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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樣弄多了，就有了心理疾病，生怕自己憤青，慢慢的，只要別人不像踩肉蟲一樣“啪唧”一下踩死我，我都能像肉蟲一樣，不做聲，很多年后，朋友終于給我定性：“我們放心了，你是個標準的中國人了。”

人在一生的不同年段里，會落下一些心理疾病，當然，有些人不會，他們一生做的事本應該給自己留下嚴重的心理疾病，但他們就是一點心理疾病都沒有。

我在自己的半生歲月中，落下了很多心理上的疾病，有些很輕微，只偶爾折磨著我，或者我隱約感覺得到自己有這方面的心理疾病，有些則在一段時間里困擾著我，有些則像艾滋病，鬼魂一樣纏著我，又永遠不敢對外人說。

在大約七歲前，我總是担心我會被村里那些人像弄死一只麻雀一樣弄死，他們扛著鋤頭的時候，担心他們會一鋤頭把我砸死，他們拿著鐮刀的時候，担心他們會一鐮刀把我砍死，我在井邊用柳樹皮打結拴著空瓶子吊水喝的時候，担心他們會走過來把我塞進井里淹死……。我覺得自己這樣想不是沒有根據，因為我看到他們的眼神看我時，總是很兇很有歹意，我從來沒有惹他們，他們那樣看我的時候，我更沒有惹他們，他們卻愛惡狠狠地瞪我，眼神里明顯有想肉體消滅我的仇恨，我還看出他們很嫌棄我，那表情像嫌棄臟兮兮的流浪狗一樣，在那種表情的注視下，我很自然地會看看自己黑乎乎的赤腳，補丁加破洞的衣服，羞愧感油然而生。

他們那樣瞪我時，嘴里還會蹦出：“地主娃子”、“狗崽子”之類的語言，我有時候確實不服氣，回瞪一下，他們嘴里會蹦出：“老子一釘耙，耙死你這個地主娃子。”說這話的時候，他們扛著釘耙，在他們扛著鋤頭的時候，那話是“老子一鋤頭，砸死你這個地主娃子。”聽這樣的話多了，看到他們背著鋤頭拿著鐮刀，我的臆想癥就出來了。

我感覺到我們這些地主娃子，存在于那個村子，像滿地跑的流浪狗一樣，很讓他們的眼睛感到不舒服，有了這種心理疾病，見了他們我就遠遠地躲開，像鄉下老實人家膽小的狗，見了人就遠遠繞道。

后來，成分論漸漸淡了，鄉下分田分坡了，這個病逐漸好了些，他們的眼神還是不友善，久病總會留下些后遺癥，我從這個病中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是階級關系，階級之間就是勢不兩立的仇恨。

很快我發現我又有了心病，總覺得屁股后面有人跟著。周末放假回到村莊，剛爬上村莊對面那一片沒有被分掉的山坡上的板栗樹摘板栗，有人就怪叫起來，說我不吃板栗會死?

旁邊樹上猴群一樣的孩子，他們不說;我去打柴，一出村莊走上去西山的小路，就感覺到后面有人跟著，我時不時回頭卻又看不見人，在我剛要動手砍柴的很多時候，那陰陰的聲音卻會響起，說我賊性不改。村里那個會計最愛跟蹤我，他比我大四十多歲，按輩分應該叫他哥，小時候我就看出他是岳不群，我不喜歡表里不如一的虛偽人，也就用眉眼鄙夷他，他肯定也心知肚明我為何惡心他，他也就一直不待見我，他陰陰的笑聲像鷓鴣，在深山里冷不丁地在我的背后響起，讓人毛骨悚然。

村里的隊長是會計的老表，村里分田分坡都是他倆決定，他們把村里的田與森林分成一塊一塊的，給誰就是誰，不抓鬮，沒有商量，最好的森林與田地，他們分給了他們自己還有他們自己的人。不像后村，劃好后，村民抓鬮，一村之隔，分法上有這么大的差別，這件事讓我在“一粒老鼠屎壞一鍋湯”的基礎上知道了獨裁真是壞東西，民主真是好東西，我自己還總結出“一個壞隊長與一個壞會計”的聯合，能弄壞一個村莊的民風與公平。

我這個人有叛逆性格，對這種分田分坡很不滿，就專門去砍他們山坡上的柴，他們也就總在屁股后面跟蹤我。得罪了他們還有連鎖反應，有次去給田里的秧苗灌水，我剛把水疏通，會計老婆指責我的聲音就在我背后冒出來了，另一個路過的婆娘也附和著指責我，村里那個二混子路過，也跟著說我的風涼話：“你見不得塘里還有一點水是不?”，會計的老婆正在給二混子說媳婦。我與他們吵罵了起來，兩個老女人就說我還讀了高中呢，書都讀到牛屎上了，二混子也這么說，那個下午，我覺得我這個疾病特別嚴重了。

高中時，另一種心理疾病達到了高峰，這個病就是總担心會一輩子打光棍，這讓我很焦急，怕打光棍并不是我想女人，是怕丟人。找不到老婆在鄉下是很丟人的事。小時候，成分論還很濃郁，二姑到我家與大伯家，看到我們一堆赤腳露肚皮不知憂愁的男娃時，就哀嘆：“生這么多帶把的，以后都是光棍怎么辦?”，二姑担憂的眼神當時我記住了，但還沒引發我的這個病，初中的時候，西邊村莊那個幾次高考落榜后瘋了的熊三每年都會來村莊要飯，看到滿臉胡子傻笑的他，我這個病就像月經一樣延續好些天，那時候我十分焦慮中考考不上，高中時，我坐在教室里，想起最多的就是熊三，担心像他一樣考不上會瘋掉，瘋掉后，媳婦更是不可能了，丟人自不必說了。

談到學校，我上小學時在學校就得了不少心理疾病，這里簡單說一個：那時孩子之間愛打架，老師總喜歡固定地偏袒某一方，還總是那一句：“一個巴掌拍不響，你肯定也不對!”，就能解決問題，冤屈的一方明明覺得這話不對，也不知道怎么辯解，更多的是不敢辯解。我自己在很多次冤屈后，就留下了心理疾病，別的孩子再惹我打我，我也不敢找老師申訴了，我要么跑，要么讓他們打，我怕我反抗了，那些學生倒打一耙，找老師告狀，老師用“一個巴掌拍不響，你肯定也不對!”，讓我受二茬罪，這個心理疾病一直保持到現在，留下了不敢反抗，永不申訴的好習慣。

初中時也留下一些心理疾病，這里也簡單說一個，初中時，老師普遍只在意成績好的學生，對成績不好的學生像空氣一樣視而不見，偏偏有個老師又要表現出自己不放棄每一個學生的架勢，情真意切地讓我們寫對他的意見還有應該怎樣做到不忽視每一個學生，他平時這方面表現最嚴重，我就洋洋灑灑地寫了好幾張紙，我滿懷希望地等著這個老師的眼神會關注我，他卻一直沒有關注我，還找一個借口，踢了我兩腳，同時干“壞事”的有好幾個同學，他就單獨踢了我，那兩腳讓我留下了心理疾病，這個疾病讓我以后見了單位門口像模像樣掛著的意見箱就立即露出很世故的微笑，我知道了那些情真意切讓你提意見的權力者，你千萬不能真給他們提意見。

到了大學，我有點兒憤青，“憤青”這個詞那時候比較流行，另外流行的兩個詞一個是“郁悶”，一個是“爽”，那時候沒有女朋友的開口閉口就是“郁悶”，有了女朋友的喜歡說“爽”，人其實就那點出息。在四年里，好心的朋友在我憤青時，總是勸我不能憤青，勸得多了，我又不是被捧得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大人物，也就能聽得進意見，想著馬上要入社會這個江湖了，不能太憤青，我就養成了說話做事前再三掂量是不是憤青了逾矩了?我這樣弄多了，就有了心理疾病，生怕自己憤青，慢慢的，只要別人不像踩肉蟲一樣“啪唧”一下踩死我，我都能像肉蟲一樣，不做聲，很多年后，朋友終于給我定性：“我們放心了，你是個標準的中國人了。”

我還担心畢業后找不到工作，那時候就開始聽說要取消分配，要靠自己找工作，我就担心國家會不會拋棄我們，上山下鄉的人是被愚弄的一代，我們會不會成為被拋棄的一代?我也担心有關系的人以后找工作可以拼爹，農村考出來的大學生沒爹可拼，是不是只能到老少邊窮去，這個心理疾病折磨了我四年。

我還担心畢業那年香港不能和平回歸，會打起仗來，那樣我的大學也可能白讀了，我為什么又會有這個想法，是聽家里人說，村里那些人希望香港不能和平回歸，最好打仗，社會一亂，我的大學就白讀了，他們希望香港打起來，僅僅就是能讓我找不到工作，他們就欣慰了，這很符合鄉下有些人的性格，在我老家，不少人在秋天到山上采板栗與核桃時，就是直接把樹砍倒，唯一的目的就是摘上面的板栗或核桃。幸虧我們畢業是在7月1號前，那一年的7月1號前也一直風平浪靜，我這個心病才慢慢沒有了，他們可能會為這個留下心病。

畢業后投身國企，企業卻在云雨來時，對待子弟學校像雞肋一樣吊著，用“拖字訣”這民族智慧甩包袱，讓年輕老師自己覺得耗著無望，走人。在憂慮了一年辭職后，我患了四年的編制焦慮癥。辭職后的人像古代被休的女人，完全貶值了，我怎么努力怎么焦慮，還是無法短期內得到象征穩定、尊嚴與經濟平等的編制，這種焦慮讓我無數次夢里找工作，也無數次在夢里困惑，怎么那么多人沒有文憑沒有知識，卻干著有編制的好工作?

夢里都這樣，醒著時的心理疾病自然不輕，這個病在我后來考上了研究生才白天里不再焦慮，但夢里還是會做不停找工作的夢，做沒有編制的苦惱夢，精神上留下了傷痕，消除真的很難。

后來，我到了大學教書，望著下面大部分來自農村的孩子，我的編制焦慮癥有時就會犯，在這個已經嚴重拼爹的時代，我憂慮他們以后找不到有編制的工作，這種憂慮簡直成了下意識的習慣，就像我總是望著我那幾歲的女兒，担憂她長大后會餓肚子一樣。

談到餓肚子，我總幻想在自己住的一樓地下，刨出一個大洞，里面藏好能吃幾十年的糧食，這樣就不怕餓肚子的日子再來臨了，刨洞容易，如何把糧食保存幾十年不霉變，一直苦惱著我，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就心里一直不踏實，怕那一天再來臨，我總不能把自己剁了吃了。

但我沒有給他們講編制的重要性，這東西要靠自己屈辱的經歷來體驗，“他人說來終覺淺”，我在有一次需要在一個工作經歷表上蓋章時，我從江西跑到武漢，去華中師范大學那個管人事的部門想蓋個章子，那個中年老女人，傲慢的一句：“你不是我們的正式職工，我憑什么給你蓋?”，然后堅決不給我蓋，我曾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打工過。那一刻，我想到毛澤東打斷北京大學的脊梁骨，真的很應該，還想到了小時候心理疾病留下的后遺癥：人與人之間就是血淋淋的階級對立關系。

現在，教著人文學科，因為我慢慢成了一個標準的中國人，我已經沒有了文科教師應該有的人文教育缺失憂思癥，代替的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心理疾病出來了，像人到中年的“三高”齊來一樣，有了不會跑課題的焦慮癥，職稱焦慮癥，住房焦慮癥……

這類焦慮癥會讓我逐漸成為大學這片土地上的閏土，麻木又實際，最終，心理健康起來，沒有心理疾病，然后，閏土一樣的老師，帶出閏土一樣的學生，然后，一生。

網載 2015-08-23 08: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