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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他是黨衛軍中的一員。但假沒這一披露并沒有像蘑菇云一樣遮住君特•格拉斯出版的回憶錄。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剝洋蔥》？我認為，我們應該說這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多年來，他筆耕不輟，寫了許多令人失望、缺乏生機還有時令人不堪忍受的嚇人作品。而該作品回歸了格拉斯經典的領域和風格，是其以《鐵皮鼓》為首的偉大的小說“但澤三部曲”的完美延續。

……

《剝洋蔥》描述了他從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作為一名十一歲的戰爭狂熱分子，他收集了在家鄉格但斯克第一次交戰留下的炮彈碎片——到1959年《鐵皮鼓》出版期間的生活，書中驚喜不斷、令人愉悅，段落中處處透露著強大的描述力。他不僅讓我們看到還讓我們聽到、觸摸到和聞到了格但斯克兩室小公寓中的生活，他在那兒長大，該公寓的樓梯上有一個公共廁所——“臭氣熏天，墻壁被手指弄臟了。這位少年渴望逃離這個令人窒息的狹小空間，加人元首的軍隊，為其服務，他認為那是浪漫、充滿英雄氣概的世界。

與格拉斯的許多作品一樣，《剝洋蔥》太啰嗦。編輯再大膽一些用紅筆勾出來就好了。他反復闡述剝洋蔥的隱喻，直到我們希望這種令人厭煩的蔬菜——格拉斯為每章開篇畫的畫已經完全展現了各個分解階段——早就可以扔進垃圾桶為止。另外，在相當微不足道的語境中，他用了兩次其最著名的句法修辭，“沒錯：……”可以肯定的是，將它用于說明更重要的東西時更加明智：比如作為一名偉大的德國作家他的問題在于，普通德國人與納粹過去的牽連是他寫作的重要主題之一，但對于他自己本身是黨衛軍一員的秘密卻保守了六十多年。然而，這本回憶錄仍然是一部成熟的佳作，當許多其他東西被人遺忘的時候，它將繼續流傳，是收官之作，是無可比擬的《鐵皮鼓》的非小說類版。

它披露了什么？2006年8月11日，《法蘭克福匯報》在其網站上報道稱，格拉斯曾是黨衛軍成員。格拉斯在其即將問世的回憶錄中披露了這一點，在接受《法蘭克福匯報》的采訪時證實了它。次日，《法蘭克福匯報》刊登了訪談的全部內容。這相當于文學政治界的核爆炸。我能清晰地記得自己的身體幾乎劇烈抖動了一下。德國的負面回應持續不斷而且常常來勢洶洶，在格拉斯的出版商出的一份資料——Ein Buch,ein Bekenntnis（即“一部著作，一次坦白”）中可以看到這一點。一名批評人士說，如果人們知道這點，他就永遠不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此外，還有一名政客呼吁他歸還諾貝爾文學獎。研究納粹主義的著名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評論說：“現在，我連這個人用過的汽車也不會買。”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說：“我希望我們一開始就完全知道這部自傳。”專欄作家指責他披露這一點是為了給自己的新書造勢。尖酸刻薄的評論人士亨里克•M.布羅德寫道，格拉斯從“精英部隊”的成員——諷刺地指代格拉斯對于自己十六歲時關于黨衛軍看法的描述——一路爬升到了文化產業里的精英。

格拉斯對于這一切的反應是驚訝、困惑和生氣的奇怪組合。當我在看他有關該主題的電視訪談時，作者（盡管已經年近八旬，但依然精神抖擻）讓我聯想起一只疲憊不堪的老熊。他被逼到墻角，猛烈回擊。他譴責以保守的《法蘭克福匯報》藝術版面為首的報紙和電視的“非法法庭”和德國新聞業的“墮落”。今年春季，他出版了名為《愚蠢的八月》的詩歌和繪畫集，喚起了去年夏季狂轟濫炸炸期間自己的痛苦、憂郁和氣憤。在一首題為“Was B leibt”（剩下什么）的詩中，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花三年時間寫回憶錄的：“然而，當初，一個善于制造敵意的人從龐大的建筑中拆下一句話，將它放在了充滿謊言的講壇上。”

東德小說家克里斯塔•沃爾夫讓“剩下什么”成為一個著名的標題，她之前曾因自己作為年輕的專欄作家與斯塔西有過短料的合作而受到《法蘭克福匯報》的攻擊。現在格拉斯把《愚蠢的八月》獻給沃爾夫，因為正如他在萊比錫書展的一次訪談中所解釋的那樣，她也曾是那些法蘭克福的可怕保守黑客試圖在文學方面暗殺的對象。在他們那一代的德國杰出小說家嚴陣以待的團結中有某種幾乎完全對稱的東西，西德和納粹是一丘之貉，東德和斯塔西也是一莊之貉。在那次訪談中，格拉斯還解釋了寫這些詩是如何讓他在心理上熬過那個痛苦的夏天的：“如果我默不做聲，那將更加糟糕。”六十年后，他高產的詩歌和繪畫集是這位老坦克兵在藝術方面的報復，相當于在高級小隊領袖的咖啡壺中撒尿。只是味道好一點而已。

對于德國媒體對該事件的報道，格拉斯確實說對了一半。全世界的記者都有一種可悲的模式，即他們先把名人捧到荒唐的高度，接著又拆自己的臺。在格拉斯身上發生的是這種先建后拆熟套的夸張版。一些德國的批評還有一條一代人的邊緣線。實際上，一些沒有耐心、較年輕的批評人士本身足夠幸運，從來沒有受過格拉斯青少年時期面臨的威脅和誘惑的考驗，正如赫爾穆特•科爾曾經所說的那樣，他們享受著“晚出生的幸運”。現在他們宣稱：老家伙，下臺吧，讓我們代替你的位置。這是古老的文學篡位。他做出這樣痛苫的披露只是為其新書造勢，這種指責對于《剝洋蔥》的公正讀者不言而喻的是，其根本沒有藝術和道德努力方面的價值。公關指控與其說是關于這只老熊的精神世界還不如說是關于那些做出該指控的那些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恐怕格拉斯只說對了一半。實際上，真正令人吃驚的是他太吃驚了。回想一下，格拉斯不斷攻擊赫爾穆特•科爾和科爾的家鄉美英茨市的主教等聯邦共和國領導人的方式，他引用圣約翰的話說：“你們中間誰是無罪的人，誰就可以先扔石頭。”四十多年來，自從他成為著名的作家，君特•格拉斯一直是文學界最資深的扔石人。在數千次演講和訪談以及數千篇文章中，他怒斥美國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怒斥德國的統一（自從統一的德國“為奧斯威辛集中營奠基”后，他一直強烈反對德國的統一），怒斥康拉德•阿登納、赫爾穆特•科爾及其所有新聞界的支持者。他像兒時仰慕的一名條頓騎十一樣，拿著根大頭棒將自己推向左翼和右翼——近幾年，主要是偏向右翼。他將自己塑造成了政治和道德權威，還做出了苛刻的評判。他的語言常常毫尤節制。現在是他為那些直接或間接的批評付出代價的時候了。批評他的一些人此前批評格拉斯采用簡單、說教的評判，將納粹的過去提升到道德或者不道德的單一標準上加以衡量，現在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采用的正是這種評判模式。

盡管如此，憤怒和驚訝似乎并不亂。憤怒的并不是他青少年時在黨衛軍中服役過這一事實，而是此后他處理該事實的方式。研究黨衛軍的領軍人物、歷史學家貝恩德•韋格納表示，格拉斯當坦克兵時所在的“弗倫茨貝格師”主要由帝國勞工團的成員組成，他們都是被迫人伍的”。由于格拉斯先前應征加入了帝國勞工團，他之前自愿加人U—潛艇的戰斗似乎與他被分配到黨衛軍沒有什么關系。沒有資料表明他參與了任何暴行。據他自己所說，他幾乎沒有憤怒地開過一槍。

沒錯，他的戰爭經歷并不是引發憤怒的原因。數千名年輕的德國人都有同樣的命運。許多人因此喪命。令人憤怒的是，這么多年來，他不斷借此譴責戰后的西德人沒有直面納粹的過去，而他自己卻未能完全坦承自己全部的納粹的過去……

更糟糕的是，盡管對自己的經歷了如指掌，1985年的時候他還譴責羅納德•里根和赫爾穆特•科爾一起參拜比特堡的墓地，在那里葬著許多戰爭死難者，其中包括四十九名黨衛軍的戰士。在這四十九人中，有三十二人還不到二十五歲。其中最年輕的可能像君特•格拉斯一樣應征人伍。他本可能是他們當中的一員。譴責比特堡之行，同時卻不承認他自己曾在黨衛軍中服役過。這是極其虛偽、雙重思想和草率魯莽的行為。

比憤怒還要多的是純粹的驚訝。畢竟，格拉斯未曾隱瞞他年輕的時候曾是狂熱納粹分子的事實。他寫作的優勢和道德權威正是來自如下事實：他可以從親身經歷講述普通的德國人怎么會與魔鬼沆瀣一氣。如果他大概在20世紀60年代，《鐵皮鼓》出版后完全說出真相，那只會增強其作品和聲音的影響……

格拉斯自己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讓我試著給出一個不可避免的猜測性答案吧。或許他剛好錯失了時機。如果他在黨衛軍中的短暫服役期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瓦根巴赫的傳記中，它只不過將成為他故事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他曾坦承自己青少年時期曾應征入伍在黨衛軍中服役過，他將永遠無法獲得諾貝爾獎，這個說法在我看來似乎難以置信。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黨衛軍所做的暴行，隨著1968年后譴責較老的一代掩蓋納粹過去的方式的呼聲越來越響，隨著格拉斯自己成為該呼聲中最刺耳的聲音之一，這份姍姍來遲的披露所付出的代價就更高了。路德曾經說過，一個謊言像滾下山的雪球：滾得越長，就越大。

為何現在披露呢？隨著他走近人生的盡頭——在詩歌中，他關于一雙新皮鞋寫了一句美麗的詩句，好像這雙鞋要比穿它們的人更長久似的——這顯然在心理和道德上壓抑著他。有人懷疑，他担心研究人員會在斯塔西的檔案中找到一些資料，我們知道斯塔西收集了一些有關杰出西德人的納粹過去、有可能泄露的材料（結果表明，斯塔西實際上并沒有這項深深隱藏的細節，但他并不知道他們沒有。）無論如何，他肯定真的猜想過，有朝一日，某位深入探究的德國學者將翻看他的戰俘記錄，上面有令人討厭的三個字母W-S5（它在文獻書籍中再現了。）就像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晚年的時候決定談論自己置身維希的過去并對其作出自己的解釋一樣，這是格拉斯最后的機會以自己的方式將它說出來。《剝洋蔥》一開篇，格拉斯就問自己為何要寫這部回憶錄，還總結出了一系列原因：“因為我想說完最后的話。”當然，他不會說完。

我們應該如何評判格拉斯事件？不應該在媒體迅速反應的“非法法庭”中評判它，而是應該在緩慢的歷史法庭中心平氣和地考慮所有可以利用的證據。首要又明顯的一點是他作為小說家的成就不會受到影響。奧登對此說的比任何人都好：

時間對勇敢天真的人

可以表示不能容忍，

也可以在一個星期里

漠然對待一個美的軀體，

卻崇拜語言，把每個

使語言常活的人都寬赦

還寬赦懦弱和自負，

把榮耀都向他們獻出。

時間以這樣奇怪約詭辯

原諒了吉卜林和他的觀點，

還將原諒保爾•克勞德，

原諒他寫得比較出色。

（“紀念葉芝”，1939年）

時間將原涼君特•格拉斯，因為德語因他而活，同樣也以不同的方式因克里斯塔•沃爾夫而活，因他寫《鐵皮鼓》時在巴黎以友相待的詩人保羅•策蘭而活……

然而，在此，讓我嘗試一下超越有意識目的范疇的挽救辦法。格拉斯姍姍來遲的披露會有什么影響？隨著他接近人生的盡頭，納粹主義的記憶淡化。弗倫茨貝格師黨衛軍的活動成為美國周末休閑戰爭游戲的對象，格拉斯突然破壞了自己的雕像——不是作為小說家的雕像，而是作為坦誠、及時地正視納粹過去的道德權威的雕像——讓其廢墟留在路邊作為警示，就像雪萊的形《奧西曼迭斯》。關于這個主題，他所說和所寫的任何東西都沒有他現在留給我們的自身例子一半有效。六十年來，連君特•格拉斯也不愿和盤托出自己曾是黨衛軍中的一員！看，陌生人，顫抖吧。

當開始思考這個謎時，我與一位德國朋友討論了一番，這位朋友只比這位小說家小兩歲，但戰爭的經歷完全不同。他說：“你知道的，我對此有一個理論。我認為格拉斯從未參加過黨衛軍。他只是讓自己相信參加過而已。”我肯定我的朋友說的不是表面意思。我把他的話理解成是一種詩意的洞察力，洞察到了德國人的記憶痛苦又錯綜復雜的特質。他補充說：“但不要寫上，否則格拉斯將告你宣稱他沒有參加過黨衛軍。”

《事實即顛覆》/蒂莫西·加頓艾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9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