不得。

戴志勇：民主既然已在臺灣落地，可以說大事已畢，剩下的都是修修補補的作業，那么，最近爆發的“馬王之爭”算制度問題還是其他什么問題呢?

許章潤：在下以為，所謂“馬王之爭”，不惟黨爭，不惟私人恩怨，也不惟德位，而事關“政治文化”。馬王之爭，藍綠之爭，南北的分歧，說到底是民主落地之后的利益和理念之爭，是在全民憲制和“國家之內無敵人”的政治共同體框架內，為著分權及其利益而展開的政治游戲，和平運作，依據法制和政制進行，而一統于政治與憲政，也應當有利于建設政治、完善憲政。此為民主政制下的常態。君不見，那邊廂，美利堅眾參兩院議長和白宮主人奧巴馬也爭。政府預算上限沒達成協議，反對黨在制約執政黨，乃至于拿“國家利益”做賭注，可謂民主的代價。但是，話說回頭，美國和臺島的民主體制下的權力、權利和利益之爭，有法可依，終歸和平落幕，不用担心政權不穩，所涉只是政府的效能和德行，以及政客們的操守和智商。其間拉鋸進退，即便沒有具體條文，也可以通過法律解釋解決，而于默會中各守底線。這便牽扯到“政治文化”，頂頂重要。因而，綜觀世界民主國族，游戲規則都是民主，但政治文化不一樣，因而，便五花八門了。

這說來有點懸乎，就跟所謂的“法律文化”一樣，看不見，摸不著，但確乎蔚為樞機，還真的不是故弄玄乎。比如，在意大利，仿佛一定的腐敗是政治運作的前提。迄至貝盧斯科尼這類鼠輩上臺，簡直就是在拿國民開刷，也是在明目張膽地嘲弄民主，將金錢政治、私性政治乃至于流氓政治的民主負面，顯山顯水，暴露于光天化日。但是，老爺子還不照樣山呼海嘯，吃香喝辣，紙醉金迷。在法國，總統搞個拉鏈門，有兩個太太，國民未感驚詫，不覺得是個事。但是，如果此事發生在北美，清教傳統，好家伙，不得了，了不得。還有，法國素來追求炫耀性政治和威望型國家，把事情搞大才有面子，所以法國人打仗雖說并非百戰百勝，但要穿世界上“最美麗的軍服”，而且，好像打不贏投降亦非不可想象。相比而言，曾幾何時，德、俄兩國崇尚的是“實力政治”，徑至于迷戀“蠻力政治”，不啻“歐洲蠻子”。投降一類的事情要是發生在近代中國，其人其事，將會背負千載罵名，不坐牢算是僥幸，好日子肯定是沒得過了。

的確，相比而言，拉丁一系，意大利、希臘、葡萄牙和法國，都比較腐敗。尤其是意大利，民主政治玩到貝羅斯科尼這個份上，實在已經蛻變為私性政治、家族政治和看家護院式的流氓政治了，簡直成為福山筆下的“表親專政”了。它們說明，民主政體若無清潔機制和剎車裝置，很容易出現自我腐蝕傾向。印度是民主國家，有脆弱的法制，但整個科層體制腐敗得很。若以前述“國家、社會和政治”等變量衡估，則不妨說，印度是“舊社會、新國家與破敗的政治”。當年奈保爾往訪印度，觸目驚心，親見親歷，辦個事，要蓋80多個章，而層層刁難，直比我大唐，簡直要人命。

這些都是民主政體下的林林總總，說明雖然同為民主政體，但政治文化有別，發展程度不等，因而行事風格和價值取向亦且不同，而政治文化連通著那個叫做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大骨干，就更是讓人無法回避，卻又愁腸百結了。當年理學家們指陳讀史之樞機，在窺見“圣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所以進退，便是格物”，以此觀之，民主、法治和憲政這些現代秩序的大經大法，吾人尚需好生格一格呢，而最好的格物之法，不外乎下場操練。如此這般，則開放政治市場，讓國民成長為公民，公民經由選舉兌現為選民，事關中華民族的政治成熟，實在是刻不容緩。

至此，就政治文化而言，尚可補充的一點是，雖說過往十來年，中國在基本體制上了無變化，似乎亦無變革的動力和勢頭，但是，政治文化卻悄然變遷，甚至于發生著根本性的變革。例如，舉其要者，概如下列：

首先，官媒及其背后的權力誠信全然破產，表明社會大眾在信息接受上的憤慨與成熟，更多地自覺于自我判斷和甄別，而這就是一種公民意識和公民精神。

其次，不惟官學商精英，就是一般民眾，多半都將權力的民主授受當作天經地義，而喟言“咱國家差的就是大選，老百姓沒有選舉權，當然受欺負啊!”就官員一方來看，他們明里不敢說，但心里多半認同人民出場式的賦權儀式之不可少，或者，之不可免，而對公共權力的危機感與日俱增。

再次，多年的黨國一體格局培植了某種“君師一體”位格，但是，人們對此早已膩味，似乎于享有良好私德信譽的獨立人士，無論僧耶儒，更加信任，而這意味著某種獨立的公共道德權威的發育成長。

最后，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認識到并承認社會本有獨立位格，應當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凡此種種，是數十年來“啟蒙”的善果，接續的是19世紀末以來中國的文化轉型進程。它們作為政治文化，可以預期，一種最為深厚而蘊藉的民情與人心，必將于最近的將來與現實政制良性互動，而于中國政治變革發生重大影響。

戴志勇：說得是。不過，改革向前走，最大的動力或許不是某種理想，而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只有邁向現代秩序的改革能給改革者帶來最大利益時，改革才難以逆轉。問題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這種利益的一致性呢?

許章潤：政治總是充滿著功利主義，雖不無理想，更不缺卑劣。湛藍天空中有朵烏云不奇怪，關鍵是天空是湛藍的。這樣拽一拽，是想說明，刻下總體趨向雖說仍舊晦暗不明，但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政治意志之不可阻遏，卻也是不言自明的。而這就是湛藍的天空，歷史的天空湛藍藍的，祖國的天空湛藍藍的。在此語境下，總體邏輯是在往世俗理性方向轉，自然不能不和一己身家利益掛鉤。而最大的利益是安全與發展，包括身家性命和財產的安全，或者，首先是身家性命和財產的安全。就此而言，就有利益交集的空間，而引發出政治透明、法治嚴明、不能動不動就抓人關人等共同話題了。與烏托邦政治不同，此世的一切改革，均需獲得“人民認同”。這聽起來過于理想化，脫離了刻下中國的語境，特別是與政治的總體氛圍不太搭調，但究其實質，一點也不假。——君不見，上述三個“低頭致意”，哪一項不是“人民認同”這一壓力下的產物!而且，在我觀察，這一進程依舊在持續，時緊時松，忽明忽暗，高高低低，則前景可期，不妨“謹慎樂觀”也。

其實，刻下的“生存與發展”脈絡，不脫三百年來世界歷史的政治主流，而以中國歷史匯入了世界歷史，展現的是晚近這一波樞紐文明收束時段的中國景象。其間重要一端，就是把人從道德主體還原為肉身的世俗理性，家長里短過日子成為政治，而確保其安寧和接續，蔚為政治合法性。現在的問題，也是先發起來的西人的教訓所在，就是對肉身的照料和對德行的料理與自我料理，要并行不悖。否則，全面世俗化的世界難免集體墮落，汲汲耽溺于俗世欲望的結果是失去了滿足它們的積極條件，也是欲望本身疲弱。地中海文明以還的這一波文明勁道漸現疲態，原因復雜，此為一端而已。

某種意義上，配合風險社會這一概念，不妨說當下中國處在一個“不可控的時代”，或者，“不可控的時段”。現在看來，基本的思路是一方面繼續強化集權，可能意在令行禁止，徹底糾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尷尬;另一方面，一個空前的市場化方案出臺，意味著放權，包括允許民營資本進入諸多“國計民生”領域。此外，伸言審判獨立、監察獨立，而這些原來本有，“82《憲法》”就有規定，問題是施行的誠意如何。沒有具體措置來落實，則一切宣示，口頭的或者書面的，依然只是宣示。

戴志勇：世俗理性是從哪里起源的?

許章潤：此事說來話長，牽連晚近三五百年的世界歷史，以及所謂的人性或者普遍人性。本來，人是俗物，吃喝拉撒，灑掃應對，就是人事，由此構成人世，而它們都是俗事俗務。但是，既需迎應“吃喝拉撒，灑掃應對”，就會有悲歡離合，產生了諸如“知足常樂”“樂天知命”這種人生觀，也造就了所謂“挑戰自我，追求卓越”這類信誓旦旦。這便不僅僅是俗物俗世之俗事俗務，而有神俗緊張和天人分殊在內了。由此，俗世的理路和心性與對于超越性的追求的理路和心性，構成了人生和人心的兩脈，分別為世俗理性和神圣理性。不妨說，世俗理性是人性和人心本來就有的老底子，而人之所以為人，還在于秉具超越性，希圖于此在俗世之上和之外，另辟一方天地，而這同樣源于人性和人心，構成了這普遍底子的又一重色調。

大約而言，西方自文藝復興開始，主流思想是回歸世俗理性，因為此前或因宗教太具壟斷性壓迫性了，所以人性的俗世一面似乎頗感壓抑。這一脈思路，秉持地中海文明的強力，推展至全球，遂形成了解構神圣意義的所謂世俗化浪潮。當然，何為神圣?世俗性在不同文明和國族如何展現自身?凡此種種，并無普適標準，恰需映照于具體時空，有以然哉。這里需要挑明的一點，也是頗為吊詭的一脈是，晚近三百年的近代史上，革命和戰爭是主題，它們無一不是世俗化大潮的產物，卻又秉持極度的烏托邦色彩和近乎神圣的理念。比如，蘇俄式的烏托邦，不僅自我神圣，而且，是對文藝復興以來主流的政治法律和經濟社會安排的一個反撥，意欲超越，仿佛希冀站在更高的位置行使武器的批判的職責。由此一路狂飆突進，造成小部分人窮奢極欲，大部分人忍饑挨餓，而所有人均戰戰兢兢、觳觫立世的恐懼時代，實為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矣!

所謂“改革開放”，說到底，就是拋棄此種思想路線和政治價值，而擁抱主流的現代文明。此于1860年以來的三波“改革開放”，并無不同，可謂心同理同。但是，問題在于，既有的這種現代性方案，積弊甚深，沉疴甚重。其間，一個基本傾向是向物質主義全面低頭，實用主義、工具理性，世俗欲望的滿足，構成了現代政制獲取人民支持的合法性的重要支撐點，這便導致人性猖獗囂張，簡直無法饜足，許多問題遂聯袂而生。

戴志勇：就是說，所謂“民生”其實并不止于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內容，而可能牽扯到所謂的“民本”。傳統中國不是講民本嗎?某種意義上，“仁政”是不是就意味著民本呢?

許章潤：凡此一來俱來，一損俱損。就刻下中國而言，現在的問題是，由于政治參與的口子捂著，供給不足，遂以民生來周濟和接應，導致政治合法性幾乎演變成了民生合法性，竟至于在特定情形下出現了“花錢買平安”這種政治市儈主義，而腐蝕了民眾和政制兩方面。一方面，維權政治被基于威權政治的維穩政制所銷蝕，而導致常態的民主政治無法發育，另一方面，維權卻以“花錢買平安”而告終，則一旦“維持會”心態不再，自不會再花錢了，毋寧，武力可能就要重新登臺了。實際上，此種苗頭已然隱現，令人担憂。

自民眾一面來看，擁護不擁護你，就看你能夠把經濟蛋糕做得有多大，福祉派發又有多少。雖說只是毛毛雨，但小口子不時放一口糧，對于普羅民眾，歷經馴化的老百姓，此種策略好像還挺見效的。由此導致整個社會全面的市儈化，政治短視成為一種“精明”，中國社會遂在民主尚未降臨之際，卻已患上了民主疲弱癥，實堪驚心!

本來，就建設“現代中國”及其“現代秩序”這一整體性歷史文化轉型而言，需要解決的義項包括民生、民族與民權諸題，而不只是民生一端。概言之，“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凡此四項，基本道盡了“中國問題”的犖犖大端，內核則是以富強、民主與文明為鵠的的“立國、立憲、立教與立人”之四位一體。晚近百多年來的生聚教訓，國共兩黨，一切的改良、革命與流血犧牲，所有的“改革開放”，無一不是圍繞于此而展開的。把它們悉數以“民生”籠統，是統不了的，也是兜不住的。

民生重在福祉，旨在提高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而以經濟、社會發展為條件，天經地義，也是一切政體首當盡心盡力的。但政體本身并不以解決民生為職志，毋寧，旨在提供政治秩序，讓秩序建制化、程序化，從而，實現全體國民和公民在政治上的和平共處。經濟和民生，由社會本身打理，政府行使治權，容忍經濟和社會的自我發育，從旁協力同行就可以了。換言之，國家和政府在此不行使統治權，毋寧，只是分配正義和矯正正義的裁判權而已。所謂市場的讓市場去打理，社會的由社會去協調，其意在此，其義亦在此。

蓋因特定政治秩序和社會經濟條件之下，民生問題是無底洞，永遠也解決不完。最好的解決也不過是相對的，或者，暫時的。解決溫飽之后還有貧富差別的問題，而這一問題是任何社會也解決不了的，遂有法律正義和政治正義上場來彌補。一個政府大包大攬要解決全部民生問題，這很危險。其危險不僅在于可能推導出人們對于全能政府的渴求，而且，暗含了極權政治的因子。

另一方面，長期把民生作為合法性基礎，會造成政治市儈主義，討好民眾、透支福利。美國長期這樣做，也可以做，是因為它在全球范圍內將成本分攤，印鈔票。可中國做不到，沒法子，何所由來哉。而且，將政治合法性奠立于民生，也很可能造成民粹主義，甚至連找對象找不到，都讓政府負責，這就有點走火入魔了。如同大革命之前的法國，高度的行政極權導致人們對于極權的高度依賴，凡事都求助于政府;反過來，若果遭遇不幸，則直接歸咎政府，甚至如托克維爾所述，連季節氣候異常也要怪到政府頭上。的確，一個集權的政府和政制，很容易造成“憤慨轉移”，認為什么都是政府不好，什么都應由政府來大包大攬。——集權政制反而造成了國民的“政府依賴癥”，也就是“公民懶惰癥”，說來匪夷所思，卻是千真萬確的。

戴志勇：先前提到新加坡的績效合法性，這種治理認同難道也沒個底嗎?

許章潤：作為一個小型城邦國家，新加坡將華人的經世之道發揮到了極致，也是將英國式的治理和牟利心機學得最入心坎的。其于大國之間搞平衡，通吃，賺錢第一，道出的實為有錢才有安全的商貿立國的城邦小國的欣悅與辛酸。其以高等華人自居，骨子里其實是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勢利與精明。歷經數十年家父式管制，城邦調理首在提升人民的生活質量，自然就有向心力。

但是，即便如此，年輕一代之不滿于“民生福祉”，而要求政治發言權的勢頭，已然浮現。對于年輕一輩，凡此福祉等于“與生俱來”，自無前后比勘而油然欣喜的可能與必要，他們要的是自家沒有但“別人家有”的東西。這個東西不是別的，就是政治參予權。兩年前大選換屆之際的街頭抗議，仿佛一夜間冒出來，出人意料，實則情理之中。而且，還將水漲船高，也是可以預言的。再者，既是“家父”式治理，則“家父”權威代際遞減是鐵律，胡可萬世一系耶!

相比而言，刻下中國政制績效不錯，黨國一體總格局下的行政管制也還能夠對付。以有限、逐步的讓步放權為實質的改革，特別是看起來像是趨向于善治的行政改良，予市場以活力，給民眾以生機。也正因為此，雖有多重危機，但基本政權不倒，是眼面前的事實。可見的最近將來，此種格局還將繼續維持，大致不差。對于一個歷經暴風驟雨般的長程革命，而時值轉型之中的國族來說，這樣的步態和調子，不是壞事。但是，問題在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則平權與政治參與問題，必將浮現。就前者言，倏然顯豁、日漸拉大的貧富差距是對社會主義平等的最大諷刺，對此無策無方，則人心不服，根基不穩。就后者言，如何應對日益高漲的政治參與要求，包括表達自由、結社自由以及公民社會的發育等等，已然刻不容緩，而關涉政治統治的正當性。

換言之，提供政治參與的程序管道，以程序合法性彰顯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實在是到時候了。說一千，到一萬，當下政治中國政治的最大問題，是尋找和強化正當性與合法性。而只靠經濟發展、保障民生，是無底洞。毋寧，啟動政治參與的法權程序，以紓解危機(如果確有危機的話)、彰顯正當性，才是不二法門。

再者，就意識形態和國家哲學而言，也得講全世界都能聽得懂的話。在此，尊重普世價值與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體系，而“講好中國的故事”，同樣刻不容緩。

三、公共權力是一種信托關系

戴志勇：所言甚當。不過，說到這里，我想說的是，35年來中國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建設法治嗎?事實上，從“82憲法”到《行政訴訟法》的頒行，國家制定了許多法律，承認了一些最基本的權利。其間，包括“人權入憲”，“民告官”，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等等，都是值得載述的。而這是否意味著法治逐漸落地呢?

許章潤：法治落地，先要將已有的各種立法坐實，特別要將《憲法》坐實。畢竟，自由、平等與人權諸項首先是一種理念，必須落實在萬千細則中，經由制度，演化為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見諸國家治理和行政運作的習慣風尚，才能成型見效。因此，一方面需將《憲法》做實，以各種配套立法，如出版法、新聞法和結社法來政治社會立法將它具體化、肉身化，另一方面，盡速填補法律體系的缺口。刻下尚無《民法典》，而民法是市民生活的百科全書，平權主體交往溝通的總綱領，就是一大缺口。僅此殘缺不全，就意味著距離法治還遠。換言之，基本的法律體系并沒有建成。伸言法律體系“基本建成”，而無視于此，實在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就具體立法而言，其間當須拿捏輕重緩急，而酌情先后。一方面，大經大法尚告闕如，另一方面，一些并非亟需的立法卻早已頒行了。比如不少省市人大旨在配合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的地方配套立法，而汲汲于立法規定何為“性騷擾”，此于在下看來，實為不急之務也。所謂“陌生男子朝陌生女子拋媚眼”得為性騷擾，而當“酌情處罚”一類的規定，荒唐錯亂。其之浪費立法資源，恰說明省級立法機構形同虛設，沒事找事，而徒為表面文章的尷尬也!

可能，更為棘手而重大的問題在于“有法不依”。譬如，中國治污的環保法律不少，可惜基本沒用。所謂的排污費，等于允許你合法排污。更何況，在發展經濟、做大GDP的地方發展沖動和資本自利的雙重阻礙下，環保執法亦且困難重重。同時，因無有效制約，環保執法部門自身利用執法權力尋租，就更是將“有法不依”這一難題雪上加霜了。

此外，值此倫理文明向法律文明的轉型進程，立法的一大任務就是將價值落實為規范，以包括法律規范在內的規范體系網羅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此亦不可躁進，而落于“立法拜物教”。實際上，一說到改革立馬就想到立法，也是很成問題的。可能，不少時候，恰恰相反，立法是在改革完成之后。以立法來應對改革難題，有時候具有轉圜之效，但多數時候還得靠實際社會生活的自我轉型，然后立法跟進而已。而且，政體轉型和政治文化若不跟進，再多立法也沒用，只不過給“有法不依”多添一例新證而已。雖說自有規范和法律以來，“有法不依”即伴生而來，也算是個常態，多多少少而已，但大規模、長時段、普遍性的“有法不依”，類如刻下中國這般，多半發生在轉型時段或者秩序形將崩解之際，非為福也!

戴志勇：就是說，在你看來，落實立法不僅涉及到具體的法律技術和社會資源的配套問題，而且，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

許章潤：是的，可以這么說。可能，在一些國家，社會問題例屬法律問題，需要循沿所謂的法制軌道來解決。而就此刻中國語境而言，法治問題是民主問題。就是說，表面上看來是法律問題，而實則癥結在政治和政治文化，準確地說，是民主的闕如致使法制如斯。沒有民主登場，法制走不下去，法治難以發育，這是明擺著的，也是業內的共識。因此，拖延民主，就是在戕害法制，從而耽擱法治。一句話，現在出現的這些法律問題或者法律困境，恰恰要靠民主才能解決。民主法治雙軌并行，慢慢拱衛出一個憲政機制，這政治才能上軌道，而國家有望成為一個現代秩序。本來，民主解決權源，彰顯政治的正當性;憲政在于安排權力的配置，形成國族治理的大框架;法治于此担負權力運行的規范之責。現代治道，三者缺一不可。

譬如，如何紓解乃至根絕“有法不依”?怎樣杜絕司法腐敗?千頭萬緒，其中關鍵是要司法獨立。無獨立之司法，則無公正可言。可司法公正不僅在于司法的廉潔嚴明本身，而且要靠民主制度撐腰，首先確保分權體制下的司法獨立。否則，“黨委說是鹿，法院不敢說是馬”，則司法公正云乎哉。至于有些國家民主登場后出現了選舉亂象，則多半屬于政治文化的養育和民主的歷練問題，而需要立法和司法介入了，同時，還有一個叫做“時間”的因素暗含其中，操切不得。

戴志勇：績效認同和法治認同之外，現代秩序的最大認同是人民主權。把“人民代表大會”真正落實為最高權力機關，能起到這種作用嗎?

許章潤：此事說來話長，不妨稍稍從頭道來。人類的長處在于群居，短處亦隨之而來，此即共同體的生活總有利益沖突，由此導致分配正義和校正正義的困境，因而，如何求得政治上的和平共處遂成人世最大的問題，也是一切的人事和認識的首要任務，一切的政制和政治首要解決的根本難題。自先秦諸子和希臘先賢以還，所謂的修齊治平的政道與治道所要追索的，不外乎此，而孜孜矻矻，而念茲在茲，而顛沛流離。如前所述，民主解決的是權源問題，就是說，憑什么你有權力?你的權力從何而來?根據什么你在進行統治?諸如此類。歷經選擇，晚近以還，大眾民主登場之后，基本的路向是，主權在民，人民通過投票選舉而賦權，漸成政治正當性所在。此為人世混到今天，所能發明的較不壞的解決方案。不是最好，卻避免了最壞。

就此而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為此種趨勢和路向之大背景下，所衍生的一種模擬的民主賦權制度，同樣旨在解決權源問題。關鍵是要坐實，奉行“一人一票，同票同價，公開，差額”等例行賦權原則辦理才行。照此辦理，名字叫做“人大”還是“議會”，或者其他什么，都無所謂。不過就是一個名頭，實質才重要。否則，半截子，不著地，無根，就無效。若無此種安排，看不到基于選民個人主體意志的選票在起作用，則只能說是“模擬的”或者“虛擬的”(如果不說虛偽的)的賦權體制，而實質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賦權機制。老說“打江山，坐江山”，進而，“吃江山”，等于將根本不存在民主賦權機制這一實質不打自招，夫復何言!

人事紛繁，人世煩擾，一切都希望政體大包大攬不現實，任何政體和政府都無法打理一切人事，也無力料理所有人世的煩擾。換言之，沒有全能政府，也不可能存在一種萬能的政制。就此而言，人民賦權之后必須現實地看到，你賦權多少，它就辦多少事，繳多少銀兩的稅，它就辦多少銀兩的事情，其余的還是要自家担當。也就因此，任何政制和政府都意味著某種缺陷或者缺憾，從而，它們也很明智地把合法性建立在特定的賦權程序之上，經由賦權程序獲得合法性。之所以如此，其實就在于早就知道并預設了自己無法讓所有人滿意，因而，輪流值班是最好的政制，也就是最好的政治。起碼，它避免了因為大家不滿意而卻又不愿意輪班，終至于“推翻”這一暴力前景，而將和平共處委諸“輪班”的程序安排。因此，政府做得好不好，悉均基于正當程序而來，有合法性。你要是不復，不滿意，同樣基于這一程序換“值班的”就是了。——好歹，有個值班的，也就是頂過的，就是享有周期性的合法性的政府，讓人不至于將憤懣和怒火一下子都直接發泄到政權身上，豈非于授受雙方都留有余地，而待轉圜也!人類的政治智慧，極而言之，混到今日，也就是如此而已。

在此，如果做得不好，政績破產，喪失的不是程序合法性，而是績效的合法性，也就是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但政權沒問題。政府的治權是周期性的，經由選舉賦權而獲授。政府之能周期性地行使治權，是因為背后有一個政體存在，政體掌管著政權，聽從其主人的旨意，穩穩地立定在那里。主人非他，一個世俗卻又神格化的“人民”也。若果政府行使治權不當，導致下臺，恰恰表明政體秉具正當性，是公正、中立的，從而，反而彰顯了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因為，若無此種永久性的正當性，哪會有政府因為政績破產或者績效不彰致令下臺之舉呢!

現在中國缺的不是政府的合法性(legallity)。政府是合法的，人大投票，循沿程序產生。所缺的是政權的正當性(legistimacy)。那么，政權的正當性怎么解決?換言之，如何賦予政權以正當性呢?傳統中國奉行“打天下，坐天下”的規則，而以家國一體、郡縣立國的帝制籠統，所謂“老子犧牲了兩千萬人頭打下的江山……”，云云。但是，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后，壓倒性地為世人所接受的政權正當性在于經由人民授權這一程序，無此程序，既無合法性，也無正當性。而所謂的“人民授權”，并非一次性買賣，——絕非一次賣斷，而是一個不斷的、周期性的程序。換言之，政權需要過一段時間就讓人民出場一次，而于授權特定政治勢力組織政府的程序安排中，續行授權交易，從而，表征其正當性。因而，吊詭的是，政權的正當性恰恰需要經由更迭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這一賦權程序來彰顯，無此賦予合法性的程序，就無其背后的政權的正當性可言;而政權之所以秉具正當性，就在于它建立了一個人民周期性出場來賦權組織政府的程序安排，以合法性的積累和不斷驗證，一次次的權力授受交易，來表征和兌現政權的正當性。

重申一句，這里說來說去，不過就是大眾民主的那一套而已。譏諷此間無新意，在下認同，但其最小化反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危險，也是昭昭然也。既然如此，何不擇善而從?!

戴志勇：傳統上打天下講“天命”，或講逆取順守。孟子講人民有革命權，共產革命實行“打土豪，分田地”，講平等。這給政權輪回找到了一個理論依據，也給這種輪回籠上了一層道德緊箍咒，必須是仁政，是民生取向。

許章潤：以國民人口數量計，這種“打天下”的理念現在恐怕早就不占主流了。甚至就官僚集團內部的人口數量來看，亦且如此。此為前述政治文化變遷而悄然發生作用的結果。因而，至少在臺面上，一般不再這樣赤裸裸地嚷嚷了。毋寧，以更具現代的修辭來婉轉表達，看似氣壯如牛，實則心虛兮兮。實際上，晚近六、七年里，執政黨領袖就曾多次重申，黨的執政合法性“不是一勞永逸的”，相反，卻需“不斷證明”，說明對此亦有洞察，以及表達了某種危機感和基此而來的政制善意。如前所述，依靠績效合法性，終有靠不住的一天，因為發展是有極限的，而人心的貪婪則是無限的。若果啟動程序合法性，建立起政權的正當性，則可避免此間陷阱。就是說，將績效合法性的包袱甩給政府及其治權，而以訴諸程序合法性來為政權的正當性張本。背后的總機制，也是最為雄偉的力量，就是那個叫做“人民主權”的東東。人民主權靜默無聲，需要出場表達，方始將主權與主權者顯豁出來。

那么，人民怎么出場呢?在此，最佳的出場方式不是游行示威，也不是動不動就躁進的“維穩事件”，更不是革命暴動。毋寧，千千萬萬的人民將自己還原為具有個體主體性的公民，公民個體把自己化身為選民，在一人一票、同票同價的民主博弈中，來展現自己，從而，多少實現自己。

晚近兩、三百年來，現代政治制度的精髓歸結到一句話，就是將人民還原為公民，公民變身成選民，而匯合成一種人民主權的程序性制度安排。此時此刻，政府行使治權，只獲授周期性的合法性，一種人民與她的政治代理人之間的信托關系，而讓政權立于不敗之地，秉具永久性的正當性。——政府倒臺就倒臺吧，政權立在那兒，怕什么!而這便是仁政，最大的仁政。

網載 2015-08-23 08: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