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自序——行走在歷史的河流

簡體傳統

http://news.ifeng.com/history/video/detail_2012_01/12/11937574_0.shtml 我的論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出版在即，時代國際出版公司的編輯來電囑我為這本集子寫一篇序言，讀著手上的校稿，既有幾許欣慰，也不乏一絲苦澀之味，不由得想起自己所走過的道路，思緒一下從現在又跳回到過去，于是拉拉雜雜寫下這篇文字，權當“立此存照”吧。
如果說從進入大學的歷史系就算正式學習或研究歷史，我在史學領域已呆了二十多年，也在南京大學渡過了自己從青年到中年的人生歲月。我和南京大學最初的淵源，是在文革那個特殊的年代結下的，卻是和大學原來的意義沒有任何關系。我雖然從小就對大學充滿向往，很早就讀過蘇聯作家特里方諾夫的《一年級大學生》，但很清楚讀大學那是遙不可及的夢，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份不好，成績再好也考不上大學。在文革的最初幾年，一些著名大學都成了所在地區政治運動的“風暴眼”，它的大門向一切人敞開，文革爆發時，我是六年級的小學生，小學的正常教學已難以為繼，我就經常一人去離家不遠的南京大學看大字報。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園第一次看到來寧“串聯”的“首都三司”紅衛兵張貼的批評劉少奇的大字報。那時文革已進入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階段，校園里大字報鋪天蓋地，其中有一張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從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識分子，父親因家貧，十二歲就在電鍍廠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著做伙夫舅舅的撫養，才讀了小學和陸續讀完初中。父親愛看書，最愛讀的就是歷史書籍，諸如蔡東藩多卷本的《中國歷朝演義》。可能受他的影響，我在文革前的小學階段就讀了《紅旗飄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氓》、《三家巷》、《林海雪原》等等那個年代流行的革命書籍，也喜歡讀《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五四以來老作家的作品。一個同學家的書櫥里有一本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令我羨慕不已。
喜歡讀書，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沖擊，很自然地就對學者受難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學北園“文革樓”（文革結束后恢復原名“教學樓”）的階梯教室里，我親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鍔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樓”底層櫥窗里張貼的匡亞明校長手寫的“認罪書”和掛著牌子在校園低頭掃地的“反動學術權威”。
因為父親是“右派”，我被禁止參加慶祝國慶17周年的全市小學生游行隊伍，我也沒能參加1966年的“大串聯”，但是心里總有不甘，也想“經風雨，見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個夜晚，我和兩個同學跑到南京的下關火車站的車場，爬上一輛敞篷貨車去上海，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們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車站，第二天上午就從南翔站下了貨車。在那兒我和兩個小伙伴分手，他們在上海都有親戚，我一人再坐車直奔南京路，要去親眼看看在書本上早就熟悉的這條有名的街道和當時中國最高的建筑——24層樓高的“國際飯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灘游蕩，在外灘大樓的墻壁上，我看到了“炮轟韓先楚”的大標語，晚上我花了幾角錢找一家浴室住下。兩天后，我又一個人回到南翔，天空下著雨，沿著鐵軌走了很遠，在一個青年鐵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輛將要開往南京的貨車，躲在蓬布里，回到了南京。短短幾天的“經風雨，見世面”，鍛煉了我的毅力和勇氣。
成長在文革動蕩的歲月，作為“黑五類”子弟，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飽受白眼和歧視，高爾基的《在人間》和《我的大學》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導，南京大學就是我少年時代的“大學”，我在那兒不僅看了無數的大字報，還見識了許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園的一排簡易平房，發現里面住著一群來自安徽鳳陽的農民，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隊為他們提供的證明，上面寫著毛主席語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然后是幾句話：某某某是貧下中農，因遭自然災害，外出要飯，請予幫助！
在那個年代，我生活在一個由舊書本構成的虛幻的世界中，雖然都是雜亂無章的讀書，卻渴望靈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讀了一本魯迅的集子，里面收有《無聲的中國》，驚奇魯迅幾十年前的話還是那么有現實性。一本《中國分省地圖集》和一本《讀報手冊》幾乎被我翻爛了。我的一個同學的父親是“挑高籮”的（南京話，即“收廢品”的），我經常去他家翻看他父親收購來的《參考消息》和《旅行家》等舊書刊。
在我的青少年時代，共產理想主義仍然渙發著強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的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車配件公司，我很偶然的看到一份《參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遙遠的玻利維亞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國不喜歡他的“游擊中心主義”，但心中仍充滿對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讀《討瞿戰報》上刊載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話》的同時，《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曲》我已能一字不拉的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記：
赤潮澎湃，曉霞飛涌，
驚醒了五千余年的沉夢。
遠東古國，四萬萬同胞，
同聲歌頌神圣的勞動。
猛攻，猛攻，
捶碎這帝國主義萬惡叢！
奮勇，奮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勞工！
無論黑白黃，無復奴隸種，
從今后，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產大同。
看，光華萬丈涌！
七十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對于我而言，這間狹小、陰冷、潮濕的住房卻透著光亮，因為被搬到農村去的南京市某重點中學被封存圖書的留守處就離我的家不到十米，我的身邊競有這樣的寶庫，讓我興奮不已！我通過看管圖書的老先生，讀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別是俄蘇文學的作品。那些理想主義的英雄和共產革命的先驅：拉赫美托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小說《怎么辦》中的主人公）、約翰·克里斯多夫、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李大釗、惲代英、劉伯堅、季米特洛夫、臺爾曼、伊巴露麗，好像是一座座燈塔，在我心頭閃爍。說來非常矛盾，那時的我一方面憤怒于沙俄對中國領土的侵占和斯大林對中國的霸權行徑，另一方面，又把“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已逝去的“中蘇友好”的歲月聯系在一起。1969年9月胡志明逝世的時候，我正在讀瞿秋白的《餓鄉記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主席遺囑中針對中蘇分裂所寫的那些沉痛的話，非常感動，甚至內心里渴望重新回到“中蘇友好”的年代。
那時，有關蘇聯的消息，內容極為單一。
1969年底，中國半公開大量發行了一本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書籍，這就是幾個日本留蘇學生寫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作者站在同情、擁護中國文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蘇聯的現狀，我就是從這本書知道了在莫斯科還有一所專門吸收亞、非、拉國家學生的“盧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學”。在文革初、中期，只能從蛛絲馬跡中捕獲更多一點蘇聯的信息，當時從正面的角度少量披露蘇聯和東歐情況的只有一個報刊，這就是由越南華僑協會主辦的中文周報《新越華報》，上面偶然會刊載一些有關蘇、越關系，越南和東歐、古巴關系的報道，我每周都會去市外文書店買一份《新越華報》，有時也會買一份《朝鮮》畫報，只因為那時的《朝鮮》畫報偶然也會有一些有關蘇朝關系的內容。
然而書本終究不能代替現實，我活在當下，這是一個堅硬無比的現實世界，隨處都見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親眼目睹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的紅衛兵，押解著南京市近千名被潑了滿臉墨水，赤著腳的“牛鬼蛇神”在全市進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個合作食堂的流動點，一對山東老夫婦每天早晨出攤賣煎餅裹油條，有一天我發現，正在攤面做煎餅的老漢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縫上一塊白長條，上面寫著“國民黨兵痞”。
我從小就生活在南京，這兒的一磚一石，山山水水，都滲透著濃郁的歷史滄桑感。我的一個小學同學的父親是二十年代的共產黨員，我和他家也是鄰居，老人的經歷非常豐富，也喜歡看書，他是黃埔六期的學生，參加過北伐，大革命失敗后做過中共蘇南某縣的縣委書記，三十年代初和惲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區委從事地下工作。老人認識許多著名的中共領袖人物，被國民黨逮捕后進過蘇州反省院，出來后脫黨，四十年代后期又回到革命隊伍，五十年代因“潘楊事件”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發生后，老人被幾個軍人帶去北京審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關系。老人從北京回來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說，有關人員一再要他談康生的歷史和對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厲害，始終都沒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來。在那些年，我每隔幾天都會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聽他聊中共早期的歷史，“顧順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訴我的。
然而我的生活卻和“歷史研究”無關，和任何“學術”無關。1970年我初中畢業，當時領導江蘇的那位著名的軍人司令員一聲令下，南京市這一年畢業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礦企業，這樣從16歲半起，我就成了一個工人。1971年后，大學重新恢復招生，在南京的街頭上經常可以看到戴著校徽的“工農兵學員”，可我知道，自己和他們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雖然已工作，但讀書卻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可以說這是我幾十年中讀書最認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階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觀上大大推動了國人思想的“脫魅”，但給我的思想震動卻不是太大，此前，我就已對社會的主流意識多有懷疑，特別是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林彪的部下大量進入政治局，軍隊影響遍及社會各個角落，我記得父親說了一句話：“物極必反”。在我的單位傳達批判《571工程記要》時，有一個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畢業生，因家庭問題而未被大學錄取，他就以半調侃的態度說：林禿子惡毒啊，競然污蔑偉大領袖是B－52轟炸機，還攻擊我們是“封建社會主義”，真是死有余辜啊！當他說完這番話后，不少同事競相視一笑，沒有任何憤怒情緒，而是皮里陽秋地說：林禿子沒有良心啊！是白臉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壞蛋啊！這一幕給我留下的印象終身難忘。以現在的眼光看，當年向全民公開《571工程記要》是大大失算了，作出這個決策，顯然太過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國人的智力。1973年后為“評法批儒”，居然毫無掩飾地鼓吹法家學說，在我細讀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商君書》、《韓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已清楚認識到被包裹在革命詞藻下的那個年代主流意識的新專制主義的本質。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幾份重要刊物，從《摘譯》，到《學習與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這幾份刊物中，內部發行的《摘譯》最具信息量，成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那時內部已有許多關于蘇聯東歐國家的出版物，即所謂“灰皮書”，我對這些出版物特別有興趣，總是覺得中蘇兩國有許多相似性。我不僅讀過蘇聯官方理論家闡釋“發達社會主義”的論著，還認真讀了重點敘述斯大林死后蘇共領導層的內部斗爭，由北京三聯書店編輯的《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復辟記事（1953－1973）》，甚至還讀過枯燥乏味的《蘇斯洛夫言論選》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懷念原江蘇省歌舞團資料室可敬的凌老師，我讀過的許多“灰皮書”的都是她借給我的。在那些年讀過的書籍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和《赫魯曉夫回憶錄》。我甚至讀過克拉夫欽科的《我選擇了自由》，這是一本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翻譯的老書，作者是叛逃到美國的蘇聯赴美外貿采購團成員，書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內幕，當時震動了西方世界。我因為早讀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一位錫蘭共產黨員寫的《斯大林主義》和《赫魯曉夫回憶錄》等書籍，也讀過五十年代曾到過中國訪問，受到劉少奇接見的蘇聯女作家凱特林斯卡婭那本描寫共青團員們如何戰勝“托匪暗害份子”的破壞活動，在遠東的大森林中建設共青城的著名小說《勇敢》，已有了不少蘇聯歷史的“底子”，讀這本書時反而沒有太多的震動。
追求自由的靈魂，但生活在“階級斗爭”的聲浪不斷升騰喧囂的嚴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現實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張顯出張力，1971年以后，國內形勢有所變化，一些在文革初期關閉的圖書館又局部開放了，我在單位開了一份介紹信，在圖書館辦了一個集體借書證。當年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階級斗爭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等一類書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覺得一個工人，就應該聯系本職工作而讀書，所以他們不久就打電話給我的單位，說這個人好像有點什么問題。我單位的老書記為此還專門找我談話，她說你應該多讀《毛選》，多讀馬列著作等等，其實《毛選》我早就通讀過許多遍，《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等我也都讀過。我看書從來也沒有影響到工作。領導雖然沒有多批評我，但還是有一些讓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夏，周恩來總理陪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夫婦到南京訪問，我工作的那個單位在市中心臨著大街，雖然我當時只有17歲，我就不能參加革命群眾在馬路上的歡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資本家，小業主，“國民黨反動軍官”一齊集中在小房間里，讓我讀報紙給他們聽。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到南京來訪問，我也不能作為“革命青年”去參加歡迎，可每一次公審反革命的大會都要我去參加，我覺得不公平，以后就請病假。
在那個時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時，也無法完全實現政治對日常生活空間的徹底的占領（所以才有張春橋那篇“宏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革后期，我認識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裔教授劉妮娜和她的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蘇僑紛紛回國之際，劉妮娜選擇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國。我去看望她的時候，她都會拿出漂亮的俄羅斯茶具，請我喝茶。我們從不談政治，俄蘇文學是我們的話題，從托爾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萊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羅斯誰能歡樂而自由》；從高爾基、愛倫堡、法捷耶夫、特瓦爾多夫斯基，到蕭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我到今天還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小開本的小說），在她溫暖的家里，我忘記了現實世界，沉浸在俄羅斯文學的河流里，那種溫馨的氣氛至今還留存在我的腦海里。
受到時代氛圍的深刻的影響，一個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關心的都是自己不應去關心的事情。在我的頭腦中，共產革命的理想主義，俄蘇文學的人道主義、“灰皮書”的批判主義、孟德斯鳩的自由共和思想和當下正肆虐橫行的“四人幫”的極左專制主義，彼此交錯沖突，而它的交匯點就是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担憂。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我難過得留下眼淚，一個人幾次去梅園新村周恩來辦公處舊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對周總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同事們去區里開大會，到了后又通知我們回單位去聽重要廣播，大家紛紛議論，多說是中蘇大戰打起來了，下午四點，收音機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廣播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新聞，行人神情平靜，駐足聹聽，卻沒有天崩地裂的感覺，我知道，中國的一頁已翻了過去。
就這樣走進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學年代，蘇聯詩人葉夫圖申科說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產兒”，那么，1977，1978，1979，這三屆大學生也可以稱為“三中全會的產兒”，這一代人和祖國的改革開放一起成長，也見證了這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
1978年后，除去兩年的時間，我一直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算起來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紀了。我的研究的興趣集中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先是參加做集體研究項目，以后決定走自己的路。這條路是頗為艱辛的，發表文章的空間很小，但是生逢歷史的轉折年代，還是順著自己的性情，行走在歷史的河流：從民國史，共產革命史，再延伸到當代史，這都是距今不遠的過去的歷史。
二十世紀的前半期，中國的史學家多研究古代史，許多歷史學研究者不認為近現代史是“歷史學”。六十余年前，法國遭德國法西斯入侵，年鑒學派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滿懷憂傷，開始著手寫他的那本杰出的《歷史學家的技藝》。他說，在他年輕時，他的高中老師曾對學生說過這樣一番話：“1830年以后已無歷史學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學。”布洛赫說，又過去許多年，人們還是說：“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無歷史學可言”。馬克·布洛赫所說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內無歷史”。如果站在一個長時段的角度來審視，這些話都不無道理，距今較近，治史者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寫出“信史”的難度確實很大，況且對距當下不甚遠的過去，史家也需要一個沉淀思考的過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時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遠的過去。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文章合為時而著”，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又都是相對的時間的概念，它們構成了源源不斷，生生不息的歷史之流，治史者感時閱世，青燈黃卷，上下探究，所得所獲，用一定的規范和格式表達出來，即所謂“歷史學”或“歷史編篡學”。歸根到底，歷史學終究去不了敘述者的主觀性，所以歷史學乃人文學，非“社會科學”也。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時代的任何一本史書，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實的歷史可能永遠無法還原。米歇爾？福柯說過，“大寫的歷史的確是我們記憶之最博學、最警醒、最活躍、并且無疑是最擁擠的區域；大寫的歷史同樣是一個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從這個深底開始存在，并且不確定地閃爍。”就筆者而言，本文集所收的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閃爍記憶”的印記，正是個體生命和歷史的交融，才使我寫下了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盡量約束主觀性，力求做到客觀，盡最大的努力去追尋那段真實的歷史，而在這個過程中，個人所能做的其實十分有限，也就是把過往的歷史現象當成研究的對象，去敘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過程，并提供一些個人的見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屬于過渡年代里過渡性的那類人，在我們的前面，有群星閃爍的先哲前輩，在我們的后面將會有更多受過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訓練的青年才俊，也許未來張力一旦消失，我的這些文章就可歸類于“歷史考古學”了，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會繼續走下去。
是為序。