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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思想自由的地方，任何能得以傳播的思想火花，都可能刺激大眾反叛的神經，引發共鳴的效應。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任何偶發或奇特的事件都可能使人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甚至全球名人。韓寒嘲諷時政的博客，由于其短小、幽默、通俗易懂而頗受大眾歡迎，再加上小伙子長得很帥，還能賽車，于是更增加一層文章之外的、讓年輕人喜愛的偶像魅力。韓寒以此魅力，發表帶著當今年輕人話語風格的諷刺小品文，其所能發揮的風化專制的作用是獨特的，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效果。

但遺憾的是，韓寒最近的三篇博客“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讓人感到他犯了一個不小的錯誤：把名氣當成了智慧。不客氣地說，看完之后，感覺這三篇文章的邏輯之“差”，思維方式之“俗”，文筆之“糙”，不亞于孔雀忽然把背后轉給大家看了一下的效果。

其邏輯“差”在：他認為暴力革命不可行，但天鵝絨革命又沒可能，所以革命是沒有影的。雖然革命沒有影，但民主還是需要的。雖說民主是需要的，但中國人的民主素質是沒有的。雖說民主素質是沒有的，但自由還是應該有的。雖說自由是應該有，但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是不想爭取的。——如此這般邏輯，不正是韓寒應嘲諷的對象嗎？

其思維方式“俗”在：流入“成龍一條蟲”的套路：中國百姓不配民主。

其文筆“糙”在：沒一個干凈利索的句子，更不見任何昔日的小幽默，連年輕人的清新都不見了。看來真是邏輯一糊涂，文字就漿糊了。很多人批韓寒，大概是因為接受不了忽然面對孔雀背后那實在不漂亮的一面。更遺憾的是，還是因為發現那么年輕的韓寒，忽然穿上了從墳墓里挖出來的梁啟超的馬褂。這“馬褂”其實一直被無數中國文人穿著，只不過套在被大眾一直當作孔雀而喜愛的韓寒身上，刺眼的效果更強了些。

這馬褂之所以醒目，首先因為絕不止韓寒一個人穿；其次因為當年梁啟超穿時還是新的，但今天它已腐爛不堪，很多人還得意地穿著，實在太難看。

在大清王朝晚期，梁啟超到美國考察，看到舊金山的華人吵成一團、勾心斗角，也不關心美國政治，他悲哀地得出結論，華人“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中國萬不可實行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中國人不配民主；更不能革命。革命會天下大亂，應該靠皇帝改革（開恩），等待從上至下的變化。但朝廷做的卻是，殺掉譚嗣同等維新派六君子，改良被嚴酷鎮壓，最后激起革命，清王朝被推翻。

從清朝的覆滅可看出，革命不是“反對”就可以避免的，它是統治者拒絕政治改革、激化矛盾、官逼民反的結果。不僅中國的辛亥革命如此，近代人類的幾場重要革命（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都是這種模式。它跟統治者的暴政有直接的關系。雨果在《九三年》中說，“大革命就是斷頭臺”，它是路易王朝的巴士底獄的“塔樓”刺激出來的；“斷頭臺”從地底冒出對“塔樓”說，我是你造成的血淚澆灌出來的。

所以穿馬褂的人們說“革命未必是中國好的選擇”沒有意義。因為是否發生革命，取決于政權的腐敗、殘暴程度。一百多年前，領引全國思想風潮的梁啟超的言論都沒阻止得了中國革命，而如今，把既反對革命、更完全達不到梁啟超當年在全國影響力的人們都關進監獄了；更何況統治者完全拒絕政治改革，上下官員普遍腐敗，貧富差距巨大，社會嚴重不公。在這種國情下，每一天不滿都在劇增，革命的巖漿在醞釀，火山完全可能爆發。

所以，無論是暴力革命，還是天鵝絨革命，都不是誰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加上中國的辛亥革命、共產革命，全部都是暴力革命。但為什么美國建立了真正的憲政民主，成為全世界最自由、最繁榮的國家，而發生在美國革命之后的法國、俄國、中國等的一系列革命，都建成了暴政呢？這里的關鍵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導革命。這個指導思想，才是能否建立民主制度的核心問題。

美國和法、俄、中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指導美國革命的核心是“保護個人權利”，保護單數的“人”的個體權利。而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的兩場革命，都強調的是國家強大、人民意愿（法國人把它稱為“公意”——General Will），都高喊的是復數的“人民”群體權力。這一字之差，形成了兩種相反的思路，相反的理論，相反的結果。

美國《獨立宣言》強調人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體，而不是群體或國家。隨后制定的美國憲法，核心是限制政府權力。再后來的“權利法案”被列為憲法前十條修正案，全部是確保個人的司法權。而法國大革命則不同，雖也制定《人權宣言》，強調自由平等博愛等，但最后被加上一條“不可違背人民的意愿”，即“公意”，違背者就是“叛徒”，就是“人民的敵人”。但什么是“公意”？誰來確定“人民的敵人”？法國沒有美國這種對個體權利的司法保障，結果是誰拿到大權，誰就成為“公意”代表，誰就有權把“敵人”送上斷頭臺。

后來列寧的俄國革命，毛澤東的中國革命，都是法國這種模式。而且列寧是清清楚楚地效仿，他曾說“法國大革命沒有失敗，只是沒完成。”意思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來完成。他們真的把法國大革命“完美化”了，斷頭臺被擴展成俄國的古拉格群島，在毛澤東那里則成了一座座勞改營。所以，暴政的罪魁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以“國家、人民、民族”這些理直氣壯的群體主義名義，摧毀個體、剝奪個人權利的指導思想。

這種思維至今在中國深入人心，這才是令人脊背冰涼的恐怖。

韓寒和無數中國文化人繼承梁啟超馬褂的另一典型謬論，就是中國人素質差、無法實行民主。難道烏坎村的百姓和中國其他地方的“劣質刁民”不一樣，個個如韓寒之類“素質超群”？諸此“中國民眾素質太差”的言論，使人想起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接受一個電視采訪上的談話。因他主張國家最少干預的絕對自由經濟，主持人問他，“面對那么多十分貪婪的人，國家不采取更多措施管制，怎么行呢？”弗里德曼笑著說，“當然，別人統統都是貪婪的，反正只有我們自己不貪婪。”臺下觀眾哄堂大笑，都領會了他的意思。

從中國官方到文人群體，都是一個口徑：中國人素質太差（潛臺詞，只有我一個素質高的）。韓寒舉例說中國人開車不懂得關高照燈，素質太差。可他忘記了，官員們則是可以隨車帶著警燈的，需要開路的時候，隨時可把活動性警燈放到車頂，不必高照燈，一路暢通無阻。如此“權威”的“高素質”，老百姓怎么可以比？！中國老祖宗早就清楚：上梁不正下梁歪。現在中國的“上梁”都塌了，文化人們卻抱怨百姓們頂不起“道德”大梁，素質太低下。

別人都差，唯有他們高。

他們大概也不否認，今天中國民眾的素質比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也好不到那里去，道德水準可能更差。按中國文人們的標準，再過一百年，中國人的素質也不配實踐民主；而那些為金正日的死哭天搶地的北韓人，更應該統統都死在暴政的魔窟里，他們配民主嗎？！

官方和御用文人們，不是成天罵美國嗎？有一點他們好像忽略了，在民主了二百多年之后，在剛剛過去的圣誕節，美國還有好幾個地方的民眾搶商店！如此這般搶商店的“暴民”們是什么素質？怎么也可以實踐民主？在中國還沒聽說有民眾搶商店的西洋景呢，中國人怎么反而還就不能民主了？！

中國文化人們，從梁啟超到魯迅到柏楊到今天的小偶像韓寒，都把矛頭對準大眾。事實上，大眾從來都是被動的，他們是好制度的受益者，惡制度的犧牲品。而執政者和文化人們，才歷來都是惡制度的創造者和維護者。百年過去，中國文化人之所以總能看見大眾的“劣”，是因為他們總是情不自禁地站在統治者的視角看問題，所以看不見、看不清早已腐爛透頂的“上梁”，而只看見一堆堆斜斜歪歪的下梁們。

這個以調侃當局而聞名的韓寒，今天不僅看問題的視角有所改變，而且說話的口吻也忽然從“嘲諷”變成了“祈求”：“在新的一年，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松綁。”一個敢站起來喊兩嗓子、被眾人鼓掌叫好的青年偶像，忽地一下就 “跪”下去了：請求、懇請、跪求。韓寒作文前大概太懶惰，他在“懇請”之前，沒去谷歌搜一下，看人類歷史上有沒有跟暴君“求”來的自由。如果說，韓寒那些諷刺小品文起到了強化民眾對當局的不滿情緒的話，那么和這“新三篇”所起到的凝固專制城墻的作用相比，真不知哪頭力度更強。

中國文化人的典型群體特色之一，就是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所以經常是一手舉矛，一手執盾。由于“盾”的背后是強大的政權，所以盾總能贏。

能引起中國一陣風潮的，從百年前錯誤思維的梁啟超，到百年后混亂思維的韓寒；從能光明正大探討（清王朝都比今天開明），到現在只能熱諷冷嘲，一路退化至此，“不要革命”而且高喊中國人不配民主。其結果，無論主觀愿望如何，都在客觀上成為專制地基的一部分。

韓寒“新三篇”的角色轉換，讓他的很多粉絲們痛不欲生，有上當受騙的感覺。一般的文學青年們都喜歡從風花雪月開始闖入文壇。在大家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環境下，風花雪月成了獨木橋。但這成名緩慢，于是嘩眾取寵說一些逆潮流的話就成了捷徑。可分寸不好掌握，說深了進監獄；說淺了沒效果。只有少數人能過這個獨木橋，韓寒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以一個在現代人眼里沒文化的中學生，能夠在文壇里引起轟動而又不讓自己進監獄，其才華不在于思想也不在于文采，而在于眼光：善于找到雞蛋上的縫。既能盯到縫里的臭雞蛋，又讓網警們無從下手，這種機警和眼光不是常人所能望其項背。而且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急流勇退，與其撞了南墻再回頭，不如見好就收。賺夠了錢就回家過舒坦日子，不失為古代君子的良策，沒本事大隱隱于朝；小隱隱于市也個很好的選擇。

韓寒“新三篇”引發這次的熱烈討論，主題仍然是革命還是改良。黨希望用一批被改造的文人引導輿論，達到黨希望的狀況。可是韓寒不愿被別人引導，而喜歡引導別人。結論雖然是黨的老生常談，題目卻是中國當前最敏感的話題，而且爭取到一個不被封網刪帖的機會。而網民們借著大肆攻擊韓寒的機會，大大抒發了自己的感情，幾乎是輿論一律的傾向于民主革命，幾乎是一次民主和革命的民意測驗。這次的民意測驗證明了，就是中產階級的大多數，也已經忍無可忍。

如今黨里也有這么一批人，看到了這個現實。他們或者出于父輩年輕時的理想，不忍心看著貪官污吏們欺壓剝削老百姓；或者僅僅是出于不想被革命后血腥報復的自保心理。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們也在不計風險地大聲疾呼：除了民主這條路，中國沒有別的出路了。可是他們在黨里不占多數，和平改良的希望幾乎沒有。領導層被牢牢的掌握在專政派手里，根本不打算向民主的方向改革。就算大喊大叫的改革了，也不過是像清朝末年一樣，改出一個皇親國戚們的議會；給老百姓人權自由和選舉權，在他們看來就是洪水猛獸。

韓寒在《談革命》一文中，認為“革命于中國未必是好的選擇。”婉轉把理由歸結于中國國民素質。進而斷言：“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國家，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國家。”幾乎任何國家，都“急需要改革”，何止中國？此話等于白說。但說中國“最不可能有革命”，則不僅主觀，且毫無根據。那些因“天鵝絨革命”而獲得自由的東歐國家、因“顏色革命”而顛覆獨裁的中亞國家、因“茉莉花革命”而民主化的阿拉伯國家，其國民素質盡皆高于中國？即便中國國民素質當真差到世界倒數第一，難道不是因為統治者的愚昧政策釀成？！在《說民主》一文中，韓寒說：“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系，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黨組織龐大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人民就是體制本身”。這番話被官方喉舌《環球時報》贊為“當下中國難得聽到的大實話！”且不問13億中國人是否都能像黨員一樣紅利共享，只說今日中國基督徒超過一億，按韓寒算法，連帶有近四億親屬關系，就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教派或者階層了。教派龐大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人民就是體制本身……；如此類推，中國到底是什么？恐怕連韓寒和《環球時報》都要莫衷一是了。

在《要自由》一文中，韓寒向政府“討價還價”，在新的一年里，“要求更自由的創作”，要求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松綁”。如果官方能讓這一步，韓寒承諾“不清算，向前看，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只對當下社會進行評判和討論。”聽上去，像是一樁“交易”：我已經反對革命了，那你總得給我一點好處。暫不討論自由是乞來的、爭來的、還是天賦的這類大論題，僅祝福韓寒，但愿你的期待，不是一廂情愿。再說，“交易”的背后就是這么一句潛臺詞：如果你不給我這些自由，那么等著瞧，我就要清算，往后看，專門談論你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

還是要造反，還是要革命，這才是韓寒血液中原本的基因！

韓寒寫什么，怎么寫，固然是他的權利，無可厚非。值得玩味的是，韓寒連發三文，官媒《環球時報》也連續跟發三文，破天荒大捧特捧韓寒新作。

標題之一：“韓寒化蛹為蝶，超越左與右”。其實，韓寒新論，不涉左與右，而是從理想到現實的回落。化蛹為蝶，原意是成熟。在中國社會，世俗的“成熟”，被定義為面對現實、世故老成、明哲保身、玩世不恭；與人類進步意義上的成熟背道而馳，那是：思想更深刻，理想更堅定，行動更踏實。發表新論的韓寒，其“成熟”屬于哪一類？在這個標題下，《環》文揚言：“尋求中國漸進發展的道路其實是現實中國的‘最大公約數’”。好一個“漸進發展”——得以讓腐敗集團從容完成洗劫國家資產、化公為私、并將不義之財連同親屬成功轉移到國外的全過程。此一所謂“最大公約數”，不過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內部“默契”，與13億人共處的現實中國格格不入。

標題之二：“韓寒博文，網絡輿論的一次回擺”。事實上，韓寒新論出爐后，褒貶不一，爭論激烈。很顯然，這根本不是“網絡輿論的一次回擺”，而只是韓寒個人思緒的一次回擺。在這個標題下，《環》文聲言：“中國的改革越堅決，民生的實質進步幅度越大，它能牽動的輿論回擺就越多。”這仍然以民生取代民主，視中國人為單純“經濟動物”，繼續以“養豬哲學”，拉低中國國民素質。

標題之三：“韓寒博文引爭議是中國之幸”。果如此，官方又何必封鎖互聯網？接著這個標題，居然也有這樣的文字：“像革命、民主和自由這樣永不過時的話題，只有一家之言，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反而奇怪了。和自然界的規律一樣，在尋找國家進步的探索中，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才是春。”聽上去倒不像是說給老百姓聽，倒像是說給達官顯貴聽，因為只有他們才沉迷于一花獨放、一己之私。

當今中國，舉凡官員腐敗、官場糜爛、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哪一項，沒有達到民眾忍耐的極限？相應地，仇官心態、仇富心態、官民對立、警民對抗，又有哪一項，沒有瀕臨爆發的臨界點？！各類御用媒體和御用文人，都不得不承認，時下的中國，“革命這個詞又火了”，談革命，成為網絡輿論的熱點。處于這等政治氣氛的中國社會，不論是主張革命的還是反對革命的，不論是民間還是官方，不論是韓寒還是《環球時報》，他們所表達的，所焦慮的，其實都是同一個內容！

顏昌海 2012-01-05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