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被冷藏的真相

簡體傳統

　我的《太平雜說》發表了幾篇之后，陸續收到不少讀者的來信，其中，有些人問到了史料。其實，我這些文章，并不是靠史料而給人“耳目一新”，我只是客觀地說出了若干事實和我的見解。既然講歷史真相，當然有史料根據。不過，這些史料一般讀者大多不易見到。現在選擇出三篇（部），稍作說明。我認為，讀了它們，就可以了解太平軍本來的面目，不易將各種各樣的偏見、成見，以正說包裝出現的倒說、戲說、假說，當成是真的那么回事了。
　　這三篇（部）是：《賊情匯纂》、《李秀成供辭》、《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三個立場、地位不同的作者，說了不少可信、可參證、可互補的材料，讓讀者從中得以了解太平軍的原來的基本面目。
　　《賊情匯纂》十二卷，約二十余萬字。稱太平軍為賊，表明編撰者的敵對立場。主要編撰者張德堅。他1853年任湖北撫轅巡捕官，約略如現代省里副處級警官。這年3月，太平軍占領南京。他認識到太平軍內部情況對清政府的巨大價值，主動向包括俘虜、難民等各武各樣的人搜集。并且隨湖廣總督吳文镕到前線視察，還多次化裝深入太平軍占領區偵察、采訪。他不是為了刻書出名或個人宣泄，而是為了向清政府高層官員提供情報，以供決策或指揮作戰之用。不久，吳文镕戰敗自殺，他愈堅信應當知己知彼。收集情報集成一冊，曾送給一些總督、巡撫的衙門，都被收下了，大多還稱贊幾句，但并未真正重視，有的甚至根本不看。1854年9月，曾國藩收復武漢，他托人送上去，受到重視。曾國藩用所繳獲的太平軍文書核對，他的情報全部符合，于是將全部繳獲的文書交他編輯整理。同時，設立采編所，任命他為總纂官，六品銜即補縣丞，還有幾個人協助編纂、抄寫。原來無薪水的人員，每人每月給薪水四兩銀子，每月總共給經費四十兩銀子。可知并無龐大機構，也沒有豐沛經費。因武漢被太平軍再次攻占而遷長沙時，人員更少。有些人將此書說成是奉曾國藩之命才編撰的，并不盡合事實。這些人確實是為了打敗太平軍，盡心盡力。其中，分纂（編寫者）之一，曾被太平軍裹脅的童生的程奉璜，本來要在太平軍中從事暗殺活動，后來改變主意，用心籠絡可利用之人，收集了大量情報，逃離太平軍，參加編寫。
　　《賊情匯纂》所記時間，起自太平軍公開造反的上一年即1850年，止于1856年最高層內訌前夕。人物的經歷，則上溯到以前種種行止。范圍包括重要人物、官制、軍制、禮制、文告、宗教、糧食、各種人員數目、不能歸入上列各類的雜載。它反復強調，“敘事從實，不事潤飾”，“注意在能悉賊，非欲傳文字也。雖文如八家，不知賊情，亦復無取，更恐肆才臆造。”它力求詳盡、具體，但并非有聞即錄，而是著眼于防偽，對各種材料作了嚴格的鑒別和篩選。其中，輯錄太平軍各種文字甚多，格式文字一律不加改動。文告、印章、服飾、旗幟、戰陣等，都有繪圖說明。太平軍占領南京之初，圣庫里有多少金錠、金葉、金飾，多少銀子、銀飾，都分別有統計數字，而不是空話形客或者毛估估。關于重要人物即“劇賊姓名”二卷，幾乎可以看作是太平軍的人事檔案。籍貫、職務、經歷、性格、社會關系、外表特征，一應俱全。在掌握大量現實情報的基礎上，預言“似不久必有內訌之事”，眼光之銳利，判斷之準確，令人贊嘆。
　　《賊情匯纂》是供曾國藩及其主要幕僚、部將知情和查閱的情報的匯集，對湘軍打敗太平軍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有少量人事的記述與事實有出入，這是任何情報、檔案、史料都難免的。可惜，它的時間下限只到1856年內訌前為止。大約是國藩也還未能充分認識它的價值，或者有別的什么原因，沒有收集到1864年太平軍敗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有這樣全面、具體、準確度很高的情報，實在非常難得。不但是中國情報史上的里程碑，比起幾十年后某些龐大的情報機構所搜羅的，包含大量不實、泡沫、垃圾的情報，都足以睥睨傲視。當它的情報功能隨戰爭的結束而消失時，便成了珍貴的歷史資料。沒有它，太平軍的許多人事、典制、名物，也許到今天人們還根本不知道，也許還在爭論不休，也許不時會有“驚人的發現”，也許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考證被作為權威性的結論。幾十年來，中國大陸沒有哪一個“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者不看它，敢于公開否定它。但也沒有看見過誰公開、恰如其分地肯定它的雙重價值——當時的實用價值和事后的史料價值。聯系到對太平軍史研究中為之文過飾非的、是非顛倒的傾向，展示真相的史料被冷藏，被閹割，被歪曲，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正常現象。這種情況，在歷史研究中并不罕見。由于這部書在中國大陸的尷尬處境，所以一般讀者不易見到。
　　《李秀成供辭》——1864年太平軍敗亡，他敗亡前的軍師和總司令、忠王李秀成被俘后，為了多種目的，向曾國藩寫了長篇供辭。保存太平軍的史實，留一部自傳，是其中兩個基本目的。他是站在維護太平軍的立場來寫的，也就盡可能不談洪秀全的邪惡，更不會談到洪對百姓對文化的酷暴。但既然要保存史實，又是要給對方統帥曾國藩看的。也就不能一味美化太平軍。作為太平軍后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這種情況所寫下的供辭，自有獨特的認識價值、史料價值。對太平軍前期，說得比較簡單，而著重于洪楊內訌之后，他成為最高層領導人之后的親歷親見所思所感。這就正好與張德堅《賊情匯纂》在敘事的時間上相銜接，合起來記述了太平軍興亡的全過程。此供辭經曾國藩刪節，并有少許修改，以約二萬八千字抄件送清朝軍機處，并在安慶刊刻出版（即：《九如堂本》）。曾國藩所刪去和少許修改，是一些認為有忌諱或可能引起麻煩的話。1944年有人曾赴曾家取李秀成原稿抄校于《九如堂本》之上，并攝影十五幀，后來公開出版。由于《九如堂本》有刪節，更由于有些人認為李秀成不會寫這樣的供辭，它的真偽，曾經有過長期爭論。1956年，有人撰文認為，從內容上看，李秀成不應向曾國藩談招降問題；從字跡上而言，有司法部法醫研究所筆跡專家鑒定與李秀成字跡不同為根據，斷言是曾國藩偽造。1962年曾氏后人將李秀成原稿交臺灣世界書局影印出版，全稿約三萬六千一百字，留存曾國藩及另一人所做少許刪改。當偽造說已經根本不能立足之時，政治權威出面說話了：“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這個批語，現在看來，有很高的策略水平。以肯定供辭真實性為潛臺詞，超越了對真偽問題論爭的表態，轉而為對李秀成的評價。重點在于忠字，尤其是晚節的忠不忠。隨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這種用于斷大案的嚴峻語氣，給李秀成做了“晚節不忠”這樣一個既從根本上否定而又有點彈性的結論。要忠于什么，不言自明。晚節不忠，最是要不得。無論什么情況下，無論出于什么動機，無論被忠的對象如何，都必須一忠到底到死。最后從“古為今用”著眼，以“不足為訓”警世。有人體會出深刻含意，寫了長文解讀，說李秀成是叛徒，狠批“叛徒哲學”，借題發揮，影射現實，很快成為最高層官員之一。從此，李秀成到底是不是叛徒，供辭到底是不是投降自首的叛變書，成為注意的焦點。“文革”落幕之后，人們一般不再一棍子打死了，研究來研究去，逐步“從輕發落”。判為“變節行為”——“失節行為”——“政治污點”。仍然著眼于對李秀成的政治衡定和結論。政治結論自然是需要的，盡管上述結論大可商榷。然而，這個過程表明，供辭所寫的材料和見解，長期被許多人有意無意地誤讀。
　　《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原題為Narrative ofthe war with China，直譯為：《中國戰爭的敘述》,
　　作者是英國入伍士禮（G.L.Wolseley），一位“太平天國”研究家譯載于三十年代的中國雜志。全篇十四節，約一萬四千字。記作者在1861年初在南京住了一星期的見聞。他當時是英國陸軍中校，奉命作為隨員，到南京了解太平軍的情況。由于他們是由美國牧師、太平軍的洋務丞相羅孝全（I.J.Roberts）給予引薦和安排的，所以很受優待，住在忠王府，吃飯不要錢，可以比較自由地參觀。當時英國尚未介入中國的內戰，他認為英國與中國最重要的是做生意。如果說，有前面所說兩篇均與曾國藩有關，這一篇則系與曾完全無關的外國人所作，寫給英國公眾看的。作為基督教國家的官員，作者說，他“本存有反對清廷很深的成見”，如果太平軍果有任何美善之處，巴不得快快認同。然而，他所看到的，卻乏善可陳。他除了以自身見聞敘述了現在不少人都知道的軍事統治、圣庫制、廢止商業，蒙得恩之受寵與腐敗之外，還提供了不少其它第一手資料。比如，太平軍之專門俘掠美女，表面上嚴禁鴉片而到處官員“最大的要求乃是鴉片與軍火”，最低級官軍也可以隨便殺人，有兩個婦女因私相怨嘆生活痛苦而被立即斬首，江邊人民“令人畢生難忘其慘狀”等等。作者所寫，看來都是用心觀察所得，從南京城墻的高度、厚度，到被轟毀的大報恩寺塔的瓦礫，都不含糊其辭。這個資料，老專家們應當看到的，但卻很少有人提起。看來，它所說的見聞，大多是暴露太平軍黑暗，不符合歌頌“農民革命”的需要，又難以證明作者是惡意捏造，故而采取“防擴散”的辦法，冷藏起來，讓它悄悄地灰飛煙滅。
　　這三件資料的作者，身份不同，立場不同，視角不同。他們都是當時的人，都不是為了詆毀太平軍而作。他們所寫的見聞，會有些與事實有出入之處，但總體上是一致的，符合太平軍思想行為的邏輯，也經得起用當時其它大量的記述來驗證。如果《李秀成供辭》不是出于這個至死都回護“太平天國”的當事人之手，那么他所說的許多事實，完全可能被某些人說成是污蔑、誹謗。或者用別人的片言只語乃至用一百年后的“調查報告”來予以否定。不是整篇供辭都有人千方百計要證明它是偽造的嗎？長期以來，太平軍的歷史被搞得混亂不堪，甚至黑白、正邪、是非都顛倒了，少數是帶著陳腐的偏見，多數是秉權威意志，戴上有色眼鏡看史料。
　　關于太平軍的史料，汗牛充棟，幾十年來的論著和作品更是鋪天蓋地。我認為，只要能客觀、全面地對待歷史，看看前面說的三件資料，就可以大致看清太平軍的本來面目。對于太平軍的是非功罪，當然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評說，但是一切評說必須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以是否有利于中國和人類文明進步為準則。那種“以論帶史”，先為太平軍定了“農民革命”的典范，然后再去找個別現象或片言只語來加大渲染，印證預作的結論；或者，從預作的結論出發去編造種種材料，乃至化腐朽為神奇，只能造成認識上的誤導。歷史事實、歷史真相是評說歷史人物、事件的基礎。不要這個基礎的史書，那是歷史研究的異化。如果能從較為可信的資料看清太平軍的真相，就不難正確地看待那些“廣州雪花大如席”的論著和文藝作品了。
　　假作真時真成假，這是歷史的日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