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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男，1964年1月生，江蘇興化人。著名作家、南京大學教授、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87年畢業于揚州師范學院（現揚州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代表作有：《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畢飛宇經典代表作5折包郵，點擊文末“閱讀原文”限時搶購！

大多數時候，畢飛宇是不寫作的。如果要寫，他會在9點左右起床，然后磨蹭，吃飯，做咖啡，或者泡茶，抽煙，感覺到自己“寧靜而通暢”了，開工，再不停頓，一口氣寫到下午三四點，去外面吃“午飯”。吃完飯翻翻書，太太回家了，孩子放學了，日常生活也就開始了。

他生活規律、簡單，“沒怪癖”，惟一折騰的是運動。7點去健身中心，“和朋友們鬼混，每天都要出一身臭汗”。他踢了很久的足球，但足球需要的人太多，不好辦，轉向了器械。現在主要項目是乒乓球，一大群球友，每天都要賭球，輸了的做俯臥撐，實在做不動就去買飲料來抵債。當然，斗嘴也很重要。他和球友差不多每天都要吵，偶爾還飆臟話。最愉快的是沖澡的時光，“一大堆男人光著身子斗嘴，輸了球，一定要用嘴贏回來，很享受的。”

他的頭發有些桀驁不馴，似乎總要“沖冠”，后來索性剃光，眉眼才“順暢”了一些。有人看他英氣挺拔，戲稱之曰“色藝雙全”。有傳言說，他發現媒體提及他的長相很生氣，還對記者發過脾氣，覺得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讓人討論長相“很不體面”。由于他的堅持，他終于沒有以“美男作家”的惡名行世。

剛剛結婚時，冰箱離他的寫字臺只有30厘米，又熱又響；餐桌離他只有一米多，太太在餐桌邊和客人說話，他寫他的，“只要我想寫，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寫作雖辛苦，但已是神仙的日子。天是天，地是地，凱撒的歸凱撒，我的歸我。”

他家里沒有音響，沒有唱片，“我這樣一個樂盲，居然寫過《那個夏季那個秋天》，關于一個歌手，很爛的東西；我也是京戲盲，我寫了《青衣》，不是很爛。”他藝高人膽大，寫《那個》的時候所有的儲備是一本《聲樂教程》，而寫《青衣》的資本是《京劇知識一百問》。

他的小說《上海往事》被張藝謀拍成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編劇也是他。中篇小說《青衣》，被顧長衛和康紅雷先后看中。他年齡與余華、格非、蘇童相仿，他們年少成名時，他還是個“無法判斷什么是新聞”的記者，是更晚一撥的作家，結果成了獲獎專業戶，頗有大器晚成的意味。《哺乳期的女人》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青衣》、《玉米》獲中國小說學會獎、馮牧文學獎，《玉米》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今年4月，他拒絕了“華語傳媒年度小說家獎”，未對媒體解釋個中原委。

他是懷疑主義者，因為骨子里的“不相信”，但他要求自己相信，“相信比懷疑好”。這樣的暗示似乎有了點結果，他能與生活和平相處了，作品“暖和”一些了。“這樣可能導致平庸，也可能導向開闊。”

原始的鄉村和沉默的父親

1964年，畢飛宇出生在蘇北蒼凉的鄉村。“我來到世界的時候，那個平原很原始，幾乎沒有文明的跡象。”他有些躊躇，“我都9歲了，夏天還光著屁股。我們一個班的男同學都光著屁股，女同學們都覺得很自然。它的經濟狀況和文明程度都是一目了然的。”——這是現實。

現實逼近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些超現實的意味——“你能聞到冰的氣味么？我能；你和月亮賽跑過么？我賽跑過，而且從沒輸過，當然我也沒贏過；你能在水里睡午覺么？我能，隨波逐流的睡眠妙不可言，一覺醒來，你要用很長時間確定自己死了還是活著。一場雨、一陣陽光，大地就面目全非，連空氣的性質都跟著變化。和植物一起成長的是動物，我10歲前就是動物。這樣的感受在童年如果失去了，讀一輩子書都弄不明白。”

他認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來自父親。父親悲觀、凝重、善于冥想。“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心懷祖國，二是放眼世界。家里沒米了，也要把《參考消息》放在膝蓋上，對著天邊的晚霞憂心忡忡。吃了一輩子苦，受了一輩子屈辱，一事無成，最終成全的卻是我。”

父親曾經是個養子，那戶人家姓陸，由于“運動”，父親姓了“畢”。從這個意義上說，畢飛宇是個丟了姓氏的、“無根”的人。“無根的人總渴望把根扎在天上”，也許恰好是因為這樣，他的小說有了某些夢幻的氣質。

年輕時沒有能力與父親對話。直到父親平反，父子倆在“藏污納垢”的旅館里住了一年，也常常相對無言。這一代中國作家似乎一直在探索父與子的關系。據說，直到他成為作家,父親對他也常常持保留態度。父親是現實的，希望他成為一個對世界有用的人，而寫小說“沒什么用”。畢飛宇覺得，自己“并沒什么用”，他的小說反而可能“有點用”。

1983年，畢飛宇就讀揚州師范學院。一進大學，他立刻發現師哥師姐們差不多都是詩人了。他很著急，自己怎么可以不是詩人呢？幸運的是他第一首詩居然就讓他在學校里“成名”了。到一年級下學期，幾個高年級的師哥、師姐成立了詩社，因為關系擺不平，他倒被推選為社長。他頓時覺得生活無限美好，每天夜里躺在床上“找句子”。為了和詩人身份匹配，他留起了長頭發，病歪歪地驕傲著，很有派頭。對自己期望巨大——是“告訴世界，我來了”的心態，詩寫得卻像“一堆屎”。

這些女性是我10年的生命

真正寫小說應該從1987年秋天算起。那一年畢飛宇23歲，大學畢業了，來到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校教書。

他是苦悶的。因為和一群音樂老師廝混在一起，他忽然特別渴望搞音樂，認準了自己有音樂天分，蠢蠢欲動，到底還是拜了師。“老師是個女高音，只比我大幾歲，是我的同事，對我極為嚴厲。練了一年聲，總是挨罵，現在回過頭來看，她可能是想用這種方式把我打發走。”

最終還是順從了本能，寫作。“情感是我寫作的重要動因。我把沒有具體對象的情感叫做無用的情感。”畢飛宇情感豐富，作為一個男人，他有時為自己“不好意思”，并慶幸自己是個寫作的人，“如果我是一個軍人、一個臥底、一個法官、一個機關干部，我想我會很麻煩。”

與本人過多的“無用的情感”相比，他的作品倒恰恰是克制的，太多情感會使小說“不好看”，他認為克制會讓作品有“更好的氣質”。

他喜歡和陌生人說話，這時候他一掃拘謹，像見到多年不見的朋友。他心懷感激，他說他總是遇上信任他的人，毫無道理地，那些人就會告訴他許多心中的秘密。

過去10年，他的成就大多體現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以至于有人開他玩笑，說他是一個“女作家”。“這些女性就是我10年的生命。《青衣》里的筱艷秋和《玉米》里的玉米更飽滿一些，是兩個極端。但筱艷秋和玉米恰恰是我不喜愛的兩個人，我寫她們的時候幾乎在和她們搏斗。”朝夕相處，他很憐惜她們，試圖擁抱她們，但沒有成功。《青衣》寫了30天，《玉米》40天，寫得匆忙，“想早點離開她們”。他其實很心疼《玉米》里的“柳粉香”，也就是“有慶家的”，被生活脅迫的、屈服的“浪蕩”女人。她并非“女一號”，卻寄托了他的愛，就像一個秘密一樣。

500萬盲人被社會回避了

人物周刊：批評家李敬澤說，《平原》所揭示的是“身體”——不是享樂和消費的身體，而是被重重權力捆縛、屬于中國鄉村的身體。《玉米》、《平原》，寫的都是鄉村，你說過其實沒有人真正關心農民？

畢飛宇：在中國，直到現在，農民依然不是一種職業，而是文化身份，這是很成問題的。中國農民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你什么時候看見我們的農民為自己的身份做出過努力？農民爭取的大多還是利益，就是利益也很少得到保證。而在西方人們一直在爭取身份平等。有價值的東西一定是要爭取來的，禮物從來不可靠，它依賴節日。你自己不去爭取，誰會真的關心你？

人物周刊：你的題材非常寬廣：村莊、城市、工廠、軍人、盲人……但你自己說，現在為止，“只寫了一個關于‘疼痛’的故事，只不過這個故事有不同的名字罷了”。你的疼痛感從何而來？

畢飛宇：我是從小村莊到小鎮、縣城、小城市、大城市，這樣走過來的。老實說，題材是很寬，但我還是有底的。疼痛首先是氣質，然后才是身心。我是一個疼痛的人，這不需要形而下的依據。

我沒遇上什么挫折，也沒經歷大的天災人禍，是平平安安長大的。“文革”對我也沒有直接影響，“文革”開始時我才兩歲，能知道什么？但我就是要寫，不寫就不安，渴望寫出“文革”時我們的“疼”。這種精神背景下寫了《玉米》和《平原》。1999年，所謂的世紀末焦慮來到時，我腦子里無緣無故有了一雙手，10個指頭，慢慢變得柔長、骨感、神經質，想抓，卻一直是空的，如果把它們摁在墻上，必然會出現指甲痕。這雙手，只能是青衣的，加上一些意外的緣由，《青衣》就這么來了。寫小說需要理由，但具體的理由往往不可靠，可靠的理由往往是空穴來風。不著邊際的疼就是我的理由。

人物周刊：新作《推拿》里，你寫了“沒有光”的盲人。

畢飛宇：在《推拿》里我只想單純展示盲人，展示盲人的生活，展示盲人的人際。如果你了解盲人，你會發現，盲人其實是被我們整個社會回避了的。在中國有500萬盲人，相當于歐洲一個小國家，一個“小國家”被回避了，這是多恐怖的事！

人物周刊：你怎么處理小說和現實的關系？

畢飛宇：我不喜歡把現實和小說直接對接，我喜歡迂回，我追求的不是現實，是現實感。我一直認為現實感是比現實更高級的東西，在精神上比現實要真實得多。現實太局限了，現實感卻是廣博的。

人物周刊：小說家如何才能使作品不只是文字的堆砌？小說有沒有可能成為思想資源、社會文獻？

畢飛宇：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中國作家，包括我，學養上有嚴重的欠缺。天才可以成就好作家，但是，沒有一個大作家沒有深厚的學養。作家最重要的是學習，只有學習能挽救自己。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沒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作家，其寫作將會越來越難。我一直在學習，卻還感覺跟不上。

我們的文化形態越來越粗鄙

人物周刊：你說你“癡迷一樣東西：害羞。害羞的底子不是害羞，是珍惜”。

畢飛宇：從社會層面來說害羞是一種障礙，但從美學上來說，它又是吸引人的。比起許多別的情感，害羞復雜得多。從害羞入手我們可以考察許多東西：性別、年紀、歷練、天性、處境、即時的身心狀況……害羞是顆洋蔥，經得起剝，剝的時候你也許飽含熱淚。往后退，害羞可以變成深邃的內心活動，可以變成小說的開闊地；往前推，還可以成為一種暴力，即惱羞成怒。

東方文化是恥感文化，含蓄、害羞，可在當今中國，害羞越來越稀有了。我們的文化形態越來越粗鄙，語言越來越粗鄙。與此同時，羞恥感已不再能調節我們的內心與行為，我們民間的英雄模式，是不知羞恥和無所顧忌。

現在什么都可以粗鄙，包括愛情、性。我不反對用更開放的心態面對性，但性的背后是人，珍惜性也就是珍惜人。而我如此在意害羞，意思就是：我們還是要回到內心來，多些緬想，多些珍惜。2001年，我寫《玉米》時，就力圖寫一篇害羞的贊美詩，可惜，我寫成了另外一個東西。

人物周刊：你說“床比天大”，“性有時候所包含的意義真是出乎我們的想象”，這話又怎么講？

畢飛宇：性有可能是開始，也有可能成為終結，它的涵義有多么廣闊，怎么估計都不過分。我不是弗洛伊德主義者，我只是尊重常識。

我描寫性的時候相當節制，我抱著審慎的態度，我知道性有多難寫。性太日常了，你不可能通過“想象”去蒙人，沒有一個成年人不是行家。性的差異又極大，如果性是哈姆萊特，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萊特。許多作品運轉得好好的，一上床，沒光彩了。如果《水滸》里的108個好漢都喜歡做愛，我估計施耐庵寫不動。你總不能“寬衣解帶、云翻雨覆”120回吧。施耐庵很聰明，他讓好漢們都不好色，輕而易舉就把一個巨大的問題回避掉了。其實，哪有英雄不好色的？

人物周刊：在一次座談會上，你提到在特定環境中理想主義是“有罪的”，為什么？

畢飛宇：我是1964年生的，我們這一代人都遭受過理想主義的摧殘，讀大學的4年里，價值觀經歷過艱難的轉換。成年之后，我對理想主義的警惕是本能的。有人振臂一呼，馬上就有千千萬萬人熱血沸騰，我們其實很容易成為“買拐”的人，“大忽悠”無所不在，面目多種多樣，所以擁有常識無比重要。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是一個會生活的人，尊重常識理性，使之成為一種能力。使常識理性落實到具體的生活中，在中國依然需要一個漫長過程。

人物周刊：有人說這是一個不重視內心的時代，價值觀分崩離析，當代作家往往為失敗感所籠罩，你可有類似感覺？或者你更樂觀些？

畢飛宇：我樂觀。我有一個歷史觀：我們的歷史是還債的歷史。我們后來的生活都是在為先前的生活還債。這是中國史的不幸。當代中國人如此不重視內心，原因是我們太注重物質。但物質是無罪的。許多作家和知識分子指責物質，指責商品經濟，這沒有道理。我們是從物質匱乏時代過來的，現在如此偏執地在意物質，這是歷史在讓我們還債。“冤有頭，債有主”，我希望我們能早一點擺脫“還債史”。我們喜歡躲債，其實躲不掉的。上一代人還了，下一代人能輕松一點，這需要勇氣和能力。

（張莉、張瑩瑩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記者 吳虹飛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