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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這里講梁思成，是我們期待的。我二月份在日本東京大學講課的時候，讀到了朱濤的《梁思成與他的時代》。看了之后很興奮，這是我期待已久的書。因為這些年來我一直在研究知識分子，特別是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朱濤用這么扎實、精彩的研究給我對知識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覺而不自愿”提供了一個再好也不過的例證。

我研究這么多年，一直讓我很困惑的一個問題是，民國時期最優秀的一代人，一代知識分子，到了五十年代，怎么就被改造了？基本的說法是因為是受到了強制，所以他們被迫改造。但是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個案，我認為僅僅用強制解釋不了。也許強制可以解釋一些人，但是解釋不了另外一些人，比如說剛才說到的梁思成。

我再講個極端的例子，梁漱溟，被認為骨頭最硬的，但在1956、1957年，沒人強迫他，他熱烈地歌頌大躍進。到晚年，他要把馬列主義和儒家傳統結合起來。所以，我心里一直有個謎，恐怕除了被強制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因素，而這些因素是自覺的成果。我之前也做過金岳霖和其他一些人的個案，我試圖破解除了強制之外，他們內心的自覺程度。我自己總結了一個概括性的看法，知識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覺而不自愿”，意志上是被強制的，但是理性上有相當多自覺的成分。

梁思成

自覺改造的本因在學術

朱濤這本書兼顧了專業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角度。如果你把你所有資料給我，讓我來做，我恐怕還做不出來，為什么呢？我不是建筑專業的，而新政權不僅要改變他的政治思想，還要改變他的專業思想。我在做金岳霖的時候已經注意到了，學者和一般人不一樣，當學者是自覺的時候，要支撐他的一個改變，一定有學術自身的理由。

當時做金岳霖個案，我提到過金岳霖雖然是中國最一流的哲學家，但他恰恰是一個缺乏政治價值的哲學家，因為他關心的只是哲學中的邏輯：去價值化的專業的邏輯。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英國的格林（Thomas Hill Green），但他寫英國格林政治思想，基本不涉及到政治價值的內容。所以，他因為沒有政治價值這個東西，后來被思想改造填空了，盡管他有他所謂學術的東西。

最近，Martin Heidegger(馬丁•海德格爾)担任弗萊堡大學校長期間寫的《黑色筆記本》，也是海德格爾最后一本書稿出版了。這本《黑色筆記本》過去秘不示人，最近要出版，在德國引起很大轟動，因為《黑色筆記本》里面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解釋，海德格爾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為什么在納粹時代成為了希特勒的幫兇。

如我之前所說，會有一個學術上、哲學上的理由。知道海德格爾學說的都知道，海德格爾覺得現代是一個毀滅人類的時代，因為它過于崇尚技術、理性、科學，把人存在的本身的意義給忘記了，是一個完全技術化的時代，就像今天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一樣，完全是理工科思維主宰著我們。在海德格爾看來，猶太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們在科學領域最優秀，在科技至上時代起了主導作用，所以要排猶，排猶是合理的。如此才可以再回到一個人的所謂“本真”。一位哲學家、知識分子，當他陷于某種政治墮落的時候，可能是有學術上的理由在支撐他的，這不能用外在的強制，或者很膚淺的膽怯等現成的說法來解釋。

梁思成學術的背后是家國心

現在坊間出的很多關于知識分子的書，我覺得過于簡單化。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者，一定是非常復雜的，所以一定要用復雜的方式，用非常精致的工作來分析他的內心世界。梁思成為什么最后會被改造，他自覺的成分是什么？我發現，問題是出在五十年代，但根存在于1949年以前。如果不了解1949年以前，我們根本無法理解五十年代發生了什么事。

為什么梁思成這么自覺地要改造自己思想，迎合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和他1949年以前的建筑思想里，一種內在的緊張性和留下的沒有解決一些問題是有關系的。梁思成、林徽因是在美國讀書，那代學者有一種家國情懷，強烈的愛國心是處于當時那個時代之中的。在西方讀到的建筑史全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建筑史，似乎除了西方、除了歐洲，其它地方統統沒有自身的建筑，沒有建筑的歷史，就像東方沒有自己城市的歷史一樣，他們內心這口氣是不太平的。那時候，梁思成回到中國，始終想來書寫一個和歐洲不一樣的，有東方文明樣子的中國建筑歷史。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他回來以后所做的那些事情，重新發現中國，重新發現中國的建筑文明。

問題是，他發現了嗎？根據朱濤的研究，梁思成依然以西方的標準來肯定中國建筑的意義。他說中國的建筑和他熟悉的結構功能主義是有同構性的，是相似的，所以它是有價值的，在未來才有意義。他好像還是以西方為方法來看中國建筑的價值，中國建筑的內在價值還是以西方為標準的。在戰亂年代，他沒有可能大展宏圖地來做設計，而他做一些實踐的設計，比如校舍，基本還是西方的，來不及把中國元素加進去。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梁思成專業上的價值標準和追求是西方的。第二，梁思成的實踐和他的建筑理論追求，是有緊張性的，這個緊張性在1949年以前由于戰亂，沒有機會讓他彌補，因此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在這個背景里面，1948年梁思成讀到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在書中說，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這句話當時把梁思成點亮了。他突然發現，他的追求與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價值有共鳴，科學當然是西方的，但這是技術層面；而民族的和大眾的，這恰恰是他在1949年以前就追求的。這和他1949年前，民族性、人民性的構想和西方所提供的一套科學的建筑的架構沒有解決的緊張性有關。不僅是梁思成，包括金岳霖及其他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雖然他們廣義上被稱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實際上他們內心關懷的核心價值，一個是民族主義，另外一個是民本主義，毛澤東提出的“科學的、大眾的、民主的”在他們那兒都取得了某種回應。

只有情感沒有核心價值觀

因此，我認為《我為誰服務了二十年》這篇檢討，是非常真誠的。據我的了解，建國之初知識分子是很真誠的，很少說假話，雖然有壓力，但是盡量是在壓力之下，把內心想法中真實的部分呈現出來。從梁思成、金岳霖和其他一些知識分子，這么快就被改造了，而且是自覺地，這說明，一個專家如果沒有自己的世界觀，只有一些情感，比如說民族主義情感，民本主義情感，是最容易被改造的。新政權所提供的一套世界觀，是科學的，又是可以信仰的，又帶有某種審美性，很容易填充進來，成為新的世界觀。

這和馮友蘭及另一些知識分子就不一樣了，他們把舊的洗掉換新的，很掙扎，很痛苦，八十年代外來強制沒了，他們立馬又回到舊的去了。我發現，金岳霖沒有回去過，八十年代比誰都老頑固，比誰都保守。年輕人都看不明白，真的換了腦子了。因為他沒有新的系統，也沒有舊的知識系統來替換，所以政治運動中的思想改造成果就牢固地成為他自身的一部分。梁思成也是，林洙說梁思成一輩子很真誠的想去尋找，什么叫無產階級的教育和無產階級建筑的實踐，到死都沒找到。林洙寫的《梁思成 ：大匠的困惑》很有意思，梁思成就是一個大匠，是一個工匠式的專家，但很可惜是一個沒有世界觀的大匠。他一輩子都在困惑，他要去尋找一個1949年以前，支撐他的，具備人民性和民族性，又有科學性的完美建筑，但他找不到。

梁思成對我們來說都是父親一代，再年輕一點，就是爺爺一代。楊奎松教授在《忍不住的“關懷”》的序言里講，如果你是他在那個時代，你會比他做得更好嗎？做歷史研究，特別是做人物研究，我很欣賞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里講的，要有些同情的理解，你要把這個人放在那個歷史背景里面，不僅是他的歷史背景，而且你要了解他的心靈，才能理解他為什么會這樣。這種理解并不意味著贊成，更多的是一個自我的反思和警惕。

今天中國年輕人犯父輩的錯誤的人不少。我前幾年以摩羅為個案，寫過一批年輕人怎么會成為非常狂熱的國家主義者，把國家作為膜拜的對象。實際上他們是重蹈父輩的錯誤，沒有世界觀，最后被龐大的國家主義信仰所填空。這段歷史當然是一段痛史，但這段歷史并沒有完全翻過去，只要你沒有世界觀，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沒有經過自我思考、反思過的理性，對不起，你不要以為你很個人，很自由，很獨立，是最容易被洗腦的。

本文系騰訊文化“騰訊思享會”獨家稿件，未經作者本人審閱。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