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懷疑的時代，我該如何信仰

簡體傳統

編者按：漫長的隧道中，一群人摸索前進，眼目所及，盡是黑暗，他們看不見彼此，無法相互安慰，孤獨捆綁著每一個人，希望渺茫，不知何處是黑暗的盡頭，傷痛、哀怨與絕望漸成靈魂的重負……如果此時，有人燃起燭火，微光搖曳，那又會是怎樣的景象？

2014年的一個秋日，已經有12年未出新著的宗教學家何光滬，在為自己的新文集寫前言時，想到了隧中秉燭者的形象。他說，秉燭者令人仰慕，他們使得人們看見了腳下的路，看見了同伴的臉，而且，最重要的是，秉燭者使得人們在彼此的面孔上看見希望與愛。

▲何光滬（1950年9月28日－），貴州省貴陽市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宗教哲學學者，主要從事宗教學理論、宗教哲學、基督教神學等領域的研究。

撰文 | 新京報記者朱桂英

生活著，用眉間滴下的汗水

何光滬生于1950年，自幼喪父，家貧如洗，母親一人撫養五個孩子，靠出租小人書維持生計。全家住在一間不到七平方米的木板房，日子過得極其艱難。又遭逢非常態的動蕩社會，人們陷于無窮無盡的階級斗爭中，時代的悖謬與暴力合力而成疾風，把何光滬一步步推往絕境：1968年下鄉務農，1970年隨母親再次下放農村，他常肩挑重担，在大山里踽踽獨行，精疲力竭時，坐在地上仰望高山藍天，感慨人世艱辛。

所幸政治風暴在深山之中會有所衰減，盡管被貼了污黑的政治標簽，何光滬還是獲得了農民的信任，担任了山里小學的代課老師，白天教授學校里所有課程兼體操、唱歌、講故事，天黑后上山打柴。青春被封閉在大山之中，生活的世界窄小無出路，人生的路要去往哪里，完全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生活就是如此、僅限于此，要證實有另一種世界。帶著這樣的渴望，學英語就有了一種非常巨大的意義——一種不同的語言，意味著有一個不同的世界。那使他有了證據，相信眼前的世界并非一切。

1977年高考恢復時，何光滬已經27歲。夢想復燃，卻不存奢望，只低調選擇了貴陽師范學院英語系。進校后第二年，他還是抵不住心中的念想，要向更高遠處行走，于是準備考研。恰好當年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招生，其中有基督教專業，要求考試的科目并不難，何光滬啃了一遍《大英百科全書》中的“Christianity”詞條，決定斗膽一試。復試時，考場上只有他一個考生，面試則在徐懷啟先生的病床邊進行。接到研究所錄取通知書后不久，何光滬在《光明日報》讀到一則新聞：上海師大開始考慮給老教授們配備助手，原因是一位老教授去世后，留下的基督教史手稿無人能夠整理，那位老教授就是徐懷啟。可見宗教學在中國之冷門。而何光滬的斗膽一試竟獲成功，也實在得益于此。當他在研究所圖書館那灰塵厚積的外文書架上，隨手取下麥奎利（1919-2007）的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并由此開啟自己翻譯宗教哲學作品之路，他心有感恩，覺得有一種神奇的力量指引著自己。

存在著，理解時代的真相

何光滬在山區教書時，周圍有很多農民處于半饑餓狀態，底層的赤貧，以非常極端的方式袒露自身：路邊，長滿荒草的空房子，本住在房子里的人，已經死絕。而那時所有媒體都在說，除了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農民多挖兩鋤自留地，就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人們承受著相似的苦難，卻不能真正談論它，生活的真相，遠在公開的語言表達之外。

“文革”結束之后，言論的疆域緩慢拓展，生活在真實之中，成為之后好幾代中國人所面臨的歷史任務。何光滬嘗試真切談論生活世界，是在自己的而立之年，他發表文章批判機械死板的考試制度對人之發展的抑制。他談到了全國被耽誤12年的高齡同學們關切的兩點——在校期間應該可以報考研究生，也可以結婚。這正是他已然完成的挑戰，他在大學第二年報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期間又結了婚。對自己保持誠實，同時真誠期待自己的言論對他人亦有益處，何光滬就這樣開始以文字介入社會生活。

“忽略真實世界，以理性開始的哲學，必然會違背真實的生活，把自然與歷史變成一套抽象的網羅。”何光滬自知對思辨的偏好，很容易讓自己滑入抽象的危險，幸好自己還被賦予了另一種品質，敏于感受，這使他不會忽略真實世界的重量。有一次，在參加完會議后，他隨一群學者參觀中越邊境元陽縣的高山梯田，壯觀景色攝人心魄，但他還有另一層感慨，農民辛勞其中依靠吃飯的生生所資，成了城里人旅游飽眼福的審美對象，這種錯位里的審美，令他憂傷。在自選集《三十功名塵與土》中，他特意將此事寫入這一年的人生紀事。

行動著，尋找底線的共識

作為宗教學家的何光滬，最近一次被媒體密集報道，是在去年年底。當時，中國思想界為尋求共識，來自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以及基督教研究學派的28位學者，共同簽署了《關于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由于該文本是在牛津大學的會議上擬定的，因此被稱為“牛津共識”）。而何光滬是“牛津共識”最早的起草人，作為基督教研究學派代表參與其中。最后的文本，希望提出一個“可愛亦可信”的未來社會藍圖。

思想界這一尋求共識之舉，得到了國內和海外關心國事各階層人士廣泛的認同與贊譽——對“牛津共識”社會反應所做的多方面社會調查和統計數字表明，國內外絕大多數受訪者都高度正面評價這份文件。但在另一方面，共識條款的內容、文本擬定的過程、簽署人的身份，甚至選擇在英國牛津開會，也都有人批評。甚至有人說，此般大動干戈而行，又苦心積慮而思，最后出來一個并不在大家意料之外的文本，是思想界的行為藝術。因不憚于向人解釋共識擬定的初衷與意義，何光滬在這一事件中成為眾人矚目的中心人物。他的肖像頻繁出現在媒體報道中，面容消瘦，白發蒼蒼，眼神肅然；話語間的懇切與嚴謹，也使人自覺感到看待“牛津共識”需多一點嚴肅，多一點善意。

“牛津共識”對何光滬而言，并非一個文本，一次簽名，而是一以貫之的實踐：克服派系的局限，超越自身的限制，以對話達成共識，共求更好的世界，更豐美的人生。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不能走向他人，自我就是一種牢籠。至于對話的目的，他很贊賞斯威德勒那種溫和克制的表達：更深地了解自己；更真地了解別人；更充分地據此而生活。

那些看起來冷硬的政治或體制層面的表述，在何光滬這里，與溫和有愛的哲思是同質的，即：在與世界、與社會、與他人的關系中，我們才得以讓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獲得美好的形象；此生的意義，在此生之中，在與此世的關系中得到證實；人在當下的所有選擇與行為，構成了歷史的面貌，也決定了未來的模樣。

對話何光滬：

人生無法脫離痛苦，但是不能沒有意義

新京報：年少時代，是一個人確立與這個世界基本關系的時期，即“對于世界的最初的經驗”會影響人的一生，如今回望自己的過去，你是否愿意與我們分享自己的“最初的經驗”？

何光滬：這種經驗是艱難而痛苦的。最深切的感受還是精神的困惑：生活應該是這樣的嗎？剛進小學時，家住學校院子里，院里豎起一個高大的火爐，每夜都有鼓風機吵得沒法睡覺，家家戶戶把鍋碗瓢盆交出來，扔到爐里，熔成鐵水，凝成許多鐵錠堆在墻角，多年生銹無人過問，同時報上和廣播每天說我國鋼鐵產量要“超英趕美”！小學還沒畢業，知道自己的母親是好媽媽，也是好老師（學生和家長都夸她），但卻被趕出學校，以致全家衣食無著！初中未畢業，就不得不看著學校似乎永遠停課了，學知識居然被批為“反動”，無數敬愛的老師天天被折磨、被關押、被逼自殺，隨處都可以見到近鄰遠親朋友熟人被侮辱、被毆打……最荒謬的是，打人者趾高氣揚，被打者無人救助，旁觀者不敢言、不敢怒，還得幫打人者鼓噪助威，所有媒體和言論都在贊揚這類暴行，“為革命行動叫好”……我很困惑：一個人看著身邊另一個人挨打受虐，卻只能沉默，這個人的生活，即使茶飽飯足，還能算人的生活嗎？

新京報：在一個充滿悖謬扭曲且貧瘠的時代度過自己人生最初的幾年，你有過現實與夢想的疏異感以及隨之而來的痛苦，在之后的人生中，你如何克服這樣的疏異感和痛苦的？對你而言，最有益的知識與技巧來自何處？

何光滬：我似乎只能，也是自然而然地轉向自己的處境之外，甚至是所見的現實之外去尋求支持。不是要克服同現實的疏離和痛苦，因為同荒謬不義的疏離是應當的；而現實同理想的距離是永遠的，其所帶來的痛苦也是永遠的。人生無法脫離痛苦，但是不能沒有意義，意義可以幫助應對痛苦。所謂尋求支持，就是尋求人生的意義。這種支持來自信仰的對象，即天地之本源與主宰。如果你確信世上存在終極的真善美，并把為之服務作為目標，相信這才符合天地大道，那么，只要真心盡力，即使成績很小，人生也就有了意義。就理解自己“時代的真相”而言，對外部世界盡量全面的了解，對中國和世界真實歷史的了解，是最有益的知識。用獨立的思考和清明的理性，去判別種種流行的說法，是最有益的技巧；因為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就常常會被誤導或愚弄。在那個時代，外部世界的信息全被干擾過濾，獨立思維的性格處處遭到壓制，全面公正的歷史書在圖書館和書店都找不到。所以在那時，設法瀏覽“限制發行”的《參考消息》是我最大的樂趣，偶然見到“內部發行”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簡直如獲至寶，而《西方哲學資料選輯》則成了我在偏遠山村小屋中每夜的良伴！

新京報：你多次表達過這個意思，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人心片面地偏向狹隘的理智，已經太久了，所以，良知、良心、公平、正義、創造與愛，與我們漸行漸遠。造成“片面地偏向狹隘的理智”這種精神狀態的原因是什么？

何光滬：所謂片面地偏向狹隘的理智，是說凡事都從自己的或自己（或大或小的）團體的利益考慮，從可見的、或短期的、或單方的、或片面的利益考慮。這是哲學家所謂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這種理性或理智不可缺少，但是只有這種理性，人就不復為人。你想，即使依靠這種理性獲得了物質的富裕、地位的強大，但卻遠離了人之為人不可或缺、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良知、公平、正義、創造和愛，那同弱肉強食的林中禽獸有何區別？多年來，我們先是片面強調階級利益、階級斗爭以及政治的專政、壓迫功能，不考慮（甚至批判）全民利益、社會和諧以及現代政治的管理、服務功能，后來則片面強調物質生產、經濟效益以及國家發展的經濟、技術層面，未能建設好精神文明、生態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和現代社會的制度、法律保障。這是上述狀態的主要原因，所以需要進行相應的反思和改革。

新京報：你認為，儒家學說，能為當下中國提供足夠的現代理性嗎？理性化與信仰的保守，有怎樣的關系？

何光滬：所謂現代化，就是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理性化或合理化，其中包括財產權、人身權等人民權利之保障，以及“公平正義”等古今中外公認的價值之實現。傳統儒家思想絕不反對這些，盡管封建專制時代未能建立對這些權利的制度性保障；當代新儒家也不應反對這些，除非他們背離孔孟思想的仁義核心，除非他們棄其精華（五常）取其糟粕（三綱）。與此相關，包含精華和糟粕的儒家學說，雖然在精神核心上與這些觀念一致，但作為古代宗法社會的意識形態，當然無法“為當下中國提供足夠的現代理性”。換言之，我們需要大大地解放思想，擴展思維，吸收古代其他傳統的思想，以及近現代豐富百倍的、甚至已成常識常態的制度思想。對良知、正義、自由、平等之類理念，是需要信仰的；這種信仰同理性完全一致，古今中外，理性可以而且已經為之作出了無數雄辯的論證。所以，現代的理性化與保守的信仰，在原則上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支持的。

新京報：關于我們的公共生活，你以這樣的句子描述之：破壞人作為人生活的意義，傷害人作為人的本質。那么，在這樣的狀態下，從個人出發，幸福與尊嚴何以可能？充滿不安與懷疑的時代，信仰如何發生？

何光滬：當下社會，我們不能僅僅看到那種拜金逐利、趨炎附勢之類的“洪流”；我們也知道有反抗“過度世俗化”的洪流。也許那只是一種潛流，因為即使在各種傳統宗教復興的熱潮中，也顯然包含著“拜金逐利、趨炎附勢”的成分，而關切自己的靈魂，關心鄰人的義務，往往遭到忽略。

幸福如果陳義較低，則幸福常以尊嚴為代價，尊嚴常以幸福做犧牲，二者已不可得兼矣。幸福如果陳義較高，則尊嚴實為幸福之條件，幸福乃以尊嚴為前提，二者均不能獨存矣。正因為“眼前的世界”如此，人才需要“眺望更高的境界”，祈望“那里有平安喜樂”；需要是可能的前提，祈望是信仰的結果。在充滿不安與懷疑的時代，信仰雖不易發生不易確立，但是如果懷抱虛心、堅持尋求，懷抱祈望、堅持愛人，我相信“斯人”已不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