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蘇州之殺

簡體傳統

　　蕭瑟的蘇州，內里卻躁動不安，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1863年12月4日。慕王譚紹光在他召集的軍事會議上，被與會者殺死。
　　與會的共八人，即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佳，比王伍貴文，天將汪有為、范起發、張大洲、汪懷武。主謀是郜永寬，用匕首刺死譚紹光的是汪安鈞，割下譚首級的是汪有為。他們去向李鴻章部下、總兵程學啟獻上譚紹光首級和蘇州城。
　　這個事件發生之前，太平軍的形勢已經很不妙。陳玉成死后，湘軍曾國荃部就進逼南京，扎營雨花臺。1862年6月，李秀成在第三次逼近并且極有可能占領上海時，因洪秀全一日三詔嚴命回援南京，不得已而從上海附近撤兵。很有點像岳飛被趙構（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從前線召回杭州。這年10月至11月，李秀成組織各路太平軍要解南京之圍，也就是所謂“十三王救天京”，但解圍戰沒有成功。1863年3月。李秀成率部西征，擬攻上游各地以解南京之圍。屢戰不利，奉詔退兵。8月，南京的東路交通被切斷，洪秀全更是死死揪住李秀成不放。9月，由于李秀成的懇求，并且照洪氏兄弟的要求交了十萬兩“餉銀”（包括以全家首飾充抵），才準他回蘇州、杭州四十日，解救蘇州，安排江、浙軍事部署。而且規定過期未回要按“國法”嚴辦。
　　這些表面現象的背后，是洪氏兄弟既將李秀成作為主要的救命稻草，又對他極端疑忌。他們全然不顧太平軍的大局。出了一個又一個餿主意，將李秀成弄得疲于奔命，處處被動。而上述準他暫時離開南京的條件，簡直荒謬之至。即使李秀成愚忠而不十分計較，他的部下也會因此而寒心。
　　由于李秀成1862年6月沒有攻占上海，李鴻章的淮軍與“常勝軍”即“洋槍隊”得以壯大和反攻。蘇州的太平軍轉為被動防守，到1863年隨著昆山、吳江和洞庭東山被對方占領，更是直接受到威脅。由于太平軍全局的頹勢，軍心渙散，民心盡失；李秀成不能坐鎮蘇州，又事事受到洪氏兄弟的壓制、非難；駐守常州的護王陳坤書不愿支援蘇州的太平軍，蘇州被淮軍攻下是遲早的事。
　　郜永寬等八人都是李秀成培養起來的青年將領，因戰功而封王或為天將。郜永寬和譚紹光更是在陳坤書與李秀成不和之后，被李視為左右手。但是這兩人“少年結怨至今”，在沒有李秀成調控的情況下，就會發生摩擦。況且。蘇州的太平軍大多是部的人馬，而郜的地位卻在譚之下，作為第一副指揮，當然會增加郜的不滿情緒。這又是與籍貫、參加造反先后有關系的。譚是廣西桂平人，很早就參加造反，是與李秀成同時的“老兄弟”，只是比李年輕十二歲，立功也比較晚。郜則是湖北人，1854年才被裹脅參加太平軍的，好幾年里都屬于“新兄弟”。汪安鈞、周文佳也是湖北人，伍貴文是湖南人，汪有為、張大洲、范起發、汪懷武（事秀成后來在供詞中稱他原名“汪花班”），籍貫不詳，他們七人看來情況與郜相似。那時，地緣與造反先后是很重要的。洪秀全升官晉爵特別優待兩廣“老兄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凡能與“開朝”沾邊的，無功也要封官賜爵。清朝方面，對于“粵西老賊”特別痛恨，尤不寬恕。對立雙方的態度，都注重籍貫和新老。
　　部永寬等八人，眼看太平軍大勢已去，不久將會敗亡，跟著李秀成無論在太平軍未亡或已亡都沒有前途。又因為都不是兩廣“老兄弟”，對清方抱有幻想，所以準備投降。李秀成“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但他對這些人的態度和心情也很復雜，不忍更不敢采取斷然措施。不忍，是因為他們是他培養起來的“戰友”，他的“成名皆其各等之力”。更主要的是不敢。如果設計殺了這些人，很可能在蘇州造成一場大混亂、大內訌，后果不堪設想。1856年南京的洪楊內訌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絕不想重蹈覆轍。加上他自己對洪氏兄弟己全無信心，對郜永寬等又沒有決絕，所以采取一種聽其自然的辦法。實際上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1863年9月，當李秀成向洪氏兄弟交錢請假四十天，來到蘇州時，情況比他想象的還嚴重。他已不可能作什么戰略部署或中長期的軍事安排，首先就是直接指揮軍隊，遏制對方的進攻勢頭，贏得暫時的相持和蘇州的穩定。接著就是找郜永寬等人談話。“現令我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皆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我一家難臺，母子（親）六十余歲，大家流涕，而各及他行。”這種“心腹之閑談”，后果可想而知。郜永寬等人，在“老首長”面前當然不便也不敢公然說出想投降的話，只是假心假意地給“老首長”一點面子：“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而誰有此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這樣的回答，除有點真實感情之外，當然是敷衍應付之辭。
　　事秀成假滿從蘇州回南京，不久，郜永寬便與其他人商定，由汪安鈞赴陽澄湖與李鴻章部下程學啟會晤，提出“只要清軍進城以后，他們的生命有保障，便不出兵抵抗”，并同意交出一個城門讓清兵進入。汪安鈞所找的程學啟，原是安徽桐城百姓，太平軍占領桐城后加入葉蕓來部，屢次立功。曾國荃用計使降，在攻陷安慶、三河之戰中有功。而相繼升游擊、參將。1862年春轉入李鴻章手下為淮軍基干，是年10月由副將升總兵。1863年，他接連從太平軍手中奪取太倉、昆山、吳江，是進攻蘇州的主要人物。郜、汪等人大約因為自已不是兩廣“老兄弟”，想步程后塵，投降后在清廷當個官。程正苦于攻不進蘇州，自然一拍即合。
　　然而，譚紹光力主堅守蘇州。他在幕王府召開軍事會議，說到太平軍所遭到的種種困難，贊揚兩廣軍隊的英勇，又弦外有音地指責其他軍隊的不可靠。這種講話實在很不策略，馬上導致矛盾激化。于是發生了激烈爭論。在會議上孤立的譚紹光，終于被刺死并割下首級。于是，程學啟兵不血刃地占領了蘇州。
　　可是，郜永寬、汪安鈞等八人，不但沒有被授予一官半職，也沒有得到人身安全保障。投降兩天后，程學啟得到李鴻章的密令或批示，派人將他們全部殺掉。然后，又派兵入蘇州城，轟殺他們的余黨。
　　李鴻章、程學啟為什么要殺掉郜永寬等八人呢？因為這些人手下兵太多，即所謂“降者太大，不甘人下”。而且，這些人不義，反復無常，為了自己的利害，什么都干得出來。如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投降后還是可能糾集舊部作亂。他們和程學啟不同，程是被曾國荃用計誘騙投清的，而且只帶了區區八十二人來降，到湘軍、淮軍后也不曾有什么三心二意。
　　淮軍占領蘇州，是李鴻章軍事上的大勝利。但是，殺降則造成嚴重后果。按照傳統理念，殺降不但違反道德，而且是有罪的。在輿論和政治上失分不少。尤其成問題的是，這么一殺，使許多本來有降清之意的太平軍將領，斷了投降念頭。反正降也死，戰最多也只一死，與其投降被殺不如血戰到底。最突出的例子是常州主將護王陳坤書。他本來早有降清之意。看到李鴻章殺降，遂“嬰城固守”，血戰到最后。清兵為攻取常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太平軍和捻軍在土崩瓦解之際，投降的人很少，多數寧可作無望的抵抗和掙扎，也不投降，與蘇州殺降有很大關系。李鴻章殺郜永寬等人之時，曾經十分得意。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看出此舉的負作用。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他以后幾年。常在為殺降的錯誤還本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