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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三大市場

戴志勇：由此我們的對談話題似乎進入到常態政治層面了。的確，于日常政治中安置合法性，追討正當性，是政治的一般含義。實際上，即便如此，日常政治同樣需要所謂的“決斷”，甚至于所謂的關乎“敵我”的判斷與決定。在此，晚近以來，中國官方一直在講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等等。但是，眾所周知，進入操作層面后，實踐起來并不容易，甚至于南轅北轍。

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曾經有個設計，技術性的，提出從差額選舉開始，比如總理人選由執政黨提名兩位黨內候選人，讓一定范圍內的選民們做出選擇，由此逐漸過渡到民主軌道。

許章潤：這個想法充滿善意，并不新穎，但也不妨做個選項，以資備考。本來，書生議政，而政治從來不排斥想象力。“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轉用這句家喻戶曉的廣告語，不妨說，“政治充盈想象，人類才有今日”。

說來話長，打從帝制倒臺，話語層面，“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或者，“主權在民”、“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之類的表述，就已成為冠冕堂皇的大詞。朝野都念念有詞，在朝者似乎更樂于如此這般念念叨叨。競相標榜，說明道統移易，人心流轉，再也無力回撥了，自然都把它當成了尚方寶劍。于是，云蒸霞蔚，拱托出個“人民”這個世俗神來。就立法來看，從《臨時約法》到1947年《民國憲法》，再到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哪一個不把“人民主權”掛在嘴上。而實際情形又如何呢?歲月既逝，史實猶存，大家自有公論。這不是說立法者虛偽，僅以“虛偽”二字打發，太過輕飄，也太過簡單。毋寧，其所道出的是一個漫長轉型時段中“事實與規范”的錯位和糾結，一種現代早期以還后發轉型國族的掙扎與尷尬。

通常，值此轉型時段，理念開道，制度慢慢鋪排開，所謂建制立政，最后才有生活層面的實踐性坐實。而坐實需要時間，也需要德性和誠意，上下雙方的能力益且不可或缺。在此，不是事實決定理念，而是理念先行，經由漫長試煉，這才推導或者可能推導出事實來。但是，不論如何，至少在理念層面，哪怕是在極權政制登峰造極之際，也沒人敢公然挑釁“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話語的正當性，卻是吾國百年事實，直讓人看花了眼。——朋友，所謂理念，許多時候就是所謂的“想象力”嘛!理念的創生源自想象力，理念的流布表征著想象力，它們并肩合力，又可能催導出新的想象力。此次執政黨換屆召開“十八大”的報告也講了，要把執政黨的路線政策做實，其中包括落實“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和權利，既是理念，也是操作，同樣不可或缺想象力。

問題是如何落實?怎樣做實?這才考驗執政黨的政治誠意和中國文明的實踐能力呢!

前面我們談到權源問題，曾說一切權力都是一種信托關系，立基于一種信托機制，關鍵同樣是在建立這一機制，坐實這一關系。是的，據此展開，則所謂的“選舉”，包括其之奉守公開、直接和差額原則等等，就是落實信托關系的最佳機制。它啟動“人民出場”，將賦權內涵和信托關系具象化、程序化，由此造成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就“差額”一項來看，上述設想好歹提供了一種選擇的可能性，若果施行，等于撕開了一個小口子，雖非實質性大變，但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這樣做總比不這樣做要好。現代國家奠立于現代秩序之上，而現代秩序所樹立的政治正當性意味著公開、多元的競爭局面，以容忍自己的反對力量公平競爭為自家正當性的建構性因素。在此意義上，政府首腦差額選舉，哪怕只是自家人中間的二選一，找個做陪襯，也算是象征性地飼服、調理一下民眾參與的政治胃口，多少緩解一點政治審美疲勞。坊間一個笑話，說美國大選，要當天晚上才能知道選舉結果;中國換屆，一年前大家就已知道答案;朝鮮換屆，幾十年前人人早已知悉誰要接班了。笑話歸笑話，如此下行，伊于胡底?!

實際上，它提出的一個更具挑戰性、也是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刻下中國需要開放三大“市場”。三大“市場”齊頭并進，才能整體性地推進中國的現代轉型，從而，最終完成這一波已然超逾一個半世紀的歷史文化轉型。此即承認市場經濟的基礎性或者決定性作用，兌現公民的表達自由以形成思想市場，從而，開放權力以開啟政治市場。經濟市場、思想市場和政治市場，關涉財富、心靈和權力，幾乎等于將此人間籠統。此時此刻，凡此三大領域的全面開放，是養育充滿活力的現代中國的必要制度前提，更是超逾一個半世紀的中國轉型愿景中的必有義項。

就市場經濟而言，刻下雖說以“決定性作用”修辭，但其實并未完全兌現。其間，要害處如土地所有權、私產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其與國有資產的平等性，以及經營自由和平等準入權等等，就尚且懸而未決，或者，口惠而實不至。據說這兩年資本抽逃和富人移民成風，可能與欠缺安全感有關。而一個不能憑恃穩定的政體和具有可預見性的法治提供全體國民以安全感，首先是人身和財產安全之地，其繁榮與發展，只能是夢想，還真的只能是夢想。即便有所繁榮和發展，亦且脆弱，更難言以世紀為時間單元的可持續性。

說到思想市場，首先要拋棄將某種意識形態定于一尊的思維模式，而為民族精神的成長和德性倫理的發育，松綁精神，拓展心靈，兌現政治承諾，提供法權保障。知識精進、理論繁榮、思想活躍、審美雅致而多元、信仰莊敬而寬容、言談舉止溫馴從容卻又博大剛健，意味著從俗世倫理到信仰的靈性均有照應和照映，這是現代中國文明所當容涵之意義秩序，也是自十九世紀中期以還，吾國文明于營建這一意義秩序進程中一直奮力追求的理想結果，而構成應然意義上的現代中國精神結構的必有內涵。為此，容忍異見的存在，尤為重要，也最能檢驗政治誠意和政治度量。以中國之大，轉型關口之千頭萬緒，當下世界之紛繁復雜，現實生活之八面來風，妄求憑恃某種特定意識形態統轄紛繁人心，泯滅一切異見，可謂吹沙成塔，緣木求魚。畢竟，現代中國是一種現代秩序，而現代秩序的最大特征就是多元性;精神世界的異彩紛呈，經驗告訴我們，才是精神自身成長的不二法門。而且，沒有一個“思想的帝國”，哪里會有一個現實的帝國，而帝國就意味著一種開放的邊界，在中心與邊緣的格局中大開大合。

在此，一種坊見認為，保持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換言之，官方大一統思想的絕對統轄性，是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基本條件，從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而可見未來的最大危險和挑戰，就在于“七嘴八舌”，打破此種局面，出現“思想混亂”。換言之，怎樣轉型、往哪里轉，肉食者早已心中有數，而且，一步一步，正在踏實踐履，我們百姓跟著英明領袖邁步就是了。此種思慮，以訴諸大一統為中國人的心靈開藥方，實則販售的還是思想管制那一套，為尊者慮也。而且，其間透露的一個最為深層的預設就是，存在這樣一位洞察一切的英明領袖及其萬能的組織，其他蕓蕓眾生只要聽話出活就行了，而根本無視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哪一步不是壓力機制的產物，哪一關口不是思想交鋒后慎思明辨的結果這一基本事實。

就政治市場來看，它意味著各種利益和多元力量的和平競爭，而且，是公開的競爭，一種圍繞著權力和權利來展開的法權程序主義公民活動，由此形成所謂的公共空間，進而，可能塑造出奠立于公共空間的公民自由。置身當下，一個徹底的世俗化時代，誰都明白，如同你我都明白，政制是一種世俗建制，旨在運作政治，而政治是政制在發力，不是別的，恰恰是一項世俗的事業，從而，是一種需要以模擬的市場機制運作方可獲得正當性的公民游戲。就是說，政治是一項公共事業，生來就有公共相關性，一定是全體公民參與，秉具程序性，方得運行，也方能造福全體參與者，從而，造成守法者就是立法者的公民政治機制。它不是那種圍繞著英明領袖及其政黨的“獻計獻策”，總以“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全面落實”輸誠自保進而獲利，也不只是一花獨放格局中的“參政議政”，更非實腹弱智的奴隸式“聽話出活”。毋寧，它堅守并強調國家是一種公共空間，蔚為億萬國民分享的公共家園。既然是公共空間，國人歷來欣欣然于“公天下”，則全體受托人公民當然有權過問，也有義務直接下場博弈。在此意義上來看，允許復數的黨內候選人出場以形成差額選舉形態，以緩解大家對于民主的渴望，可能，短時有效，中期無效，長期來看絕對壞事。道理很簡單，選來選去都是自己人，圈外人沒有發言權，公然違犯了政治的公共性品格，從而，等于從起點將政治放逐，還何談全體公民的和平共處。而和平共處是政治的基本含義，也是政制和政治的基本功能。

就此而言，逐步放開政治，恢復政治的公共性和開放性，不僅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于展現政治誠意中紓解政治緊張，而且，是建設中國文明的政治智慧，導向中國文明的現代秩序的必由之路。臺島秉承“1911”理路，已然將此落地，中國大陸部分是承載中國文明的時空主體，正需讓它于神州大地全面開花結果呢!

刻下中國雖然時見族群關系問題，邊疆治理未見現代性整合，同時出現了貧富差距所彰顯的階級利益沖突和國民平等問題，但大的主權格局在，社會基本穩定，政治上也有動作的資本。總體而言，實話實說，老百姓基本滿意，雖說怨憤詬病不少，但例屬常態，也從反面說明政制和政治未曾跟進，有以然哉。畢竟，怨言詬病是常態，若無凡此“輿論”，哪里有改進和調處的可能。對此保有一種應對開放性政制，使得它們不致于沖垮政治，此為現代政道和治道的最大優勝所在。西方尚未完全從經濟衰退中緩過勁來，無法對中國施壓，有助于中國從容轉型。因此，換言之，用一句大家常說的話來講，“這是啟動改革的最佳時期”。在此，區區所謂“改革”，系指松綁社會、解放精神和放開政治的一整套現代性政治立國方案，而非以“治安對付政治，用民生打發政治，用行政吸納政治”那一套。倘若失去這一改革窗口期，耽誤轉型，實在可惜。事實上，新班子上任，大家期望很高，要是再拖五年、十年的就難了。所以，中國亟需啟動“第四次改革開放”。再說一遍，此番改革開放，不只是針對經濟問題以及社會問題，凡此永遠解決不完，讓市場和社會自己發育自理，而應將重點放在政制和政治上，以坐實“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所展現的優良政體為將近兩個世紀的中國轉型收尾。

至于大家刻下掛在嘴上的“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兼含優良政體與國家理性兩方面內容，而多偏重后者。就一個健全的國族心智而言，兩者不可偏廢。而就刻下中國而言，在下以為，以公民理性救濟國家理性，以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更是當務之急。在此“珠聯璧合”的意義上，則“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方始表明一種政治自覺和文化自覺，循沿的是文明立國與自由立國雙軌并立的現代政治建國道路。

說到這里，不禁想起了梁漱溟先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舉國歡呼，認為中國問題從此一了百了。但是，梁先生靜觀時變，告謂大家這次只是一種政治力量取代另一種政治力量，而非政治體制的根本轉換。換言之，即便共產黨比國民黨有辦法，清廉，得人心，中國政治依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則“政治不上軌道”，依舊是轉型中國的大問題，早晚逃不過。事情過去六十多年了，的確，他看得透，也看得遠。

戴志勇：他希望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現代政治文明?在很長時段中，似乎梁先生均被視為一種政治保守勢力，至少，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不是嗎?

許章潤：當年，錢穆先生針對有關自己的“保守”還是“維新”，或者，“舊派”抑或“新派”的評價，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大意是：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之出發點，實惟求新。以此衡估，好像也適用梁先生。對于他們這樣兩位先生，好像“新-舊”與“保守-維新”的二元標準，都嫌簡單了。這是題外話，就此打住。

說到梁漱溟先生想建立一種什么樣的政治文明，不能不先說說晚近兩百多年來的世界主流政治文明取向。一言以蔽之，自從法國大革命以后，大眾民主登場，英國式的議會政治技藝漸顯生命力，導致全球范圍內，自西徂東，“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力壓其他選項，成為一種主流政治體制。但凡標榜現代國家，以現代文明為進路，皆非此不取也。

一百多年里，在“雙元革命”和建國立政的語境下，無論是哪一種政治力量，對于建立民族國家，爭取國族的獨立、主權和富強，復興中華文明，均無異議。但在建立哪一種政治體制上，事關政體大局，則多齟齬。數下來，粗線條，見諸政制實踐的，大略有三種力量。

一是“君主立憲”。清末政制一度以此為取向，也有相當誠意，真要做成了的話，可能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時迫勢蹇，也時不我待，加上滿清權貴不肯割舍既得利益，終至于革命壓倒改良，呼兒嗨喲，大廈將傾而終傾。緊趕慢趕，逮至以“九年立憲”作承諾希望換取時間以延祚之際，已然沒有時間了。當其時，居然連地方咨議會都已登場，儼然英國的架勢，卻無英國的社會作底盤，終究成不了事。有心做事的，值此千萬萬小自耕農為主體的農耕文明，因無結社自由為靠山的社會力量，所謂“前面打一棍，后面無人撐”，辦不成事情，結果造成了無心做事卻有意攪局的混混兒們把持議事機構的最壞的結果，則民主尚未登場就已讓人倒了胃口，實在是情理之中，而心愿之外者也。滬上楊國強教授對于清代中葉以還自強維新運動，包括新政諸項，多有爬梳分析，沉痛和反省自在其中，值資參考。

二是“1911”政體。民國政制取代王朝帝制，是謂翻天覆地、改天換地，開啟“新中國”。此前兩千年帝制一統、郡縣建政、儒教立國，是為“老中國”、“舊中國”;此后人民共和、立憲民主，此為“新中國”、“新社會”也。其為一種現代性方案，基本持取市場經濟，放開生活方式的選擇權，多少也有些信仰和表達自由。1927年后，國民黨統一中國，進一步右傾化，勵行軍政，惟有政權你不得過問，而奉行“資產階級寡頭統治”也。此種右翼極權政制，亦曾在希臘、西班牙、拉美地區施行，后來的臺島亦且恃此運轉，最終都陸續轉型。

三是“1949”政體。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對于經濟資源、社會資源和私生活領域，均實行全面壟斷。此處的一個政黨，例為列寧式政黨，以鋼鐵般的紀律統轄鞭策，服膺一切為了可欲的歷史目的皆可為工具這一政治歷史哲學，極具行動力，狂飆突進。

前面我們曾經談過，在二十世紀的人類政治史上，存在過兩種極權政制，一是右翼極權，一是左翼極權。上面的理述說明，這兩種都曾在咱中國這臺上輪番登場肆虐過，前后接續，難以一言以蔽之。

說來令人唏噓，清末既以“君主立憲”轉圜，奈何“改革窗口期”已過。當其時，遭逢千古未有之變，面對王國亡天下之危殆，各種政治方案登場，則“政治現實主義”蔚為時需，歷經半個多世紀內憂外患的摧折，清祚實在已無多少討價還價的本錢了。與此同時，中國尚不具備任何別的政治空間。但是，驟然革命后并無一大勢力足以統轄全局，遂有亂局，類于“1789”之后。袁世凱意圖收拾局面，走的是帝制的路子，多少有點超前，不免成為鬧劇，屬于一種后現代政治行為藝術也。梁漱溟先生說，要么軍事和政治上有力量，絕對可以震住，要么道義上占據制高點，有力量，從而統攝人心。此為“勢”與“理”。兩方中有一方面得力，就好出牌。惜乎袁世凱兩手空空，不幸犯了一個時代錯誤。其實，此種情勢，一直延續到1920年代末期，以右翼政制占據壓倒性優勢后方告結束。

迄而至今，經歷了這么多“之”字路，我們可以說，上述三種現代性方案，不管其成其敗，最后都證明，必須向構成現代世界的現代秩序的主流政治意志低頭輸誠，經由雙元革命，方始得以建國立政，引導中國成為一個常態的現代國家，而成正果。此即經濟自由、政治民主、人民共和與社會多元等例行常項。不止于此，但凡此不可或缺也。

五、民族國家建設

戴志勇：說到雙元革命，即“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在近代的前后登場，是不是可以說，迄而至今，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建構也只是大致完成?其間隙漏甚多，有待修補?

許章潤：可以說已然完成，甚至不妨說多有成就。畢竟，結束1840年以還的百年戰亂，而有如此浩瀚疆域及其基本穩定的法政建制，晚近“第三波改革開放”，胼手胝足，積勞積慧，并有經濟碩果，向世界完整展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主權架構和中國文明的政治建制，這是“1911”和“1949”聯袂接續成就的國家建構善果。其實，“1911”鼎力共和，搭架子，即已在“頂層設計”的意義上將中國之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型制和盤托出。

當然，你也可以說是大致完成，就看在哪個基點上立論。香港、澳門和臺灣，雖為中國法權和主權意象之中，卻依然流通三種貨幣，講述三種官方語言，仿佛自外于中國，而道出的實為現代中國尚未最終成型的成長的故事。通常，一個主權體系，就是一個主體民族，一個最高立法權和統一的司法權，采行一種貨幣，并且，一種官方語言。而且，臺島雖說不是 nation 或者 nation-state，亦非 country ,但無疑是 一個 state，一個整全而成熟的政治架構和法權實體。你承認還是不承認是一回事，它就在那兒矗著，還鬧騰得有模有樣，是又一回事。對此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總不是個事。毋寧，于正視中啟動政治和平，而重構國家政制。就此而言，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尚未徹底完工，有待于現代性整合和內在勾連曲通的細致加工。至于是一統于中央集權的體系，還是以聯邦或者邦聯來收束，走著瞧吧!

戴志勇：說到語言，當今中國，聚居于西藏和新疆的少數族群都有自己的語言，其為一種歷史產物，也是一種文明格局，是不會改變的。這給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提出了何種問題?或者，我們應該是在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意義上來說“民族國家”嗎?

許章潤：本來，擺脫了早期原教旨含義的“民族國家”，就意味著多族群形態。一個主體性族群及其語言，結合其他少數族群，共同組成一個國家，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常態。而且，其間分分合合，乃至于打打鬧鬧，亦為常態。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捷克與斯洛伐克的離合。烏克蘭由烏俄兩族構成，一東一西，操持兩種語言。德國境內有將近一千萬的土耳其族裔。至于英國，作為一個超級世界帝國的遺產，如今黑白黃褐，五色雜陳。放眼當今世界，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幾乎沒有，大多數國族都是多族群結構。我們的鄰邦日韓兩國，人種較為單一，算是突出的例子。即便如此，也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過少數族群規模較小，一般常態之下隱而不彰而已。

而且，“族群”與“民族”是兩個概念，不能混淆。中美兩國，一為歷史演來，源遠流長，概為中華民族;一為近代殖民開拓的產物，例屬移民國家，三四百年風霜歷練，而漸成美利堅民族。在此大框架下，各擁數十個少數族群，蔚為壯觀。說是“少數”，只是比較而言，就中國之回教國民和美國之黑裔國民而言，動輒兩、三千萬，若在歐洲，已屬中等之國。但是，不管人口規模大小，亦無論其源頭，其于中美兩國的主權框架之下，概為少數族群，則無疑義。在各自主權框架之下，它們分立同居，分別構成了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增大了凡此大型文明的多元性格和內在張力。

由此，區別“文化民族”與“政治民族”，同樣是國家建構進程中的必有作業。通常，民族是一個政治概念，多有政治建國的經驗和能力。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例為政治民族。在此兩大民族之內，作為構成其多元位格的有機組成部分的各種族群，則屬文化民族，或者，一個人種、族群和文化的單元。其間，可能會有這種情形，即原本概為政治民族的單元，一旦位處另一主權政治之下，則成文化單元。例如，漢族中國人移居美國，頓成少數族群，而為美利堅民族中的華裔族群，一種文化單元。同理，在華俄羅斯人，也是一種文化和種族單元。就中國而言，西南漢族和少數族群歷來混居，多秉文化民族性格。滿蒙回藏四個較大族群中，滿族作為一個族群，早已融會入中華民族大體系，無論是在人種、語言等各方面，不再秉具政治性格，甚至不再具有文化單元的意義。其余三個族群，尤其是回藏兩族，雖多政治建制的沖動，但卻無妨其為中華民族大體系下得為一種文化單元的總體格局。筆者曾于“立憲共和主義族群政治進路”一文中縷敘于此，可供參考。——說到底，文化通融和政治和解，必以政治分享為前提，而這取決于整個中國轉型的歷史進程，急不得，等不得。但是，不管如何，對于雙方而言，武力均非最終方案，更非最優方案。

至于各族擁有自家的語言，不是壞事。多語種的背后是多元文化的活力，而這就是一個大國綜合實力的源頭之一。恰如華裔在美同時操持漢語，得謂雙語人才，而為通達另一文明敞開一扇窗口。千門萬戶，過從往來，川流不息，這文明才有活力。只是語種紛雜，自有一種絕大多數人口通行之語言始為官方語言，才利交通。故爾，在美一百多種語言，惟有英語得為官方語言，用美國參眾兩院一致通過的一項法案來說，“惟一官方語言”。同理，漢語或者中文，是中國主權境內惟一官方語言。漢語和英語，在中美兩國，作為少數族群的母語，只能應用在私性領域，如家庭、教會、同胞聚會，等等。就此而言，中國各大學紛紛標榜能夠開設多少門英文課程，以為這樣就是“接軌”，并且“一流”，實在是不明所以;香港司法通行英語，還真的就是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尚未最后完成的表征呢!

再者，官方語言太多，恐怕一般國民負担太重，也不具可行性。魁北克通行英法兩語，芬蘭講瑞典語和芬蘭語，比利時有所謂的法語區和弗萊茫語區。它們都是歷史的產物，利弊雜陳，一言難盡。

戴志勇：是的，各國情形不同，源自各自的歷史。那么，相較于歐美，中國在此有什么特殊性呢?

許章潤：就晚近中國歷史來看，滿人入主中原后，三百年里，中華大地既是一個帝國架構，也是一個多族群的民族國家形態，不完全套用1648年《威斯特法倫公約》后的歐洲民族國家成長模式。蓋因中國國家形態早熟，早在秦漢之際即已完成了近世歐洲封建國家方始向往和著力的現代國家形態。也正因為中華民族存在著此一成熟的國家政制架構，通覽包辦，故爾，多半分合常有，而不致于發生散架子的事情。毋寧，分裂是異常，統一的帝國才是常態。也就因此，在此常態政制架構下，各族群分享政制一統，卻保有高度的文化自治，包括語言的獨特性。

當今世界，民族國家依舊是一種主導型國家形態，本身意味著族群、語言乃至于文化的多元性。再拿美國說事，美國不僅有講漢語的華裔美國人，而且，更有數量眾多的講西班牙語的墨西哥人，包括合法移民與“黑下來的”。但是，不管他講什么母語，也只是一種非官方、非正式的私性語言。——在這一點上，決不能妥協!而且，只要政治法律版圖上，納入到一個統一的聯邦政制體系下，則就國家建制立政而言，就是完成了。

剛才說到香港，雖然大家調侃說它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國營單位”，但四兩撥千斤，可是了不得。這幾年，很多國民，包括不少官員，隨著國力提升和腰包鼓起來，頗為虛矯，覺得小香港，靠大陸生活，沒啥子。朋友，還真不能這么看。在大中華范圍內，香港是一個文明單元，勵行法治市場經濟，表征的是中國文明的一種現代性方案。它不僅和大陸左翼極權方案相對，而且，也與主流的現代性方案不同。700萬人民的生聚作息，集財富、政制和文明與一體，其典范性意義，怎么正面評價都不過分。華人世界混到這個分上，朋友，有型有制，有頭有臉，真是不簡單。不妨說，它是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和現代中國這個大生物圈里的經過馴化優育的外來物種，有競爭力。尤其是2017年普選，千萬不要小瞧。普選后，中央政府還是有影響力，但人民出場了。這有突破，有示范性——再說一遍，“四兩撥千斤”，不可低估。

港澳臺自貿區一體化，整合海峽西部經濟帶，這是一個大規模的長遠的作業，必將深刻影響中國的經濟、政制生態。經濟上的一體化當然會滲透到政治上，則其沖擊之大，也是可以預估的。

戴志勇：在晚近兩百年歷史中，這是一場革命的收束階段。若果放到3000年歷史來看，則為更深的文明轉型。

許章潤：是啊，迄而至今，人類得力于兩次樞紐文明，伴隨著兩次樞紐文明的成長而成熟。雅斯貝斯所說的“樞紐時代”，可謂“古典樞紐時代”，即前2200年—3000年之間這樣一個時段，也就是中國的先秦諸子時代和歐洲的羅馬希臘時代，是謂人類文明的第一次樞紐時段。大概十六世紀以還，現代早期到十九世紀中期截止，這一個三百多年左右的時段，是“現代樞紐時代”。兩個樞紐時段，兩次人類文明大轉型，兩大人類文明高峰，兩波思想噴涌的精神盛產期，回應的是天人關系、生死義理、禍福担當和個體的進退出處等等大是大非。的的確確，今日受用而不察，歷千年而未變的精神資源，今日世界見諸日用的體制安排和人人相諭共守的意義秩序，基本上都產自這兩波樞紐時段。實際上，此次啟自19世紀中葉的中國大轉型，不僅面向西方，特別是現代早期的西方，而追溯到希臘羅馬，同時，面向中國古典，而深究至先秦諸子，都意味著向樞紐時代討要資源，追溯精神血脈，并創造著自家的現代樞紐時代。

自戰國到秦漢的轉型，費時800年。帝制一統，郡縣立國，王朝政治，凡此構成此后政制的基本形態，歷兩千年而不衰。換言之，中國古典樞紐文明所成就的政權和治權，其德性資源和制度效能，不僅切應人生和人心，而且滿足了社會和國家治理的需求，故爾一用兩千年，具有如此的生命力。就此也不妨說，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國這艘大船若無近世西洋文明的沖擊，可能就這么著走下去了，再走個幾百年，亦未可知。是呀，只要沒到山窮水盡，本來是用不著換制度換文明的。

問題在于，放眼于世界范圍，在彭慕蘭所說的1800年東西“大分流”以后，實際上是早自17世紀以還，事情變了，世道變了，人心隨之流轉不息。就是說，歐洲現代文明發育發展起來了，標志著現代樞紐文明降臨。迄至19世紀，大西洋文明接續地中海文明而來，代表著世界范圍內的主流文明，從西打到東，所向披靡。值此關口，今日回看，中國采取的是順應的路線。不順應怎么會有所謂的改革開放呢?而且，是超逾一個半世紀的時段中一連三波跌宕接續的改革開放呢?!當然，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但在大歷史立論，把心態放好，則文明的優勝劣汰是一種自我更新，蔚為常態。從這個角度講，什么叫文化?就是過好日子也。人類歷史上，出現過一波又一波的文明浪潮，這一波文明取代前一波文明很正常，所謂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明了文明不過如此這般遞次發展的，一浪趕一浪，急起直追就是了。

六、中國可能創造出一種新文明?

戴志勇：說到文化和文明，讓我想起了辜鴻銘先生。類如他這樣的人，那些文化保守主義者，似乎都分享著一種東方救世論。今天說中國可能找到了一條新路，一條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與之相似?

許章潤：倘若早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所謂“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發展道路”，那么，大政既定，天下歸心，只需修修補補就行了，調整調整就是了，為何還要喋喋不休什么“深化改革”，甚至于嚷嚷著“壯士斷腕”、“破釜沉舟”，乃至于天天驚惶、維穩不止呢?!可見南轅北轍，將天下人當阿斗，一心圖謀的是如何維持住既得利益也。而飾垢掩疵，或能飾智以驚愚，卻無法撐持久遠。此間理路，與當年的文化保守主義之間，在文明論上或有溝通，甚至于心有戚戚焉，但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也是可以斷言的。民國年間許多文化保守主義者的人格氣度，秉持儒生氣象，真正是所謂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批評的態度，為那些標榜自由主義的人士所不及呢!

“現代中國”的文明論、政制論、人生論和工具理性，集聚著現代中國思想的全部焦點，歧路紛披。但是，無論是哪一家，不管它指向何方，端出了什么菜譜，其所憧憬的是“現代”和“現代中國”，均且一般無二。對于“現代中國”及其價值體系和法政安排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兩大脈絡，他們多半認同，不曾否認，于有所側重中酌予取舍。在此，文化保守主義者們信誓旦旦，東方文明在道義上就是勝過西方文明，并非毫無道理。就現代西方文明挾工商文明的貪婪與帝國主義殖民開拓的兇殘而無所不用其極而言，謂之德性虧空，無恥下流，并不為過。但是，問題在于，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還有一方面在于，發端于地中海文明和鼎盛于大西洋文明的這一波現代文明，不僅另有一套道義體系，而且，更以“功效”為鵠的。能不能滿足一般俗世人生提升生活水準的愿望或肉身存在這種俗世需求，考驗著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價值理念的有效性。沒有力量，一打就敗，一切白搭。所以，文化保守主義者秉持文明理想，但難免流于文化烏托邦，雖神安氣集，卻神馳力困也。

當年梁漱溟先生區分三種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以為不同文明進路及其不同發展階段的典范，自有一套解說。既有“發展階段”，卻又無高低優劣之分，毋寧，因應的是不同的人生之需，這是梁先生的孤鳴獨見，一掃中國文化不如人的晦暗心理，徹底鏟除華夏事事不如人的文明依據。晚年覺得指靠人是有指望而無把握的事，歸根結底，還是要靠制度，尤其是要靠法治，雖疾呼立憲與法治的時不我待。在他眼中，中國是一個早熟的文明，卻不幸為新興的強悍西洋文明所欺侮，而其之強悍，全在于向外索取的人生態度和公司化的國家組織方式所集合的彭湃勢能。因此，理述古典中國文明，特別是儒家舊籍，是要于學習西洋文明的文明復興努力中為中國文明爭一口氣。問題是，他所理述的這個文明是它的古典形態，而歷經晚近變革，“禮崩樂壞”，中國社會早已不是他筆下那般美好了，有待貞下起元也。至于辜鴻銘先生以一個茶壺配幾個杯子來譬喻一夫多妻的正當性，只能當作一種文化機智和人性狡黠的吉光片羽，說說玩兒吧，當不得真。——百年回首，遙觀私揣，身處七嘴八舌的紛紜亂世，他也就是那么一說吧!

戴志勇：的確，文化保守主義其實激于激烈反傳統思潮，作為對于它的反動，應激而起。實際上，自此以還，在近代中國思想舞臺上，它們一直都是歡喜冤家。今日看來，二者針鋒相對，卻又相反相成，共同為中國的文明把脈，而促進其轉型。說到“文化”和“文明”，它聽起來很虛，但從根子上影響著人的行為模式。

今日中國，顯然有些制度需要徹底變革，比如需要坐實人民主權;有些必須漸予大幅改進，比如立憲體制。這便牽扯到所謂的文化或者文明了。在此，文化與制度如何相互調適，是個特別困難的問題，你說呢?

許章潤：制度是文化的肉身化，一如習俗是文化的實踐形式。某種意義上，打個不恰當的比喻，不妨說制度是文化的化石，活化石。反過來，制度和習俗承載文化，同時于自家的實踐進程中貫徹文化理念。制度的功用在將文化理念物質化，而見諸效能。因而，制度的有效性不僅在于落實政策導向，而且，從大視野來看，更在于貫徹文化理念，而成為文化的一部分。它們合縱連橫，云蒸霞蔚，成就的是一種文明格局和文明氣象。

撇開這些不說，就所謂的文化反傳統思潮來看，曾幾何時，它是一種世界性運動呢!文藝復興之際著名的“奧康剃刀”，可謂開其先河。這邊廂，中國近代史以新興列強打上門欺侮老大文明為開端，而以后續痛定思痛的自強維新和新文化運動反傳統鼓蕩搖曳。此間糾結，在下曾以“譴責弒父情結”統予概念化，道出的是大變革時代中土士子身處東西之間的倉惶悲憤，遭臨新舊變革之際的糾結彷徨，結果演繹出個“氣不打一處來”，拿自家文化及其文明始祖出氣。當其時，他們對于傳統文化，特別是儒教儒義，恨不得斬盡殺絕而后快，今天遙觀甚為詫異，而究跡原情，多半不難理解。是啊，長近百年的受辱挨打，于國民心理和民族情感多所傷害，自然不會隨著“站起來了”而一朝消隱，后人遂以“1840情結”作結，不無道理。

如你所言，正是在西方文明步步進逼打壓和激進反傳統文化思潮驚濤拍岸之際，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登場，一脈如縷，延續至今。近幾年活躍的“大陸新儒家”，更不用說此前的第三期新儒家了，都是這一思潮的組成部分。新文化運動的猛烈抨擊和深刻批判，其實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反觀自省開道，反成互為犄角之勢。實際上，中華文明之所以歷久彌新，就在于自漢以還，與周邊文明“互為邊疆”，在不斷遭受沖擊中汲取異質文明，增擴視野，滋養身心，有以然哉，有所然哉。

上個世界初年，新文化運動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同上登場。諸如辜鴻銘、熊十力、梁漱溟諸公，均為陣中高人，超九段高手，不世出。一干留學歸國人士，亦且分化，而有學衡派諸人的保守文化公議，于分星擘兩中分進合擊。就梁漱溟先生而言，自來被劃為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人物。但是，究其實，他和其他諸公一樣，不論分屬何種陣營，再造中國文明和復興中華文明的用意均且一般無二。對于列強殖民侵略的危害，特別是文化殖民的深遠影響，以及吾土不得不然的酸楚，心知肚明，而放眼未來，在大歷史立論，自長遠謀劃。指責他們以“文化中國”取代“現實中國”，似乎難以成立。蓋無“文化中國”，既無“現實中國”，更無“未來中國”。今天看來，較諸一般天真的西化主義，以美歐為天堂，想象加上崇拜，他們的文化批評其實更具洞見，而于時代的把握似乎亦乎更具現實感。——美歐有美歐的問題，問題多著呢，哪家過日子都不容易!

戴志勇：歐洲的福利主義和世俗主義?美國的消費主義?還是別的問題?

許章潤：的確，現代化就是世俗化和理性化的進程。一個曾經為天意和神義籠統的人世間，無論東西，程度不等，在此兩三百年間，慢慢地愈益出入凡俗，悉數圍繞著肉身專心打轉了。此于宗教曾經蔚為政統的歐洲，情勢尤然，可能，感受亦更強烈。故爾，就政制建設和政治立意來看，世俗化和理性化意味著徹底否定政治神學，將現代政治周身世俗化了，竟至于成為一種金錢主導下的市場化運作。

但是，事情的吊詭之處在于，其間藕斷絲連，精神血脈不輟。“人民”和“人民主權”是什么?其實，是個神學概念，是個世俗肉身承載的神格。只不過，這是一個集合概念下的群體及其擬人化，而非一身托付天下安危。畢竟，即便是世俗人間，也還要有個最終的規范和意義，則凡此“人民”和“人民主權”，因應大眾民主時代降臨的時運與世運，勉為其難了。說到底，現代的種種，包括天賦人權和正義的可欲性，都是一種政治神學，世俗化了的神學概念，藉此建立政治正當性，解決的還是那個叫做“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這一群居生活的永恒難題。

回頭一看，對于啟蒙的反思隨著啟蒙登場就早已登場了。人性的覺醒是以對于人性的批判性體認為標識的，啟蒙不過是對于人性的再度體認，又一波批判性的體認而已。這個叫做“現代文明”的這一波文明，自現代早期地中海文明啟其端緒，接續連綿，自西徂東，已經有四百多歲了。其之鼎盛，最為強橫，時當19世紀到20世紀初葉。迄而至今，多少有些一鼓盛，二鼓衰，三鼓竭的味道了。西人推導出了這波文明浪潮，轉而踏浪前行，吃這波浪潮的紅利，還將吃些年，但越來越吃緊，是肯定的。

在此，中國有個時間差。就是說，其當鼎盛之際，中國開始模仿，維新自強，奮力從倫理文明向西式以陌生人社會為基礎的法律文明秩序過渡。逮至其已進入后現代，中國開始第三波改革開放，繼續以現代早期的這波文明為典范，急起直追，同時為共時性的彼岸所影響，而導致出現“時間的叢集”和“時代的交集”現象。此非晚近始然，實自起步已然。蓋在所謂的“西方”，不僅大文明系統下各有分支，而且，盎格魯-撒克遜、弗蘭克、日爾曼和斯拉夫各分支之間，亦且存在時間差，而呈現你追我趕之勢。那時節，中國被打懵了，一心自強，希望盡快結束任人宰割的險境，哪里顧得了這么多，凡事“人家西方”如何如何，只好見什么好就學什么唄。

現在的問題是，世俗化過分，肉身成為偶像，自己儼然就是上帝，乃至于將自身完全工具化，也是不妙的事情。就西方的情形來看，福利國家的出現導致真正的政治消隱，民生取代了政治、民生就是政治，竟至于“以民生打發政治”，從而，政黨政治以透支福利來換取選票，就不僅根本放逐了政治的德性之維，而且，把人民簡單還原為勢利市民，釜底抽薪般地銷蝕了民主代議政治的正當性神格，實在是晚近政治的衰頹和墮落，而終將導致無政治、非政治和反政治。最終，難免會讓這個叫做“人民”和“人民主權”的東西見鬼去。

而且，回到開頭談及的文明或者文化這一主題上來，一旦某種文明登場之后，歷經數百年使用，其各項機能是會衰減的。儒教文明是先秦諸子思緒起端，經秦漢試煉而后成，管用兩千年，終為這一波現代文明所取替，如今作為本土陳釀，仿佛起而爭奪道統。的確，這一波現代文明沿用至今，其內在的道德熱情，原本浩瀚的道義和政治理想，以及對于未來愿景的想象力，似乎晚近于其老家呈現零落衰頹之勢。一旦制度化、肉身化，就消隱不彰，甚而可能反過來成為壓迫性的道統，導致反動連連，實屬常態。因而，其之施予社會和人群的支撐，其潛能，相應也會衰減。近些年，隨著東亞的發展，歐洲大陸仿佛衰頹得厲害。其實，不是比較視野中的經濟衰退和政治衰頹，而是文明勁道的衰退，其道義熱情和政治理想的衰頹，才是讓人感懷之事。老歐洲享用了三數百年的現代文明的滋養，其勁道和勢能于今似乎日虧，以致出現了文明衰頹之象，恰應了“最高的已然下降”那句老話。換言之，承平既久，雖說構成既有生活形態的緊張未必減少，更不會消亡，但這一文明據以應對的道德張力和思想敏感，卻似乎遲鈍老舊矣!

戴志勇：但是，為什么說歐洲文明衰退了，歐盟還在創造新的可能性呢?事實上，至少，“歐盟”展現了一種新型的政治聯合的可能性。而這就是“開天辟地”。

許章潤：歷史上，新文明取代舊文明，蔚為常態。二者間隔，短則幾百年，長則一兩千年。僅從技術形態來看，農耕之取替游牧，是為一大變。機械之超越手工，更是翻天覆地。現在是網絡技術革命取代了箭與火的文明。它們統屬于古典樞紐時代文明為文藝復興以還的現代樞紐文明所取代這一大時段中的斷續片斷，印證的是層累地形成的文明史這一歷史判斷。

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呢?日子過不下去了嘛!所謂文化文明，總而言之，不過是過日子的法子。一旦日子過不下去，窮極思變，當然就要換一套法子了。就是說，必須要有新的文明形態來應對才行，而這不僅事在人為，更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英國人說，我們在無意中成了世界帝國，失去世界帝國和世界霸主地位也是心不在焉間發生的，可謂吊詭，卻又事出有因。此時此刻，這一波現代文明經歷了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兩個時段，仿佛正處于太平洋文明時段，為其全球完勝做最后的收束，可能也是其絢爛至極而后終將歸于平淡的時段，猶如一抹晚霞炫耀天際，未幾日落霞墜，人世重又歸于一個蒙昧時期，有待下一波樞紐文明來啟明。就是說，再找一種過日子的好法子。

晚近一、兩百年間，對于不發達國家來說，看到別人領先了，就奮起直追，實為置換過日子的法子的事兒。其實，“資本主義“這個詞出現得很晚，是在資本主義的實踐和制度已經走了100多年后，才有這個詞來加以概括的。

你提到歐盟，的確，歐盟是歐洲政治團結的法律形式，也是歐洲這一洲際聯邦基于文化同質性而發展出來的一種政治聯合形式。一定意義上不妨說，它并非顛覆了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毋寧，其將各自獨立的民族國家在洲際國家規模上的政治團結潛能，以法律團結的方式發揮出來了，是另一種組織國家的超大規模形式，而以洲際規模為全球內政意義上的“永久和平”進行試驗。由此，“歐洲人民”終于變成了“歐盟公民”。其實，論其多元性和復雜性，也就是中華帝國的格局，老大中國對此并不陌生。

既然是一種洲際國家形態，那么，迄而至今，這個超國家體是否能夠成為一個民主共同體，取決于“歐洲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變成“歐盟公民”。沒有具體的、個體主義的“公民”及其臨場性，則集合概念的“人民”無法登場，終究只是空洞無物的虛體。既無力量，則自身難保。正是在此，具體的、超國家體的法權程序主義體制安排，尚且有待時日。雖說聯邦制的民族國家形式依然是承載這一制憲成員自由聯合的政治形式之最佳法律形式，但是，只要“歐洲公民”與某個具體民族國家成員的公民身份同時存在，而不可避免存在著一個哈貝馬斯所說的“雙重立憲主體”問題，則其間必有緊張。因而，諸如“主權”和“人民主權”這類啟蒙后的傳統雙元革命的觀念，還將是通向“歐洲國”這一目標的長征途中繞不過去的橋。

戴志勇：兩相比較，放在長時段里看中國的轉型，你覺得這個國家現在走到哪里了?

許章潤：在超逾一個半世紀的奮斗后，中國轉型多有成就，而有待最后臨門一腳。但是，此時此刻，中國文明似乎也出現了“疲憊”，一種疲憊感彌漫于國中。有人說這是長時期的奮力改革所造成的“改革疲勞癥”或者“改革審美厭煩”。不管是什么，歷史感之羸弱，心智萎靡，未富先老，凡此文明的衰勢，的確似乎出現于國中，特別是它的精英階層。

吾友，但凡重大歷史時段過后，階段性歷史目標達成，或者尚在這一時段的收束階段，好不容易即將完成追求的歷史目標，人們往往會有這種感覺。比如抗戰之后，“國軍”疲憊不堪，再要去打內戰，哪里有心有力。“文革”后期，人人自危，七零八落，都被折騰得夠嗆，心生厭煩，還搞運動，不得人心。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一直高度緊繃，整個民族都繃緊了神經，勉力前行，這才混到今天這一步。終于，有吃有穿，于是，疲憊感浮上心頭。現在不僅年輕人疲憊，生存壓力大，而且，似乎人人都感倦怠。究其實，它展現的是文明的疲憊，就是說，面臨轉型最后臨門一腳之際，內在張力和外在的沖勁好像都有些不足了。

本來，近代中國轉型指向國家的現代重建和中國文明的現代性復興，問題意識包括現代中國作為世界體系中的一員，其政法結構如何有利于建設國家政治、適應國家間政治的需要，而不再是天下格局中的帝國治理;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共同體中如何守衛獨特性，卻又分享普世文明，等等。前者表現為一種政治理性主義，后者訴諸文化歷史主義，而牽扯到國家理性與公民理性，政治現實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等等。就國家政治的建設而言，曾經有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政治之戰，最后是口誅筆伐不算數，用槍桿子別勝負。此刻中國，歷經晚近三十五年的“撥亂反正”，歷史想象不外是向“發達西方國家”看齊，而最差的一種指向毛時代，將那個血雨腥風的歲月理想化，甚至涂抹上玫瑰般的光焰。這說明，一個國族缺乏歷史遠景和道義憧憬，將會猥瑣成何等模樣。

政治上的原因單說，思想上匱乏，開發不夠。現在講民主，缺乏想象力，比較現實主義。我們深受烏托邦主義所害，現在知識分子不愿重蹈覆轍，對超越的理論很警惕，因為以前是全國人民替一個烏托邦買單，做實驗品。

中國今天走到哪一步了?端看在哪個坐標立論。我們知道，百年之中，至少有三種現代性建國方案的較量。若從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衡估，用雙元革命語境下的“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把尺子來衡量，則中國“立憲，立國，立教和立人”之近代政治建國的四項指標中，“提煉優良政體”和“重締意義秩序”兩項，均尤需繼續努力，有待沖刺，可能，一、兩代人的奮力沖刺才行。幾年前在下曾以“中國已經步入訓政初期”和“中國需要趕緊步入訓政中期”為題，對此多所致意。若自“中國模式”論掃描，則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自在其中，剩下的只是反腐敗、養老金統籌這類技術性難題了。也許，順此理路，百年后發現，中國走的還真是比別人更為高妙的一條道路，也說不定呢。可現實卻是，權力的來源不清不楚，終究沒有安全感，而政治首先就是一個關于“憑什么你來統治?”的問題，回避不了，怎么就那么自信呢?

戴志勇：但具體的制度形式也還是開放的，對未來，我們并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藍圖。由此牽扯到怎么看“中國模式”、“中國道路”這種說法?

許章潤：就具體制度形式和歷史進程來看，中國當然有自家的模式，中國百多年來走過的當然就是中國道路。整體而言，難道中國套用的是別家的什么模式或者道路嗎?當然不是。曾經全盤照搬過什么“蘇維埃”，事實證明是死胡同。

但是，問題在于，從現代秩序之生發的雙元革命這一大格局審視，則現代中國及其長程革命，還真的就是這一波現代樞紐文明在中華文明時空內的展開，并未超出這一總體格局。中國以自家的轉型歷史加入并分享了這一波現代樞紐文明的世界性成長歷史。就此而言，“華盛頓模式”也好，“北京模式”也罷，在一個低層次、小時段、局部性而言，都能成立，都有道理，但自現代樞紐文明和雙元革命著眼，它們都是其間的地方性實踐，印證了“條條大路通羅馬”這一總體歷史軌跡而已。“2008”開始，有關于此，漢語思想左右兩派爭個不亦樂乎，熱鬧，說明中國思想的內在緊張尚存，歷史還沒終結，而這就是希望所在。因此，你說對于未來我們并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藍圖，在上述理述觀照下看來，并不確切。

說到底，中國的轉型人在半途，面臨最后收束時刻，還沒到終點。百里路程，九十為半。關鍵一關沒過，涉及的是最為重大的困境。執政黨總書記喟嘆，容易做出的成績前面都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等著啃，不容易出成績了，說明對此亦有體驗，而不乏大歷史觀。癌癥病人面對可能降臨的死亡定境與絕境得救的可能前景時，特別渴盼救世主的庇護，甚至會祈禱神世的真實性。因為，倘若真的存在神世，則因信稱義、因信得救，好歹予人以盼頭，哪怕只是一絲一毫的盼頭。神跡、顯靈、奇跡，諸如此類的超世性，遂成逃離苦海的救命稻草。——誰說苦難中人不該連根稻草都沒有呢?!此時之所以堅信中醫偏方，相信連吃幾個月后腫瘤就會神奇消除等等，就在于此。而偏方們恰恰最為打動人心。曾見科學家，或者，類如在下這種經年遭受科學洗禮、相對理性的人，也都寧愿相信偏方呢，不是什么愚昧，更非迷信一詞所能打發。

鋪陳這么多，是想說，如果具有歷史感，就知道現在中國人在途中，最根本的問題尚未解決。而不解決這個問題，則經濟自由、福利國家等等，終無著落。因而，才會出現上述文明疲憊現象，乃至于全民養生和娛樂致死成為舉國俗世主旋律。

網載 2015-08-23 08:4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