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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我已經作好結集的準備，連集子的前言也寫好了。由于三言兩語說不清的原因，結集出版的事擱了下來。其間，又增寫了幾篇。
　　可以寫的題目還不少。不過，仍然決定就此告一段落。我的時間、精力有限，這只是清理自己的文化雜貨堆的第一項，現在不應該無節制地加大投入。而且，多數要寫的題目，在已寫的文章中已簡略地說度，再單獨另寫套增多重復，就采取人們常說的“點到為止”吧。求全求大從來就不是我的寫作取向。我寫這一批雜說一個重要的內驅力已經釋放，它就是向一些“太平天國”論著和作品說一聲：不，歷史不可隨意顛倒，也不可阿世曲說。
　　如果這聲音是霧島疏鐘，今后就一定不斷有學人和作家，尤其是中青年學人和作家，用他們的鴻篇巨制來細說太平軍的興亡。如果這聲音只不過是瀚海駝鈴，那也讓今天和明天的有心人知道，有一個扛著自己腦袋的學人，說出了一種不同的認知。
　　在這批雜說的寫作和發表過程中，我時時感到習慣勢力和主流話語的強大。我想，在眼下中國大陸，上網還遠不足以取代紙張出版物。如果不能通過有紙載體與讀者見面，寫作的用意就大打折扣。要通過有紙載體與讀者見面，就不能不考慮語言空間的限度。縱然如此，有些報刊要發表這些文章，仍然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担心被指責為“否定農民革命”，甚至扣上“反馬克思主義”之類的帽子，而遭到或明或暗的“麻煩”。這我能夠理解。因為即使我這么閉塞，也感受到面前和背后的種種異常。
　　如果，我想讓編輯們簽發時減少顧慮，那我就應該在稿件可能被卡住被壓下時，打出姜子牙的杏黃旗，也就是馬克思對太平軍的評價。馬克思這位太平軍的同時代人，倡導革命的思想家，1853年對太平軍曾寄以熱切的期望，但到1862年，當他了解了事實真相后，他用德文寫道：“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丑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與停滯腐朽。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文章最后作了這樣的概括性評價：“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在當代中國大陸，馬克思本人這一合乎事實的評說，大約沒有哪個太平軍的美化者、維護者敢于站出來公開否定罷，因為他們全都要馬克思這把“刀子”呢。那么，它應當可以成為我的雜說順利發表和消災免難的杏黃旗。但是，我沒有打出這面旗子。因為，我對太平軍的看法是在讀到馬克思文章以前就形成的，是以史實為根據，以我所了解的人類文化良知為準則的。雖然馬克思對太平軍的否定與我的看法相通（而且表達更自由更嚴厲），但它只是簡短的述評，更何況各自視角顯然不同；再則，在看夠了將政治思想權威的話作為文化生涯的釣魚臺或黃金臺。以權威的話作為評判學術問題的唯一標準，我這些根本不是注經解經之作。是不應借光——用馬克思的話作杏黃旗的。現在，好不容易，這批雜說都已經或即將在報刊上發表，將馬克思的話寫在集子后記里，只是想說，那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太平天國”論著和作品，其實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也直接違反馬克思的評說。順使說一句，有的專家，當馬克思在中國被借用頻率最高的時候，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胡適重新成為偶像時，又以胡適及門弟子自炫，令人聯想不少而感觸更多。
　　好些年采，各種媒介上經常提出“以史為鑒”。這話固然必須對外國人尤其是企圖否定或篡改歷史的外國人講，也應當對本國人講。是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正常地生存和發展，以史為鑒是很必要的。“世界之最”的光榮歷史當然應該弘揚，以振奮民族精神，以尋求興旺發達的經驗和規律。對于歷史上的病患和污垢，也要勇于揭出，從中汲取教訓，以免重蹈復轍。對于太平軍造反，固然要看清引起造反的原因，同樣要看清它的種種暴行尤其是反人類、反文化的罪惡。不然，它就會以不同的名義或面目，再度將中國拖進災難的深淵。在德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早已被宣布為非法，但新納粹分子還蠢蠢欲動，故而將1996年1月27日定為“納粹受害者紀念日”，最近柏林又舉辦多種活動，包括為納粹殺害者建立紀念碑的開工儀式，讓人們永遠記住納粹的罪行。而太平軍至今卻還打著“農民革命”的大紅傘，在中國呼風喚雨，是很值得警惕的。需要大多數中國人都來以史為鑒，才能避免那鬧劇和丑劇混合而成的大悲劇重演。這將是一個艱巨又漫長的歷程。首先要有良知、有現代理性的文化人來做這個啟蒙。
　　這批雜說終于在上海、廣州、南京、北京、天津、長春、湖南、江西、福建、山西、海南、西安、鄭州、香港等地的有影響的報刊分別發表或轉載了。不少讀過一部分雜說的文化人，包括著名歷史學家、文科老教授和中青年教師、編輯、學者、作家，來信、來電話或當面表示贊同和鼓勵。其中有兩位，還撰文在北京、廣州的報刊上發表。最近我到南京，一位老文化人、離休干部向我說：“你的’太平雜說‘寫得好，我同意你的見解。”隨后，補充了一句：“我曾祖父就是太平軍，從外地到南京來的。”三言兩語，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前年至今，先后有好幾家出版社來信、來電、來人要這部稿子。更有不少熱心人，在八字還沒有半撇之時，來信或捎話說要買這本書。對于這些關注、支持和鼓勵，我在這里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謝。我無法將他們的大名列出，哪怕各方面選擇幾個也不合適，免得造成種種不必要的誤解。
　　一個寫歷史題材的散文集，自己在后記里說了這么些多余或不多余的題邊題外話，反映我傷殘而且困迫的寫作心態。總共不過十來萬字，用了三四年之久，等于一般研究生寫兩部博士論文。知我笑我，都隨他去。
　　百花文藝出版社薛炎文先生、董令生女士，一直關注我寫作進展，而且再三表示要盡力將這本書及時出好，我贊賞他們這種出版家、編輯家的器度，所以也就樂意交給他們出版。但愿我們的合作，得到讀者和時間的首肯。

　　潘旭瀾

潘旭瀾 2011-12-18 23:3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