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現狀及其“走出去”困局

簡體傳統

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廣的，尤其不需要通過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廣。在唐朝，沒有政府到處去推銷文化，但文化到達了東亞社會的各個角落。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的傳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
中國數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國。在歷史上，中國文明也曾經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西方啟蒙時代哲學吸取了很多中國的理性主義文化。我們常常強調“四大發明”，這些是技術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實踐領域，中國文化的影響力遠遠超出東亞地區，而達至西方。這里舉幾個例子。
一是中國的文官制度。傳統上，中國發展出了世界上最為龐大、也最有效的文官體系。那么大的中華帝國靠什么來統治？建立帝國的是武力，但統治帝國的是發達的文官體系。西方也經過帝國時代，但沒有發展出類似中國的文官體系。西方從近代國家的產生，到后來的民主政治的轉型和運作，沒有文官體系是不可想象的。隱含在中國的文官體系里面的幾個原則，對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是皇權和治權的分離。天下是皇帝打下來的，國家的所有權屬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權力，即治權或者相權（宰相）是向社會開放的。中國發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權式的考試制度來錄用官員。這和西方歷史上的家族統治，構成了鮮明的對照。西方引入了中國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發生之后，最終演變成為現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離。而政治和行政的分離，是近代以來民主政治運作的制度前提條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變的，但如何保證一個國家的政策的連續性呢？如何保證治權不會因為政治的變化而中斷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關鍵。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規則的制約，但文官制度的運作具有其自身的規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響。這一點在任何一本西方教科書都會有論述。
三是文官的輪流掌管不同部門的制度。中國歷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個地方長期掌權，皇帝會把他們進行調動，類似于現在人們所說的“干部交流制度”。這里有兩個目標，一是防止地方主義和地方勢力的形成，二是為了讓官員積累治理不同地區的經驗，便于他們升遷，累積治理整個國家事務的能力。這一點對近代西方國家政權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說在亞洲了。
這里要舉的第二個例子是中國傳統的“有教無類”的思想。傳統中國也是等級制度，有“士、農、工、商”等，但中國沒有像其他文明那樣的等級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種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級制度。對中國的儒家來說，人只有“接受過教育”和“沒有接受過教育”之分，而每一個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傳統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夠接受教育的是貴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接受教育的權利為社會的絕少數人所壟斷。中國的“有教無類”思想對西方后來的“大眾教育”影響很大。盡管中國傳統社會，儒家往往壟斷知識，中國本身并沒有發展出大眾教育制度，但“有教無類”的思想則在西方演變成為“大眾教育”制度。近代以來，西方各國政治制度逐漸民主化，而大眾教育則構成了大眾民主有效運作的最重要的一環。
那么，當代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這里我們可以從討論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中國文化“走出去”運動開始。隨著經濟崛起，中國感覺到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因為沒有文化“走出去”，中國其它方面的“走出去”已經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業“走出去”往往被視為是對外在世界的威脅，軍事現代化被視為對世界安全的威脅等等。所以，這些年中國正在努力把中國文化推向國外，包括孔子學院、各種名目繁多的“媒體走出去”項目。那么，這些“走出去”項目的國際命運怎樣呢？在何種程度上成功了？
　　
營銷效果取決于實際內容
　　
一個嚴酷的現實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國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誰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東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營銷，你要推銷產品，首先必須有產品。營銷只是包裝和策略問題。營銷得當就能夠改變人們對你所有的產品的認知，甚至確立對你的產品的認同感。但無論如何，首先必須有高質量的產品。如果產品質量低下，營銷做得怎么好也會無濟于事。
孔子學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銷中國語言。各種媒體“走出去”項目在做什么呢？對西方來說，中國是在做“出口轉內銷”的努力，就是說中國從西方進口了一些概念，經過中國包裝之后再出口西方。
實際上，如果從國際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的客觀形勢不容樂觀。簡單地說，兩種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劇擴張，而中國文化則越來越處于守勢。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產生和開始興起的文化，仍然占據世界文化的主導地位。這個文化從地中海開始一路擴張，先占據了大西洋兩岸，現在又擴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這種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動其無限擴張的巨大動力。同時，也需要注意到的是，這種文化盡管還具有宗教性質，但很多方面已經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義色彩。在亞洲尤其是東亞，這種變化更有利于其傳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來因為西方反恐怖主義戰爭，似乎處于守勢，甚至消退。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簡單地和恐怖主義聯系在一起。但事實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總體上并非鼓勵暴力。從事恐怖主義的也只有穆斯林文化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說極端的基本教義派。實際上，這些年來，盡管有西方的反恐戰爭，穆斯林這些年在世界上的擴張相當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即使在基督教為主的歐洲社會，穆斯林也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文化力量。在歐洲，穆斯林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經常發生沖突，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穆斯林在歐洲的擴張。在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南亞和太平洋島國地區，穆斯林的擴張同樣迅速。
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擴張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說，基督教文化傾向于世俗化，或者說世俗化成份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體是作為這一文化產物的世俗政府。我們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圍內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為載體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內，政府的力量相對軟弱，并且也沒有類似自由、民主那樣的吸引人們的政治體系。實際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體系，也對穆斯林文化圈產生著巨大的影響。穆斯林文化擴張的主體就是社會本身。這是一種信仰和道德體系的擴張。從長遠看，會不會隨著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會占據越來越多的信仰空間？這需要人們的關注。
　　
中國文化處于守勢
　　
和這兩種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國盡管有經濟崛起，但文化則處于守勢。這種守勢，即使在中國國內也是很顯然的。原因很簡單，中國人的思維本身就已經相當西方化了。中國現在所進行的文化推廣活動，盡管聲勢浩大，但不會對中國文化的擴張具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中國缺少的是一套核心價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價值（shared value）。很顯然，中華文明如果不能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價值，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共享價值，那么就會被前面兩種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關鍵在于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化知識產品，更沒有基于文化產品質上的話語權。西方從中國的傳統中學到了很多，并且已經大大超越了中國。中國很難再繼續依賴傳統來推銷自己了。不求進步，光想著從傳統中找些什么，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已經解釋不了當代中國。盡管今天的中國有傳統傳承的一方面，但已經不再是傳統文化中國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已經發生了巨變。當然，這種巨變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來的歷史。這要就我們生產一種新的知識體系，追求新的話語。沒有這些，一種新的文化無從談起。
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能夠完成這一任務嗎？這種新文化能否成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呢？也就是說，這種文化不僅為中國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為處于其它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所接受。
現在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至少離這個目標還遠得很。一種文化要成為“軟力量”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這個文化，不管是產自本土還是結合了從外面“輸入”的因素，必須是能夠解釋自己。如果一種文化不能解釋自己，那么如何讓“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這種文化必須能夠讓“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對這種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沒有軟力量。第三，也是更為重要的是，“他者”能夠自愿接受這種文化。這是軟力量的本質。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廣的，尤其不需要通過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廣。在唐朝，沒有政府到處去推銷文化，但文化到達了東亞社會的各個角落。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的傳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價值是西方政治軟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過各種手段要把這些價值強行推銷到其它國家，強迫其它國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軟力量，而是軟力量的反面。
中國現在還不具備這樣一種文化，因此各種“推銷”行為顯得很吃力。中國現在所有的是一種依附性的知識體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歷史傳統，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國文化里面包含有傳統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兩者的結合，這不僅沒有問題，而且也是優勢。但這種文化必須能夠滿足第一個條件，即能否解釋自己。中國缺少的是能夠解釋自己的文化產品。現在所有的產品是復制品，具有濃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進行所謂的“文化創新”過程中，要不簡單照抄照搬，要不就是應用性，也就是西方技術，中國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國往往是用人家的話語來說明自己，結果是很顯然的。中國那么大的國家，很難像一些小國那樣，用西方的話語來打扮自己，更因為中國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國那樣把自己打扮成是西方國家。中國強力反對西方把自己的邏輯強加給自己，但什么是中國自己的邏輯呢？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很多年里，在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間，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創新”。但是效果怎樣呢？這些呼吁往往淪落為簡單的政策口號和政策運動。現在國家有錢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塊蛋糕。能否把得來的錢用在文化創新上呢？沒有人能夠知道。但以往的經驗告訴人們，一旦得到了錢，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錢能夠用到“文化創新”的領域，也不見得能夠保證文化創新。
實際上，從歷史上看，錢不是文化創新的前提條件。歐洲豐富的文化的確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但錢是結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創造都是在貧窮的狀態下進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了那些在貧困潦倒的條件下進行艱難創作的哲學家、小說家、畫家、音樂家，那么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會如此吸引我們了。實際上，一旦個人或者文化的創造者淪落為錢的奴隸的時候，就很少與文化創造相關了。要進行文化創造或者創新，就要尋找另外的途徑。
缺少文化發展和創新使得中國文化很難“走出去”。不僅如此，正如上面所討論的，中國文化的生存空間反而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的擠壓。不過，從歷史上看，中國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它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猶太教文化。人們可以相信，中國可能也能夠再次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化范式，一種能夠容納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質的文化。要不就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國的選擇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種情形，那么就必須重生。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中國文化創新的全部意義。
　　
注：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為浙江人文大講堂所作題為《中國能否為世界提供另一個文化范式？》的演講節選的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