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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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聽說錢理群先生在一個會上批評“民國神話”，大意是現在有人把民國大大美化了。大約半年以前，我在網上看到一文，題目好像就叫《懷念民國是一種病》。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正好，許君遠先生的女兒許乃玲來信說她父親1949年出版的《美游心影》要出新版，希望我寫篇小文。許君遠是《大公報》人，曾是上海版編輯主任，一個在新聞史上留下過痕跡的人，他1928年畢業于北大，先后在先后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上海《大公報》、《文匯報》等報紙任編輯，1945年他在美國見證了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他大半生事業的成就都在民國時代，可以說是典型的民國人。我想到“民國神話”說，我想說，民國不是神話，也沒有被神化。北大不是神話，清華不是神話，燕京不是神話，西南聯大不是神話，南開、春暉也不是神話，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從國立、私立到教會辦的學校，那個時代的教育不是神話，教育出來的人更不是神話。那個時代的媒體不是神話，《大公報》不是神話，《獨立評論》、《觀察》周刊不是神話，那些挺立在動蕩亂世中的報人更不是神話，他們認真地生活過、工作過，他們是那個時代具體的活的見證。許君遠就是當中的一個人，他出身北大，是周作人、徐志摩、葉公超等人的學生，他投身新聞界，尤其多年在《大公報》工作，在胡政之、張季鸞他們的身邊，親身體會過做報人的喜與憂。他沒有顯赫的名聲，今天的許多讀者也許連名字都沒聽過，也正因為如此，作為一個普通知識分子，他更具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國時代本土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

他曾寫過一個北大系列，回憶北大的師長、同學，北大的生活，真實感人。那時蔡元培先生已不在校，是蔣夢麟在苦苦支撐，老師中有許多學術界的精英，但，“老一輩的同學都在嘆息于拖小辮子的辜鴻銘輩之不能存留，而悲悼學術精神之逐漸消逝”。他說自己只趕上北大全盛時期的尾巴，“雖然是一個尾巴，北大卻始終維持著一貫的寬宏大量的校風，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個專門，你可以選擇你的導師，圖書館陳列著你所應當參考的書籍。在表面看來是雜亂無章，實際上很早就了許多專家學者。”他的興趣在文藝方面，對西方文學有很深的理解，雖未出洋留學，他實際上已窺見西方文化的真諦，他翻譯的文字也清新耐讀。他的文字貫通中西，舒緩自如，不急不忙，有他自己的風格，是那個激蕩時代中保持著內心寧靜的一種類型。

他進入《大公報》，在這家人才濟濟的報館，能脫穎而出，做到編輯主任，一度主持編輯事務，并主編內刊《大公園地》，與他的務實、認真、負責的態度有關，也與他筆下獨有個性有關。胡政之他們畢竟能識人，能用人的。他悼念張季鸞、胡政之的那些文章都可以感受到他對他們的深情和敬意。他回憶自己的新聞生涯，認為《大公報》也有缺點，但它的優點卻比別的報紙多，造成了報業領軍的地位，其中一個優點就是《大公報》能培養人才，這是一個報紙成功的資本。他說，“一個全才的新聞記者，實在應該具備文學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條件，頭腦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鋒利，交際手腕要靈活。”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報》得到成長，很多方面，他都堅守著張季鸞留下的傳統，特別是不站在某個黨派、集團的立場上，而是保持報紙自身的獨立性。1947年，國民黨制造了一個“北塔山事件”，全國報紙都登在要聞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大公報》竟然只當作普通消息來處理。第二天，國民黨特務包圍了編輯部，辱罵了半天，還在墻上寫下大字：“大義何在，公理何在，報格何在！”王蕓生把他叫去，痛責他失職。王蕓生出走香港前，把整個報紙的編輯事務交給他。等王蕓生們重返上海接管《大公報》時，又把“為國民黨服務的罪惡”加在他一個人的頭上，他只能去資料室。

在許君遠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民國養育出來的知識者是一種什么狀態，他們的眼光、心態、氣度，他們對世界和社會人生的看法，處處都能令我們感受到民國的氣息。那是民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在沒有走上激進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們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許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里，也能依稀感受到。血與火的廝殺、你死我活的政治紛爭，此起彼伏的動蕩，都沒有改變他們，讓他們隨波逐流，變得浮躁不安。在亂世外象之下，掩蓋不住民國骨子里的那種安靜，在極不確定的時代，他們身上有一種確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讀他的文字，我們處處能聞見一種平靜、冷靜而富有人味的氣息，這本《美游心影》同樣處處可以聞見這樣的氣息。

傅國涌 2011-05-10 20:3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