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夷待訪錄》看黃宗羲民本思想

簡體傳統

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浙江余姚人，生于明萬歷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在54歲時，他寫下了一部具有民主色彩的劃時代著作——《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所處的明末清初是我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衰落的前夜，資本主義萌芽已在一些行業中出現。在《明夷待訪錄》中，他通過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獨到的政治見解，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進一步的民主觀念。該書總結了秦漢以來，特別是明代的歷史教訓，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批判，對民主政體進行了初步的構想，具有鮮明的啟蒙性質和民主色彩。較之于同時代的歐洲，《明夷待訪錄》比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早一個世紀，可謂開世界近代民主思想之先河。這本超越時代的巨著對封建社會末期的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后世譽為“中國的‘人權宣言”’。《明夷待訪錄》的書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有由晦而明之意。“待訪”是指等待后世明君前來求訪采納。該書計有《原君》、《原臣》、《原法》等21篇文章，它所體現出的民本思想在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著重要的地位。
抨擊君主專制制度，宣揚平等觀念。
歷來封建帝王都以“君權神授”的神話來欺騙和蒙蔽人民，為其統治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對此黃宗羲從民本觀念出發，展開了對君主專制的批判。他在《原君》開篇就對君權的合法性基礎進行了大膽的懷疑和小心的論證。對于君與民的關系，他認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主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即天下人生來是自私自利的。而古代的圣君正是為使天下人“受其利、釋其害”而產生的。上古時代的國君從屬于天下百姓，并直接為百姓服務。但是后來，封建帝王把天下作為自己的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供“一人之淫樂”，已經成為“天下之大害”。他歷數封建君主的罪狀，深刻地揭露了君主制度的罪惡本質，將矛頭直接指向了最高統治者。不僅如此，他還做出了“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假設，這較之傳統的儒家思想，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黃宗羲所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命題蘊含著濃厚的民本思想。他認為，既然君權來自于民，就應當客隨主便，君應為民服務，而非凌駕于民之上。因此，“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君民不應由出身不同而產生高低貴賤之分。顯然，這種認識比孟子所倡導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
在論及君臣關系時，黃宗羲指出，臣并非為統治者而設，臣應該對天下百姓負責，而不是國君一人。他認識到，國家、社會的安定與否，主要取決于百姓的生計，而非統治者一家的興盛與衰敗。因此“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君和臣都是為天下百姓服務的，君臣之間應當是相互協作的師友關系。可見，黃宗羲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設置，但他主張加強平等因素，擴大社會對執政者的監督權力，從這些觀點中不難窺見君主立憲思想的影子。
提出以公法治天下的新法律、法制觀。
在我國傳統的儒家政治哲學中，重“人治”而輕“法治”，所謂“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即認為只有能使國家得到治理的圣人，而沒有使國家得到治理的“法”，而圣人治理國家依靠的主要是道德。對這種政治觀，黃宗羲在《原法》篇中提出了異議。
在黃宗羲看來，“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因為“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為一己而立也”。“三代之法”的主要內容是“為之授田以耕之，授地以桑麻之，為之學校以興之，為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為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他批評“三代”以后的國家之法，指出它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明，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這種法律是維護君主利益的，只保護少數人的權益，已失去了法的本意。
因此，他反對以一家之私法治天下的不合理現象，提出創立利民、貴民、養民、愛民的“天下之法”。他認為，好的法律應當是“天下之公器”，是為了替天下“興公利、除公害”而設立的，它以“養”天下、規約社會關系為主，還利于民，使天下百姓擁有利用一定的自然條件發展生產，滿足私利的權力，而這種法的核心不在權力支配關系，更不在私人控制體系，它應當具有社會最高權威，甚至君主的意志也不能超過法律的界限。
主張學校議政立法，改革教育制度。
教育是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保證，社會變革的訴求在學校教育中必然有所體現。在《學校》一章中，黃宗羲首先指明“學校，所以養士也”，肯定了學校的傳統功能在于為社稷培養人才。但他心目中理想的學校絕不僅僅是讀書考試、求取功名的場所：“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作者進一步指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非是于學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后設學校之意始備”，即應擴大學校的社會功能，以學校公議決公理，定大是非、大政策，使之具有議政參政的作用。
根據他的設想，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學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有權批評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縣官員要在學官面前就弟子之列，而學官對于其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黃宗羲所構思的學校，將名儒和大儒作為批評、監督各級政府的輿論力量，借輿論來影響政治、限制王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類似于近代議會或社會輿論中心之類的機構，強化了人民參政議政的權力。他規劃的學校監督王權的方案，可以說是我國兩百多年以后發生的君主立憲運動的先聲。
在學校教育的內容方面，他反對空談，注重“實學”，強調“經世致用”的學問，也就是對社會政治有實際意義的學問，并把學到的知識貫徹到行動中去。他在痛斥科舉取士制度之流弊的同時，倡導對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主張開設多門課程：“其下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這些主張，無不體現出黃宗羲在學校教育中追求人性的回歸的強烈訴求。
提出“工商皆本”、“天下大公”的富民主張。
在經濟上，黃宗羲的民本思想主要體現在其“富民”的設想之中。
農業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立國之本，是天下人的福祉所在。黃宗羲認為，富民的重要前提是“授田以養民。”他建議“重定天下之賦，以下下為則；以天下田分天下戶口，每戶50畝，其余聽富民所占，授田稅什一，未授之田二十稅一”。此論既體現出“天下大公”的理想，使耕者有其田，又非絕對平均，富民仍可在天下余田增廣其地，且以稅率差之法，承認原有私田之權利。另外，黃宗羲還批判了“暴稅”的弊端，認為“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因此應減輕賦稅。采取了這些措施，就能使農民安于田，從而有利于社會穩定，增加社會財富。
明朝中后期，我國商品生產和城市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一些地區逐漸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在傳統封建社會中所形成的“重農抑商”的觀念已經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有鑒于此，黃宗羲在“富民”的改革設想中，明確提出了“工商皆本”。在《財計》篇中，他批駁了輕視工商業的傳統觀念，要求發展“切于民用”的工商業，使其同農業一起達到“富民”的目的。為了更好地促進工商業發展，黃宗羲還建議改革幣制，整頓市場，調整物價，擴大貿易，以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黃宗羲的“富民”主張，體現出商品經濟的發展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提出的新的要求，這對于塑造人人平等的價值觀念具有著重大的意義。
《明夷待訪錄》每每以“上古”、“三代”為辭托古言志，在復古主義的外衣之下，對大限將至的封建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大膽進行制度創新。其實，黃宗羲所指的“三代之盛”并非確實存在的歷史，而是他對理想社會作出的美好憧憬。黃宗羲的“民本”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因此更加可貴。這部杰出的政治專著以其大膽的政治見解，一經出版即被清朝統治者列為禁書，直至清末戊戌變法時期才重見天日，對民主思想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此，梁啟超曾評價，“(《明夷待訪錄》)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則真極大膽之創論也……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鈔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總而言之，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一部猛烈抨擊君主專制制度，蘊含著豐富民本思想的政治專著，它以其超越時代的進步性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了極為濃重的一筆。
(作者系武漢體育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