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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光明以后

退休以后還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割治白內障。我年紀不大就得了白內障，視力只有零點零四。動完了手術我的視力就非常好了。我認識趙麗雅多年，手術后再同她見面，意外地發現她的臉上有了皺紋。原來過去看她只是霧中看花。最后我的視力到了一點二，這是令人非常高興的事情。

眼睛能看東西以后，于是又蠢蠢欲動。孩子在美國，自然我又想出境，以探親為名，行漫游之實。這次去美國，實在想耐下心來考察一些書業狀況。過去是公事訪問，極少閑逛。現在居然一個人在紐約的大街上逛蕩。逛來逛去，喜歡上了美國的圖書館和舊書店。美國的圖書館，居然沒有單位介紹信，就允許我這個外國人把書借走，而且一次能借好多本。復印很便宜，我經常把一本書全部印了帶回來。

我在美國住了一陣，帶回來很多文化資源。我做出版編輯工作喜歡自己做選題，什么都自己做。現在正好，也沒老板也沒伙計了，只有我一個人。遼寧教育出版社的俞曉群先生，我退休之后才認識，我們談得很投機。因而知道遼寧教育出版社的利潤多得不得了。于是我跟他們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利潤多了全部上繳，好是好，可是非常麻煩的是，你這么一來災難也來了：你計劃利潤五千萬，最后你賺一億，明后年上面就要你賺一億五，這樣你就被套上了。我有一個鬼招：盡量少賺，多的錢怎么辦呢？發展文化，創造聲譽，建立品牌。俞曉群非常贊成。他本身是作家，文化水平比我高許多許多。他是大學數學系出身，專門研究過中國文化中的數術。我的這類“鬼點子”，他當然一聽就懂。

這樣我們就談得很投機，并且進行操作了。開頭還零敲碎打，無非出些我從美國帶回來的書的中譯本。例如《歐洲風化史》。順便說一句，這“風化”兩個字是我改的，原來叫《歐洲愛情史》。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由于給中央反修小組跑腿，特別喜歡了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里的異端思想和人物，就是跟馬恩列斯思想不一樣的理念和代表人物。研究過一種異端的戀愛觀念叫“杯水主義”。后來我就比較注意了解現代愛情觀的變遷。這本德國人寫的書在當年俄國很受注意，我老看見俄國文人引用，但在北京沒找到俄文譯本，后來在紐約發現了俄文譯本，趕緊復印帶回。以后請我的老同學、俄語專家侯煥閎老兄譯出，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世紀萬有文庫”

這時候俞曉群有一個創造發明，我起初很猶豫，后來完全支持。他提出來的是要向王云五學習，學習他主編的“萬有文庫”。他希望編一套“新世紀萬有文庫”，分古典、近代跟外國三個部分。當時嚇了我一跳。因為像我這樣一九四九年以后習藝的出版人，非常怕同王云五這個名字掛鉤，更不敢去“繼承”這位老先生的事業。只要回想一下當年改寫“四角號碼歌”的故事就得了。我小的時候學的四角號碼歌第一句是“一橫二垂三點捺”，1949年以后，因為王云五的關系，非得改成“橫一垂二點捺三”。我知道這是政治紀律，所以記得很牢。但俞兄的識見打破了我的迷障。我由此覺得他在文化出版上確有大魄力大手筆。“新世紀萬有文庫”后來找了三個人來編，古代找呂叔湘先生的弟子楊成凱先生，近代找了上海的陸灝先生，我做外國部分。這套書的價錢便宜，每本八元十元。

陸灝那時在《文匯讀書周報》工作，要小我一輩了。可我發現，這位年輕朋友對書真在行。從結識開始，我就以他為師。結識了他以后，我就一直存著一個念頭：此人必須好好“開發”。

做了大半輩子出版，說實話，到了編“新世紀萬有文庫”，我才真正嘗到編書的甜頭。我盡管只編外國文化書系部分，但對全套工程亦常參與其事。例如，我幫出版社聘請了幾位在京學者做顧問。而且，后來發現，顧問名稱太虛，而且只有六位（陳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繼愈、劉皋、于金蘭），力量不足。后來又想出一個“學術指導”的大名，三個書系聘下如下二十四位，陣容赫赫，影響不小：

傳統文化書系：顧廷龍、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學勤、徐萍芳、傅熹年、黃永年

近世文化書系：金克木、唐振常、丁偉志、黃裳、董橋、勞祖德、朱維錚、林載爵

外國文化書系：董樂山、殷敘彝、陳樂民、藍英年、汪子嵩、趙一凡、杜小真、林道群

幾年下來，一共出了六七百種，蔚為大觀。這套叢書裝幀簡樸，少有插畫。這也極對我意。我不善做裝幀，更不喜歡在書里加印美觀的插畫。這也是永遠及不上范公而屢屢為他唾棄、為各個著名的“書人”所不齒的原因。這套“萬有文庫”，可真對我的意了。

但是我不知什么原因，“新世紀萬有文庫”做得如此盡智竭力，費去如許資金財源，影響似乎并不如預期。原因大概在于，改革開放盡管已經十來年，社會上仍然浮躁。這種情況，引得我們這套書的頭頭——俞曉群先生也開始向社會呼吁，訴說自己的無奈。當然，如俞兄所說，“‘無奈’也罷，‘有奈’也罷，我們只是想說，我們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們還要老老實實地做下去，力爭好起來。”

新《萬象》

“新世紀萬有文庫”以后，有機會在上海同陸灝、陳子善等人常在一起。有一次陳子善帶了幾本舊雜志，那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老《萬象》。我在做工人時見過這雜志，那時讀不懂。以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些，喜歡得不得了。我提出，我們何不承繼前賢，老店新張？于是，一行人去拜訪當年老《萬象》后期的主編柯靈老先生。我同柯靈老人是老交情，自然一談即合。接著四處奔走，一跑幾年，才有了遼寧教育版的新《萬象》。

說實話，我編《讀書》多年，其實那不是我的夙愿。我這個上海灘出來的人，不大會做十分嚴肅的東西。《萬象》很適合我的性格，很快就喜歡上了它。找誰來編呢？這時想起陸灝。其實重新創辦《萬象》，源于我對海派文化的認識和留戀，陸灝是再合適不過了。

《萬象》一出，輿論反映很好。有人說，同那時《讀書》的越來越深奧莊嚴相比，“它有點像花邊文學，可以讓一閑人，身穿家居服，隨意躺在沙發上、床榻上展卷閱讀”。“這雜志很海派，卻是在遼寧出版的。奇怪！”陳樂民先生評論說，在《萬象》，“常常讀到一些妙不可言的好文章”。他喜歡讀塵元（陳原）的“詞語密林”、王蒙連載的“玄思小說”，等等。陳先生說，“或許覺得它太休閑，確實這里沒有宏大敘事、高頭講章，但卻足以在輕松恬淡和談笑之間，傳遞出濃郁的文化底蘊，且不乏鮮活靈動之氣，可以益人心智，可以發人聯想”。“《萬象》的妙處全在一個‘趣’字。”

鮑彤先生專門來信指出：

《萬象》很有看頭，開卷勝似當年——不僅僅是當年的一卷《萬象》，而是多種味道的綜合：比方說，其間就有一點黃氏兄弟的《西風》的氣息。

最有趣的是姜德明先生在《新民晚報》上撰文，給我們講了一段故事，使我們編起《萬象》來比以前更加有勁。他說：

那是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天的故事。當時一部分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比較成熟的作家、畫家，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感召下，經文化部批準，擬辦一本圖文并茂的綜合性文藝雜志，定名為《萬象》，并成立了十人組成的籌委會，名單是：吳祖光、郁風、張光宇、張仃、胡考、丁聰、黃苗子、華君武、龔之芳、葉淺予。“創刊號”業已編就，其中有張仃：《畢加索訪問記》、郁風：《衣飾雜論》、吳祖光：《回憶一出最糟糕的戲》、艾青：《我寫過的一首最壞的詩》、葉恭綽：《顏魯公的書法》、曹禺：《論莎士比亞》……這在當時是多么吸引人的一些題目。不想一夜之間，反右派的風暴襲來，一份不曾問世的《萬象》要目竟變成反黨罪證，“二流堂”復活的宣言。“創刊號”主要作者幾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僅曹禺一人得以保全。盡管刊物未能辦成照樣可以定罪。我真希望在未來的中國現代期刊史上有人能記上一筆。這也是人間萬象，社會百態中的一個小插曲，或許說不上是閑筆吧。

為興趣而讀書

一輩子干出版，可謂讀書無數。但是說到底，此讀書非彼讀書。讀了半天，你究竟還不是文墨場中人。何以至此？說穿了，我多年從來只是為功利而讀書。盡管鎮日手不釋卷，但一不是為興趣，更不是求真理，而只是圖出息。

那么，到了老而退休之年，這種情況可否改變呢？

的確想改，因為此刻對我而言，已不存在任何“功利”了。

我現在的所讀之書，只服務于我這老人的興趣。現在一不做選題，二不讀稿件，“功利”何在？但如果因讀書而使自己多少產生一些快感，豈不也是功利之一義？

我的興趣首先在海外作品。不知怎的，還是在做出版時的老念頭：海外作家寫來比這里的有新意。因此，我耐心收集李碧華、龍應臺、舒國治、朱天文、齊邦媛、於梨華，乃至新井一二三的作品。

不僅是文藝創作，評論也同，如余英時、王德威、董橋、李歐梵、思果諸位，都是我的崇拜對象。說來也怪，我對對岸的李敖、南懷瑾等位特別有興趣，幾乎有出即收。因讀他們的書，一度又迷上胡因夢，也因此天天去讀克里希那穆提。現在大陸非常熱衷出版蔣介石的書，我倒興趣不大。但是我幾乎買齊了張愛玲和胡蘭成的書。此無他，他們過去在上海待過是也。而老蔣在上海那些年，正是我畢生最苦難之時，我實在不想重溫它。

我費很多精神收集海外的出版物，滿足我的求知饑渴。這方面的書不想舉了，只想說說我本人特有的一功：即搜集有關方面禁讀的書。這種精神需求來自六七十年代本人有幸做偉大毛主席個人讀書的小小知情人，于是知道某些罕見書之可愛和讀它們的樂趣。美術家劉海粟的生平傳記三大卷，據說因家人告狀停止發行，我從有關方面得到十來套，不僅自己讀，而且送人。三聯書店前輩朱楓女士在臺灣因吳石一案被蔣介石槍斃，大陸的有關著作《鎮海的女兒——朱楓傳》不知為什么被禁，我千方百計覓取一冊，然后復印贈友。我聽說正派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乃父寫汪偽的歷史很耐讀，我聞訊從芝加哥覓得，讀后又再復印贈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但是，不論如何，我已不大讀翻譯書。即使讀俄國書是我感興趣的書，也只止于讀讀楊奎松、藍英年而已。

總而言之，從為功利而讀書轉而為興趣而讀書，是我近十幾年的一大轉變。而為做學問而讀書，我是怎么也做不到了。

摘自沈昌文《也無風雨也無晴》，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版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