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誰說韓寒不讀書

簡體傳統

一

先說說韓寒的觀點。
韓寒的觀點一點都不新，總括起來一句話“革命不如改良”。掰扯革命有暴力非暴力之別，在這個問題的語境下沒什么意義。在“革命/改良”的二元對立結構里，是否有意識地使用暴力，是否以推翻現政府為目的，就是二者的分野。
有人說，天鵝絨革命呢？是啊，還有光榮革命，也叫革命。說清這個問題需要使用到語源學，討論譯詞的變遷，我看就算了吧。既然革命已經像起義、小姐一樣，在公眾腦海里形成固定印象，你要干什么跟歷史不一樣的事，不如另外起個名字。
在中國一百來年的歷史中，革命還是改良，一直是非常糾結的問題。今年大家都說，你看辛亥革命挺好，沒死多少人，帝制終結，共和建立，政權也轉移了，國家也沒有分裂。但是想想辛亥后的歷史，就不太能高興得起來。這段歷史的尷尬，就在于民主試驗遭遇慘敗，暴力革命又貽害無窮。
轉到了今天，大家一看，今天跟一百年前，好像啊。這就好比上次你打關沒打過去，復活了重啟了又來到這兒，怎么打？參數設置要不要變？要不要去哪兒裝備個血包？這是現在最糾結的問題，我們可以向歷史要什么？我們的現實比百年前有什么進步？
“中國人素質不適合民主”，一百年來不斷有人說。孫中山后來搞出軍政訓政憲政幾個時期，也是覺得中國社會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遍民主。有人說這是精英對民眾的低估，又有人反過來說“立即民主”是對民眾的高估。現在村紳自治也是熱門的話題。總之討論還在熱烈中。
韓寒從生活感受出發，覺得中國人還沒法適應大民主，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有人說你看香港臺灣怎么就文明了？這個問題也很復雜。文明進程與之前的統治秩序是有關系的。香港、臺灣的社會文明程度，不能說全是殖民的結果，但也跟殖民社會的強制文明脫不了干系。以中國現在互相投毒、老人不敢扶的倫理狀況，要說突然無政府了，社會能自發建立自治秩序，以最小成本穿越過渡期，我是不太敢相信。
韓寒的意思，是中國跟捷克沒法比，所以天鵝絨革命不現實。這就是個觀點，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但這種想法比較符合一般人的直覺。當然這樣說比較泄氣，不過一百年來中國經常從某某國那里汲取經驗，獲得曙光，到現在反倒什么都成了中國特殊國情。這也是很吊詭的事。
總之，歷史如果能說成小蔥拌豆腐，那指定是不可信的。可信不可愛，可愛不可信，你要是想忽悠民眾，那肯定揀可愛的話說。如果大家都來說真話，那么憑感覺說話，雖然不夠嚴謹不夠學術，但不是壞事。討論問題最好都像搞歷史研究一樣，分“信”“疑”“釋”三派，允許人去嘗試破冰，也允許人站一旁悲觀懷疑——各自的片面深刻達到相對平衡。

二

韓寒的《論革命》《論民主》寫得沒有以前的文章好，寫得有問題。這一點我沒有異議。為什么沒有以前好？因為他以前的文字大多是反諷，是消解，或就事論事，屬于常識寫作，容易叫好。而這兩篇因為要提出一些觀點，屬于建構，這就超出了常識寫作的范圍，再用韓寒習以為常的筆調，就容易露破綻。
我注意到這兩篇文章的特別之處。以前韓寒幾乎不使用“大詞”，更不提及歷史。這倒不意味著韓寒真不讀書——一個聰明而求智的人不讀書，我才不信哩。只不過一來韓寒之前討論的話題不一定需要引入理論與歷史，引入反而可能造成閱讀障礙，二來韓寒嫻熟的“閑話腔調”跟理論與歷史之間比較互斥——因此說韓寒是“當代魯迅”簡直是鬼扯，二人的下筆就完全不同。
然而《論革命》《說民主》用到了理論與歷史，筆調還是韓寒習用的問答式閑話，這幾乎就注定了這兩篇文章的力不從心。不過，排除各式各樣的陰謀陽謀論，就韓寒個人而言，倒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不信你去讀沈從文的早期議論文字，連舌頭都捋不直的感覺，到老這人也沒能寫好論說文，所以你也可以放言“可惜從文不讀書”。可是你不能說一個人擅長什么，就只能去干什么。一盤生意我們或許應該追求效益最大化，一個人，還是有權也應該探索各種可能性。韓寒過去基本不談書不談歷史，可能是天性厭惡引用，也可能是配合受眾的策略，很成功。但一個而立之年老是重復自己，跟拒絕長大的郭敬明有何區別？
不管如何，韓寒圣誕幾篇文章讓人看到了他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復雜。說實話，我已經看厭了教主每出一文，粉絲皆舉手贊頌附和的“自我紅衛兵化”景觀，更看厭了各方老年中年拼命要招安年輕一代，恨不得頒給韓寒一個中國脊梁獎的急切嘴臉。被神化或符號化的韓寒，就會變成說不得的韓寒，一點兒錯誤都不能犯的韓寒，也就是停止生長的韓寒。這種景象本身就既不民主，又不多元（按照桑德爾的說法，中國人如劉瑜嚷嚷的“自由”，其實應該被稱為多元）。

三

我們要牢記魯迅的判斷句：專家多悖，通人多淺。常識表達而今大行其道，所以不少公眾看見磚家叫獸們就煩，似乎知道常識就知道一切。而大部分的“公共知識分子”，看似百姓的代表，社會的良心，其實他們的見識，只足以保證在某些具體個案中獲得如愿以償的啟蒙效果。說白了，如果不是某黨某政府的顢頇無能相配合，他們哪能憑借敢言就暴得大名？這一點又跟晚清極度相似。
當敵我分明的時候，反對總是有效的、大快人心的。但當對手一旦消失，光是敢言就很麻煩。自辛亥至五四，言論自由基本無問題，各派人馬，包括在清末最受歡迎的，民初最受歡迎的，還有努力成為最受歡迎的年輕一代，都在給中國開藥方。深受實驗主義影響的胡適覺得不對味，要求多討論問題，少談點主義。被李大釗等迎頭痛斥，那意思也是嫌胡適之不讀書：綱張才能目舉，主義沒討論明白，怎能解決問題？
事實上從這之后，中國的政治環境越來越糟，什么主義都不起作用。現在很多人羨慕香港、臺灣的人口素質。香港有什么主義？有自由沒民主的殖民地，照搬“祖家”的制度。臺灣今年大選辯論，誰也不拿意識形態作文章，都在講民生經濟。只有這塊土地上，才出現過“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老百姓打死不明白的玄妙口號。
說到底，還是不同場域的問題。在公共領域，任何問題都必須化約為公眾的切身感受與常識，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一是每個人的感知（我自由嗎？這個國家民主嗎？），一是經得起拷問的程序正義。不讀書也能要求民主，不懂法也能主張自由。
至于在知識場域，不讀書確實有問題，不要說沒資格發言，有時腳都伸不直。問題是公共領域原則不要加諸知識領域，事事必須常識化表達，知識領域的傲慢，也沒有必要帶進公共領域來。韓寒《說民主》提到文人要扮演“一顆反向墻頭草”，最多也只適用于公共領域。
今天韓寒發表了第三篇《要自由》，李承鵬也發表了《民主就是不攀親》。韓寒的前兩篇文章，和李承鵬這篇很不認同的回應文章，都有點高舉高打，談到中國現實就纏夾不清。纏夾不清是對的，因為歷史與現實是如此復雜殘酷，一篇短文就能說明白，只有兩種可能：（1）這是理論到理論的智力推演，僅限于共享背景的攻受雙方；（2）這是為了忽悠民眾做點什么。如羅家倫揭示的那樣，發動民眾，一要簡單，兩句話說明白，二要容易，一舉手就能做到。
《要自由》的所謂“討價還價”，要自由的動機很個人“我，和我的媒體朋友”，列舉的理由很國家：“文化的限制卻讓中國始終難以出現影響世界的文字和電影，使我們這些文化人抬不起頭來。同時，中國也沒有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媒體——很多東西并不是錢可以買來的……愿執政黨闊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們自己編寫的歷史上。”
這看上去很像清末立憲派的進言：世界大勢，浩浩蕩蕩，反之則兩傷，順之則兩利，伏乞皇上皇太后垂察。立憲派要君主立憲，韓寒要文化自由，其實都是要改參數，看看能不能改善一點是一點，是不是可以不讓中國墮入周期律的輪回。這是一個公共領域的話題。所以我說，不管讀不讀書，概念對不對，這種恐懼是真實的，這種要求也是真實的。
這就足夠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